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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日，我们到浙江温州访问了新四军老战士胡景濂，请他谈谈参加新四军的故事。胡老虽已98岁高龄，但耳聪目明，思维清晰，非常健谈。
胡景濂在家中排行老三，1934年在温州就读小学，后随母亲到上海，就读于唐湾小学，之后进入泉漳中学初中部。
1937年中学毕业后，八一三抗战爆发，日军侵占上海，他与五名同学报名投考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校址在南京。经初试，五个人全部被录取，那年胡16岁。9月份，军校迁移到武昌，胡正式成为军校学生（黄埔第十四期），在步兵科学习。后来军校又从武昌搬到重庆，经过两年的严格训练，1939年秋，胡景濂成为一名少尉班长，那年他18岁。
为了要当一名空军飞行员，在空中打击敌人，报效国家，1939年冬胡景濂再次入伍，报考成都空军军士学校。经过三年的严格训练，当年入校的300多名学员，1942年12月毕业时只剩下83人。在空军军士学校里，胡景濂参加了一个读书会，有机会接触到许多进步书刊。1943年春，他与其他22人被分配到新疆伊宁的空军教导队接受训练（驾驶苏联援助的战斗机），教官是清一色苏联人。
胡景濂等人虽说已是飞行员了，但军衔仍是军士。他们不满这种待遇，进行罢课、罢飞等反抗行动。国民党当局以“异党分子”罪名逮捕了23名军士。押送到重庆军法处，后又被关押在重庆的战时青年训导团。所谓“战时青年训导团”，实际上是一个集中营，里面关的大多是共产党员、民主人士及爱国青年，约200多人。萨空了先生也与他们关押在一起（萨空了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民盟副主席与出版总署署长）。直到抗战胜利，国共谈判，签订“双十协定”，1946年初他们才被释放出狱，但国民党空军已不要这批飞行员了。萨空了向中共领导人之一的王若飞建议，将他们23个人送到延安去。王若飞同意了。只是后来王若飞因飞机失事去世，萨空了去了香港，胡景濂等人也失去了到延安的机会。
1946年9月，胡景濂回到了故乡温州。
此时，胡景濂的哥哥胡景瑊与弟弟胡景森已是共产党员了。在他们的引领下，当年11月，胡景濂到了浙南根据地，投入了革命队伍。在根据地，胡景濂见到了时任特委宣传部长的大哥胡景瑊，大哥又领他见了特区书记龙跃。
龙书记中等身材，一双眼睛炯炯有神。他与胡景濂谈了许久，勉励胡景濂说，党信任你们兄弟几个，你可以直接在我身边工作，从事党的一些特殊任务。
1947年1月的一天，龙跃对胡景濂说：“有没有胆量到上海一趟？”胡答：“当然有，首长有什么任务吗？”
龙跃的任务是让胡景濂独自到上海筹集经费购买书籍。于是，他从温州坐“穿山”号轮船到上海。一路上，胡景濂苦思冥想，上海有哪些政治上可靠、思想上进步且有钱的朋友可以帮忙。想来想去，终于想到一个人：当年的军校同学吴子丹。
到了上海，胡景濂直奔吴子丹家（吴1950年参加了双航起义，后加入中共，成为中国民航驾驶员）。寒暄后，胡景濂开门见山提出了找他的目的。吴子丹爽快地答应给他金条一根（10两）。
在上海滩，胡景濂几乎跑遍了所有书店，能找到的合适的书籍不多。他在三联书店遇到一位经理，说自己是温州一所学校派来购买图书的，学校需要扩充图书馆藏书，请他帮忙选购年轻人喜欢读的进步书籍。那位经理听了一口答应。
几天后，他再到这家书店，拿到已经选购好的几大包书，其中有《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八月的乡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生死场》以及鲁迅的许多著作。
