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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三省（柏夫）的小说集《非常混搭》（甘肃文化出版社2017年5月版）包括六部中篇：《石坊村遗案》《燎疳》《不在服务区》《非常混搭》《卖瓜》《回不去的村庄》。这六部中篇之间并不构成逻辑关系，它们叙述了六个不同的故事，是一种“非常混搭”，但其拥有一个共同的文化时空：后乡土时代。①作者以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全方位地呈现了后乡土时代的种种症候，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的地方，在于他并不是以批判的态度去观照、去思考和去叙述城乡正在发生或者已经发生的一切，虽然他叙述了很多具有悲剧性质的事件，但我们却从中读不出那种熟悉的悲剧感。在作者的叙述中，似乎城乡发生的一切都是“正常的”，哪怕是私奔、绑架甚至谋杀，他总是将事件叙述得清楚明了，让我们看到这些非正常事件背后的合理性。后乡土时代的乡村与城市有着太多的关联，而多次经历现代性冲击的乡村已不同于传统的乡村，我们看到，这里有权力争夺，有见利忘义，有附炎趋势，但更应看到，这里尚有高贵的人性、动人的爱情和激荡的歌谣，作者以其如椽之笔，给我们展现了一个真实的后乡土时代的城乡世界。作者并非一个冷漠的叙述者，他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其价值判断是通过人物命运的安排而显示出来的，在他的叙述中，那些坚守传统伦理道德的人们，都有一个让人满意的结局，而那些唯利是图者、始乱终弃者则不配有更好的命运，他们或残于天灾，或死于人祸，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作者对城乡现实有着深度的思考，而其思考的轴心，就是如何使那些善良、淳朴的人们“继续生活”与“继续好好地生活”。因为在作者看来，无论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人总得面对，总得活着，总得好好地活着，这种观念使他的叙事回到了生活现场，回到了生活本质。这就是郭三省后乡土时代的现实主义，它具有传统现实主义的一切特征，但又体现着丰富的时代内涵。本文将运用文学在场学②的方法，从历史场域、人物谱系和事件序列三个方面对作品展开分析，以求深度解析郭三省后乡土时代的现实主义。
一、历史场域：后乡土时代的文化时空
“历史场域不是一个现存的在场，而是多元出场者交往行动的历史—空间构境，一个包括‘主体—客体’、‘主体—主体’关系的交往实践结构。”③文学在场学认为，历史场域是文学意义上特殊的文化时空，由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构成，时间维度相当于“时代”，而空间维度类似于“环境”，用通俗的话讲，所谓历史场域，就是人物活动和事件展开的时代环境。历史场域不可随意虚构，历史场域的真实性是现实主义文学真实性的基本构成之一。《非常混搭》所着力营构的历史场域，在时间维度上主要是当下，这就意味着乡村已承载了近四十年的现代性洗礼，以往的乡土文化在现代性的冲击下已发生变化乃至质变，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城市进入了后现代语境，知识经济成为城市经济的主流形态。从空间维度上看，作品以乡村为中心，而触及乡村与城市的交叉地带——县城，再由县城延伸到城市，缘于此，作品的空间维度便表现出交叉性与多样性。理清了历史场域的内在构成，接下来我们该具体分析作品所营构的历史场域了。纵观作品，我们发现，作者所营构的历史场域主要包括三个次场域，即“乡场”、“官场”和“商场”，它们之间并非泾渭分明，而是有交叉或重叠。
我们先来看“乡场”这个次场域。在《燎疳》有这样一段描写，可看作是对后乡土时代荒芜乡村的典型写照，如其所叙，“这些年，村里年轻人少了，社火也耍不起来了，丁壮劳力长年外出打工，有的连过年都不回来。许多家庭都是‘铁将军’把门，院子里蒿草一人深，野兔野鸡都在里面抱窝了。有些打工的，挤车回来看看老人孩子，也只是过个年，还没有过正月十五就又外出了，谁能等到正月二十三燎疳？”④现代性对乡村的侵袭，不仅是城镇化的大力推进使乡村的边界日渐狭小，而且迫使青壮乡民进入到劳动力市场，因为传统的农业生产的收益已不足以应对乡民的日常生活所需，为缓解生活的压力，更为寻求下辈人的发展出路，乡民的选择多是外出打工。随着青壮年男子的外出，村庄里就有了留守老人、妻子和孩子，或者全家人跟着打工者在城市四处漂泊，曾经充满温情的乡村便一天天地衰败下去。《燎疳》所叙述的这种荒芜乡村在西部地区随处可见，作品的深刻之处在于，其叙述了荒芜乡村变成了一个危机四伏的地方，变成了犯罪分子行凶作恶的场所。作品叙述了一个叫宋思来的返乡者，在小学校旁边开了个小超市，诱奸了多名小学生，且通过小恩小惠和跳舞娱乐之便，与多名留守妇女通奸，从而使村庄周边布满了不安与阴森。作为后乡土时代的典型症候，乡村的衰败除了家园的荒芜，还表现在乡土人情的淡薄上，乡民们似乎在亲热的嘘寒问暖中打着各自的小算盘，无论远亲与近邻，似乎都变得唯利是图了，这在《回不去的村庄》中表现得尤为充分。在京城做书商的陈磊，由于年迈的父亲预感到时日无多，坚持要回老家，陈磊便前往老家以做准备，但这一趟回家，让他真切感受到了人情的淡薄和世态的炎凉。首先是乡民们以诧异的眼光打量着背双肩包自行回家的陈磊，因为他们习惯了衣锦还乡、前呼后拥的陈磊，“花白胡子的四爷”的一句“你碎■没啥事吧”，随口的问候中带有几分嘲弄，更预示着乡民们对陈磊的状况有了不好的猜测，让他的心凉了半截；其次是陈磊犹如流浪汉在村庄游荡，大家都躲着他，没有人关心他为什么要到老家来，而过去每次回家，乡亲们都是排着队接他，将请他吃饭看作是一件光荣的事情；再次是装醉的陈磊无意中听到村支书田志高和堂哥陈皮都想占了他家的老宅，陈皮先前还冒领了陈家的“炮费”（即补偿因放炮炸石开采造成损失的款项），田志高冒领了陈家几年的退耕还林款；最后是打扫荒废的老宅，给侄子、侄媳妇要付费，连同一年“看家护院”的费用算在一起，共计两万元。经过这次返乡，陈磊记忆中那些温馨的乡情已荡然无存，他看到了乡亲狰狞的势利，但这也许才是他们真实的面目。陈磊之父很清楚乡亲的心理，为了在他死后能让陈磊“回来”，在他返乡的当天，他就倾其积蓄给前来看他的每个人都发钱，但即使这样，仍不能让乡亲满意。陈父死后，掘坟的乡亲故意刁难陈磊，不肯从坟里出来且骂骂咧咧，则表现了其露骨的仇富心理。
作者所营构的第二个次场域是“官场”，一种后乡村时代的行政生态，在《石坊村遗案》和《卖瓜》这两部作品中得到了集中的呈现。《石坊村遗案》叙述的是，因为重新调查一起案件而引发的官场震荡。有人在网上披露说，石坊村的文物案（拆毁牌坊、盗走左宗棠题字的汉白玉石刻）在没有搞清真相的情况下匆忙结案，其中必有玄机，帖子一出，舆论为之哗然，为了平息輿论，市上派侦破经验丰富的朱侦查员去重查。随同朱侦查员查案的是叙述者“我”、一个刚从乡下调进县城的教师，“我”目睹了从县到村的各级官员围绕遗案所进行的表演。“这个案子，说法不能变，调子不能变，结论不能变”⑤，这是“我”无意中听到的乡党委刘书记的谈话内容，刘书记的谈话表明从上到下基本的立场，因为石坊村的文物案一旦查出真相、结论有变，便在年终考核中一票否决，包括县、局、乡、所、村的行政官员都要受到牵连，官员们为保住“政绩”，极为重视这起案件，但他们采取了冷战与攻坚相结合的策略。县上尤其是县公安局对重查案件表现出“极大的冷漠”，这是冷战，其实表达了一种态度，暗示重查只是走走过场就算了，乡上和村上则表现得极为热情，在曲径通幽的“王家大院”款待来人，不仅如此，乡干部和村干部还使出浑身解数，以期误导案件的侦破。这就是基层行政组织的所作所为，大小官员所关注的是上面的评价和自己的政绩，至于如何使真相水落石出，给社会一个合理的说法，似乎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除了呈现官场根深蒂固的关系网和利益链，作品还揭示了官本位的风气依然炽热，在作品的开篇，年少得志的白局长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给“我”安排任务，使“我”体验到白局长在文广局的一手遮天，而其他官员对白局长都惟命是从，根本不会追问他的指令是否正确与合理，这样的行政生态所造成的后果可想而知。《卖瓜》展现了行政生态的另一面，即“反腐”高压态势下官员的精神状态。现任西原区发改委主任的侯玉章，是在开区常委会议时被市纪委工作人员当着众多参会者带走的，起到了预期中的震慑效果。但令侯玉章纳闷的是，他到底什么地方违规违纪了？在被管制的那段时间，他回顾从政以来的所作所为，却实在想不起违规违纪的事情，所以一直无法“交代问题”。