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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是中国历史上短暂而又繁荣的朝代，是上承南北朝下启唐朝的大一统王朝，对南北朝的文化传承以及对唐代的繁荣盛世奠定了基础。因唐代与隋代的文化、制度、社会特点一脉相承，故史学家常将两代合称为隋唐。
隋唐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高峰期，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卓越贡献。因南北文化融合，隋代的音乐的成就尤为卓越，来自中外以及各民族的艺术家创作出了丰富的音乐和舞蹈，这组1959年河南安阳张盛墓出土的彩绘陶坐部伎俑，为我们展现了隋代乐舞的表演情景，堪称是隋代的室内乐团。
一、坐部伎乐俑概况
据墓志铭记载，张盛生于北魏，出身名门，世代为官。隋代立国后，他从县令升至征虏大将军，地位显赫。因此，墓中随葬品非常丰富，再现了隋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坐部伎相当于一支小型乐队（图一），规模较小，一般为3-12人。这组坐部伎乐俑共8人，高17-19厘米，全身彩绘，但已基本脱落。它们的造型和服饰基本相同，梳着隋代流行的平髻，髻后插有梳子，一律穿着小袖短襦，紧身长裙，裙腰高系，并以丝带系扎，显得俏丽多姿。这组伎乐俑，全部为踞坐姿态，所以称为坐部伎。其中7个俑手中分别拿着乐器，每件伎乐俑都神态各异，或吹或弹或击打，呈现出一派热闹的盛况。
二、坐部伎乐俑中的乐器
中国古代乐器源远流长，虽与现代乐器一脉相承，却有着截然不同的面貌。7位乐队成员分别拿着铜钹、琵琶（其中一人为曲项琵琶）、竖箜篌、横笛、筚篥、排箫，另外一俑双手无物举于胸前，有可能原有乐器丢失，但也有学者认为其将手呈打拍状，以此来控制节拍，指挥乐队。
众所周知，自汉代张骞出使西域以来，中原与西域的交流日繁。丝路沿线各民族音乐文化在西渐和东传中奔涌交汇，尤其是中原音乐文化大量吸收西域音乐文化精华，并结合本民族的音乐，从而形成了新的乐舞形式，乐器配备也更加丰富。这组俑所持的乐器中，曲项琵琶、箜篌和筚篥都是外来乐器。《通典》上记载，“坐部伎”多以“琵琶为主”演奏乐曲。
1.琵琶（图二）：我国古代的琵琶包括直项琵琶和曲项琵琶，而其名“琵”“琶”是根据演奏这些乐器的右手技法而来的，琵是右手向前弹，琶是右手向后弹。直项琵琶在我国出现的较早，曲项琵琶在南北朝时期从中亚地区传入，是一种在马上弹奏的乐器。当时称作“胡琵琶”。这组陶俑中，有两个人都使用了琵琶，一件陶俑使用的是曲项琵琶，它的音箱呈梨形，曲颈，四弦。
另一件陶俑使用的是直项琵琶（图三），它的音箱也呈梨形，但它是直颈，五弦。云冈、龙门石窟的北魏浮雕以及敦煌北魏壁画中，都可以找到这种乐器的形象。仔细观察可发现，直项五弦琵琶不是用手弹，而是用一个长方形物体来弹拨琴弦。史书记载，长方形物体名为木拨子，出自中国北方，古代弹五弦琵琶，多以这种木拨子弹奏。直到唐太宗时期，有个叫裴神符的乐工改用手弹五弦琵琶，唐太宗看了非常喜欢，于是就把这种弹奏方法推广开来。由此可以看出，在隋代的音乐演奏中，琵琶已经成为主要乐器，对唐代歌舞艺术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2.排箫（图四）： 排箫是中国古代非常流行的乐器之一，声音悠远清扬，形状参差不齐，像凤凰的双翼。从伎乐俑手中的排箫可以看出，排箫在隋代乐器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3.拨：也叫铜盘，是打击乐器之一，南北朝时期，随印度音乐传入中原地区。这件击拨俑的出现，表明拨作为外来乐器，已经在隋代音乐中占据一席之地。