胡景濂将书籍装进皮箱，仍旧坐“穿山”号轮船返温。为了安全起见，他买了船下的水手铺位以逃避检查，顺利地将书籍带回温州。到了特委机关，大家都说这些书籍的内容好，适合进步青年阅读。
数天后，特委首长又将胡景濂找去，派他到上海暨南大学与时任浙南特区驻上海支部书记的陈宣崇同志接头。到达暨大时，正巧该校在举行学生自治会选举，校园里一片热闹景象。好不容易找到了陈宣崇，陈将胡景濂带到校外一所民房里，胡将特区党委的信件与经费交给了陈，聊了一下彼此的工作与生活，随即返回温州。
1947年3月，胡景濂在哥哥胡景瑊与陈玉华的介绍下，经特区党委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举行入党宣誓时，龙跃同志也在场。
1947年后，国民党发动大规模内战，浙南特区急需与华东局領导建立无线电通信联系。特区首长派胡景濂到上海购买无线电器材。
临行前，台长徐炳全开了一张无线电器材的购买清单，主要有收发报机的真空管、电容器、电阻、保险管以及电线等。这些器材在国统区是禁止公开出售的，只有通过特殊渠道才能买到。到了上海，胡景濂四处寻找门道，终于找到了一位修理电器的工人顾丛熙。刚见面时，胡佯称自己正在做电器生意，想请他帮忙购买有关材料。顾答应帮买一批旧电器。等胡景濂把器材运到根据地，经特区相关人员检验后认为，只有部分材料可用，仍然缺少许多关键设备。
为了完成任务，胡景濂又一次只身到了上海，多次出入无线电器材商行较为集中的四川北路，所获不多。有一次，他在路上巧遇昔日军校的同学徐品行（徐新中国成立后参加解放军空军，任飞行中队长），此人在虹口开了一家小店，隔壁正好有一家出售兼修理收音机的店铺。经徐品行的介绍，胡景濂认识了这家商铺的老板。他看了一下清单说：“这些大多是违禁品，全是装配收发报机所需材料。”
胡景濂听了谎称说：“我正在做黄金、棉纱生意，温州这个地方偏，信息不灵，比不得上海。时下物价一日三涨，浮动大，听不到市场信息（上海的牌价），生意难做了，钱难赚呀！我想组装一台收发报机，直接与上海市场联络，请多多帮忙！”此人见胡西装革履，手戴金表，别着派克金笔，以为是个大亨，答应尽量满足他的要求。
胡景濂将货物运回根据地后，很快就组装好了一台收发报机。但是，浙南特区要与华东局取得直接联系，还需要稳定的电源才行。为此，特区领导又交代胡景濂到上海再去寻找手摇发电机。
胡景濂又一次找到了那位老板，由于上次做成生意，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这趟没费多少口舌，就买到了两部日军用过的旧手摇发电机。每部以一两黄金成交，这个钱仍是吴子丹给的。
1947年秋，特区要开办一个无线电训练班，需要学生练习用的电键与蜂鸣器。龙跃书记将任务又交给了胡景濂。
由于这些材料较容易买到，胡景濂一连买了十副电键和蜂鸣器。正当他走出店门时，恰巧遇见上次卖手摇发电机的那位老板。见到胡景濂，他十分高兴，靠近胡的耳边说：“我弄到一部全新的上海电机厂出的手摇发电机，要不要？”
胡景濂听了，喜出望外，连忙说：“要，要！”跟着他到商店看货。回到特区，首长们见了发电机，非常高兴，特别嘉奖了胡景濂。
由于延安广播电台的发射功率较小，一般的收音机收听起来音量微弱，还带有杂音。浙南特区办的《时事周报》需要及时收听新华社的新闻，才能了解全国战场上的形势，需要一部更好的收音机。于是，特区首长又一次派胡景濂到上海购买。
此时，胡景濂对上海市场上的电讯器材信息已经相当熟悉，没走几家电讯商行就相中了一台美国制造，采用干电池的八灯收音机。自此以后，根据地就能清晰地听到延安党中央的声音了。这台收音机，特区政府一直用到温州解放。 （责任编辑 李赞庭）
