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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海外中共研究与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密切关联,从海外中共研究理论发展亦能看出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演变逻辑。海外中共研究理论经历了几个阶段,包括从个体形象研究走向整体形象研究、从文化领域形象研究走向微观治理的形象研究。其理论发展背后是海外学者头脑中中国共产党形象的演变,主要包括中国共产党从苏联式政党转向中国式政党、从学习型政党转向创新型政党等。该形象演变源于我们党的自我改革和创新、中国之治日益成功,以及中国与世界各国联系愈发紧密。对海外中共形象研究的反思可以让国内学者有针对性地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让世界各国眼中的中国共产党形象愈发客观化、清晰化、立体化。
【关键词】海外中共研究 中国共产党 国际形象 理论发展 形象演变
政党形象是外界公众对某一政党的总体看法。对于一个政党而言,树立意识形态、形成基本价值理念和法规等是安身立命的第一步,要想进一步发展壮大,还需要将自身的价值体系对外传播,让外界认识、认可、跟从,进而提升自身的影响力、号召力。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伴随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政党形象塑造也扩展到国际领域,如何能够向国际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认可、借鉴中国之治,是中国走向国际的重要一环。海外对中国共产党形象的认识包含政界形象、学界形象、民间形象等多个层次。其中,海外学界的认知最为深刻,并对政界、商界和民间都有广泛影响。这些研究中,早期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约翰·谢伟思的《延安报告》等。当时海外对我们党的关注主要出于一些外交官、记者对我们党的好奇,或者他们个人研究兴趣。经历近百年世界格局风云变幻,海外中共研究的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在海外也发生了一系列演变。
一、海外中共研究与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紧密联系
海外中共研究学者与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之间是相互联系与互相影响的关系。一方面,海外中共研究对中国共产党形象有重大影响。另一方面,国际社会认知中国共产党的需求增加,推动海外中共研究蓬勃发展。
(一)海外中共研究对国际社会认知中国共产党形象有重大影响
一直以来,海外中共研究都对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具有重大影响作用。自海外中共研究萌芽,其任务就是向海外介绍、描述中国共产党的情况。比如早期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向海外描述了我们党的主要领袖、红军主要将领,以及党的一些基本情况。除此之外,谢伟思的《延安报告》也从一些侧面向海外反映出我们党的整体形象和精神面貌。比如他着重向海外描述了我们党的组织纪律,并认为通过中共党内制度可以看到,中共纪律严明,管理有序,每一位党员都受到党内规章制度的约束。①正是由于这些书籍、报道、报告,海外才得以初步认知中国共产党。
随着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海外中共研究更加成为海外认识中国共产党的主渠道。由于这些学者群体介于政界、商界、民众之间,其言论不仅对知识精英有影响,对其他各界群体亦影响深远。以政界为例,有很多海外中共研究的学者被政府吸纳为智囊,这在美国旋转门下尤为常见,像费正清、李侃如都曾是美国政府在中国政策上的核心幕僚。其他地区也有此现象,比如英国巴斯大学学者提摩·维基马基(Timo Kivimaki)对中国共产党研究有很深造诣,他在学术之外还分别担任芬兰、丹麦、荷兰、俄罗斯、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瑞典政府以及联合国和欧盟在安全问题方面的顾问。海外中共研究学者在民间也有声望,他们了解当地文化,了解当地发展需求,他们提出的一些观点能够引起当地民众的共鸣,获得民众信任。因此,他们对我们党在国际上形象的影响作用不言而喻。
(二)中国共产党形象的转变推动了海外中共研究的发展创新
刚开始海外对我们党的关注主要是出于好奇或者出于一些个人的研究兴趣。经历近百年世界格局风云变幻,中国共产党今夕对世界的影响大不同于往日,海外對我们的关注已经不是兴趣、好奇,而是必须认认真真把中共研究做好。正如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宋怡明(Michael Szonyi)在2018年所指出:“中国以全新、未曾预料、有趣的方式深入影响世界。今天的中国不仅对中国人民重要,还对美国、乃至整个世界都重要。”②总体来看,海外中共研究文献的数量急剧增多,海外中共研究期刊中,以下五种影响广泛,包括《当代中国期刊》《现代中国》《中国季刊》《中国期刊》《中国信息》。以此五大期刊为统计对象,以“中国共产党”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可以发现1991年以前,有关海外中共研究方向每一年的发文量基本在50篇以下。从1992年开始,海外中共研究发文量明显提升,到2011年,海外中共研究发文量比1991年增长9.6倍。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之治优势凸显,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方面取得的胜利,更引起了海外学界的关注,对我们展开的研究呈井喷趋势。统计可见,2020年海外中共研究发文量高达978篇,比1991年增长近20倍。
海外中共研究存在三个重要的转折点,第一个是1990年前后,第二个是2000年前后,第三个是2012年前后。第一个转折点的背后推动力是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改革开放政策,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重大命题,并强调实现小康社会的理想。在这些新思想的引领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格局都有了新的开端。在1990年初,中国与印度尼西亚、越南、印度、沙特阿拉伯、新加坡、以色列、韩国等国家进行了友好交往,并顺利实现了中苏关系向中俄关系的过渡。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以及党的十四大的召开,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一系列重大事情的发生让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研究的热情,海外学者认为1900年前后的中共形象是一种“试探性”(tentative)和“实效性”(pragmatic)的融合,“邓小平时代的改革选择了摸着石头过河的心态,而非之前的大跃进形式的发展”。