在纪委工作人员的反复提示下，才想起多年前因买房借朱国杰任副总的建筑公司的五万元，但这笔钱早就还了，当时还有第三者在场，为什么在这个关节点上还要提这档子事呢？原来，为了在西原区领导班子的换届中更有把握胜出，呼声很高的朱国杰想借“反腐”的东风将竞争对手侯玉章置于死地。可见，“反腐”的本义在现实中可能被歪曲，政客们可能利用“反腐”去排除异己。问题在于，被管制的官员虽然可能最后被证实是“冤枉的”，但人们似乎并不这样认为，如侯玉章被释放后官复原职，人们还是躲着他，好像他真的有问题，“这种事，就像作风问题一样，最后即使查不实，但你不会再有清白了，那种挥之不去的尿骚味儿，会一直伴随着你。你无可奈何，可你又能向谁解释”？⑥侯玉章从此再无工作的积极性，而且可能永远承受管制期间所形成的精神重负。 作者所营构的第三个次场域是“商场”，即企商业的运营生态。《不在服务区》集中呈现了后乡土时代的商场所具有的历史形态，这个时代的商场已面临多重风险，除了竞争带来的风险、企业间的谍战引发的风险，还存在其他的未知风险，这些未知风险往往不是经营者可以预料的，其中最可能引起动荡的是多米诺效应。主人公南长河来自于乡村，凭着对工作的热忱和常年的苦心经营，成了长河投资公司的总裁。南长河的女儿南楠是一个文学研究生，她隐藏了父亲企业家的身份，靠自己彈古筝的特长勤工俭学以获得学习与生活的所需费用。她很少与家里通话，业余时间主要是外出打工，与父亲约定只在每周五晚上通话一次。但在约定的通话时间电话关机，四个多小时后仍然关机，使南长河心生不安，“失联”的焦虑使其感到事态严重，凌晨两点时他拨通了在公安局工作的老同学鲁一帆的电话。鲁一帆建议他俩一起前往京西市寻找南楠，鲁同时联系了京西公安局进行手机定位，并提醒南长河准备一定数额的钱款以应急，万一南楠遭到绑架，可用钱确保人质的安全。多米诺效应就是由南长河筹钱的事引发的。南长河打电话给副总林承泽和秘书周密，让他们快速筹措一千万元现金，他的夫人林秀英会来提现，但根据财务制度，大额支付都是用转账，因此林秀英并没有拿到现金。于是林秀英便向她的牌友——那些官太太借钱，仍遭到拒绝。林秀英没办法，只能到公司来想办法，但她看到的情景是，林承泽不知去向，办公室里几部电话不停地响，是客户询问南长河的去向，因为大家已认定他携款私逃了。公司门外已挤满了人，都是来提款的，挤兑风潮一触即发，经过林秀英和周密的有效解释，才使人群慢慢安静下来。长河投资公司的危机，其实从它将亚星地产作为重点投资项目就开始了，亚星地产由于资金链条断裂，变成了一幢烂尾楼，而这个项目是副总林承泽力挺的，林以为南已得知项目的真相，于是在关键时刻提现金逃了。南长河赶回公司，使谣言不攻自破，但几大客户要求转账的事仍很棘手。检察院来人，说长河投资公司的几个账户出现严重资金异动，怀疑贪官在洗黑钱，要求将全部账户予以冻结，这才避免了多米诺效应可能的巨大损失。作品形象地说明，后乡土时代的商场将众多企商业的命运绑在了一起，一旦某个环节发生意外，整个商场都会随之崩毁。
综上所述，后乡土时代的历史场域是由乡场、官场和商场共同构成的，这几个次场域并非泾渭分明，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本文将其分开阐述，是为了更清晰地观察各个次场域的存在状况。作品的突破性意义就在于全方位展现了“这一个”历史场域，这既是作者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的结果，也是对后乡土时代现实主义演进的一种必然选择。
二、人物谱系：后乡土时代的精神素描
在文学在场学看来，人物是推动故事进程的核心力量，但每个人物在故事中的意义是不同的。判断人物意义的方式，就是要考察人物的在场性与在场性建构，所谓“在场性”，就是人物的行动具有推进故事进程的可能，缺少了这样的人物，故事将无法推进；而所谓“在场性建构”，就是人物行动的意义是逐渐被建构起来的，经历由小到大、由隐到显的演变过程。但无论是人物的在场性，还是在场性建构，都是人物的主体性行为，都是由人物的某种精神动机所导致的行为，因此对人物的分析就应该从其精神动机入手，然后考察其在场性与在场性建构。人物“当下”精神动机的形成，可从其“当年”的人生阅历探寻根源，而结合特定的历史场域以分析其在场性与在场性建构。人物的真实性同样是现实主义文学真实性的基本构成要件，决定着作品的最终成败。现实主义文学中人物的真实性，是与时代的真实性、社会的真实性和场域的真实性联系在一起的，“在最高级的现实主义作品中，我们基本上是根据个人来认识社会，通过社会关系来认识个人的”。⑦在小说集中的每部作品中，作者都彰显人物的真实性与在场性，形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谱系，这些人物身上折射出后乡土时代的精神取向与价值判断，是作品成功的标志之一，故有必要对其进行重点分析。
《石坊村遗案》中的朱侦查员就是一个推进故事进程的人物。朱侦查员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坚持原则的人，在办案中因为坚持原则而冲撞了领导，被调离了重要岗位，“失去了坚持原则的资格”，经过多年的努力与等待，他才重返重要岗位，几十年的工作经验告诉他，坚持原则与尊重生活结合起来判断案件才是正路。虽然他在工作中渐渐收敛了锐气，不再锋芒毕露，但他伸张正义的心始终没有改变，只是他更加注重行动策略，能够有效把握自己的工作节奏和控制事态的进展，不失时机地彰显其在场性。在接手侦破石坊村毁坏与盗窃文物案件中，他预感到其中必有隐情，他的想法是无论如何要先获得真相，然后根据各种情况再作结论。他审时度势，不动声色地执行自己的计划，打乱了从县到村各级官员的预设，官员们的预设是将他和“我”安排在王家大院或村支书家里，置于他们的监控之下，吃吃喝喝几天便无功而返。但朱侦查员提出要住在嫌疑人朱增祥家，一是可以利用各种机会了解案件的详情，二是便于行事而不受干扰或阻挠。朱侦查员认定，这起案件的焦点是汉白玉石刻，而经过仔细的走访摸排，了解到石刻早已不知去向，根据村民提供的信息和几天来摸排的结果表明，村支书朱长富是最有可能盗走石刻的嫌疑人。在朱侦查员看来，案件的真相已经逐渐清晰：外出打工的朱长贵因为两个傻孩子的事情，对其先人颇有怨恨，这种怨恨转移到对牌坊的怨恨，于是在一个夜晚潜入村里毁了牌坊。而朱长贵的父亲朱增祥担心儿子吃官司，硬说牌坊是他拆毁的。朱增祥父子并没有在意牌坊上的汉白玉石刻，石刻被朱长富悄悄盗走了，随后朱长富将石刻作为礼物送给了乡上的领导，乡上的领导又将其送给了县上的领导。这样层层转手，过了些时日，石刻可能送到了京城某个大领导的手中。石刻之事是各级官员最担心的事情，一旦真相揭穿，将牵扯众多的官员进去。朱侦查员决定敲山震虎，向朱长富摊牌。朱长富感到事情已经失控，及时向乡上、县上报告了案情的进展，让县上领导措手不及。案件的真相已清晰，“该如何下结论”是摆在朱侦查员面前的难题，如果据实上报，朱增祥父子可能被判刑，两个傻孩子谁来照顾？如果将朱长富抓了，必将牵扯乡上干部，以此类推，牵扯的官员越多，引起的官场震荡越大，后果不堪设想。其实这些都不是朱侦查员愿意看到的，他此时考虑最多的，是和平解决所有人的问题。对于朱增祥父子而言，重要的是治好两个孩子的病，照顾好两个孩子；对于朱长富来说，使其安心村上的工作才重要，不要再给朱增祥父子出难题；对于“我”这个还没有编制的人来说，当务之急是落实编制，尽快发挥特长；而对于朱侦查员自己来说，是解决正县级待遇，然后退休。朱侦查员并没有提出这些要求，但所有的事情都在第一时间解决了，最后结论是维持原判。朱侦查员不是一个铁面无私的执法者，但却是一个有情有义的执法者，他不仅是从法律和正义，而且也是从生活出发考虑问题和理解案件的，他认为这起案件中涉事的人没有一个是十恶不赦的，也没有一个是惯犯，而案件本身并不涉及重大问题，被几经转手的石刻还被某人保存着，终究还是国家财产，谁都拿不走，因此没必要搞得风起云涌，使生活的秩序和官场的秩序发生混乱。在他看来，“生活是第一位的”，执法的目的是为了使人们生活得更好，而不是相反。 《燎疳》中的宋思来是作者塑造的一个很有意味的人物，他是一个“在场者”，但他的在场却有着不同的社会意义。宋思来做学生的时候学习就很好，且能文能武，每年的燎疳节⑧都少不了他的精彩表演，按照这种发展势头，他将是个有所作为的人。初恋的失败却让他尝到了人生挫折的悲凉，他的意中人是采菊——他的同班同学，托人去采菊家提亲遭到拒绝，理由是他们家的成分太高。此时的宋思来是无辜的，是值得同情的，因为他承受了社会强加给他的压力。初恋事件是他人生的转折点，倘若他有勇气面对和接受，继续勤奋学习且等待时机，他将是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但他卻从中领悟出了邪恶——利用一切机会不择手段地出人头地，因为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他辍学后孤身前往新疆，在新疆油田找了工作，同时也开始了他不光彩的人生。