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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扩招提升了大学的入学率，然而不断的扩招却导致教育水平的严重滑坡；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状况引发了新的社会问题。扩招不是解决经济困境的灵丹妙药，就业难也不社会的不治之症。本文从政治学视角切入，寻求扩招与就业问题的解决之道。
关键词：高等教育；扩招；就业难；政治
自高等教育扩招以来，关于大学教育的质疑就不绝于耳，高校一下子不能完全应付如此众多的学生，教育水平和教学质量自然大打折扣，这加剧了社会对教育质量和教育政策的不满。扩招虽然为更多的人接受大学教育提供了便利，提高了国民的文化素质，但是这些年我国的文化以及学术成果却停步不前，甚至出现倒退。就业难加剧了群众对政治体制和社会政策的抵牾，在社会上产生不满情绪，这种情绪促发了“读书无用论”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疑问。
一、扩招不是为了解决经济问题
1998年，受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中国国内出现投资连续下跌，内需消费严重不足。此时，时任亚洲开发银行驻北京办事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提出通过高校扩招“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 1999年，汤敏的建议得到采纳，高校开始扩招。根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历年数据显示，从1999年到2011年，我国高校年招生规模从108万增至681.5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99年的9.8%升至2011年的26.9%（2011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达到3167万人）。
虽然关于高等教育扩大招生规模的主要观点是为了应对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用扩大教育支出为经济低迷买单，也即扩大内需，拉动消费。但这仅仅看到表面现象，没有认识到经济危机不仅仅是消费就可以解决的。经济危机更多是制度性原因，消费是外在的刺激。教育有自己的规律，单靠花钱买不来好的教育；国家不会拿教育这个百年大计为经济还债。实际上，自1999年高校扩招启动以来，围绕高校扩招的争议就从来没有停息过，2013年被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季”，大学毕业生达到699万，这再次将扩招问题推到前台，引发了社会的广泛讨论。有教育学者指出，当初建议大学扩招的理由是“缓解就业压力，促进经济增长”，但近年来，严峻的就业形势对冲了最初的政策意图，1999年开始的高校扩招并没有真正实现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的具体目标，而是将体制性的入学就业问题固化，将入学就业的经济学矛盾包裹了十余年。矛盾无解决，问题终将会爆发，2013年大学生就业形势变得更加严峻。
二、扩招不是为了解决劳动力问题
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来，农村劳动生产率得到大幅提高，产生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些闲置资源没有得到很好利用，反而给社会带来一些负面作用，被一些傍门左道的组织、势力利用，给社会和群众造成不安定。把这些适龄青年吸纳到学校来接受教育，减少社会危害，同时有利于提高农村的人口素质，这种观点看似合理，但仍不足以解释扩招的原因。1999年高校扩招改变了高等教育公费入学，读书的费用变成自筹，并且不再包分配，变成自主择业，双向选择，同时中学阶段的教育费用居高不下，很多农村孩子读不到大学就退学了。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猛发展，同时科学技术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步，需要一些高素质和高学历的青年人充实到经济前线，迫切需要发展教育；大量手工业劳动者与经济地位的显著增长显然是不合适的，既不利于经济的快速转型，也有碍于国际观瞻，于是扩招成了当务之急。大学教育真的提高了劳动者素质吗？至今我们经济的发展仍然以为数众多的农民工为主，经济地位仍然由中国制造支撑，产业结构仍旧由出口加工型为主导。因此，这些年扩招的大学生显然没有找到用武之地，顺应经济建设大潮，成为经济前进的主力军。
三、扩招不是为了解决人口问题
与699万这个数字相比，民众对“史上最难就业季”最为直观的印象还是招聘会上的人山人海，而近年来不断出现高学历应聘低岗位的话题引发了全社会对扩招初衷的人口学猜想，1999年开始的高校扩招是否与人口出生相关。有学者给出了否定答案，黄文政通过统计1950年到2050年我国新生儿的数量变化，指出在1970年前后，我国新生儿数量约为3100万，但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全面推行，新生儿数量显著下滑。但在1992年前后出现了一次生育高峰。这是因为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生育了，而20年后的今天，这群90后成为了大学生。但是，这些数据并不能说明持续扩招是基于人口的增长。黄文政的最终结论是人口对扩招的影响仅为10%，他指出：我国大学招生规模从1999年的108万增长到2008年的599万，年均增长为18.7%。但同期的报考大学适龄人数从1999年低谷的1940万增至2008年高峰的2730万，年均增长只有3.6%，扩招的速度远远快于适龄人口的增长速度。
四、扩招是政治宣导和文化复苏的手段