4.箜篌（图五）：这件伎乐俑的乐器是竖箜篌，也是胡乐的一种，也被称为“胡箜篌”。与西方的竖琴是同一形制的乐器，曲形共鸣槽设在向上弯曲的曲木上，并有脚柱和肋木，有20多条弦。演奏时竖抱于怀，从两面用双手的拇指和食指同时弹奏。大约在西汉初年传入中国，盛行于魏晋南北朝以后，到清代以后就逐渐绝迹了。竖箜篌乐俑的出土，恰好弥补了唐代以前实物资料的不足。隋代，箜篌也时常出现在乐舞演奏中。箜篌在古代除宫廷乐队使用外，在民间也广泛流传。
5.筚篥（图六）：筚篥属于吹管乐器，豎着吹奏，它的形状酷似唢呐，但没有下部的喇叭头。其音色或高亢清脆，或哀婉悲凉，质感鲜明，也有人管它叫悲篥。它的管身多为木制，上面开有八孔，管口插一苇制的哨子而发音。它由古代龟兹人发明创造，从古龟兹语的译音而来。筚篥原是新疆乐器，在汉魏时期传入中原地区，并在隋代音乐中成为主要乐器之一。唐代又从中国传入朝鲜和日本，至今在日本奈良正仓院中，还保存着一支我国唐代的筚篥，成为日本国家藏宝之一。新疆维吾尔族民间流行的巴拉曼，至今仍然保持古龟兹筚篥形制，俑苇子制作，与木制管相比，音色略带沙哑，更具有新疆地方特色。有人认为，筚篥传入中国后，经过改造，成为目前的乐器管子和唢呐。
6.笛（图七）：早在东周时期就已经流行。楚国文学家宋玉在《笛赋》中提到的笛，已近似于现代的笛，都是横吹。张盛墓伎乐俑手中所持的横笛出土时已经残损，经过修复才得以复原。
从这组伎乐俑的演奏方式和所持乐器来看，是坐部伎俑。坐部伎和立部伎是流行于唐代的宫廷乐舞礼制之一，也是唐代的宫廷乐舞种类之一。它们主要用于宫廷宴中，融合了大量胡乐舞的成分，是隋代“九部乐”发展过来的，其内容多是歌颂祝福皇帝，为当时朝廷服务。
三、坐部伎的历史发展
根据古文献记载，坐部伎有六部乐舞：《燕乐》《长寿乐》《天授乐》《鸟歌万岁乐》《龙池乐》《小破阵乐》。一般在堂上或室内演出，音乐坐奏，主要以乐舞为主，人数较少，规模较少，多以琵琶为主的管弦乐演奏，气氛温和，技艺精湛。
《燕乐》继承了汉代乐府音乐的成就，容纳吸收了许多外来音乐的民族元素。隋炀帝杨广，曾集中六朝以来流散在各地的乐工，组织起一个豪华版的演奏班底。唐太宗李世民曾召集排演了120人表演的大型音乐舞蹈《破阵乐》，借此宣扬他的文治武功。而唐玄宗李隆基更是一位音乐发烧友，既能作曲，又能打羯鼓，一度精选乐工数百人，在宫廷中亲自教练，与杨贵妃一起排演了著名的《霓裳羽衣舞》。在这些皇帝的倡导下，发源于隋唐时期的燕乐，得到了较大发展。
大多数文献记载，坐部伎和立部伎的设置起源于唐玄宗时期，但安阳隋代张盛墓出土的这组坐部伎俑，已经具备了唐代坐部伎的特征——声乐坐奏、以琵琶为主的管弦乐队，由此可知，它的设置并非始于玄宗时期，很可能在隋代就已经出现，唐玄宗时期应该是完善了这种设置并形成了一套比较规范的礼乐制。它代表了当时乐舞发展的最高水平，在隋唐燕乐乃至整个中华音乐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白居易在《立部伎》一诗中曾描绘“堂上坐部笙歌清，堂下立部鼓笛鸣”。在张盛这个戎马一生、驰骋疆场的大将军墓中，陪葬的不是与他身份地位相匹配的甲士战马，而是一组服饰典雅、技艺精湛的坐部伎俑，这不仅是朝廷对他战功卓著的褒奖，更是当时天下天平、政治稳定的缩影。
这套坐部伎俑的发现，不仅补充了文献的记载，而且具体解释了古代坐部伎乐制的有关问题，同时还说明了外来乐器反弹琵琶和箜篌的传入时间。