他一方面想方设法讨好他们部门的一把手王经理，博得了王经理夫妇的好感，另一方面与王经理年轻的夫人白大夫时不时地偷情。王经理因为车祸丧生，宋思来便娶了白大夫，他在新疆的命运变化就是由这段婚姻引起的。公司的人传言说他先举报了王经理贪污，接着娶白大夫，都是为了霸占家产，在工作单位人们疏远他、孤立他，回到家则要看王经理儿子的眼色，因为他总是充满敌意地看着宋思来。更让宋思来生气和绝望的是，白大夫背着他一直在避孕。他发现这个秘密后与白大夫发生了争执，随后他挥拳打破了白大夫的鼻子，被她的儿子撞见，怒不可遏的儿子将宋思来暴打一顿，打得住了半个月医院，出院后他意识到，新疆已没有他的容身之地了。在新疆的这段岁月，宋思来表现得急功近利且厚颜无耻，他无视道德的底线，对所有人都是虚情假意的，他的在场只能让人感到不快和不安，这也注定他的工作是失败的，人生也是失败的。但他仍不思悔改，没有从那段失败的人生中汲取教训，回到故乡的他，实施了更龌龊的罪恶行动，利用小超市之便，诱奸了多名小学生，也引诱了多个年轻的留守妇女。他的小超市的套间装修得密不透风，俨然像个魔窟，这样装修是为了便于掩人耳目，可见自他返乡就有犯罪的预设，他已变成了传说中的恶魔。他最后被采菊利用燎疳的烟火，烧死在了小超市，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宋思来的身上表现出某一类人的共性特征，他们一方面承受了社会的不公平待遇，另一方面他们又以犯罪的方式报复社会，而使许多无辜的弱者受到伤害，他们最终只能是自取灭亡。
《不在服务区》中的南长河是一个后乡土时代很有代表性的企业家形象。他来自于贫穷的乡村，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在大城市顽强打拼，生意由小到大，终于在竞争剧烈的企商界崭露头角。南长河的人生分为两个阶段，在事业起步的时期，他坚韧、刚毅、果敢，凭借农民天生的那股韧劲，一点一点地做，凡事都亲力亲为，几乎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事业上了，甚至没有太关注独生女儿的成长，这个时期的他，表现出创业者特有的那种敬业和进取精神；功成名就时期，事业已进入正规化和数字化，他所做的事情大多时候是裁决，听报告的时间多了而调研的时间少了，他每天只上半天班，其余时间用于公关、拉关系，或者与家人在一起，或者去搞养生、学古琴，这个时期的他显然已雄心不再，而且随着竞争的日渐加剧，他颇感身心疲惫。这即是说，在创业时期其在场性非常突出，而守成时期其在场性严重弱化，故事就是在其在场性弱化阶段展开的，如因为决策失误、用人不当、控制力不足等，差点导致多米诺效应的发生。南长河不同于一般企业家的地方，就是他始终保持着农民质朴的本色，他从不奢望纸醉金迷的生活，也从不挥霍浪费钱财，但他绝不吝啬，舍得出资去资助贫困学子，专门设立了助学基金会，其实为公司培养了不少忠实的追随者，这是他高瞻远瞩的举措。南长河身上没有那些土豪常见的恶习，如他非常重视家庭生活，一如既往地爱着自己的妻子，没有桃色绯闻传出，置身于欲望都市而能洁身自好，显示了他过人的定力。作为父亲，他极为疼爱自己的女儿，常说他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将来都是她的”，为救女儿他舍得一切，不惜下血本，但他却不娇惯女儿，主张对其进行挫折教育，培养她的打拼精神。南长河在外人看来，性格刚毅而果断，从不拖泥带水，是那种打不垮的永不言败的创业者，但其实他的内心很脆弱，创业经历了多次失败，而每次失败都让他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扑在妻子的怀里痛哭。外表刚毅而内心脆弱的南长河，在女儿失联的状况下，其行动明显乱了方寸，幸亏有鲁一帆出谋划策，才使其安然度过了危机。南长河的内心是矛盾的，作为一个金融资本家，他很清楚其公司能够发展，靠的是经济实力和在竞争中的不断胜出，而那些失败者可能由此倾家荡产、血本无归，“他知道，自己在这一路的打拼中已经挤垮了好几个典当公司，仅存的两三家贷款担保公司也只是苟延残喘”，他还知道，“资产集聚到一定程度资产本身就会产生这种嗜血的需求，其兼并的手段必然是有效而可怕的”⑨，可谓“一将功成万骨枯”，凡此种种都是他所不愿看到的，但他能有什么办法呢？既然人在商场，就要遵循商战的规律，他之所以感到身心疲惫，与这种不愿做但又不能不做的事有很大的关系。南长河由于文化知识的限制，对公司未来的发展缺乏战略性谋划，更没有将公司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联系起来进行宏观的思考，而是怀着水来土掩、兵来将挡的想法，属于那种商场上的经验主义者，况且，他思考更多的是家庭而非社会，更未思考如何才能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些短板和劣势，表明他是后乡土时代一个过渡性的人物。
《非常混搭》中的杨建国是后乡土时代很有代表性的打工者形象。杨建国无意中创造了一个“城市神话”，而一个意外使他亲手毁了这个神话，他人生的跌宕起伏与悲欢离合，他的在场与退场，都和音乐相关。他高中时是文艺骨干，专攻板胡，但考音乐学院无果，因为音乐学院的教师都不教板胡；拉板胡的时间侵占了复习文化课的时间，他的成绩对普通专业而言又不够，上大学的梦就此结束。高考失败的他，不愿也不会干农活，便跟着乡下的戏班拉板胡过日子，这期间认识了一个叫碎巧的粉丝，碎巧很崇拜他，宁愿与家人断绝关系也要跟他过，这样他没有花钱就娶了碎巧成了家。婚后的生活是快乐的，但也是短暂的，因为建国只拉板胡而不干农活，终于激怒了碎巧，在她“这能当饭吃”的怒吼声中，建国决定随大哥建社去城市打工，由此开始了他的淘金生涯。打工生活无疑异常辛苦，靠体力吃饭，而他为了多挣钱，从事的是吊在二三十层高楼上清理建筑垃圾的高空作业。辛苦一天的建国不像其他民工，通过玩牌、喝酒、聊天以消磨时间，而是拉板胡自弹自唱以解乏，且抒发其情绪。建国命运的转机缘于一次偶然的亮相，那是国庆期间媒体对工地的采访，有建国拉板胡的节目，节目在电视上播放后，引起了一个叫沈怡的音乐制作人的注意。沈怡约建国出来吃饭，了解了建国的情况，听他现场演奏和手机录音之后，决定与他合作，建国的“城市神话”由此起步。建国的音乐形象是由沈怡设计的，穿工装、拉板胡、唱自己创作的歌，他苍凉沙哑的歌声传递着打工者的辛酸与悲催，有一种不可阻挡的冲击力。在沈怡团队的策划与推介下，建国成功了，大街小巷都飘着建国的歌声，一个城市神话诞生了。成名之后的建国已经不属于他自己了，他成了“大众情人”，他的粉丝是不同意被一个乡下农妇独占他们的偶像的，这样就有了建国与碎巧的离婚协议。沈怡团队继续打造建国，要将他推上央视春晚，但就在这个节点，在一次演出中忘乎所以的建国从架子上摔下来，摔断了腰。建国的这次意外，使其城市神话破灭了，建国的音乐人生和淘金生涯也戛然而止。沈怡团队因为对建国的投资太大，建国出事后，广告赞助商纷纷撤离，音乐公司也倒闭了。出院治疗的建国无可奈何地回到了故乡，但谁还愿意接纳这个曾经的名人如今的累赘呢？无处可去的他，最后还是让被他抛弃的碎巧接到了家里，他看着碎巧一家人的幸福生活，不啻是每天都在承受良知的惩罚，也许他只能在悔恨、泪水和回忆中度过残生。建国的迅速成功看似偶然，其实有其必然性，他是一个有着极高音乐天赋的人，对任何乐曲都过耳不忘，他能用板胡拉这些曲子且谱写出来，他同时有着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和深厚的生活体验，打工生涯让他体验到了人生的悲苦与无奈，而他始终将自己看作是一个乡下来的高考失败的打工者，具有明确的身份定位与受众立场，故只要机会莅临，必然一鸣惊人。建国创造的城市神话的迅速覆灭，表明后乡土时代艺术在场的短暂性，这是艺术与商业合谋的时代，离开了商业运作，艺术将默默无闻，而要与商业合谋，艺术就不得不承担更多、更大的风险。建国本性善良，很同情弱者，尤其是同情那些无助的打工妹，如他对曾经做暗娼生意的小芳的怜惜和照顾，他的这种情感很有“阶级感情”的意味，他专心为弱者谱写歌曲，他的歌唱出了他们的心声，因此大受欢迎。建国为人所不齿的行为，就是决然地与碎巧分手，这一方面是由于他软弱的性格造成的，另一方面是由于进入商业运作的他，失去了自控能力，他的所作所为受市场支配。杨建国是具有丰富内涵的人物形象，这个形象的塑造显示了作者对社会思考的深度。 《回不去的村庄》中的陈磊是作品塑造的一个具有原创性意义的知识分子形象。作为变革时代的一个见证者和亲历者，陈磊的身上聚合了众多的社会信息，他的成功与失败、荣耀与无奈、雄心与苦闷，某种程度上说，代表了一代人——六零后的人生历程。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是作者对后乡土时代现实主义文学真实性的一种深度把握。陈磊的人生可分为两个部分，青年时期和中年时期。青年时期的他，是一个成功的典型，他是西北一个偏僻的小乡村的第一个大学生，是乡上第一个考上名牌大学的学生，那时的他被人们当作励志苦学的典范。