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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军方老人来说，他是最安全，但从来不是最好的选择。登盛可以独善其身，却无法兼济天下。他从不曾真正掌握足够的权力，推动更深入的改革。登盛五年是一个妥协的时代，也种下了妥协的产物。
2004年，前情报首长钦纽垮台后，登盛出任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第一书记，主持国民大会，起草新宪法。2007年5月，当前总理梭温重病时，登盛被任命为代理总理，并担任总理一职长达4年，成为军方第四把手。缅甸社会与舆论普遍认为，任职总理期间，登盛清廉高效，得到时任军政府一把手丹瑞赏识。2011年3月，缅甸举行第一次并不公开透明的选举，登盛成为1948年建国以来首位“民选”总统。
当时，缅甸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主席兼三军总司令丹瑞在退居幕后前设立了“有纪律的7点民主路线图”计划——包括恢复中止八年的制宪国民大会、全民公决宪法草案、依法举行大选和组成新政府，并强力推行通过了缅甸新宪法——阻止直系亲属为外国籍的公民任国家总统，以及军方在议会中占有25%席位和对重大政治议案的集体否决权。
与此同时，在登盛的管治下，缅甸政府开启了政治、经济和推动和平进程的各项改革。
在2011年3月登盛上任几个月后，从监狱中释放的政治犯，包括昂山素季，也重新走上政治舞台。登盛在昂山素季获释不久便与她见面，对话内容至今少有人知。昂山素季随后公开支持登盛在担任总统后做出的变革努力，认为登盛“很真诚，确实有改革的意愿”。一些民盟成员回忆，昂山素季在与登盛会见后，“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再频繁地接见国外使者，而是更经常的与登盛进行私下接触。
2012年，昂山素季被登盛说服，带领45名民盟议员参选国会补选选举，并一举拿下43个议席。昂山素季本人也成为仰光省议员。在这之前，登盛颁布《政党注册法修改法》，取消对政党登记和候选人不得为政治犯等诸多限制，给予了民盟很大的便利，允许其从非法组织转变为合法政党，允许民盟参与选举竞选进入国会。
这些早期的政治变化足以结束军政府统治时期缅甸受到的国际孤立局面。登盛就任总统一年多后，随着各项改革进程的深入，欧盟宣布暂停对缅甸的制裁，美国也解除了某些贸易限制。缅甸以强大的后发优势，重新回归国际社会。
缅甸还简化了复杂的汇率制度并对外资表示欢迎，从挪威和卡塔尔打造移动电话网络的牌照到石油和天然气开发，缅甸为国外企业发出投标书。缅甸国内的经济改革旨在实现现代化，改变仍严重依赖现金的银行体系。3月25日，缅甸进行了第一只股票的IPO，在建立现代金融业体系上，又迈出一步。
据统计，缅甸是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新的财富可以见于交通拥挤的街道、形形色色的建筑地盘及位于仰光的各个五星级酒店。不过尚未有迹象表明，绝大多数缅甸人在农村的生活得益于经济改革。
“改革者”之争
人民对登盛的“改革者”面貌第一次产生质疑，是在登盛政府进入施政的第三年。昂山素季的一次外访，首先引爆了潜伏的问题。2014年4月，昂山素季在出访柏林时，告诉德国总理默克尔，别对缅甸近期的政治变革再抱任何幻想，缅甸“尚不民主”，昂山素季说，“我想知道政府是否真的想要真正民主。”
此时，昂山素季与登盛的关系已经恶化，绊脚石之一便是能否修改宪法。此前，昂山素季和缅甸社会各界人士已多次表达应该减少军队集团在议会和内阁中干政，以及修改防止昂山素季成为总统的宪法条例，但军方的席位却依然是宪法中不可触碰的“红线”。登盛也改变了“支持修改宪法”的一贯口吻，转而为军方干政背书。