③从2000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了党的指导思想,抗击非典获得胜利,科学发展观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在这一时期,海外很多理论家也看到了中共形象的转变,提出中国共产党在胡锦涛和温家宝时代向全世界呈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行的世界形象,并且让世界人民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人民摆在第一位(put people first)的政党形象。学者们认为在2000年初,通过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与实践,中国共产党已经从上一阶段的“列宁主义政治体系”(Leninist political structure)转向了“民主富强”(strength and prosperity)的政治体系。④从2012年以来,我们党提出“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加强对生态文明的论述,这一系列的重要事件都是海外媒体和学者关注的重点问题。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是海外中共研究的直接动力。 二、海外关于中共形象研究的理论发展
整体而言,海外中共研究经历从个体形象研究到整体形象研究,从文化领域的形象研究到治理领域的形象研究的历程。
(一)从个体形象研究到整体形象研究
相对而言,初期的海外中共研究更加关注我们党主要领导人国际形象的研究,而对我们党的整体情况,对中国发展整体情况的研究热情并不高。毛泽东研究曾经是海外中共研究的焦点,比如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的《毛统治下的中国》、斯图尔特·R·史拉姆(Stuart R. Schram)的《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典型的研究是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的《中国共产党与毛的崛起》,书中描述了毛泽东个人的革命生涯,分析了毛泽东的思想,并认为毛泽东个人形象的塑造和培养在中国民主革命中产生了引领的作用。⑤总体而言,这些研究认为毛泽东个人形象与苏联模式的国际形象有很多共同点,在毛泽东带领下,中国共产党会模仿苏联式政党,中国也将会走向苏联模式。
随着理论发展,海外中共的形象研究展现出转型,其研究视角从个人形象研究转向中共“整体”运行模式的形象研究,即不再以个人形象研究为研究焦点,而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主要研究对象展开研究。比如托尼·赛奇(Anthony Saich)的著作《中国的治理和政治》,书中认为要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整体性了解,才能真正清楚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因此他在书中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机构,比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秘书处、领导小组、纪检部门,以及党校等展开研究。除此之外,他还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中的角色作用都展开了研究,并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象”⑥。另一个整体性研究是魏昂德(Andrew G.Walder)的著作《毛时代的中国》,书中认为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经历了一系列改革,有必要对这些改革总体情况进行理解。因此,书中对党的组织建设、党政干部选拔、入党程序等方面展开了研究⑦。
(二)从文化领域的形象研究到治理领域的形象研究
早期海外中共形象研究更加关注文化领域层面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的经济运行模式、中央政策制定的过程以及一些主要机构和职能部门成为他们的研究重点。典型性研究有麦克法夸尔1966年出版的《毛统治下的中国》、舒曼(Franz Schurmann)的《共产中国的意识形态与组织》、谢淑丽(Susan Shink)的《中共经改的政治逻辑》、欧迈格(Michel Oksenberg)的《中国政策制定:领导者、结构与过程》,还有英国学者薇薇安·舒的《国家的影响:中国政治整体素描》。
然而,随着研究越来越深化,越来越多的学者不满足停留于宏观层面,并认为中国共产党愈发注重党建现代化、治理现代化,从而设计出复杂、多元化的有效管理体制和机构,文化研究难以对这些体制和机构进行充分挖掘和理解,只有从微观层面展开研究才能了解中国政治运行逻辑。在此理念下,不少学者开始向微观治理层面转化并专门针对某一领域,甚至是某一具体规定展开中国共产党的形象研究。有学者专门针对干部培养领域研究,例如彭柯(Frank N. Pieke)的《好的共产党员:当今中国的精英培训和国家建设》。还有学者对党内法规展开研究,比如韩国学者赵永南的《依法治国政策与中共改革》。还有学者对地方干部管理体制进行研究,比如托马斯·海贝勒的《通过沟通、激励和控制来简化地方行為:以中国地方环境政策为例 》。另外还有日本学者諏訪一幸对干部选拔体制进行研究,也有很多学者对纪委监察委、巡视制度、督察制度等方面感兴趣,并对这些领域展开了深入研究。通过这一系列的研究,海外中共形象的研究学者也为中国共产党总结了不同的政治形象,比如“经济治理形象”“政治治理形象”“文化治理形象”以及“武装力量的形象”⑧。还有的海外学者深入研究中共治理模式中党组织的支部活动,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在“批评与自我批评”(public critique with self-critique)、“总结与自我总结”(public summary and self-summary)活动开展中塑造的“政治忠诚”(political loyalty)的政治形象等⑨。
三、从海外中共研究看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演变
海外中共研究从个体形象研究到整体形象研究,从文化领域的形象研究到治理领域的形象研究,变化背后主要动力出于海外学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发生了一系列演变,认为中国共产党从苏联式政党转向中国式政党,从学习型政党转向创新型政党。
(一)从苏联式政党转向中国式政党
起初的海外主流研究认为中国政党模式是苏联模式的照搬,不少学者都刻意地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寻找苏联痕迹,比如麦克法夸尔认为:“在中国共产主义集权的发展历程中——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经济因素从来都不是决定性的。迄今为止,决定性的因素是中国领导人对于斯大林式集权主义的继承。”⑩在此理念下,海外学者普遍认为中共研究中,只要参照苏联模式特征,加之研究中共主要领导人以及中国整体的宏观性政治模式,便可以从根本上理解中国共产党。于是,中共主要领导人研究、宏观研究成为当时的主流研究。