鱼跃龙门的成功，既为他的未来打开了一条通道，又使含辛茹苦养育他的父亲获得了极大的精神满足。那是1980年代初期，人们的生活条件并不好，但对未来满怀信心，当陈磊走出那个小乡村的时候，要大干一场的雄心油然而生。大学毕业后，陈磊被分配到京城的政府部门工作，也娶到了心仪的姑娘——江凌，这是他人生的第二次成功，一个乡下人在京城顺利地成家立业。原想在仕途有所作为的他，却到1990年代初期还无法晋升处级，时值下海风潮骤起，官场失意的他也下海了，经营起图书发行公司，在图书发行市场混乱盗版盛行的情况下，赚了不少钱，其后稳扎稳打，终于在北京的商界站稳了脚跟，这是他青年时期的第三次成功。进入中年时期，他的人生境遇发生了很大变化，就家人而论已今非昔比，首先是与妻子江凌的关系已经名存实亡，江凌是个事业型的职业女性，热衷于学术活动，很少与他交流，共同语言日趋减少；其次是儿子陈小磊无心继承他的事业，事实上他们的父子关系平淡，因小磊从幼儿园就全托，后来上贵族学校、上大学，基本上都是自己成长的，他也有自己的“事业”，就是旅游，经常奔波在路上；最后是父亲已经年迈，虽然几年前搬到了京城，但常常思念家乡，嚷着要回去，这无疑加剧了他的分裂感。陈磊更大的中年危机则来自于事业，随着电商的崛起，所有的纸质版图书都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他的图书发行公司似乎变成了一个阅览室，业务量严重下降，公司濒临破产。在老家的短短几天，他的境遇急转直下，江凌提出离婚，公司被查封，好在这个时刻他的儿子回到了身边。此时，他深感属于他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了。陈磊的人生起伏，其实与他的在场性建构有很大关系，青年时期的他有明确的在场意识，无论是对事业还是对婚姻而言，都是如此，这种在场意识使他不断走向成功，即使出现波折也能从容应对；而中年时期的他，在场性日趋弱化，在各种交际场合他几乎都是以陪客的身份出现，即使回老家也是在乡长书记的安排和乡亲的吆喝声中度过，甚至连老家的真正模样都没看清楚，而事业上的缺场，表现在他没有对市场需求和发展趋势进行调研，以顺应时代的变革，及时做出战略调整，故丧失了竞争力。陈磊作为知识分子出身的商人，并不唯利是图，而是有着为社会做贡献的意图，在他事业的辉煌时期，曾出资一百多万元在家乡捐建了希望小学，他还在家乡资助了十个学生，包括他们从高中到大学的全部费用。此外，凭借他在官场和商场的人脉资源，为家乡的发展提供了信息渠道。但也正因为这样，陈磊在乡亲看来就是一个矿藏，这个矿藏一旦没有了开采价值，就不会再有人理会他了，陈磊原打算在故乡多呆些时日，但乡亲的势利让他心寒，况且父亲已经去世，故乡对他来说已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在陈磊的支持下，公司倒闭时留下的唯一员工章芸与陈小磊成立了一个新的文化传媒公司，除图书外，还经营咖啡、三明治等饮料与零食，更重要的是公司二十四小时营业，为北漂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可过夜的地方。新公司的发展出乎意料的好，业务量很大，还成立了西北区总代理。新公司成功的根本原因，是顺应了后乡土时代文化产业的发展趋势，这是陈磊从失败中总结的教训，也是传授给儿子的经营之道。
三、事件序列：后乡土时代的社会隐喻
文学在场学认为，人物的在场性建构与事件的展开密切相关，所谓在场，是人物在事件中的在场，离开了事件，人物的在场性就失去了依托。在一般的叙事学理论中，事件可分为多种类型，如中心事件与边缘事件、大事件与小事件、情节性事件与故事性事件等，这些分类对文学在场学的事件序列研究自有其启发意义。但要看到文学在场学与一般叙事学之间的区别，一般叙事学所关注的是事件与情节、与故事的关系，而文学在场学更关注事件与人物的关系，即人物如何推进事件的发展、人物如何在事件的演进中体现其主体意识等，故事与情节则退为考查的次重点。在现实主义文学中，事件不是可以随意虚构的，要具有一定的现实依据或历史依据，要符合“可然律”的基本要求。纵观小说集，我们发现在每部作品中，作者都有明确的“事件意识”，如《石坊村遗案》中的“遗案”、《燎疳》中的“燎疳”、《不在服务区》中的“失联”、《非常混搭》中的“混搭”、《卖瓜》中的“举报”、《回不去的村庄》中的“返乡”。这些事件本身大多有强烈的时代内涵与现实能指，如“失联”、“混搭”、“举报”等都是近年来出现频率极高的词汇，这些词汇与后乡土时代人们的生活情态关系密切，可视为社会隐喻。解码这些词汇，无疑有助于更准确地把握作品的现实主义品格。
《石坊村遗案》中的“遗案”到底是指什么？从作品的表象来看，所谓“遗案”是指石坊村的文物毁坏案和文物盗窃案，即有人毁坏了牌坊和盗走了汉白玉石刻，但透过牌坊以及牌坊上的石刻“忠烈可嘉”，引出的是三个爱情事件，事件发生的时间从晚清一直延续到当下。显然，这几个事件与历史有关，与人性有关，作品也是从历史与人性的双重维度叙述了三代人的爱情事件，这样的爱情事件无疑有着历史的纵深感，而人性也在历史的变迁中不断经受着冲击。第一个爱情事件始于晚清，外表强悍肌肉发达的朱武，是丧失了性功能的一个人，在左宗棠的军队路过时，朱武坚决要求从军，尽管其有着建功立业的壮志，但也不排除逃离尴尬婚姻的初衷。朱武的缺场使青春年少而风流乖巧的周氏倍感寂寞，此时乡绅马老爷乘虚而入，与周氏建立了感情，他们的“红娘”就是高亢激越的甘肃花儿，不久他们就有了孩子。朱武死后，周氏“一直守寡”，后经马老爷联名地方豪绅，请左宗棠为朱武夫妇题词，这就有了“忠烈可嘉”的石刻，并为周氏立了牌坊，牌坊成为周氏的护身符，使得表面姓朱其实姓马的一支流传了下来。在这个爱情事件中，周氏的行为有违封建伦理道德，但并不悖于人性，马老爷虽有偷情之嫌，但也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在他的能力范围，为周氏及其孩子的未来做了未雨绸缪的事情。但就因为孩子“表面姓朱其实姓马”，给其后的爱情悲剧埋下了祸根。第二个爱情事件发生在1980年代，朱增祥的大儿子朱长松与朱长富的大女儿朱丹丹青梅竹马、两情相悦，到谈婚论嫁的年龄，他们向双方父母提议婚事，但遭到坚决反对，反对的理由是他们都姓朱、叔侄辈分、血缘关系。朱丹丹不服，向报社咨询是否可以结婚，报社给出了不置可否的回答，认为从血缘来说出了五服是可以的，但从传统道德角度说不妥，同时将这个咨询登报，使其公开化。他们的爱情找不到任何的外界支持，而那时他们正处于热恋阶段，且朱丹丹已怀有身孕，绝望的他们最后选择了殉情。在这个爱情事件中，他们都是无辜的，本来毫无血缘关系，但承受了巨大的道德压力，为先辈的秘密付出了血的代价。第三个爱情事件的发生是在当下，朱增祥的小儿子朱长贵娶了马老爷的后代马兰花，由于他们是真正的近亲结婚，两个孩子都得了怪病，先是发烧，后来变傻，为给两个孩子治病，耗尽了家财，但无济于事；绝望的朱长贵似乎发现了先辈的蹊跷，便借打工之名避开了，再也没有回家，留下孤獨悲哀的马兰花艰难度日。朱长富的小儿子朱雨生的再度出现使马兰花已死的心复活了，朱长贵的缺场让朱雨生深感有必要照顾可怜的初恋情人马兰花，两颗破碎的心迅速恢复，他们决定远走高飞，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而得知先辈真相的朱增祥，也支持儿媳妇的决定。在这个爱情事件中，朱长贵、马兰花和朱雨生因为先辈的秘密，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他们终于从秘密中走出，敢于重新选择生活，他们并不是绝望的一代，这就意味着，如魔咒一般的“爱情遗案”最终得到了解决。作品的叙述是诗意化的，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人性的需求却没有变化，青年男女对爱情的渴望没有变化，几辈人所吟唱的花儿表达的情感浓度没有变化，有变化的不过是人性与道德的冲突在弱化。 燎疳是一种民俗，但在《燎疳》中是作为事件出现的，作品的燎疳事件出现了两次。第一次事件使爱情苏醒，而第二次事件使爱情泯灭。第一次事件发生在采菊年轻之时，那时的采菊是青年人心中的女神，有多少人都心仪采菊，而唯有宋思来使采菊倾心，这基于宋思来在燎疳节上的精彩表演。宋思来不仅长得结实健壮，而且身形灵活自如，他能轻松跨越熊熊烈焰的火头，在众人的注视和呼喊声中完成高难度的动作。他在一个燎疳节夹带着采菊飞跃火焰，这种飞升的感觉让采菊终身难忘，也是在这个燎疳节，采菊的爱情苏醒了，他爱上了这个英俊而潇洒的年轻人。第二次事件是在几十年之后，前文已叙，宋思来回归故乡，除了要重温旧情，还有其不可告人的企图，采菊起初在宋思来的强大攻势下，几乎全线崩溃，黄昏恋似乎不可阻挡，但当她发现儿媳妇艳艳的不正常，尤其是看到孙女春雨带红的裤子，追问了原因，采菊短暂复活的爱情随即被瓦解，她痛恨宋思来，也痛恨自己怎么会对这样的人还念旧情。采菊原想通过合法渠道，向乡上反映以撵走宋思来，但年轻的乡党委书记因为等着要提拔，不想多事，便将宋思来的事按了下去。采菊感到，只有自己想办法“燎”宋思来这个“疳”了，她的计划是在燎疳节的夜晚烧死他，为了更有胜算，她在年后去小卖部探了下虚实，让他演示了三道门的防盗性能，发现一旦小卖部起火就无法解救，她约定在燎疳节的晚上来小卖部与他约会，以确保他在场。半夜的时候，小卖部门前的大火燃起，迅速引燃了里面的汽油，小卖部很快变成了一个火堆，宋思来被烧成了焦块。燎疳事件贯穿了采菊与宋思来的一生，其感情的缘起缘灭皆系于燎疳，而熊熊燃烧的烈焰见证了这一切。