缅甸资深记者Lawi Weng如此评价登盛：“登盛管治下的缅甸虽然释放了许多政治犯，但也抓了很多新的犯人，包括学生。”2014年3月，缅甸多所大学的学生联合发起罢课运动，呼吁修改落后的国民教育系统，学生们从曼德勒游行至仰光，但在仰光周边的小镇被警察暴力镇压，多位学生领袖随后被判处十年或以上有期徒刑。 在经济改革方面，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变革速度也明显减慢。例如国会已讨论多时的缅甸投资法，本来是要简化外国公司来缅发展的各类程序，如今却仍尚未得到批准。那些想要进入被视为亚洲“最后的前沿市场”的外企们，抱怨各项规章制度的相互矛盾，竞标腐败、土地所有权仍然是一片混乱。
“当经济改革进入深水区，自然会触动军方的特权。”厦门大学南亚研究院教授、缅甸问题专家范宏伟说，“有时候，并不是登盛不愿意改，而是改不动，或者掌握的权力不够，不足以推动进一步的改革。”
前总统办公室主任Zaw Htay也表示，“总统（登盛）需要协调旧军阀时代的利益，也要创造一个新的时代”，并称过去五年是“非常困难的转型时期”。
在缅甸，军方一直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机构。自1948年独立以来，缅甸一直未能摆脱军人干政的阴影。从1962年到1988年，时任军阀首脑奈温制造了一个没有实权的国会，1988年到2011年间，国会被时任军人政府取消，直到2012年才把权力转移给丹瑞亲手选定的继承人，但军方仍掌握着最重要的政治权力——绝大多数政府官员来自前军人集团，军方仍然掌控国家安全事务，并拥有25%的国会席位以及宪法保障的对所有政治决策的关键否决权。
军人集团的运作甚至远远超出政治的范围。在玉石、啤酒、公交线路、烟草、纺织品和银行等国民经济命脉，隐藏着巨大的军方利益。
缅甸推进民主进程后，军方也开始加大对外曝光率和回应民情。但对外界而言，缅军仍是未知的秘密。官方数据显示，军费开支约占缅甸国民GDP的4%，但真实的数字可能更高。
军队与和平
对登盛来说，掌控军队并非易事。在他成为国家元首前，他只是军队中的“四号人物”，而非军队的最高领导者。登盛上任后，他一直无法在军队中维持权威，军方从未遵从他的指示。
在接受采访时，前总统办公室主任Zaw Htay表示，实际上，登盛在任五年，只有前期两年能够推行他的改革蓝图。
对军方老人来说，他是最安全，但从来不是最好的选择。登盛可以独善其身，却无法兼济天下。他从不曾真正掌握足够的权力，推动更深入的改革。登盛五年是一个妥协的时代，也种下了妥协的产物。
登盛在政治、经济领域开展改革的同时，一直致力推动一个全国全面停火的协议，这获得了前军政府首脑丹瑞的强力支持。登盛2012年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丹瑞留下来的政治遗产就是建立了民主的框架，现政府需要进一步推动民主发展，而“没有和平，缅甸就没有民主”。
缅甸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也是世界上内战时间最长的现代国家。古往今来，缅甸一向是人口迁徙的交汇处，除主体民族缅族占总人口的68%以外，还拥有135个民族和未能完全统计的不被官方承认的族群。现代缅甸从未出现过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在缅甸独立之前的殖民时期，英国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扶植边境少数民族势力。二战期间，大多数少数民族武装仍忠于英国，不时同缅军交战，并在随后遭到缅军报复，加深了二者间的积怨。自建国起，缅甸便同时开启了漫长内战。
2012年8月，登盛宣布将“伸出和平的橄榄枝”，在接下来的数月，与各个地方武装分别签署双边和平协定，并最终签署全国范围内的停火协议。协议最初进展顺利，但缅甸军方在和谈进行期间，在克钦、掸邦第一特区（果敢）、若开、克伦和南掸邦等地先后对参与和平协议的地方武装发起主动进攻，政府与地方武装之间的信任因而迅速蒸发。
2014年，登盛决定在缅甸换届选举前，完成停火协议的签署，以提高自己的政绩。但最后，16个地方武装中，只有8个出现在内比都的签约桌上。更多有实力的地方武装，则选择了继续观望的保守态度。当三年政治谈判化为一次仓促的签约，登盛最大的政治成就逐渐走向失败。
一些分析认为，随着缅甸改革深入，并影响到军方利益，军人集团在登盛执政的后期開始“收紧拳头”。鉴于军方有权任命国防、边防以及内政部部长，而公务员体系中绝大部分（60%）也来自军方，军人集团可以轻易做到游离于总统的命令之外。