自1989年以来，我国大学教育沉寂无声，社会群众默默无闻，这十年是中国社会稳定压倒一切的十年，是群众埋头苦干的十年，但是无声不代表没有思想，无闻不等于没有视野。经济大潮带来了新的事物，促生了新的思想，这十年也是政治合法性需要修补的十年，整个社会再一次笼罩在人心思动的情形下。政治统治要顺应民意，取得民心就要学会疏导民情，老百姓在十年时间内压抑太久了，要给社会一个认识和了解政治的窗口，这个窗口就是教育。教育既是认识世界了解政治的窗口，也是政治疏导和观察民情民意的平台。通过教育也只有教育能达到政治宣导，“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 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的不够”，“毫无疑问，学校应当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通过教育来修复政治合法性十年的硬伤，即能提高国民教育水平，又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和谐。
风波的阴影让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心有余悸，但是知识分子偏偏就是执拗的个性，凡事不吐不快；社会需要给知识分子一个平台，知识分子需要听众；十年的经济建设让文化淹没了，整个社会的主观文化和客观文化被消耗殆尽，社会缺少活力，经济缺少智力，文化没有精力。教育局面要改观，大学要放松，文化活动和学术活动要轻松，让社会重新出现生机盎然的局面。也是符合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辅相成的道理。这也是政治统治制造的一个社会矛盾疏导阀，有利于减轻政治统治的压力，把本来隐藏在社会阴暗面的压力显现在社会表面，既有利于化解压力，又能有效疏导矛盾。
五、扩招的政治性与工具性
政治主导教育，体现了政治“利维坦”理论，政治把自己的理念强加在社会之上，企图以政治思路发展教育或者引领教育。同时迷恋教育万能论，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爱尔维修提出的论点，他否认人与人之间的个别差异，断言人的形成只是教育的结果，人与人之间的才智差异也仅仅是教育造成的，即“人受了什么样的教育，就成为什么样的人”。
扩招是为了政治目的，充当政治统治的合法工具，一方面有利于提高社会整体素质，另一方面有利于社会稳定和进步。但是教育本身也具有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社会效益是无形的，是长远的，经济效益时具体的，是眼前的。所以扩招扩大了经济效益，降低了社会效益，于是导致了扩招实际上变成了扩大教育经济。正是工具性和经济性凸显，教育的教育性和文化性逐渐衰弱，出现了教育水平下降，越扩招越没有文化成果，越发展教育越没有好的学生。
总之，扩招的政治学解读在于政府的保责放权，在于大学的独立自主，在于社会与教育的良型互动，从而破除教育的经济假设与工具理性，最终促使高等教育回归本位。
参考文献：
[1]21世纪教育研究院 2011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21cedu.org 2013年1月8日
[2] 人民网 史上最难就业季 扩招为何成祸首http：//edu.people.com.cn 2013年6月17日
作者简介：周冬（1981-），男，汉，四川成都人，四川广播电视台记者，硕士，研究方向：政治学。
关键词：高等教育；扩招；就业难；政治
自高等教育扩招以来，关于大学教育的质疑就不绝于耳，高校一下子不能完全应付如此众多的学生，教育水平和教学质量自然大打折扣，这加剧了社会对教育质量和教育政策的不满。扩招虽然为更多的人接受大学教育提供了便利，提高了国民的文化素质，但是这些年我国的文化以及学术成果却停步不前，甚至出现倒退。就业难加剧了群众对政治体制和社会政策的抵牾，在社会上产生不满情绪，这种情绪促发了“读书无用论”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疑问。
一、扩招不是为了解决经济问题
1998年，受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中国国内出现投资连续下跌，内需消费严重不足。此时，时任亚洲开发银行驻北京办事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提出通过高校扩招“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 1999年，汤敏的建议得到采纳，高校开始扩招。根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历年数据显示，从1999年到2011年，我国高校年招生规模从108万增至681.5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99年的9.8%升至2011年的26.9%（2011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达到3167万人）。
虽然关于高等教育扩大招生规模的主要观点是为了应对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用扩大教育支出为经济低迷买单，也即扩大内需，拉动消费。但这仅仅看到表面现象，没有认识到经济危机不仅仅是消费就可以解决的。经济危机更多是制度性原因，消费是外在的刺激。教育有自己的规律，单靠花钱买不来好的教育；国家不会拿教育这个百年大计为经济还债。实际上，自1999年高校扩招启动以来，围绕高校扩招的争议就从来没有停息过，2013年被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季”，大学毕业生达到699万，这再次将扩招问题推到前台，引发了社会的广泛讨论。有教育学者指出，当初建议大学扩招的理由是“缓解就业压力，促进经济增长”，但近年来，严峻的就业形势对冲了最初的政策意图，1999年开始的高校扩招并没有真正实现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的具体目标，而是将体制性的入学就业问题固化，将入学就业的经济学矛盾包裹了十余年。矛盾无解决，问题终将会爆发，2013年大学生就业形势变得更加严峻。
二、扩招不是为了解决劳动力问题
