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高中英语老师，现在估计有六七十岁了，记得当时是三四十岁的模样。他有两个女儿，大的和我同班，小的低我一届。这个老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头自然卷曲的头发和一双大大的眼睛。尤其在教英语咬舌音的时候，眼睛更是瞪得很夸张。他是班主任，每回开班会时，总喜欢瞪着眼，叉着腰，对我们说：“你们，做人要清正！”
　　他留在我记忆里最深的一个镜头，是拿着一张保送上大学的意见表，挨个询问我们。到我这里，他说：“你对保送王蔷上大学有什么意见没？”我傻乎乎地摇摇头，心想反正也轮不到我，所以习惯性地不操心。他面带喜色，说：“你也认为应该保送她，是吧？对嘛！她就是品学兼优嘛！虽然她是我女儿，可是我也并没有偏袒她！”于是，高考前我们跑操、上自习、学习学习再学习，而王蔷同学则悠闲地浏览着学校报栏里的报纸。
　　毕业后，我见过他一回，穿着白衬衫，推着自行车，还是倍儿精神。和我同行的同学拉拉我，说：“快走，快走。”于是我们擦肩而过。到现在，我还没有一张高中毕业照，这不能不说是我一生的遗憾。
　　我们的高中历史老师不知是否还健在，我有十几年没有见到他了。我们毕业时，他刚好退休。我记得，他又大又圆的脑壳上寸草不生——忘了说，他姓袁。他说话的时候，脖子会习惯性地摇啊摇，像个不倒翁。他一米八的大个子，浓眉大眼，不笑不说话，一说话，满口的白牙都笑出来了。我历史学得最好，高考的时候别的科目都是估分，到了历史这科，我随口说了一个74分。等分数下来后，别的科目或多一些或少一些，只有历史这个74分准准当当，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到现在，我还记得美国南北战争，还记得罗伯斯庇尔的出生年月。
　　有一次，他把我叫到办公室，我以为又是让我替他判卷子。谁知他把门一关，很严肃地问：“怎么了？这段时间怎么不开心？”我吓了一跳，赶紧说没事没事，只是学习有点累。
　　“哦。”他放心了，“学文科嘛，只要记一记、背一背，不会得零蛋的。你很聪明，好赖总归有个大学上……”事实证明，他说得对，我真的好赖有个大学上，读了一个专科。
　　大学毕业后，我见过他两次，都是在他家的小院门前。他扶着门框，还能一口叫出我的名字，古铜色的脸有些苍老。后来，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老师，您还好吗？我如今也会不快乐，胖胖的身体瘦掉了十多斤，却再也没有人把我叫到办公室里问我：“怎么了？”
　　高中的老师中，印象鲜明的还有一位政治老师。这位女老师酷爱讲评书，到现在我还记得她给我们讲曹操刺董卓的情况：董卓躺床上，面冲墙，曹操拿把刀探着身悄悄往前进，董卓猛一转身……她正面冲黑板呢，冲我们猛一转身，我们被她吓一激灵。她课讲得很好，结果我无意间把一门高考不考的政治经济学学得精通烂透。
　　说起来遗憾，我非常喜爱语文，但我高中的语文老师却乏善可陈。他是一个大学刚毕业的老师，说话时，脚尖往上一踮一踮的，头一直低着，仿佛在沉思。一個简短的句子，她可以说一分钟，等得人都老了。后来，我们班换了一个文学青年来当语文老师。真的是文学青年，留着长发，走起路来，歪着脖颈看人，还经常写诗念给我们听，喜欢问围在他身边的女生，我们和我们的父母有什么不同？我说：“我们是浪漫主义，我们的父母是现实主义。”他看我一眼，说：“你能说出这点来，不容易。”到现在，我说普通话的时候，偶尔还会想起他说的话：“咱们正定话转成普通话方便，只要把一声和三声对调一下就可以，比如说‘乌醒红旗’，一对调就成了‘五星红旗’。”还真是啊。后来，这个有着文艺范儿的老师也离开了我们学校，原因是他上课从不按教参来讲，非要我们挑鲁迅先生文章的毛病，被学生告了一状。
　　高中三年，我不会只有这么几位老师，其他的老师呢？你们都去哪里了？都还好吧？又是一年高考结束了，一个个从考场里涌出来的孩子们，把书本撕掉、扔掉，把一切与高中有关的东西都处理掉，顺便也把老师忘掉了。
　　可是，你知道不知道，我们的青春，就这样散落天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