对于这种“总统劝和，军方开打”的乱象，范宏伟指出，这是军方为维护内部利益作出的举动。“军队的职业化，建立在国家统一的基础之上，但军方在体制上与意愿上，并不愿意轻易退出政治舞台。”
派系斗争
效力于华盛顿外交政策研究机构斯蒂姆森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孙芸认为，登盛作为国家转型的一把手，和（三军总司令）敏昂莱“并不对眼”，“这并不是谁反对谁的问题，还是（二人）有不同的议程，有时会相互冲突。”
实际上，尽管登盛与敏昂莱的执政理念不尽相同，但在军人集团体系中，军方的整体利益高于团体的利益。登盛身边一名不愿署名的知情人士透露，在副总统人选上，登盛有自己的如意人选，但在与敏昂莱交涉后，双方起用了丹瑞的人。这是因为前军方二把手杜拉瑞曼的“叛变”让两人真正联合起来。
在完成与杜拉瑞曼的权力斗争后，登盛开始以巩发党的改革面孔，与敏昂莱一同出现在竞选宣传的最前线。
他竭尽全力地参与民主选举前的拉票行动。他带着物资前往洪水灾区看望群众，并与身边每一位灾民握手；回到自己的故乡，视察农村建设近况；当民盟高举口号“是时候改变”时，登盛政府强硬地回应“改变已经发生”。巩发党也因此将竞选口号定位为“让变革继续下去”。
缅甸政府高级咨询Hla Maung Shwe透露，登盛并没有直接参与竞选，但仍然希望能再干一个任期。“如果巩发党能够获得15%的选票，他将说服军方，在国会中联合推选他为总统，但如果巩发党得票数太低，他（登盛）将放弃再任总统的念头”。
然而，现实给了登盛一记响亮的耳光。
2010年，缅甸“民主选举”时，巩发党在民盟缺席和选举不透明的前提下，赢得了60%的国会席位。这一次，巩发党却只获得了10%的选票。 他并非不得人心。马来西亚民调机构默迪卡中心去年10月發布的一份民调显示，72%的受访民众接受登盛的治国方式。
“大多数缅甸公民感谢登盛试图为国家带来改革和开放，”默迪卡中心研究经理Tan SengKeat说，“但这并不足以抵消人民对一个新政府的热切愿望。”
登盛时代的遗产
作为一个带过渡性质的文官政府，登盛只做了一个任期。毋庸置疑，要改变半世纪的军人集权统治，五年太过短暂。
孙芸认为，即便缅甸的改革仍不完美，但在登盛管治下成为了一个不同的、崭新的国家，他的政治成就应该得到承认和赞扬。“对于那些否认他成就的人，他们也不得不承认，他们不想再回到2011年之前。”
“人们认为他可以在经济发展方面做得更多，花更多力气振兴国民经济。人们还认为，他可以在政治改革方面做得更多，比如推动修改宪法。但老实说，我不知道，在未改变微妙的政治平衡或生成一个更糟的结果前，他怎么可能做到更多。”孙芸说，“我认为登盛已经取得了比很多人希望的更多的成就。”
范宏伟认为，登盛最大的成就，是带给缅甸民众一种重新崛起的信心。“这个国家在选举的时候，在各个投票站，人民举起小拇指，上面如果沾上紫色的墨水，则代表他已经参与了投票选举。这种缅甸式的自由选举，能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对登盛、对军方、对丹瑞来说，这个贡献都是不可磨灭的。”范宏伟说。
不过，在现行的宪法条款下，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将仍然由军队直接控制。
大选结束后，昂山素季与登盛以及军方进行了长达四个多月的闭门谈判，希望修改缅甸宪法。昂山素季身边的官员说，前军政府领导人丹瑞与昂山素季在一个私人场合会面，并就昂山素季成为国家未来领导人达成一致。但随后军方提出了更多权力分享的要求，权衡之下，昂山素季放弃了当总统的念头。她转而成为国家高级顾问，同时担任外交部以及总统府部部长，并宣布将“在总统之上工作”。
缅甸著名历史学家丹敏在接受《外交》杂志采访时强调，昂山素季的政治选择必将包含必要的妥协和和解。这来自于26年前选举获胜却被软禁15年的历史经验。“这不是选举新政府，这是在选谁与军队共享一个政府。”丹敏说。
对登盛来说，他的政治生命并没有结束。
“他会回来的。”缅甸资深记者Lawi Weng十分笃定地说，“（出家）只是一种缅甸文化。当你失败了，你可以回到庙里去反思一段时间，之后再回归到正常的（政治）生活。”