如果说“遗案”事件和“燎疳”事件的当下性不是很突出的话，那么，《不在服务区》中的“失联”事件则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失联之事早已有之，只不过在通讯不甚发达的年月，即使失联了，也没有多少人知晓，故不会造成多大的社会恐慌，而在人均至少一机的网络时代，“失联”这个词却足以让人惊心动魄，因为失联的当事人，更多地与死亡、绑架和受虐联系在一起，让当事人家属和社会深陷焦虑。从心理学角度讲，人对已知的危险事物的恐惧，远远小于对未知的危险事物的恐惧，失联就是一种未知，所以其引发的恐惧可能更大。“失联”作为一个高频词，始于2014年3月的一则新闻——“马航失联事件”，随后媒体上关于女性失联的事件被频频报道，尤其是女大学生或女教师的失联事件，“失联”已成为全社会都在关注的一个高频词。《不在服务区》的现实针对性就在于它真实地再现了失联事件的社会影响力与不可估量的破坏性。作品中的南楠，因为感情的事关机，阴差阳错地失联近八个小时，给家人造成了极大的恐慌，打乱了他们生活的全部节奏，缘于此，又造成了南长河的失联（因为寻找南楠走得急，没有带常用的手机），在不到二十四小时的时间，几乎使南长河苦心经营半生的公司倒闭。在《回不去的村庄》中也涉及失联事件，如陈磊在老家期间，因关机数日被媒体报道为失联，加速了公司倒闭的进程。《不在服务区》表明，在后乡土时代，网络已进入了人们生活的各个层面，如果谁脱离了网络，不在服务区，就可能被认定为失联，而一旦失联，就可能引发恐慌造成损失。这就是作品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非常混搭》的“混搭”事件是贯穿作品始终的事件。混搭（Mix and Match）是新世纪以来才流行的一个词，来自于西方时尚界，指穿衣者根据个人喜好，将不同面料、不同风格和不同价格的服饰，混合搭配以形成个性化风格。因为“混搭”一词极具后现代意味，便逐渐渗透到文化领域，成为后乡土时代一个有代表性的文化概念。在文化领域，“混搭”有搭配、拼凑、重组等多重能指，但不带有感情色彩。作品中的混搭事件有三个，我们先看第一个混搭事件，即碎巧与吕大顺的混搭。碎巧家的草驴因为配种时被吕大顺的叫驴压断了腰被废，使其折了农本，经过大家的争论与协商，同意让吕大顺给碎巧家帮农活，直至其恢复农本，吕大顺只好答应了，这就构成了第一个混搭事件。这个混搭事件中，表面上看是农活上的混搭，其实是生活意义上的混搭，碎巧因为丈夫的缺场，有了一个婚姻的空档期，而吕大顺已离婚多年，混搭事件使他们各自都临时性地充当了妻子或丈夫的角色。在雷击事件中，吕大顺拼命保护碎巧，而碎巧又为救重病高烧的吕大顺尽心竭力，这为双方都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也为其后的故事推进创造了条件。第二个混搭事件是音乐上的混搭。一是建国与小芳的混搭，建国的歌声苍凉沙哑，而小芳的歌声清纯透亮，他们没有声乐训练的经历，故带有极强的乡野气息，这样的声乐混搭浑然天成，别有一种风格；二是建国所用乐器板胡与西洋乐器的混搭，这种混搭使音效更具冲击力和震撼性。这个混搭事件，使建国的音乐事业步入了新的层次，而其音乐也迅速走红，伴随着音乐上的混搭，建国与沈怡的感情升温，也进入了混搭状态。第三个混搭事件，是建国出事之后，无处可去的他被碎巧夫妇收留，形成了新的混搭，在建国与碎巧离婚时，明确了房院归碎巧，而当碎巧与吕大顺组建了新的家庭后，他们对建国的收留，是出于人道而非顾念旧情，显示了他们的大度、宽容和善良。
《卖瓜》中的“举报”事件。举报指检举、报告，古代主要针对官员而言。这个词的真正兴起则是在网络时代的到来，网上举报成为一种很常见的形式，知情的举报者通过电子邮件将案件线索提供给相关部门，以引起关注。进入后乡土时代，为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反腐之风日盛，一些重要部门如中纪委、公安部、工信部、文化部、最高检、扫黄办等单位都提供了举报网站和举报电话，“举报”于是成为一个高频词，成为代表一个时代热点的词语。《卖瓜》中的举报事件前文已叙，这里不再赘言。作品通过举报事件，充分展现了人物性格，如侯玉章的精明强干而心地单纯，朱国杰的外表憨厚而内心狡诈，柳倩的柔弱外表下潜藏着不羁的野心。作品的另一个意义在于，再现了1990年代乡村教师的生活状况与心理动荡，以及后乡土时代被管制官员的内心世界与精神压力，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同样具有历史真实性的是《回不去的村庄》中的“返乡”事件。“返乡”是作为后乡土时代的精神事件出现的，自1978年恢复高考制度以后，众多来自乡村的学子在城市找到了事业，几十年的城市生活却不能使其忘却乡土的温馨，他们仍有返乡的冲动，特别是进入后乡土时代后，这种冲动就更为强烈，但乡村经过城镇化的改造，经过现代性的无数次冲击，已今非昔比，他们是怀着返乡的喜悦走进乡村的，而眼中的乡村远不是心中的乡村。海德格尔在阐释荷尔德林的“归家诗”时指出，返鄉不仅指回到地理意义上的故乡，而且更应看作是走近文化意义上的家园和精神意义上的本源，他进一步阐述道，“归家是回返到与此本源相近之处”，“但这样一种回返的条件是：作为流浪者，归家之人在以前、在很长的时间内都把航程的重负担当起来，而且已进入此本源，这样，他可在那儿体验那被寻求者的本质可能是什么，而且能够作为更有经验的寻求者回返故土。”⑩当返乡者踏上返乡之路并走进故乡，却发现他仍然没有“返乡”，他必须持续追寻，直到他真正融入文化家园并澄明其精神本源。《回不去的村庄》中的陈磊，在被故乡拒绝的一瞬间已无处可去，或将永远置身于精神流浪的路上。 结 语
别林斯基在讨论“什么是现实主义”时，说过这样一段话，“这便是现实性的诗歌”，“是我们时代真实的、真正的诗歌”，“它的显著特色，在于对现实的忠实，它不改造生活；而是把生活复制、再现，像凸出的镜子一样，在一种观点之下把生活的复杂多彩的现象反映出来，从这些现象里面汲取那构成丰满的、生气勃勃的、统一的图画时所必需的种种东西”。{11}别林斯基的观点，以及后来其他理论家关于现实主义的论述，被人概括为真实性、倾向性和典型性，这“三性”是一切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后乡土时代的现实主义也不例外。真实性体现为环境的真实性、人物的真实性和事件的真实性，倾向性是通过事件的叙述而体现出来的作家的思想倾向与价值判断，典型性主要体现为人物的典型性和环境的典型性。本文在把握现实主义文学基本特征的前提下，从文学在场学的视野，对作品进行了解读。文学在场学对叙事类文学的解读，是从三个维度展开的，即历史场域、人物谱系和事件序列。历史场域类似于以往文论中的环境，但又超越了环境说，因为它不仅关注地理环境与人文环境，而且还关注处于交往结构中的人的活动。就现实主义文学而论，文学在场学的历史场域分析要把握真实性与典型性的特征，我们将作品的历史场域概括为乡场、官场和商场，以及它們之间的相互交叉与渗透，由此可以认定，作品的历史视野是准确的又是开阔的，是作品源于生活又超越生活的体现，而作品所呈现的历史场域却是特定历史时期才出现的，具有唯一性与暂时性的特征，这是作者对后乡土时代清晰把握的结果。在人物谱系，作品塑造了众多性格鲜明而内涵丰富的人物形象，如朱侦查员、宋思来、南长河、杨建国、侯玉章、陈磊，这些人物具有不同的职业背景与人格结构，但无一例外都体现着后乡土时代的历史特征，是具有典型意味的人物，他们的存在犹如这个时代的缩影，其进取或颓废、从容或焦虑、成功或失败，都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他们与后乡土时代联系在一起，离开了这个时代，其意义将大不一样。在事件序列，作品以后乡土时代的热点话题为轴心（如“失联”、“混搭”、“举报”等），在事件的推进中呈现了人物的性格特征与在场意识，而这些事件大多有强烈的时代内涵与现实能指，具备社会隐喻的功能。综上所述，小说集《非常混搭》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从历史场域、人物谱系和事件序列，表现出后乡土时代的现实主义特征。现实主义文学是一种发展中的文学，但在网络文学盛行的后乡土时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声音日趋微弱，这倒不是说后乡土时代就不再需要现实主义文学了，而是很多作家的创作没有及时跟进时代，没有准确把握时代审美诉求，没有真正洞悉读者所关注的社会问题，因而失去了大量读者。要重振现实主义文学，就必须以新形态出现，而这部小说集无疑是一部具有探索意义的作品。