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来，农村劳动生产率得到大幅提高，产生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些闲置资源没有得到很好利用，反而给社会带来一些负面作用，被一些傍门左道的组织、势力利用，给社会和群众造成不安定。把这些适龄青年吸纳到学校来接受教育，减少社会危害，同时有利于提高农村的人口素质，这种观点看似合理，但仍不足以解释扩招的原因。1999年高校扩招改变了高等教育公费入学，读书的费用变成自筹，并且不再包分配，变成自主择业，双向选择，同时中学阶段的教育费用居高不下，很多农村孩子读不到大学就退学了。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猛发展，同时科学技术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步，需要一些高素质和高学历的青年人充实到经济前线，迫切需要发展教育；大量手工业劳动者与经济地位的显著增长显然是不合适的，既不利于经济的快速转型，也有碍于国际观瞻，于是扩招成了当务之急。大学教育真的提高了劳动者素质吗？至今我们经济的发展仍然以为数众多的农民工为主，经济地位仍然由中国制造支撑，产业结构仍旧由出口加工型为主导。因此，这些年扩招的大学生显然没有找到用武之地，顺应经济建设大潮，成为经济前进的主力军。
三、扩招不是为了解决人口问题
与699万这个数字相比，民众对“史上最难就业季”最为直观的印象还是招聘会上的人山人海，而近年来不断出现高学历应聘低岗位的话题引发了全社会对扩招初衷的人口学猜想，1999年开始的高校扩招是否与人口出生相关。有学者给出了否定答案，黄文政通过统计1950年到2050年我国新生儿的数量变化，指出在1970年前后，我国新生儿数量约为3100万，但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全面推行，新生儿数量显著下滑。但在1992年前后出现了一次生育高峰。这是因为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生育了，而20年后的今天，这群90后成为了大学生。但是，这些数据并不能说明持续扩招是基于人口的增长。黄文政的最终结论是人口对扩招的影响仅为10%，他指出：我国大学招生规模从1999年的108万增长到2008年的599万，年均增长为18.7%。但同期的报考大学适龄人数从1999年低谷的1940万增至2008年高峰的2730万，年均增长只有3.6%，扩招的速度远远快于适龄人口的增长速度。
四、扩招是政治宣导和文化复苏的手段
自1989年以来，我国大学教育沉寂无声，社会群众默默无闻，这十年是中国社会稳定压倒一切的十年，是群众埋头苦干的十年，但是无声不代表没有思想，无闻不等于没有视野。经济大潮带来了新的事物，促生了新的思想，这十年也是政治合法性需要修补的十年，整个社会再一次笼罩在人心思动的情形下。政治统治要顺应民意，取得民心就要学会疏导民情，老百姓在十年时间内压抑太久了，要给社会一个认识和了解政治的窗口，这个窗口就是教育。教育既是认识世界了解政治的窗口，也是政治疏导和观察民情民意的平台。通过教育也只有教育能达到政治宣导，“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 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的不够”，“毫无疑问，学校应当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通过教育来修复政治合法性十年的硬伤，即能提高国民教育水平，又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和谐。
风波的阴影让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心有余悸，但是知识分子偏偏就是执拗的个性，凡事不吐不快；社会需要给知识分子一个平台，知识分子需要听众；十年的经济建设让文化淹没了，整个社会的主观文化和客观文化被消耗殆尽，社会缺少活力，经济缺少智力，文化没有精力。教育局面要改观，大学要放松，文化活动和学术活动要轻松，让社会重新出现生机盎然的局面。也是符合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辅相成的道理。这也是政治统治制造的一个社会矛盾疏导阀，有利于减轻政治统治的压力，把本来隐藏在社会阴暗面的压力显现在社会表面，既有利于化解压力，又能有效疏导矛盾。
五、扩招的政治性与工具性
政治主导教育，体现了政治“利维坦”理论，政治把自己的理念强加在社会之上，企图以政治思路发展教育或者引领教育。同时迷恋教育万能论，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爱尔维修提出的论点，他否认人与人之间的个别差异，断言人的形成只是教育的结果，人与人之间的才智差异也仅仅是教育造成的，即“人受了什么样的教育，就成为什么样的人”。
扩招是为了政治目的，充当政治统治的合法工具，一方面有利于提高社会整体素质，另一方面有利于社会稳定和进步。但是教育本身也具有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社会效益是无形的，是长远的，经济效益时具体的，是眼前的。所以扩招扩大了经济效益，降低了社会效益，于是导致了扩招实际上变成了扩大教育经济。正是工具性和经济性凸显，教育的教育性和文化性逐渐衰弱，出现了教育水平下降，越扩招越没有文化成果，越发展教育越没有好的学生。
总之，扩招的政治学解读在于政府的保责放权，在于大学的独立自主，在于社会与教育的良型互动，从而破除教育的经济假设与工具理性，最终促使高等教育回归本位。
参考文献：
[1]21世纪教育研究院 2011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21cedu.org 2013年1月8日
[2] 人民网 史上最难就业季 扩招为何成祸首http：//edu.people.com.cn 2013年6月17日
作者简介：周冬（1981-），男，汉，四川成都人，四川广播电视台记者，硕士，研究方向：政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