登盛已确认将继续担任巩发党下一任主席。巩发党去年曾公布一份新的政党改革声明，称将在未来进行政党改革，并培养更多年轻一代的青年政治家。
（秦穆阳荐自《南方人物周刊》）
2004年，前情报首长钦纽垮台后，登盛出任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第一书记，主持国民大会，起草新宪法。2007年5月，当前总理梭温重病时，登盛被任命为代理总理，并担任总理一职长达4年，成为军方第四把手。缅甸社会与舆论普遍认为，任职总理期间，登盛清廉高效，得到时任军政府一把手丹瑞赏识。2011年3月，缅甸举行第一次并不公开透明的选举，登盛成为1948年建国以来首位“民选”总统。
当时，缅甸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主席兼三军总司令丹瑞在退居幕后前设立了“有纪律的7点民主路线图”计划——包括恢复中止八年的制宪国民大会、全民公决宪法草案、依法举行大选和组成新政府，并强力推行通过了缅甸新宪法——阻止直系亲属为外国籍的公民任国家总统，以及军方在议会中占有25%席位和对重大政治议案的集体否决权。
与此同时，在登盛的管治下，缅甸政府开启了政治、经济和推动和平进程的各项改革。
在2011年3月登盛上任几个月后，从监狱中释放的政治犯，包括昂山素季，也重新走上政治舞台。登盛在昂山素季获释不久便与她见面，对话内容至今少有人知。昂山素季随后公开支持登盛在担任总统后做出的变革努力，认为登盛“很真诚，确实有改革的意愿”。一些民盟成员回忆，昂山素季在与登盛会见后，“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再频繁地接见国外使者，而是更经常的与登盛进行私下接触。
2012年，昂山素季被登盛说服，带领45名民盟议员参选国会补选选举，并一举拿下43个议席。昂山素季本人也成为仰光省议员。在这之前，登盛颁布《政党注册法修改法》，取消对政党登记和候选人不得为政治犯等诸多限制，给予了民盟很大的便利，允许其从非法组织转变为合法政党，允许民盟参与选举竞选进入国会。
这些早期的政治变化足以结束军政府统治时期缅甸受到的国际孤立局面。登盛就任总统一年多后，随着各项改革进程的深入，欧盟宣布暂停对缅甸的制裁，美国也解除了某些贸易限制。缅甸以强大的后发优势，重新回归国际社会。
缅甸还简化了复杂的汇率制度并对外资表示欢迎，从挪威和卡塔尔打造移动电话网络的牌照到石油和天然气开发，缅甸为国外企业发出投标书。缅甸国内的经济改革旨在实现现代化，改变仍严重依赖现金的银行体系。3月25日，缅甸进行了第一只股票的IPO，在建立现代金融业体系上，又迈出一步。
据统计，缅甸是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新的财富可以见于交通拥挤的街道、形形色色的建筑地盘及位于仰光的各个五星级酒店。不过尚未有迹象表明，绝大多数缅甸人在农村的生活得益于经济改革。
“改革者”之争
人民对登盛的“改革者”面貌第一次产生质疑，是在登盛政府进入施政的第三年。昂山素季的一次外访，首先引爆了潜伏的问题。2014年4月，昂山素季在出访柏林时，告诉德国总理默克尔，别对缅甸近期的政治变革再抱任何幻想，缅甸“尚不民主”，昂山素季说，“我想知道政府是否真的想要真正民主。”
此时，昂山素季与登盛的关系已经恶化，绊脚石之一便是能否修改宪法。此前，昂山素季和缅甸社会各界人士已多次表达应该减少军队集团在议会和内阁中干政，以及修改防止昂山素季成为总统的宪法条例，但军方的席位却依然是宪法中不可触碰的“红线”。登盛也改变了“支持修改宪法”的一贯口吻，转而为军方干政背书。
缅甸资深记者Lawi Weng如此评价登盛：“登盛管治下的缅甸虽然释放了许多政治犯，但也抓了很多新的犯人，包括学生。”2014年3月，缅甸多所大学的学生联合发起罢课运动，呼吁修改落后的国民教育系统，学生们从曼德勒游行至仰光，但在仰光周边的小镇被警察暴力镇压，多位学生领袖随后被判处十年或以上有期徒刑。 在经济改革方面，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变革速度也明显减慢。例如国会已讨论多时的缅甸投资法，本来是要简化外国公司来缅发展的各类程序，如今却仍尚未得到批准。那些想要进入被视为亚洲“最后的前沿市场”的外企们，抱怨各项规章制度的相互矛盾，竞标腐败、土地所有权仍然是一片混乱。