目前,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认为中国并非苏联式政党,而是扎根于中国文化、中国实践、联系中国历史的中国式政党。比如新加坡学者郑永年在《论中国共产党》一书中就曾指出,比较研究领域需要一种新的范式来理解中国,而不是把西方的模式强加给中国,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文化的产物。11美国华裔学者郭宝刚(Baogang Guo)提出,之前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要么走向崩溃,要么走向西化,然而时间已经证明,其预判与现实并不相吻合,中国走出自己独特的道路。这可能让很多西方学者“出乎意料”。实际上,是我们的研究范式存在问题,总是用自己熟悉的理论去分析中国情况。要想真正理解中国,就要从之前的研究舒适区中走出来。12在此理念转换下,海外学界开始反思,从表面研究和宏观研究转向深入、微观,从中国视角探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和当前的特征。 (二)从学习型政党转向创新型政党
最初海外中共研究只注重于一些表象研究,这主要源于当时一些海外学者将中国共产党视为“没有经验”“年轻”的“学习型”政党,只能向西方政党学习治理体系和治理经验,因此只要研究其表象便能大致掌握其运行模式。比如沈大伟在其2010年著作《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一书中认为:“中国共产党不仅吸取了前共产主义政党—国家的教训,而且借鉴了非共产主义政治体制的经验,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因为中国目前正在进入许多亚洲、欧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已经经历过的发展阶段,因而这些国家有无数的经验值得中国共产党学习借鉴。”13
而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海外学者愈发正视我们党的发展成熟,正视我们党的创新,“创新型政党”成为新的关键词,海外对我们党的研究也愈发深入,旨在深入探究我们政治模式的深层次逻辑。比如德国学者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认为:“中国虽然受苏联模式的启发建立了诸多正式制度,但政府在实行治理的时候,却使用了一套自己独创的方法,这些方法有的源自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有的则是改革开放后在有选择地借鉴国外经验基础上形成,正是这些治理技巧为一个难解之谜提供了新答案——中国为什么取得了惊人的经济成就。”14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我们创新之处展开研究,比如陶之岚(Tao-chiu Lam)在2018年论文《中国公共部门服务机构的地方政府建设与官僚化:以广州市环境保护制度为例》中认为,环保治理的问题不仅困扰中国,对各国来讲都是治理难题,很多环境问题难以高效率攻克,比如河流污染等问题。但中国共产党却在短时间内改变了环境污染状况,其治理体系灵活、调整迅速、具有治理效能。15简·达克特(Jane Duckett)在2017年论文《中国农村社会政策制定中的政策共同体、外部冲击和思想》中,以中国农村惠民政策推行为案例,揭示了中国政策推行的方式方法,并认为中共创新的政策实验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政策推广以后的效果。16
总结
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演化背后有多种因素推动,其中起到最主导作用的是我们党的自我改革和创新,让海外愈发清晰地看到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式政党存在差异,看到我们致力于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方面,我们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党不断取得重大理论突破,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在实践方面,我们实施改革开放,贯彻“五位一体”社会发展理念,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后提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发展描绘新图景。面向我们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海外学者必须不断推动自身研究向更深刻更细致的方向发展,同时调整之前的研究偏差,从中国视角全面、深刻地认知中国共产党。针对于海外学界这一特征,未来我们应当更进一步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展示我们最新治理理念,尤其要充分向海外宣介我们的创新、科技、绿色,以及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让海外更好地理解、认知中国,看到我们将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另一个演变来源于中国之治日益成功,让世界看到我们独具特色又行之有效的治理经验和治理智慧。不论是认为我们是苏联式政党还是认为我们是“学习型”政党,只能向其他国家借鉴经验,在很大程度上缘于海外忽视我们自己的历史经验和智慧,忽视我们治党、治国有自身的尝试和探索。伴随我们进入新时代,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着力推动制度创新,使改革纵深推进,这让海外学界愈发清晰地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创新性,同时认为正因中国走出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才让中国体制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和韧性。目前,海外对我们党的研究已经不得不跨专业合作,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国际关系、管理学、法学、历史学、哲学、地理学、生态学、统计学等等都参与到研究中来。海外学界从忽视我们的特色到认识我们的特色,再到重视并详尽地研究我们的特色,这一发展过程本身就映射出中国之治受到国际关注,成为启迪世界、贡献世界智慧的独特案例。我们应当顺势而为,从环境治理到疫情治理,进一步让海外看到我们积极参与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难题,充分凸显中国之治的智慧和能力。