如今，隋代坐部伎早已化作飘逝的云烟，但它那亦歌亦舞的表演形式孕育着我国歌舞戏的诞生却是不可置疑的。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中国戏曲表演程式中寻觅到它的身影。
隋唐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高峰期，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卓越贡献。因南北文化融合，隋代的音乐的成就尤为卓越，来自中外以及各民族的艺术家创作出了丰富的音乐和舞蹈，这组1959年河南安阳张盛墓出土的彩绘陶坐部伎俑，为我们展现了隋代乐舞的表演情景，堪称是隋代的室内乐团。
一、坐部伎乐俑概况
据墓志铭记载，张盛生于北魏，出身名门，世代为官。隋代立国后，他从县令升至征虏大将军，地位显赫。因此，墓中随葬品非常丰富，再现了隋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坐部伎相当于一支小型乐队（图一），规模较小，一般为3-12人。这组坐部伎乐俑共8人，高17-19厘米，全身彩绘，但已基本脱落。它们的造型和服饰基本相同，梳着隋代流行的平髻，髻后插有梳子，一律穿着小袖短襦，紧身长裙，裙腰高系，并以丝带系扎，显得俏丽多姿。这组伎乐俑，全部为踞坐姿态，所以称为坐部伎。其中7个俑手中分别拿着乐器，每件伎乐俑都神态各异，或吹或弹或击打，呈现出一派热闹的盛况。
二、坐部伎乐俑中的乐器
中国古代乐器源远流长，虽与现代乐器一脉相承，却有着截然不同的面貌。7位乐队成员分别拿着铜钹、琵琶（其中一人为曲项琵琶）、竖箜篌、横笛、筚篥、排箫，另外一俑双手无物举于胸前，有可能原有乐器丢失，但也有学者认为其将手呈打拍状，以此来控制节拍，指挥乐队。
众所周知，自汉代张骞出使西域以来，中原与西域的交流日繁。丝路沿线各民族音乐文化在西渐和东传中奔涌交汇，尤其是中原音乐文化大量吸收西域音乐文化精华，并结合本民族的音乐，从而形成了新的乐舞形式，乐器配备也更加丰富。这组俑所持的乐器中，曲项琵琶、箜篌和筚篥都是外来乐器。《通典》上记载，“坐部伎”多以“琵琶为主”演奏乐曲。
1.琵琶（图二）：我国古代的琵琶包括直项琵琶和曲项琵琶，而其名“琵”“琶”是根据演奏这些乐器的右手技法而来的，琵是右手向前弹，琶是右手向后弹。直项琵琶在我国出现的较早，曲项琵琶在南北朝时期从中亚地区传入，是一种在马上弹奏的乐器。当时称作“胡琵琶”。这组陶俑中，有两个人都使用了琵琶，一件陶俑使用的是曲项琵琶，它的音箱呈梨形，曲颈，四弦。
另一件陶俑使用的是直项琵琶（图三），它的音箱也呈梨形，但它是直颈，五弦。云冈、龙门石窟的北魏浮雕以及敦煌北魏壁画中，都可以找到这种乐器的形象。仔细观察可发现，直项五弦琵琶不是用手弹，而是用一个长方形物体来弹拨琴弦。史书记载，长方形物体名为木拨子，出自中国北方，古代弹五弦琵琶，多以这种木拨子弹奏。直到唐太宗时期，有个叫裴神符的乐工改用手弹五弦琵琶，唐太宗看了非常喜欢，于是就把这种弹奏方法推广开来。由此可以看出，在隋代的音乐演奏中，琵琶已经成为主要乐器，对唐代歌舞艺术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2.排箫（图四）： 排箫是中国古代非常流行的乐器之一，声音悠远清扬，形状参差不齐，像凤凰的双翼。从伎乐俑手中的排箫可以看出，排箫在隋代乐器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3.拨：也叫铜盘，是打击乐器之一，南北朝时期，随印度音乐传入中原地区。这件击拨俑的出现，表明拨作为外来乐器，已经在隋代音乐中占据一席之地。