“当经济改革进入深水区，自然会触动军方的特权。”厦门大学南亚研究院教授、缅甸问题专家范宏伟说，“有时候，并不是登盛不愿意改，而是改不动，或者掌握的权力不够，不足以推动进一步的改革。”
前总统办公室主任Zaw Htay也表示，“总统（登盛）需要协调旧军阀时代的利益，也要创造一个新的时代”，并称过去五年是“非常困难的转型时期”。
在缅甸，军方一直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机构。自1948年独立以来，缅甸一直未能摆脱军人干政的阴影。从1962年到1988年，时任军阀首脑奈温制造了一个没有实权的国会，1988年到2011年间，国会被时任军人政府取消，直到2012年才把权力转移给丹瑞亲手选定的继承人，但军方仍掌握着最重要的政治权力——绝大多数政府官员来自前军人集团，军方仍然掌控国家安全事务，并拥有25%的国会席位以及宪法保障的对所有政治决策的关键否决权。
军人集团的运作甚至远远超出政治的范围。在玉石、啤酒、公交线路、烟草、纺织品和银行等国民经济命脉，隐藏着巨大的军方利益。
缅甸推进民主进程后，军方也开始加大对外曝光率和回应民情。但对外界而言，缅军仍是未知的秘密。官方数据显示，军费开支约占缅甸国民GDP的4%，但真实的数字可能更高。
军队与和平
对登盛来说，掌控军队并非易事。在他成为国家元首前，他只是军队中的“四号人物”，而非军队的最高领导者。登盛上任后，他一直无法在军队中维持权威，军方从未遵从他的指示。
在接受采访时，前总统办公室主任Zaw Htay表示，实际上，登盛在任五年，只有前期两年能够推行他的改革蓝图。
对军方老人来说，他是最安全，但从来不是最好的选择。登盛可以独善其身，却无法兼济天下。他从不曾真正掌握足够的权力，推动更深入的改革。登盛五年是一个妥协的时代，也种下了妥协的产物。
登盛在政治、经济领域开展改革的同时，一直致力推动一个全国全面停火的协议，这获得了前军政府首脑丹瑞的强力支持。登盛2012年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丹瑞留下来的政治遗产就是建立了民主的框架，现政府需要进一步推动民主发展，而“没有和平，缅甸就没有民主”。
缅甸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也是世界上内战时间最长的现代国家。古往今来，缅甸一向是人口迁徙的交汇处，除主体民族缅族占总人口的68%以外，还拥有135个民族和未能完全统计的不被官方承认的族群。现代缅甸从未出现过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在缅甸独立之前的殖民时期，英国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扶植边境少数民族势力。二战期间，大多数少数民族武装仍忠于英国，不时同缅军交战，并在随后遭到缅军报复，加深了二者间的积怨。自建国起，缅甸便同时开启了漫长内战。
2012年8月，登盛宣布将“伸出和平的橄榄枝”，在接下来的数月，与各个地方武装分别签署双边和平协定，并最终签署全国范围内的停火协议。协议最初进展顺利，但缅甸军方在和谈进行期间，在克钦、掸邦第一特区（果敢）、若开、克伦和南掸邦等地先后对参与和平协议的地方武装发起主动进攻，政府与地方武装之间的信任因而迅速蒸发。
2014年，登盛决定在缅甸换届选举前，完成停火协议的签署，以提高自己的政绩。但最后，16个地方武装中，只有8个出现在内比都的签约桌上。更多有实力的地方武装，则选择了继续观望的保守态度。当三年政治谈判化为一次仓促的签约，登盛最大的政治成就逐渐走向失败。
一些分析认为，随着缅甸改革深入，并影响到军方利益，军人集团在登盛执政的后期開始“收紧拳头”。鉴于军方有权任命国防、边防以及内政部部长，而公务员体系中绝大部分（60%）也来自军方，军人集团可以轻易做到游离于总统的命令之外。
对于这种“总统劝和，军方开打”的乱象，范宏伟指出，这是军方为维护内部利益作出的举动。“军队的职业化，建立在国家统一的基础之上，但军方在体制上与意愿上，并不愿意轻易退出政治舞台。”