最后,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演变来源于中国与世界各国联系日益紧密,与世界各国命运与共,形成命运共同体。世界各国、各地区都不再满足于通过美国的中共研究了解中国共产党,而是从自身立场出发,从自身发展出发,以自己视角对我们党展开深入研究,期待未来更进一步实现共同发展。比如巴西中国研究中心学者高文勇所说,我们不能再从美国学界认知中共,而是要自己去认知中共,因为很有可能他们的观点对我们自身发展是无益的。17面对此形势,我们既要加强与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还要从对方诉求和期待出发设计多元化交流方案,以此有针对性地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力求让世界各国眼中的中国共产党形象愈发清晰化、立体化。
总体而言,海外中共研究从意识形态走向政治现象、从批判走向认知、从对立走向统一、从狭隘走向包容,其价值取向逐步摒弃偏见趋向价值共融。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演变经历了从模糊到清晰、从意识形态化到非意识形态化、从平面到立体的过程。这些变化总体而言于我有利,能够让海外摒弃意识形态偏见,纠正之前一些认知偏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时与势在我们一边。”18面临机遇,我们应当借助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之际,更好地把握时机,因势利导,为我们党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进一步为我們党塑造良好的国际形象。
本文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项目“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对中共执政规律的研究评析”(项目编号 ZK20180216)以及中国外文局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研究协调机制项目“中国党情政情的对外叙事策略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刘佳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讲师;文吉昌系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哲学与文化教研部讲师 「注释」
①[美]约翰·帕顿·戴维:《未了中国缘:一部自传》,张翔、陈枫、李敏译,北京:社会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262页。
②Jennifer Rudolph, Michael Szonyi(eds.), The China Questions:Critical Insights into a Rising Power,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1.
③Susan H.Marsh, China in the Era of Deng Xiaoping:A Decade of Reform(Studies on Contemporary China), London: An East Gate Book, 1993, p.1.
④Willy Wo-Lap Lam,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Hu Jintao Era: New Leaders, New Challenges, London: An East Gate Book, 2006, p.34.
⑤Benjamin 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2,pp.53-59.
⑥Tony Saich, Governance and Politics of China,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p.108-120.
⑦Andrew G.Walder, China Under Mao: A Revolution Derailed,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100-109.
⑧David Shambaugh, China’s Communist Part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p.17.
⑨Kaniel Koss, Where the Party Rul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18.
⑩Roderick MacFarquhar,“Totalitarianism Via Industrialization The Case of Communist China”,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7, 1958, p.7.
11Zheng Yongnia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s Organization Emperor: Culture, Reprod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New York:Routledge, 2010, p.1.
12Baogang Guo,“A Partocr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Governance System Reform under Xi Jinping”,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29, Issue 126, 2020, pp.3-14.
13[美]沈大伟:《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吕增奎、王新颖译,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11年,第8页。
14[德]韩博天:《红天鹅》, 石磊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 第15页。
15Tao-chiu Lam and Carlos Wing-Hung Lo,“Local State-Building and Bureaucratization of China’s Public-Sector Service Organizations: A Case Study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ystem in Guangzhou”,The China Journal, Vol.81, 2019, pp.2-5.
16Jane Duckett and Guohui Wang, “Why do Authoriarian Rigimes Provide Public Goods? Policy Communities, External Shocks and Ideas in China’s Rural Social Policy Making”, Europe-Asian Studies, Vol.9, No.1, 2017, pp.92-96.