4.箜篌（图五）：这件伎乐俑的乐器是竖箜篌，也是胡乐的一种，也被称为“胡箜篌”。与西方的竖琴是同一形制的乐器，曲形共鸣槽设在向上弯曲的曲木上，并有脚柱和肋木，有20多条弦。演奏时竖抱于怀，从两面用双手的拇指和食指同时弹奏。大约在西汉初年传入中国，盛行于魏晋南北朝以后，到清代以后就逐渐绝迹了。竖箜篌乐俑的出土，恰好弥补了唐代以前实物资料的不足。隋代，箜篌也时常出现在乐舞演奏中。箜篌在古代除宫廷乐队使用外，在民间也广泛流传。
5.筚篥（图六）：筚篥属于吹管乐器，豎着吹奏，它的形状酷似唢呐，但没有下部的喇叭头。其音色或高亢清脆，或哀婉悲凉，质感鲜明，也有人管它叫悲篥。它的管身多为木制，上面开有八孔，管口插一苇制的哨子而发音。它由古代龟兹人发明创造，从古龟兹语的译音而来。筚篥原是新疆乐器，在汉魏时期传入中原地区，并在隋代音乐中成为主要乐器之一。唐代又从中国传入朝鲜和日本，至今在日本奈良正仓院中，还保存着一支我国唐代的筚篥，成为日本国家藏宝之一。新疆维吾尔族民间流行的巴拉曼，至今仍然保持古龟兹筚篥形制，俑苇子制作，与木制管相比，音色略带沙哑，更具有新疆地方特色。有人认为，筚篥传入中国后，经过改造，成为目前的乐器管子和唢呐。
6.笛（图七）：早在东周时期就已经流行。楚国文学家宋玉在《笛赋》中提到的笛，已近似于现代的笛，都是横吹。张盛墓伎乐俑手中所持的横笛出土时已经残损，经过修复才得以复原。
从这组伎乐俑的演奏方式和所持乐器来看，是坐部伎俑。坐部伎和立部伎是流行于唐代的宫廷乐舞礼制之一，也是唐代的宫廷乐舞种类之一。它们主要用于宫廷宴中，融合了大量胡乐舞的成分，是隋代“九部乐”发展过来的，其内容多是歌颂祝福皇帝，为当时朝廷服务。
三、坐部伎的历史发展
根据古文献记载，坐部伎有六部乐舞：《燕乐》《长寿乐》《天授乐》《鸟歌万岁乐》《龙池乐》《小破阵乐》。一般在堂上或室内演出，音乐坐奏，主要以乐舞为主，人数较少，规模较少，多以琵琶为主的管弦乐演奏，气氛温和，技艺精湛。
《燕乐》继承了汉代乐府音乐的成就，容纳吸收了许多外来音乐的民族元素。隋炀帝杨广，曾集中六朝以来流散在各地的乐工，组织起一个豪华版的演奏班底。唐太宗李世民曾召集排演了120人表演的大型音乐舞蹈《破阵乐》，借此宣扬他的文治武功。而唐玄宗李隆基更是一位音乐发烧友，既能作曲，又能打羯鼓，一度精选乐工数百人，在宫廷中亲自教练，与杨贵妃一起排演了著名的《霓裳羽衣舞》。在这些皇帝的倡导下，发源于隋唐时期的燕乐，得到了较大发展。
大多数文献记载，坐部伎和立部伎的设置起源于唐玄宗时期，但安阳隋代张盛墓出土的这组坐部伎俑，已经具备了唐代坐部伎的特征——声乐坐奏、以琵琶为主的管弦乐队，由此可知，它的设置并非始于玄宗时期，很可能在隋代就已经出现，唐玄宗时期应该是完善了这种设置并形成了一套比较规范的礼乐制。它代表了当时乐舞发展的最高水平，在隋唐燕乐乃至整个中华音乐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白居易在《立部伎》一诗中曾描绘“堂上坐部笙歌清，堂下立部鼓笛鸣”。在张盛这个戎马一生、驰骋疆场的大将军墓中，陪葬的不是与他身份地位相匹配的甲士战马，而是一组服饰典雅、技艺精湛的坐部伎俑，这不仅是朝廷对他战功卓著的褒奖，更是当时天下天平、政治稳定的缩影。
这套坐部伎俑的发现，不仅补充了文献的记载，而且具体解释了古代坐部伎乐制的有关问题，同时还说明了外来乐器反弹琵琶和箜篌的传入时间。
如今，隋代坐部伎早已化作飘逝的云烟，但它那亦歌亦舞的表演形式孕育着我国歌舞戏的诞生却是不可置疑的。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中国戏曲表演程式中寻觅到它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