项目来源：2016年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习近平文艺思想与甘肃当代文学研究”（YB127）；2016年度甘肃省高校科研项目“中国精神与甘肃新世纪文学创作研究”（2016A-064）
①所谓“后乡土时代”，是指在乡土结构依然留存的情况下，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观念和行为都已经受到了现代化的渗透，并或多或少具有现代性特征。见陆益龙：《农民中国——后乡土社会与新农村建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7页。
②“文学在场学”是笔者最近提出的一种文学研究的观念与方法，其具体细节参见拙文《文学在场学：一种建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之“中国话语”的观念与方法》，《四川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
③任平：《论马克思主义出场学视域中的历史构境》，《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10年第2期。
④郭三省：《燎疳》，见《非常混搭》，甘肃文化出版社2017年版，第58页。
⑤郭三省：《石坊村遗案》，见《非常混搭》，甘肃文化出版社2017年版，第11页。
⑥郭三省：《种瓜》，见《非常混搭》，甘肃文化出版社2017年版，第319页。
⑦（英）雷·威廉斯：《现实主义与当代小说》，葛林译，《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第659页。
⑧燎疳节是盛行于陕甘宁相接壤地区的春节节庆习俗，通常在正月二十三的晚间开始，可称为中国式“火节”，一般以纸人、干柴、春联等作为燃料，大火烧起，人们便蹦跳着跨过火堆，以此来祈求消灾避祸。
⑨郭三省：《不在服务区》，见《非常混搭》，甘肃文化出版社2017年版，第126页。
⑩（德）海德格尔：《追忆诗人之二》，见《存在与在》，王作虹译，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103页。
{11}（俄）别林斯基：《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见《别林斯基选集》第1卷，满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49页。
一、历史场域：后乡土时代的文化时空
“历史场域不是一个现存的在场，而是多元出场者交往行动的历史—空间构境，一个包括‘主体—客体’、‘主体—主体’关系的交往实践结构。”③文学在场学认为，历史场域是文学意义上特殊的文化时空，由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构成，时间维度相当于“时代”，而空间维度类似于“环境”，用通俗的话讲，所谓历史场域，就是人物活动和事件展开的时代环境。历史场域不可随意虚构，历史场域的真实性是现实主义文学真实性的基本构成之一。《非常混搭》所着力营构的历史场域，在时间维度上主要是当下，这就意味着乡村已承载了近四十年的现代性洗礼，以往的乡土文化在现代性的冲击下已发生变化乃至质变，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城市进入了后现代语境，知识经济成为城市经济的主流形态。从空间维度上看，作品以乡村为中心，而触及乡村与城市的交叉地带——县城，再由县城延伸到城市，缘于此，作品的空间维度便表现出交叉性与多样性。理清了历史场域的内在构成，接下来我们该具体分析作品所营构的历史场域了。纵观作品，我们发现，作者所营构的历史场域主要包括三个次场域，即“乡场”、“官场”和“商场”，它们之间并非泾渭分明，而是有交叉或重叠。
我们先来看“乡场”这个次场域。在《燎疳》有这样一段描写，可看作是对后乡土时代荒芜乡村的典型写照，如其所叙，“这些年，村里年轻人少了，社火也耍不起来了，丁壮劳力长年外出打工，有的连过年都不回来。许多家庭都是‘铁将军’把门，院子里蒿草一人深，野兔野鸡都在里面抱窝了。有些打工的，挤车回来看看老人孩子，也只是过个年，还没有过正月十五就又外出了，谁能等到正月二十三燎疳？”④现代性对乡村的侵袭，不仅是城镇化的大力推进使乡村的边界日渐狭小，而且迫使青壮乡民进入到劳动力市场，因为传统的农业生产的收益已不足以应对乡民的日常生活所需，为缓解生活的压力，更为寻求下辈人的发展出路，乡民的选择多是外出打工。随着青壮年男子的外出，村庄里就有了留守老人、妻子和孩子，或者全家人跟着打工者在城市四处漂泊，曾经充满温情的乡村便一天天地衰败下去。《燎疳》所叙述的这种荒芜乡村在西部地区随处可见，作品的深刻之处在于，其叙述了荒芜乡村变成了一个危机四伏的地方，变成了犯罪分子行凶作恶的场所。作品叙述了一个叫宋思来的返乡者，在小学校旁边开了个小超市，诱奸了多名小学生，且通过小恩小惠和跳舞娱乐之便，与多名留守妇女通奸，从而使村庄周边布满了不安与阴森。作为后乡土时代的典型症候，乡村的衰败除了家园的荒芜，还表现在乡土人情的淡薄上，乡民们似乎在亲热的嘘寒问暖中打着各自的小算盘，无论远亲与近邻，似乎都变得唯利是图了，这在《回不去的村庄》中表现得尤为充分。在京城做书商的陈磊，由于年迈的父亲预感到时日无多，坚持要回老家，陈磊便前往老家以做准备，但这一趟回家，让他真切感受到了人情的淡薄和世态的炎凉。首先是乡民们以诧异的眼光打量着背双肩包自行回家的陈磊，因为他们习惯了衣锦还乡、前呼后拥的陈磊，“花白胡子的四爷”的一句“你碎■没啥事吧”，随口的问候中带有几分嘲弄，更预示着乡民们对陈磊的状况有了不好的猜测，让他的心凉了半截；其次是陈磊犹如流浪汉在村庄游荡，大家都躲着他，没有人关心他为什么要到老家来，而过去每次回家，乡亲们都是排着队接他，将请他吃饭看作是一件光荣的事情；再次是装醉的陈磊无意中听到村支书田志高和堂哥陈皮都想占了他家的老宅，陈皮先前还冒领了陈家的“炮费”（即补偿因放炮炸石开采造成损失的款项），田志高冒领了陈家几年的退耕还林款；最后是打扫荒废的老宅，给侄子、侄媳妇要付费，连同一年“看家护院”的费用算在一起，共计两万元。经过这次返乡，陈磊记忆中那些温馨的乡情已荡然无存，他看到了乡亲狰狞的势利，但这也许才是他们真实的面目。陈磊之父很清楚乡亲的心理，为了在他死后能让陈磊“回来”，在他返乡的当天，他就倾其积蓄给前来看他的每个人都发钱，但即使这样，仍不能让乡亲满意。陈父死后，掘坟的乡亲故意刁难陈磊，不肯从坟里出来且骂骂咧咧，则表现了其露骨的仇富心理。
作者所营构的第二个次场域是“官场”，一种后乡村时代的行政生态，在《石坊村遗案》和《卖瓜》这两部作品中得到了集中的呈现。《石坊村遗案》叙述的是，因为重新调查一起案件而引发的官场震荡。有人在网上披露说，石坊村的文物案（拆毁牌坊、盗走左宗棠题字的汉白玉石刻）在没有搞清真相的情况下匆忙结案，其中必有玄机，帖子一出，舆论为之哗然，为了平息輿论，市上派侦破经验丰富的朱侦查员去重查。随同朱侦查员查案的是叙述者“我”、一个刚从乡下调进县城的教师，“我”目睹了从县到村的各级官员围绕遗案所进行的表演。“这个案子，说法不能变，调子不能变，结论不能变”⑤，这是“我”无意中听到的乡党委刘书记的谈话内容，刘书记的谈话表明从上到下基本的立场，因为石坊村的文物案一旦查出真相、结论有变，便在年终考核中一票否决，包括县、局、乡、所、村的行政官员都要受到牵连，官员们为保住“政绩”，极为重视这起案件，但他们采取了冷战与攻坚相结合的策略。县上尤其是县公安局对重查案件表现出“极大的冷漠”，这是冷战，其实表达了一种态度，暗示重查只是走走过场就算了，乡上和村上则表现得极为热情，在曲径通幽的“王家大院”款待来人，不仅如此，乡干部和村干部还使出浑身解数，以期误导案件的侦破。这就是基层行政组织的所作所为，大小官员所关注的是上面的评价和自己的政绩，至于如何使真相水落石出，给社会一个合理的说法，似乎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除了呈现官场根深蒂固的关系网和利益链，作品还揭示了官本位的风气依然炽热，在作品的开篇，年少得志的白局长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给“我”安排任务，使“我”体验到白局长在文广局的一手遮天，而其他官员对白局长都惟命是从，根本不会追问他的指令是否正确与合理，这样的行政生态所造成的后果可想而知。