17源于笔者对巴西中國研究中心教授高文勇的访谈,访谈日期2018年12月1日。
18《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网,http://jhsjk.people.cn/ article/31996276?isindex=1,2021年1月11日。
责编:谭震
【关键词】海外中共研究 中国共产党 国际形象 理论发展 形象演变
政党形象是外界公众对某一政党的总体看法。对于一个政党而言,树立意识形态、形成基本价值理念和法规等是安身立命的第一步,要想进一步发展壮大,还需要将自身的价值体系对外传播,让外界认识、认可、跟从,进而提升自身的影响力、号召力。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伴随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政党形象塑造也扩展到国际领域,如何能够向国际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认可、借鉴中国之治,是中国走向国际的重要一环。海外对中国共产党形象的认识包含政界形象、学界形象、民间形象等多个层次。其中,海外学界的认知最为深刻,并对政界、商界和民间都有广泛影响。这些研究中,早期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约翰·谢伟思的《延安报告》等。当时海外对我们党的关注主要出于一些外交官、记者对我们党的好奇,或者他们个人研究兴趣。经历近百年世界格局风云变幻,海外中共研究的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在海外也发生了一系列演变。
一、海外中共研究与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紧密联系
海外中共研究学者与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之间是相互联系与互相影响的关系。一方面,海外中共研究对中国共产党形象有重大影响。另一方面,国际社会认知中国共产党的需求增加,推动海外中共研究蓬勃发展。
(一)海外中共研究对国际社会认知中国共产党形象有重大影响
一直以来,海外中共研究都对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具有重大影响作用。自海外中共研究萌芽,其任务就是向海外介绍、描述中国共产党的情况。比如早期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向海外描述了我们党的主要领袖、红军主要将领,以及党的一些基本情况。除此之外,谢伟思的《延安报告》也从一些侧面向海外反映出我们党的整体形象和精神面貌。比如他着重向海外描述了我们党的组织纪律,并认为通过中共党内制度可以看到,中共纪律严明,管理有序,每一位党员都受到党内规章制度的约束。①正是由于这些书籍、报道、报告,海外才得以初步认知中国共产党。
随着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海外中共研究更加成为海外认识中国共产党的主渠道。由于这些学者群体介于政界、商界、民众之间,其言论不仅对知识精英有影响,对其他各界群体亦影响深远。以政界为例,有很多海外中共研究的学者被政府吸纳为智囊,这在美国旋转门下尤为常见,像费正清、李侃如都曾是美国政府在中国政策上的核心幕僚。其他地区也有此现象,比如英国巴斯大学学者提摩·维基马基(Timo Kivimaki)对中国共产党研究有很深造诣,他在学术之外还分别担任芬兰、丹麦、荷兰、俄罗斯、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瑞典政府以及联合国和欧盟在安全问题方面的顾问。海外中共研究学者在民间也有声望,他们了解当地文化,了解当地发展需求,他们提出的一些观点能够引起当地民众的共鸣,获得民众信任。因此,他们对我们党在国际上形象的影响作用不言而喻。
(二)中国共产党形象的转变推动了海外中共研究的发展创新
刚开始海外对我们党的关注主要是出于好奇或者出于一些个人的研究兴趣。经历近百年世界格局风云变幻,中国共产党今夕对世界的影响大不同于往日,海外對我们的关注已经不是兴趣、好奇,而是必须认认真真把中共研究做好。正如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宋怡明(Michael Szonyi)在2018年所指出:“中国以全新、未曾预料、有趣的方式深入影响世界。今天的中国不仅对中国人民重要,还对美国、乃至整个世界都重要。”②总体来看,海外中共研究文献的数量急剧增多,海外中共研究期刊中,以下五种影响广泛,包括《当代中国期刊》《现代中国》《中国季刊》《中国期刊》《中国信息》。以此五大期刊为统计对象,以“中国共产党”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可以发现1991年以前,有关海外中共研究方向每一年的发文量基本在50篇以下。从1992年开始,海外中共研究发文量明显提升,到2011年,海外中共研究发文量比1991年增长9.6倍。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之治优势凸显,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方面取得的胜利,更引起了海外学界的关注,对我们展开的研究呈井喷趋势。统计可见,2020年海外中共研究发文量高达978篇,比1991年增长近20倍。
海外中共研究存在三个重要的转折点,第一个是1990年前后,第二个是2000年前后,第三个是2012年前后。第一个转折点的背后推动力是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改革开放政策,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重大命题,并强调实现小康社会的理想。在这些新思想的引领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格局都有了新的开端。在1990年初,中国与印度尼西亚、越南、印度、沙特阿拉伯、新加坡、以色列、韩国等国家进行了友好交往,并顺利实现了中苏关系向中俄关系的过渡。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以及党的十四大的召开,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一系列重大事情的发生让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研究的热情,海外学者认为1900年前后的中共形象是一种“试探性”(tentative)和“实效性”(pragmatic)的融合,“邓小平时代的改革选择了摸着石头过河的心态,而非之前的大跃进形式的发展”。③从2000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了党的指导思想,抗击非典获得胜利,科学发展观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在这一时期,海外很多理论家也看到了中共形象的转变,提出中国共产党在胡锦涛和温家宝时代向全世界呈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行的世界形象,并且让世界人民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人民摆在第一位(put people first)的政党形象。学者们认为在2000年初,通过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与实践,中国共产党已经从上一阶段的“列宁主义政治体系”(Leninist political structure)转向了“民主富强”(strength and prosperity)的政治体系。④从2012年以来,我们党提出“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加强对生态文明的论述,这一系列的重要事件都是海外媒体和学者关注的重点问题。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是海外中共研究的直接动力。 二、海外关于中共形象研究的理论发展
