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07年受命进行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国共合作——1924·广州》的创作，我对此的理解是用艺术为历史留下视觉的记忆。从绘画的角度，这种定义应是历史画创作的概念，而非借助历史题材表达自我观念的一般意义上的绘画创作，前者必须对历史负责，后者只对个人负责。对历史负责是历史画创作者的职业道德的体现和操守，是一种境界，亦是使命和责任。
历史画创作有其明确的目的性和原则性，对历史负责，客观性是第一位的，对历史事件的解读和判断，民族共识和公论是重要依据。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如何评判英雄在历史进程中的个体价值和作用，亦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是历史画创作无法回避也不应回避的客观存在。也许只有将其置于历史的宏观中进行观照，我们才有可能获得理性的判断，使历史的客观性不致因为个人好恶的感性认知而被误读和曲解。
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画创作源于西方文艺复兴之后，盛行于18世纪末到19世纪，其作为绘画中的独立学科，有着完整的评判标准和审美体系。
历史画家除了具备良好的绘画天赋，在技术层面受过严格的训练外，更需要超常敏锐的历史感觉力。这是一个优秀历史画画家必备的素质，历史画创作并非人人可为。
历史的第一因素是人，历史画的第一因素亦是人。高科技的时代消除了封闭，当以人为主体的西方绘画与以自然为主体的中国绘画并置于世界的同一舞台时，不可避免的挑战加速了中国绘画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化。艺术上直接或间接地表现人，反映出中西方在政治、文化、哲学、民族精神内质上的巨大差异性，我们必须正视中国人物画存在的现实条件。在超稳定性、专制性的封建社会，中国人物画对题材的有限选择，与历经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信息革命的西方人物画在题材上宽泛的选择相比，其中所展示的在精神的力度、深度与厚度上的差异，也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客观存在。中国画承载宏大主题的创作，考验着一个画家的艺术修养和知识结构，以及对大画面的驾驭能力和对历史深度的把握等综合素质。在新的时代审美观念和历史认知环境中，时代大语境、画家个体体验、历史事实之间的对话与互动走向深入，使当代中国画在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中，其笔墨语言、材质性与观念呈现，显示出迥异于以往的特色和多元格局。
上述的思考，为我创作“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一个基准。在创作前的案头准备工作中，我试图从30000张民国时期的照片和多种文献所涉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民俗等领域中，去感受那个时代的气息，触摸历史的温度。
国共合作是中国政治舞台上一个复杂而深刻的历史存在，国共两党作为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国最大的两个政治实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中华民族的主导性作用，决定了民族命运和国家现实。1924年1月20日，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69人，中共代表24人，大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并通过由共产党人参与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宣言，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改组了国民党。大会选举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人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国民党的“一大”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性质是“党内合作”，中共中央根据当时的形势，审时度势，在孙中山先生力邀和共产国际的建议下，决定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施“党内合作”。这其间必然包含各种复杂的斗争和波折，蕴含着影响后来历史局势发展的各种因子，通过多角度的透视，使我对历史的语境有了较准确的把握，我将作品立意最终定格在“和”。这个“和”最深厚的意义是对时代的担当。因为这种担当，才能使不在平行线上的两党，为了反帝反封建、救国家于存亡之际的共同理想中，实现了第一次合作，体现了那个时代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的民族大义，体现了中华民族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中国文化、政治精英的风云际会，拉开了大革命时期的序幕。
为了表现“和”的精神，我选择“合影”的场面，在画面结构中强化秩序感，是服务于这种精神指向的重要设计。画中的人物是国民党“一大”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监察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以及部分代表和军人。在这些人物的排序和位置的安排上，颇费一番工夫。
横贯整个画面的一字队形，坚毅、凝重的人物表情，内含着一种用血肉之躯筑成新的长城的大无畏精神。情节性叙述和人物的“角色性”不再是支撑画面的主导因素，历史的诸多细节被隐去，一切的波诡云谲已经淡化，在民族存亡的大的命题面前，符号化的形式倾向和象征性的寓意特征得到强化，整个画面力求使之呈现出统摄于民族大义之下的坚毅而凝重的历史表情。我试图用具有雕塑感的造型和笔触，塑造一个担当大义的群体肖像，使整个画面弥漫着一种静穆与神圣。能否凸显民族大义的这一灵魂，将决定这幅作品的精神深度。