《卖瓜》展现了行政生态的另一面，即“反腐”高压态势下官员的精神状态。现任西原区发改委主任的侯玉章，是在开区常委会议时被市纪委工作人员当着众多参会者带走的，起到了预期中的震慑效果。但令侯玉章纳闷的是，他到底什么地方违规违纪了？在被管制的那段时间，他回顾从政以来的所作所为，却实在想不起违规违纪的事情，所以一直无法“交代问题”。在纪委工作人员的反复提示下，才想起多年前因买房借朱国杰任副总的建筑公司的五万元，但这笔钱早就还了，当时还有第三者在场，为什么在这个关节点上还要提这档子事呢？原来，为了在西原区领导班子的换届中更有把握胜出，呼声很高的朱国杰想借“反腐”的东风将竞争对手侯玉章置于死地。可见，“反腐”的本义在现实中可能被歪曲，政客们可能利用“反腐”去排除异己。问题在于，被管制的官员虽然可能最后被证实是“冤枉的”，但人们似乎并不这样认为，如侯玉章被释放后官复原职，人们还是躲着他，好像他真的有问题，“这种事，就像作风问题一样，最后即使查不实，但你不会再有清白了，那种挥之不去的尿骚味儿，会一直伴随着你。你无可奈何，可你又能向谁解释”？⑥侯玉章从此再无工作的积极性，而且可能永远承受管制期间所形成的精神重负。 作者所营构的第三个次场域是“商场”，即企商业的运营生态。《不在服务区》集中呈现了后乡土时代的商场所具有的历史形态，这个时代的商场已面临多重风险，除了竞争带来的风险、企业间的谍战引发的风险，还存在其他的未知风险，这些未知风险往往不是经营者可以预料的，其中最可能引起动荡的是多米诺效应。主人公南长河来自于乡村，凭着对工作的热忱和常年的苦心经营，成了长河投资公司的总裁。南长河的女儿南楠是一个文学研究生，她隐藏了父亲企业家的身份，靠自己彈古筝的特长勤工俭学以获得学习与生活的所需费用。她很少与家里通话，业余时间主要是外出打工，与父亲约定只在每周五晚上通话一次。但在约定的通话时间电话关机，四个多小时后仍然关机，使南长河心生不安，“失联”的焦虑使其感到事态严重，凌晨两点时他拨通了在公安局工作的老同学鲁一帆的电话。鲁一帆建议他俩一起前往京西市寻找南楠，鲁同时联系了京西公安局进行手机定位，并提醒南长河准备一定数额的钱款以应急，万一南楠遭到绑架，可用钱确保人质的安全。多米诺效应就是由南长河筹钱的事引发的。南长河打电话给副总林承泽和秘书周密，让他们快速筹措一千万元现金，他的夫人林秀英会来提现，但根据财务制度，大额支付都是用转账，因此林秀英并没有拿到现金。于是林秀英便向她的牌友——那些官太太借钱，仍遭到拒绝。林秀英没办法，只能到公司来想办法，但她看到的情景是，林承泽不知去向，办公室里几部电话不停地响，是客户询问南长河的去向，因为大家已认定他携款私逃了。公司门外已挤满了人，都是来提款的，挤兑风潮一触即发，经过林秀英和周密的有效解释，才使人群慢慢安静下来。长河投资公司的危机，其实从它将亚星地产作为重点投资项目就开始了，亚星地产由于资金链条断裂，变成了一幢烂尾楼，而这个项目是副总林承泽力挺的，林以为南已得知项目的真相，于是在关键时刻提现金逃了。南长河赶回公司，使谣言不攻自破，但几大客户要求转账的事仍很棘手。检察院来人，说长河投资公司的几个账户出现严重资金异动，怀疑贪官在洗黑钱，要求将全部账户予以冻结，这才避免了多米诺效应可能的巨大损失。作品形象地说明，后乡土时代的商场将众多企商业的命运绑在了一起，一旦某个环节发生意外，整个商场都会随之崩毁。
综上所述，后乡土时代的历史场域是由乡场、官场和商场共同构成的，这几个次场域并非泾渭分明，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本文将其分开阐述，是为了更清晰地观察各个次场域的存在状况。作品的突破性意义就在于全方位展现了“这一个”历史场域，这既是作者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的结果，也是对后乡土时代现实主义演进的一种必然选择。
二、人物谱系：后乡土时代的精神素描
在文学在场学看来，人物是推动故事进程的核心力量，但每个人物在故事中的意义是不同的。判断人物意义的方式，就是要考察人物的在场性与在场性建构，所谓“在场性”，就是人物的行动具有推进故事进程的可能，缺少了这样的人物，故事将无法推进；而所谓“在场性建构”，就是人物行动的意义是逐渐被建构起来的，经历由小到大、由隐到显的演变过程。但无论是人物的在场性，还是在场性建构，都是人物的主体性行为，都是由人物的某种精神动机所导致的行为，因此对人物的分析就应该从其精神动机入手，然后考察其在场性与在场性建构。人物“当下”精神动机的形成，可从其“当年”的人生阅历探寻根源，而结合特定的历史场域以分析其在场性与在场性建构。人物的真实性同样是现实主义文学真实性的基本构成要件，决定着作品的最终成败。现实主义文学中人物的真实性，是与时代的真实性、社会的真实性和场域的真实性联系在一起的，“在最高级的现实主义作品中，我们基本上是根据个人来认识社会，通过社会关系来认识个人的”。⑦在小说集中的每部作品中，作者都彰显人物的真实性与在场性，形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谱系，这些人物身上折射出后乡土时代的精神取向与价值判断，是作品成功的标志之一，故有必要对其进行重点分析。
《石坊村遗案》中的朱侦查员就是一个推进故事进程的人物。朱侦查员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坚持原则的人，在办案中因为坚持原则而冲撞了领导，被调离了重要岗位，“失去了坚持原则的资格”，经过多年的努力与等待，他才重返重要岗位，几十年的工作经验告诉他，坚持原则与尊重生活结合起来判断案件才是正路。虽然他在工作中渐渐收敛了锐气，不再锋芒毕露，但他伸张正义的心始终没有改变，只是他更加注重行动策略，能够有效把握自己的工作节奏和控制事态的进展，不失时机地彰显其在场性。在接手侦破石坊村毁坏与盗窃文物案件中，他预感到其中必有隐情，他的想法是无论如何要先获得真相，然后根据各种情况再作结论。他审时度势，不动声色地执行自己的计划，打乱了从县到村各级官员的预设，官员们的预设是将他和“我”安排在王家大院或村支书家里，置于他们的监控之下，吃吃喝喝几天便无功而返。但朱侦查员提出要住在嫌疑人朱增祥家，一是可以利用各种机会了解案件的详情，二是便于行事而不受干扰或阻挠。朱侦查员认定，这起案件的焦点是汉白玉石刻，而经过仔细的走访摸排，了解到石刻早已不知去向，根据村民提供的信息和几天来摸排的结果表明，村支书朱长富是最有可能盗走石刻的嫌疑人。在朱侦查员看来，案件的真相已经逐渐清晰：外出打工的朱长贵因为两个傻孩子的事情，对其先人颇有怨恨，这种怨恨转移到对牌坊的怨恨，于是在一个夜晚潜入村里毁了牌坊。而朱长贵的父亲朱增祥担心儿子吃官司，硬说牌坊是他拆毁的。朱增祥父子并没有在意牌坊上的汉白玉石刻，石刻被朱长富悄悄盗走了，随后朱长富将石刻作为礼物送给了乡上的领导，乡上的领导又将其送给了县上的领导。这样层层转手，过了些时日，石刻可能送到了京城某个大领导的手中。石刻之事是各级官员最担心的事情，一旦真相揭穿，将牵扯众多的官员进去。朱侦查员决定敲山震虎，向朱长富摊牌。朱长富感到事情已经失控，及时向乡上、县上报告了案情的进展，让县上领导措手不及。案件的真相已清晰，“该如何下结论”是摆在朱侦查员面前的难题，如果据实上报，朱增祥父子可能被判刑，两个傻孩子谁来照顾？如果将朱长富抓了，必将牵扯乡上干部，以此类推，牵扯的官员越多，引起的官场震荡越大，后果不堪设想。其实这些都不是朱侦查员愿意看到的，他此时考虑最多的，是和平解决所有人的问题。对于朱增祥父子而言，重要的是治好两个孩子的病，照顾好两个孩子；对于朱长富来说，使其安心村上的工作才重要，不要再给朱增祥父子出难题；对于“我”这个还没有编制的人来说，当务之急是落实编制，尽快发挥特长；而对于朱侦查员自己来说，是解决正县级待遇，然后退休。朱侦查员并没有提出这些要求，但所有的事情都在第一时间解决了，最后结论是维持原判。朱侦查员不是一个铁面无私的执法者，但却是一个有情有义的执法者，他不仅是从法律和正义，而且也是从生活出发考虑问题和理解案件的，他认为这起案件中涉事的人没有一个是十恶不赦的，也没有一个是惯犯，而案件本身并不涉及重大问题，被几经转手的石刻还被某人保存着，终究还是国家财产，谁都拿不走，因此没必要搞得风起云涌，使生活的秩序和官场的秩序发生混乱。在他看来，“生活是第一位的”，执法的目的是为了使人们生活得更好，而不是相反。 《燎疳》中的宋思来是作者塑造的一个很有意味的人物，他是一个“在场者”，但他的在场却有着不同的社会意义。宋思来做学生的时候学习就很好，且能文能武，每年的燎疳节⑧都少不了他的精彩表演，按照这种发展势头，他将是个有所作为的人。初恋的失败却让他尝到了人生挫折的悲凉，他的意中人是采菊——他的同班同学，托人去采菊家提亲遭到拒绝，理由是他们家的成分太高。此时的宋思来是无辜的，是值得同情的，因为他承受了社会强加给他的压力。