整体而言,海外中共研究经历从个体形象研究到整体形象研究,从文化领域的形象研究到治理领域的形象研究的历程。
(一)从个体形象研究到整体形象研究
相对而言,初期的海外中共研究更加关注我们党主要领导人国际形象的研究,而对我们党的整体情况,对中国发展整体情况的研究热情并不高。毛泽东研究曾经是海外中共研究的焦点,比如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的《毛统治下的中国》、斯图尔特·R·史拉姆(Stuart R. Schram)的《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典型的研究是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的《中国共产党与毛的崛起》,书中描述了毛泽东个人的革命生涯,分析了毛泽东的思想,并认为毛泽东个人形象的塑造和培养在中国民主革命中产生了引领的作用。⑤总体而言,这些研究认为毛泽东个人形象与苏联模式的国际形象有很多共同点,在毛泽东带领下,中国共产党会模仿苏联式政党,中国也将会走向苏联模式。
随着理论发展,海外中共的形象研究展现出转型,其研究视角从个人形象研究转向中共“整体”运行模式的形象研究,即不再以个人形象研究为研究焦点,而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主要研究对象展开研究。比如托尼·赛奇(Anthony Saich)的著作《中国的治理和政治》,书中认为要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整体性了解,才能真正清楚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因此他在书中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机构,比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秘书处、领导小组、纪检部门,以及党校等展开研究。除此之外,他还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中的角色作用都展开了研究,并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象”⑥。另一个整体性研究是魏昂德(Andrew G.Walder)的著作《毛时代的中国》,书中认为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经历了一系列改革,有必要对这些改革总体情况进行理解。因此,书中对党的组织建设、党政干部选拔、入党程序等方面展开了研究⑦。
(二)从文化领域的形象研究到治理领域的形象研究
早期海外中共形象研究更加关注文化领域层面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的经济运行模式、中央政策制定的过程以及一些主要机构和职能部门成为他们的研究重点。典型性研究有麦克法夸尔1966年出版的《毛统治下的中国》、舒曼(Franz Schurmann)的《共产中国的意识形态与组织》、谢淑丽(Susan Shink)的《中共经改的政治逻辑》、欧迈格(Michel Oksenberg)的《中国政策制定:领导者、结构与过程》,还有英国学者薇薇安·舒的《国家的影响:中国政治整体素描》。
然而,随着研究越来越深化,越来越多的学者不满足停留于宏观层面,并认为中国共产党愈发注重党建现代化、治理现代化,从而设计出复杂、多元化的有效管理体制和机构,文化研究难以对这些体制和机构进行充分挖掘和理解,只有从微观层面展开研究才能了解中国政治运行逻辑。在此理念下,不少学者开始向微观治理层面转化并专门针对某一领域,甚至是某一具体规定展开中国共产党的形象研究。有学者专门针对干部培养领域研究,例如彭柯(Frank N. Pieke)的《好的共产党员:当今中国的精英培训和国家建设》。还有学者对党内法规展开研究,比如韩国学者赵永南的《依法治国政策与中共改革》。还有学者对地方干部管理体制进行研究,比如托马斯·海贝勒的《通过沟通、激励和控制来简化地方行為:以中国地方环境政策为例 》。另外还有日本学者諏訪一幸对干部选拔体制进行研究,也有很多学者对纪委监察委、巡视制度、督察制度等方面感兴趣,并对这些领域展开了深入研究。通过这一系列的研究,海外中共形象的研究学者也为中国共产党总结了不同的政治形象,比如“经济治理形象”“政治治理形象”“文化治理形象”以及“武装力量的形象”⑧。还有的海外学者深入研究中共治理模式中党组织的支部活动,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在“批评与自我批评”(public critique with self-critique)、“总结与自我总结”(public summary and self-summary)活动开展中塑造的“政治忠诚”(political loyalty)的政治形象等⑨。
三、从海外中共研究看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演变
海外中共研究从个体形象研究到整体形象研究,从文化领域的形象研究到治理领域的形象研究,变化背后主要动力出于海外学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发生了一系列演变,认为中国共产党从苏联式政党转向中国式政党,从学习型政党转向创新型政党。
(一)从苏联式政党转向中国式政党
起初的海外主流研究认为中国政党模式是苏联模式的照搬,不少学者都刻意地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寻找苏联痕迹,比如麦克法夸尔认为:“在中国共产主义集权的发展历程中——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经济因素从来都不是决定性的。迄今为止,决定性的因素是中国领导人对于斯大林式集权主义的继承。”⑩在此理念下,海外学者普遍认为中共研究中,只要参照苏联模式特征,加之研究中共主要领导人以及中国整体的宏观性政治模式,便可以从根本上理解中国共产党。于是,中共主要领导人研究、宏观研究成为当时的主流研究。