胡景濂在家中排行老三，1934年在温州就读小学，后随母亲到上海，就读于唐湾小学，之后进入泉漳中学初中部。
1937年中学毕业后，八一三抗战爆发，日军侵占上海，他与五名同学报名投考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校址在南京。经初试，五个人全部被录取，那年胡16岁。9月份，军校迁移到武昌，胡正式成为军校学生（黄埔第十四期），在步兵科学习。后来军校又从武昌搬到重庆，经过两年的严格训练，1939年秋，胡景濂成为一名少尉班长，那年他18岁。
为了要当一名空军飞行员，在空中打击敌人，报效国家，1939年冬胡景濂再次入伍，报考成都空军军士学校。经过三年的严格训练，当年入校的300多名学员，1942年12月毕业时只剩下83人。在空军军士学校里，胡景濂参加了一个读书会，有机会接触到许多进步书刊。1943年春，他与其他22人被分配到新疆伊宁的空军教导队接受训练（驾驶苏联援助的战斗机），教官是清一色苏联人。
胡景濂等人虽说已是飞行员了，但军衔仍是军士。他们不满这种待遇，进行罢课、罢飞等反抗行动。国民党当局以“异党分子”罪名逮捕了23名军士。押送到重庆军法处，后又被关押在重庆的战时青年训导团。所谓“战时青年训导团”，实际上是一个集中营，里面关的大多是共产党员、民主人士及爱国青年，约200多人。萨空了先生也与他们关押在一起（萨空了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民盟副主席与出版总署署长）。直到抗战胜利，国共谈判，签订“双十协定”，1946年初他们才被释放出狱，但国民党空军已不要这批飞行员了。萨空了向中共领导人之一的王若飞建议，将他们23个人送到延安去。王若飞同意了。只是后来王若飞因飞机失事去世，萨空了去了香港，胡景濂等人也失去了到延安的机会。
1946年9月，胡景濂回到了故乡温州。
独自到上海筹集经费购买书籍
此时，胡景濂的哥哥胡景瑊与弟弟胡景森已是共产党员了。在他们的引领下，当年11月，胡景濂到了浙南根据地，投入了革命队伍。在根据地，胡景濂见到了时任特委宣传部长的大哥胡景瑊，大哥又领他见了特区书记龙跃。
龙书记中等身材，一双眼睛炯炯有神。他与胡景濂谈了许久，勉励胡景濂说，党信任你们兄弟几个，你可以直接在我身边工作，从事党的一些特殊任务。
1947年1月的一天，龙跃对胡景濂说：“有没有胆量到上海一趟？”胡答：“当然有，首长有什么任务吗？”
龙跃的任务是让胡景濂独自到上海筹集经费购买书籍。于是，他从温州坐“穿山”号轮船到上海。一路上，胡景濂苦思冥想，上海有哪些政治上可靠、思想上进步且有钱的朋友可以帮忙。想来想去，终于想到一个人：当年的军校同学吴子丹。
到了上海，胡景濂直奔吴子丹家（吴1950年参加了双航起义，后加入中共，成为中国民航驾驶员）。寒暄后，胡景濂开门见山提出了找他的目的。吴子丹爽快地答应给他金条一根（10两）。
在上海滩，胡景濂几乎跑遍了所有书店，能找到的合适的书籍不多。他在三联书店遇到一位经理，说自己是温州一所学校派来购买图书的，学校需要扩充图书馆藏书，请他帮忙选购年轻人喜欢读的进步书籍。那位经理听了一口答应。
几天后，他再到这家书店，拿到已经选购好的几大包书，其中有《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八月的乡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生死场》以及鲁迅的许多著作。