派系斗争
效力于华盛顿外交政策研究机构斯蒂姆森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孙芸认为，登盛作为国家转型的一把手，和（三军总司令）敏昂莱“并不对眼”，“这并不是谁反对谁的问题，还是（二人）有不同的议程，有时会相互冲突。”
实际上，尽管登盛与敏昂莱的执政理念不尽相同，但在军人集团体系中，军方的整体利益高于团体的利益。登盛身边一名不愿署名的知情人士透露，在副总统人选上，登盛有自己的如意人选，但在与敏昂莱交涉后，双方起用了丹瑞的人。这是因为前军方二把手杜拉瑞曼的“叛变”让两人真正联合起来。
在完成与杜拉瑞曼的权力斗争后，登盛开始以巩发党的改革面孔，与敏昂莱一同出现在竞选宣传的最前线。
他竭尽全力地参与民主选举前的拉票行动。他带着物资前往洪水灾区看望群众，并与身边每一位灾民握手；回到自己的故乡，视察农村建设近况；当民盟高举口号“是时候改变”时，登盛政府强硬地回应“改变已经发生”。巩发党也因此将竞选口号定位为“让变革继续下去”。
缅甸政府高级咨询Hla Maung Shwe透露，登盛并没有直接参与竞选，但仍然希望能再干一个任期。“如果巩发党能够获得15%的选票，他将说服军方，在国会中联合推选他为总统，但如果巩发党得票数太低，他（登盛）将放弃再任总统的念头”。
然而，现实给了登盛一记响亮的耳光。
2010年，缅甸“民主选举”时，巩发党在民盟缺席和选举不透明的前提下，赢得了60%的国会席位。这一次，巩发党却只获得了10%的选票。 他并非不得人心。马来西亚民调机构默迪卡中心去年10月發布的一份民调显示，72%的受访民众接受登盛的治国方式。
“大多数缅甸公民感谢登盛试图为国家带来改革和开放，”默迪卡中心研究经理Tan SengKeat说，“但这并不足以抵消人民对一个新政府的热切愿望。”
登盛时代的遗产
作为一个带过渡性质的文官政府，登盛只做了一个任期。毋庸置疑，要改变半世纪的军人集权统治，五年太过短暂。
孙芸认为，即便缅甸的改革仍不完美，但在登盛管治下成为了一个不同的、崭新的国家，他的政治成就应该得到承认和赞扬。“对于那些否认他成就的人，他们也不得不承认，他们不想再回到2011年之前。”
“人们认为他可以在经济发展方面做得更多，花更多力气振兴国民经济。人们还认为，他可以在政治改革方面做得更多，比如推动修改宪法。但老实说，我不知道，在未改变微妙的政治平衡或生成一个更糟的结果前，他怎么可能做到更多。”孙芸说，“我认为登盛已经取得了比很多人希望的更多的成就。”
范宏伟认为，登盛最大的成就，是带给缅甸民众一种重新崛起的信心。“这个国家在选举的时候，在各个投票站，人民举起小拇指，上面如果沾上紫色的墨水，则代表他已经参与了投票选举。这种缅甸式的自由选举，能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对登盛、对军方、对丹瑞来说，这个贡献都是不可磨灭的。”范宏伟说。
不过，在现行的宪法条款下，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将仍然由军队直接控制。
大选结束后，昂山素季与登盛以及军方进行了长达四个多月的闭门谈判，希望修改缅甸宪法。昂山素季身边的官员说，前军政府领导人丹瑞与昂山素季在一个私人场合会面，并就昂山素季成为国家未来领导人达成一致。但随后军方提出了更多权力分享的要求，权衡之下，昂山素季放弃了当总统的念头。她转而成为国家高级顾问，同时担任外交部以及总统府部部长，并宣布将“在总统之上工作”。
缅甸著名历史学家丹敏在接受《外交》杂志采访时强调，昂山素季的政治选择必将包含必要的妥协和和解。这来自于26年前选举获胜却被软禁15年的历史经验。“这不是选举新政府，这是在选谁与军队共享一个政府。”丹敏说。
对登盛来说，他的政治生命并没有结束。
“他会回来的。”缅甸资深记者Lawi Weng十分笃定地说，“（出家）只是一种缅甸文化。当你失败了，你可以回到庙里去反思一段时间，之后再回归到正常的（政治）生活。”
登盛已确认将继续担任巩发党下一任主席。巩发党去年曾公布一份新的政党改革声明，称将在未来进行政党改革，并培养更多年轻一代的青年政治家。
（秦穆阳荐自《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