目前,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认为中国并非苏联式政党,而是扎根于中国文化、中国实践、联系中国历史的中国式政党。比如新加坡学者郑永年在《论中国共产党》一书中就曾指出,比较研究领域需要一种新的范式来理解中国,而不是把西方的模式强加给中国,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文化的产物。11美国华裔学者郭宝刚(Baogang Guo)提出,之前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要么走向崩溃,要么走向西化,然而时间已经证明,其预判与现实并不相吻合,中国走出自己独特的道路。这可能让很多西方学者“出乎意料”。实际上,是我们的研究范式存在问题,总是用自己熟悉的理论去分析中国情况。要想真正理解中国,就要从之前的研究舒适区中走出来。12在此理念转换下,海外学界开始反思,从表面研究和宏观研究转向深入、微观,从中国视角探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和当前的特征。 (二)从学习型政党转向创新型政党
最初海外中共研究只注重于一些表象研究,这主要源于当时一些海外学者将中国共产党视为“没有经验”“年轻”的“学习型”政党,只能向西方政党学习治理体系和治理经验,因此只要研究其表象便能大致掌握其运行模式。比如沈大伟在其2010年著作《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一书中认为:“中国共产党不仅吸取了前共产主义政党—国家的教训,而且借鉴了非共产主义政治体制的经验,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因为中国目前正在进入许多亚洲、欧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已经经历过的发展阶段,因而这些国家有无数的经验值得中国共产党学习借鉴。”13
而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海外学者愈发正视我们党的发展成熟,正视我们党的创新,“创新型政党”成为新的关键词,海外对我们党的研究也愈发深入,旨在深入探究我们政治模式的深层次逻辑。比如德国学者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认为:“中国虽然受苏联模式的启发建立了诸多正式制度,但政府在实行治理的时候,却使用了一套自己独创的方法,这些方法有的源自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有的则是改革开放后在有选择地借鉴国外经验基础上形成,正是这些治理技巧为一个难解之谜提供了新答案——中国为什么取得了惊人的经济成就。”14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我们创新之处展开研究,比如陶之岚(Tao-chiu Lam)在2018年论文《中国公共部门服务机构的地方政府建设与官僚化:以广州市环境保护制度为例》中认为,环保治理的问题不仅困扰中国,对各国来讲都是治理难题,很多环境问题难以高效率攻克,比如河流污染等问题。但中国共产党却在短时间内改变了环境污染状况,其治理体系灵活、调整迅速、具有治理效能。15简·达克特(Jane Duckett)在2017年论文《中国农村社会政策制定中的政策共同体、外部冲击和思想》中,以中国农村惠民政策推行为案例,揭示了中国政策推行的方式方法,并认为中共创新的政策实验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政策推广以后的效果。16
总结
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演化背后有多种因素推动,其中起到最主导作用的是我们党的自我改革和创新,让海外愈发清晰地看到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式政党存在差异,看到我们致力于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方面,我们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党不断取得重大理论突破,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在实践方面,我们实施改革开放,贯彻“五位一体”社会发展理念,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后提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发展描绘新图景。面向我们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海外学者必须不断推动自身研究向更深刻更细致的方向发展,同时调整之前的研究偏差,从中国视角全面、深刻地认知中国共产党。针对于海外学界这一特征,未来我们应当更进一步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展示我们最新治理理念,尤其要充分向海外宣介我们的创新、科技、绿色,以及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让海外更好地理解、认知中国,看到我们将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另一个演变来源于中国之治日益成功,让世界看到我们独具特色又行之有效的治理经验和治理智慧。不论是认为我们是苏联式政党还是认为我们是“学习型”政党,只能向其他国家借鉴经验,在很大程度上缘于海外忽视我们自己的历史经验和智慧,忽视我们治党、治国有自身的尝试和探索。伴随我们进入新时代,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着力推动制度创新,使改革纵深推进,这让海外学界愈发清晰地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创新性,同时认为正因中国走出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才让中国体制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和韧性。目前,海外对我们党的研究已经不得不跨专业合作,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国际关系、管理学、法学、历史学、哲学、地理学、生态学、统计学等等都参与到研究中来。海外学界从忽视我们的特色到认识我们的特色,再到重视并详尽地研究我们的特色,这一发展过程本身就映射出中国之治受到国际关注,成为启迪世界、贡献世界智慧的独特案例。我们应当顺势而为,从环境治理到疫情治理,进一步让海外看到我们积极参与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难题,充分凸显中国之治的智慧和能力。
最后,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演变来源于中国与世界各国联系日益紧密,与世界各国命运与共,形成命运共同体。世界各国、各地区都不再满足于通过美国的中共研究了解中国共产党,而是从自身立场出发,从自身发展出发,以自己视角对我们党展开深入研究,期待未来更进一步实现共同发展。比如巴西中国研究中心学者高文勇所说,我们不能再从美国学界认知中共,而是要自己去认知中共,因为很有可能他们的观点对我们自身发展是无益的。17面对此形势,我们既要加强与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还要从对方诉求和期待出发设计多元化交流方案,以此有针对性地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力求让世界各国眼中的中国共产党形象愈发清晰化、立体化。