这幅作品的笔墨设计，我定位在灰色度和大量留白，在犹如烟云似隐似现的逝去的岁月留痕中，使今天的我从中感受到高贵的生命状态和生命意味。生命的价值只是历史过程中的瞬间，它留给我们的是思考、敬畏和怅然。
《国共合作——1924·广州》完成了，但诸多缺憾使我并未感受到轻松，却给我一个新的开始。
历史画创作有其明确的目的性和原则性，对历史负责，客观性是第一位的，对历史事件的解读和判断，民族共识和公论是重要依据。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如何评判英雄在历史进程中的个体价值和作用，亦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是历史画创作无法回避也不应回避的客观存在。也许只有将其置于历史的宏观中进行观照，我们才有可能获得理性的判断，使历史的客观性不致因为个人好恶的感性认知而被误读和曲解。
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画创作源于西方文艺复兴之后，盛行于18世纪末到19世纪，其作为绘画中的独立学科，有着完整的评判标准和审美体系。
历史画家除了具备良好的绘画天赋，在技术层面受过严格的训练外，更需要超常敏锐的历史感觉力。这是一个优秀历史画画家必备的素质，历史画创作并非人人可为。
历史的第一因素是人，历史画的第一因素亦是人。高科技的时代消除了封闭，当以人为主体的西方绘画与以自然为主体的中国绘画并置于世界的同一舞台时，不可避免的挑战加速了中国绘画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化。艺术上直接或间接地表现人，反映出中西方在政治、文化、哲学、民族精神内质上的巨大差异性，我们必须正视中国人物画存在的现实条件。在超稳定性、专制性的封建社会，中国人物画对题材的有限选择，与历经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信息革命的西方人物画在题材上宽泛的选择相比，其中所展示的在精神的力度、深度与厚度上的差异，也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客观存在。中国画承载宏大主题的创作，考验着一个画家的艺术修养和知识结构，以及对大画面的驾驭能力和对历史深度的把握等综合素质。在新的时代审美观念和历史认知环境中，时代大语境、画家个体体验、历史事实之间的对话与互动走向深入，使当代中国画在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中，其笔墨语言、材质性与观念呈现，显示出迥异于以往的特色和多元格局。
上述的思考，为我创作“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一个基准。在创作前的案头准备工作中，我试图从30000张民国时期的照片和多种文献所涉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民俗等领域中，去感受那个时代的气息，触摸历史的温度。
国共合作是中国政治舞台上一个复杂而深刻的历史存在，国共两党作为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国最大的两个政治实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中华民族的主导性作用，决定了民族命运和国家现实。1924年1月20日，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69人，中共代表24人，大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并通过由共产党人参与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宣言，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改组了国民党。大会选举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人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国民党的“一大”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性质是“党内合作”，中共中央根据当时的形势，审时度势，在孙中山先生力邀和共产国际的建议下，决定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施“党内合作”。这其间必然包含各种复杂的斗争和波折，蕴含着影响后来历史局势发展的各种因子，通过多角度的透视，使我对历史的语境有了较准确的把握，我将作品立意最终定格在“和”。这个“和”最深厚的意义是对时代的担当。因为这种担当，才能使不在平行线上的两党，为了反帝反封建、救国家于存亡之际的共同理想中，实现了第一次合作，体现了那个时代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的民族大义，体现了中华民族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中国文化、政治精英的风云际会，拉开了大革命时期的序幕。
为了表现“和”的精神，我选择“合影”的场面，在画面结构中强化秩序感，是服务于这种精神指向的重要设计。画中的人物是国民党“一大”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监察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以及部分代表和军人。在这些人物的排序和位置的安排上，颇费一番工夫。
横贯整个画面的一字队形，坚毅、凝重的人物表情，内含着一种用血肉之躯筑成新的长城的大无畏精神。情节性叙述和人物的“角色性”不再是支撑画面的主导因素，历史的诸多细节被隐去，一切的波诡云谲已经淡化，在民族存亡的大的命题面前，符号化的形式倾向和象征性的寓意特征得到强化，整个画面力求使之呈现出统摄于民族大义之下的坚毅而凝重的历史表情。我试图用具有雕塑感的造型和笔触，塑造一个担当大义的群体肖像，使整个画面弥漫着一种静穆与神圣。能否凸显民族大义的这一灵魂，将决定这幅作品的精神深度。
这幅作品的笔墨设计，我定位在灰色度和大量留白，在犹如烟云似隐似现的逝去的岁月留痕中，使今天的我从中感受到高贵的生命状态和生命意味。生命的价值只是历史过程中的瞬间，它留给我们的是思考、敬畏和怅然。
《国共合作——1924·广州》完成了，但诸多缺憾使我并未感受到轻松，却给我一个新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