胡景濂将书籍装进皮箱，仍旧坐“穿山”号轮船返温。为了安全起见，他买了船下的水手铺位以逃避检查，顺利地将书籍带回温州。到了特委机关，大家都说这些书籍的内容好，适合进步青年阅读。
数天后，特委首长又将胡景濂找去，派他到上海暨南大学与时任浙南特区驻上海支部书记的陈宣崇同志接头。到达暨大时，正巧该校在举行学生自治会选举，校园里一片热闹景象。好不容易找到了陈宣崇，陈将胡景濂带到校外一所民房里，胡将特区党委的信件与经费交给了陈，聊了一下彼此的工作与生活，随即返回温州。
1947年3月，胡景濂在哥哥胡景瑊与陈玉华的介绍下，经特区党委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举行入党宣誓时，龙跃同志也在场。
到上海购买电讯器材
1947年后，国民党发动大规模内战，浙南特区急需与华东局領导建立无线电通信联系。特区首长派胡景濂到上海购买无线电器材。
临行前，台长徐炳全开了一张无线电器材的购买清单，主要有收发报机的真空管、电容器、电阻、保险管以及电线等。这些器材在国统区是禁止公开出售的，只有通过特殊渠道才能买到。到了上海，胡景濂四处寻找门道，终于找到了一位修理电器的工人顾丛熙。刚见面时，胡佯称自己正在做电器生意，想请他帮忙购买有关材料。顾答应帮买一批旧电器。等胡景濂把器材运到根据地，经特区相关人员检验后认为，只有部分材料可用，仍然缺少许多关键设备。
为了完成任务，胡景濂又一次只身到了上海，多次出入无线电器材商行较为集中的四川北路，所获不多。有一次，他在路上巧遇昔日军校的同学徐品行（徐新中国成立后参加解放军空军，任飞行中队长），此人在虹口开了一家小店，隔壁正好有一家出售兼修理收音机的店铺。经徐品行的介绍，胡景濂认识了这家商铺的老板。他看了一下清单说：“这些大多是违禁品，全是装配收发报机所需材料。”
胡景濂听了谎称说：“我正在做黄金、棉纱生意，温州这个地方偏，信息不灵，比不得上海。时下物价一日三涨，浮动大，听不到市场信息（上海的牌价），生意难做了，钱难赚呀！我想组装一台收发报机，直接与上海市场联络，请多多帮忙！”此人见胡西装革履，手戴金表，别着派克金笔，以为是个大亨，答应尽量满足他的要求。
胡景濂将货物运回根据地后，很快就组装好了一台收发报机。但是，浙南特区要与华东局取得直接联系，还需要稳定的电源才行。为此，特区领导又交代胡景濂到上海再去寻找手摇发电机。
胡景濂又一次找到了那位老板，由于上次做成生意，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这趟没费多少口舌，就买到了两部日军用过的旧手摇发电机。每部以一两黄金成交，这个钱仍是吴子丹给的。
1947年秋，特区要开办一个无线电训练班，需要学生练习用的电键与蜂鸣器。龙跃书记将任务又交给了胡景濂。
由于这些材料较容易买到，胡景濂一连买了十副电键和蜂鸣器。正当他走出店门时，恰巧遇见上次卖手摇发电机的那位老板。见到胡景濂，他十分高兴，靠近胡的耳边说：“我弄到一部全新的上海电机厂出的手摇发电机，要不要？”
胡景濂听了，喜出望外，连忙说：“要，要！”跟着他到商店看货。回到特区，首长们见了发电机，非常高兴，特别嘉奖了胡景濂。
由于延安广播电台的发射功率较小，一般的收音机收听起来音量微弱，还带有杂音。浙南特区办的《时事周报》需要及时收听新华社的新闻，才能了解全国战场上的形势，需要一部更好的收音机。于是，特区首长又一次派胡景濂到上海购买。
此时，胡景濂对上海市场上的电讯器材信息已经相当熟悉，没走几家电讯商行就相中了一台美国制造，采用干电池的八灯收音机。自此以后，根据地就能清晰地听到延安党中央的声音了。这台收音机，特区政府一直用到温州解放。 （责任编辑 李赞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