总体而言,海外中共研究从意识形态走向政治现象、从批判走向认知、从对立走向统一、从狭隘走向包容,其价值取向逐步摒弃偏见趋向价值共融。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演变经历了从模糊到清晰、从意识形态化到非意识形态化、从平面到立体的过程。这些变化总体而言于我有利,能够让海外摒弃意识形态偏见,纠正之前一些认知偏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时与势在我们一边。”18面临机遇,我们应当借助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之际,更好地把握时机,因势利导,为我们党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进一步为我們党塑造良好的国际形象。
本文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项目“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对中共执政规律的研究评析”(项目编号 ZK20180216)以及中国外文局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研究协调机制项目“中国党情政情的对外叙事策略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刘佳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讲师;文吉昌系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哲学与文化教研部讲师 「注释」
①[美]约翰·帕顿·戴维:《未了中国缘:一部自传》,张翔、陈枫、李敏译,北京:社会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262页。
②Jennifer Rudolph, Michael Szonyi(eds.), The China Questions:Critical Insights into a Rising Power,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1.
③Susan H.Marsh, China in the Era of Deng Xiaoping:A Decade of Reform(Studies on Contemporary China), London: An East Gate Book, 1993, p.1.
④Willy Wo-Lap Lam,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Hu Jintao Era: New Leaders, New Challenges, London: An East Gate Book, 2006, p.34.
⑤Benjamin 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2,pp.53-59.
⑥Tony Saich, Governance and Politics of China,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p.108-120.
⑦Andrew G.Walder, China Under Mao: A Revolution Derailed,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100-109.
⑧David Shambaugh, China’s Communist Part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p.17.
⑨Kaniel Koss, Where the Party Rul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18.
⑩Roderick MacFarquhar,“Totalitarianism Via Industrialization The Case of Communist China”,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7, 1958, p.7.
11Zheng Yongnia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s Organization Emperor: Culture, Reprod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New York:Routledge, 2010, p.1.
12Baogang Guo,“A Partocr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Governance System Reform under Xi Jinping”,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29, Issue 126, 2020, pp.3-14.
13[美]沈大伟:《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吕增奎、王新颖译,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11年,第8页。
14[德]韩博天:《红天鹅》, 石磊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 第15页。
15Tao-chiu Lam and Carlos Wing-Hung Lo,“Local State-Building and Bureaucratization of China’s Public-Sector Service Organizations: A Case Study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ystem in Guangzhou”,The China Journal, Vol.81, 2019, pp.2-5.
16Jane Duckett and Guohui Wang, “Why do Authoriarian Rigimes Provide Public Goods? Policy Communities, External Shocks and Ideas in China’s Rural Social Policy Making”, Europe-Asian Studies, Vol.9, No.1, 2017, pp.92-96.
17源于笔者对巴西中國研究中心教授高文勇的访谈,访谈日期2018年12月1日。
18《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网,http://jhsjk.people.cn/ article/31996276?isindex=1,2021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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