初恋事件是他人生的转折点，倘若他有勇气面对和接受，继续勤奋学习且等待时机，他将是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但他卻从中领悟出了邪恶——利用一切机会不择手段地出人头地，因为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他辍学后孤身前往新疆，在新疆油田找了工作，同时也开始了他不光彩的人生。他一方面想方设法讨好他们部门的一把手王经理，博得了王经理夫妇的好感，另一方面与王经理年轻的夫人白大夫时不时地偷情。王经理因为车祸丧生，宋思来便娶了白大夫，他在新疆的命运变化就是由这段婚姻引起的。公司的人传言说他先举报了王经理贪污，接着娶白大夫，都是为了霸占家产，在工作单位人们疏远他、孤立他，回到家则要看王经理儿子的眼色，因为他总是充满敌意地看着宋思来。更让宋思来生气和绝望的是，白大夫背着他一直在避孕。他发现这个秘密后与白大夫发生了争执，随后他挥拳打破了白大夫的鼻子，被她的儿子撞见，怒不可遏的儿子将宋思来暴打一顿，打得住了半个月医院，出院后他意识到，新疆已没有他的容身之地了。在新疆的这段岁月，宋思来表现得急功近利且厚颜无耻，他无视道德的底线，对所有人都是虚情假意的，他的在场只能让人感到不快和不安，这也注定他的工作是失败的，人生也是失败的。但他仍不思悔改，没有从那段失败的人生中汲取教训，回到故乡的他，实施了更龌龊的罪恶行动，利用小超市之便，诱奸了多名小学生，也引诱了多个年轻的留守妇女。他的小超市的套间装修得密不透风，俨然像个魔窟，这样装修是为了便于掩人耳目，可见自他返乡就有犯罪的预设，他已变成了传说中的恶魔。他最后被采菊利用燎疳的烟火，烧死在了小超市，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宋思来的身上表现出某一类人的共性特征，他们一方面承受了社会的不公平待遇，另一方面他们又以犯罪的方式报复社会，而使许多无辜的弱者受到伤害，他们最终只能是自取灭亡。
《不在服务区》中的南长河是一个后乡土时代很有代表性的企业家形象。他来自于贫穷的乡村，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在大城市顽强打拼，生意由小到大，终于在竞争剧烈的企商界崭露头角。南长河的人生分为两个阶段，在事业起步的时期，他坚韧、刚毅、果敢，凭借农民天生的那股韧劲，一点一点地做，凡事都亲力亲为，几乎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事业上了，甚至没有太关注独生女儿的成长，这个时期的他，表现出创业者特有的那种敬业和进取精神；功成名就时期，事业已进入正规化和数字化，他所做的事情大多时候是裁决，听报告的时间多了而调研的时间少了，他每天只上半天班，其余时间用于公关、拉关系，或者与家人在一起，或者去搞养生、学古琴，这个时期的他显然已雄心不再，而且随着竞争的日渐加剧，他颇感身心疲惫。这即是说，在创业时期其在场性非常突出，而守成时期其在场性严重弱化，故事就是在其在场性弱化阶段展开的，如因为决策失误、用人不当、控制力不足等，差点导致多米诺效应的发生。南长河不同于一般企业家的地方，就是他始终保持着农民质朴的本色，他从不奢望纸醉金迷的生活，也从不挥霍浪费钱财，但他绝不吝啬，舍得出资去资助贫困学子，专门设立了助学基金会，其实为公司培养了不少忠实的追随者，这是他高瞻远瞩的举措。南长河身上没有那些土豪常见的恶习，如他非常重视家庭生活，一如既往地爱着自己的妻子，没有桃色绯闻传出，置身于欲望都市而能洁身自好，显示了他过人的定力。作为父亲，他极为疼爱自己的女儿，常说他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将来都是她的”，为救女儿他舍得一切，不惜下血本，但他却不娇惯女儿，主张对其进行挫折教育，培养她的打拼精神。南长河在外人看来，性格刚毅而果断，从不拖泥带水，是那种打不垮的永不言败的创业者，但其实他的内心很脆弱，创业经历了多次失败，而每次失败都让他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扑在妻子的怀里痛哭。外表刚毅而内心脆弱的南长河，在女儿失联的状况下，其行动明显乱了方寸，幸亏有鲁一帆出谋划策，才使其安然度过了危机。南长河的内心是矛盾的，作为一个金融资本家，他很清楚其公司能够发展，靠的是经济实力和在竞争中的不断胜出，而那些失败者可能由此倾家荡产、血本无归，“他知道，自己在这一路的打拼中已经挤垮了好几个典当公司，仅存的两三家贷款担保公司也只是苟延残喘”，他还知道，“资产集聚到一定程度资产本身就会产生这种嗜血的需求，其兼并的手段必然是有效而可怕的”⑨，可谓“一将功成万骨枯”，凡此种种都是他所不愿看到的，但他能有什么办法呢？既然人在商场，就要遵循商战的规律，他之所以感到身心疲惫，与这种不愿做但又不能不做的事有很大的关系。南长河由于文化知识的限制，对公司未来的发展缺乏战略性谋划，更没有将公司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联系起来进行宏观的思考，而是怀着水来土掩、兵来将挡的想法，属于那种商场上的经验主义者，况且，他思考更多的是家庭而非社会，更未思考如何才能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些短板和劣势，表明他是后乡土时代一个过渡性的人物。
《非常混搭》中的杨建国是后乡土时代很有代表性的打工者形象。杨建国无意中创造了一个“城市神话”，而一个意外使他亲手毁了这个神话，他人生的跌宕起伏与悲欢离合，他的在场与退场，都和音乐相关。他高中时是文艺骨干，专攻板胡，但考音乐学院无果，因为音乐学院的教师都不教板胡；拉板胡的时间侵占了复习文化课的时间，他的成绩对普通专业而言又不够，上大学的梦就此结束。高考失败的他，不愿也不会干农活，便跟着乡下的戏班拉板胡过日子，这期间认识了一个叫碎巧的粉丝，碎巧很崇拜他，宁愿与家人断绝关系也要跟他过，这样他没有花钱就娶了碎巧成了家。婚后的生活是快乐的，但也是短暂的，因为建国只拉板胡而不干农活，终于激怒了碎巧，在她“这能当饭吃”的怒吼声中，建国决定随大哥建社去城市打工，由此开始了他的淘金生涯。打工生活无疑异常辛苦，靠体力吃饭，而他为了多挣钱，从事的是吊在二三十层高楼上清理建筑垃圾的高空作业。辛苦一天的建国不像其他民工，通过玩牌、喝酒、聊天以消磨时间，而是拉板胡自弹自唱以解乏，且抒发其情绪。建国命运的转机缘于一次偶然的亮相，那是国庆期间媒体对工地的采访，有建国拉板胡的节目，节目在电视上播放后，引起了一个叫沈怡的音乐制作人的注意。沈怡约建国出来吃饭，了解了建国的情况，听他现场演奏和手机录音之后，决定与他合作，建国的“城市神话”由此起步。建国的音乐形象是由沈怡设计的，穿工装、拉板胡、唱自己创作的歌，他苍凉沙哑的歌声传递着打工者的辛酸与悲催，有一种不可阻挡的冲击力。在沈怡团队的策划与推介下，建国成功了，大街小巷都飘着建国的歌声，一个城市神话诞生了。成名之后的建国已经不属于他自己了，他成了“大众情人”，他的粉丝是不同意被一个乡下农妇独占他们的偶像的，这样就有了建国与碎巧的离婚协议。沈怡团队继续打造建国，要将他推上央视春晚，但就在这个节点，在一次演出中忘乎所以的建国从架子上摔下来，摔断了腰。建国的这次意外，使其城市神话破灭了，建国的音乐人生和淘金生涯也戛然而止。沈怡团队因为对建国的投资太大，建国出事后，广告赞助商纷纷撤离，音乐公司也倒闭了。出院治疗的建国无可奈何地回到了故乡，但谁还愿意接纳这个曾经的名人如今的累赘呢？无处可去的他，最后还是让被他抛弃的碎巧接到了家里，他看着碎巧一家人的幸福生活，不啻是每天都在承受良知的惩罚，也许他只能在悔恨、泪水和回忆中度过残生。建国的迅速成功看似偶然，其实有其必然性，他是一个有着极高音乐天赋的人，对任何乐曲都过耳不忘，他能用板胡拉这些曲子且谱写出来，他同时有着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和深厚的生活体验，打工生涯让他体验到了人生的悲苦与无奈，而他始终将自己看作是一个乡下来的高考失败的打工者，具有明确的身份定位与受众立场，故只要机会莅临，必然一鸣惊人。建国创造的城市神话的迅速覆灭，表明后乡土时代艺术在场的短暂性，这是艺术与商业合谋的时代，离开了商业运作，艺术将默默无闻，而要与商业合谋，艺术就不得不承担更多、更大的风险。建国本性善良，很同情弱者，尤其是同情那些无助的打工妹，如他对曾经做暗娼生意的小芳的怜惜和照顾，他的这种情感很有“阶级感情”的意味，他专心为弱者谱写歌曲，他的歌唱出了他们的心声，因此大受欢迎。建国为人所不齿的行为，就是决然地与碎巧分手，这一方面是由于他软弱的性格造成的，另一方面是由于进入商业运作的他，失去了自控能力，他的所作所为受市场支配。杨建国是具有丰富内涵的人物形象，这个形象的塑造显示了作者对社会思考的深度。 《回不去的村庄》中的陈磊是作品塑造的一个具有原创性意义的知识分子形象。作为变革时代的一个见证者和亲历者，陈磊的身上聚合了众多的社会信息，他的成功与失败、荣耀与无奈、雄心与苦闷，某种程度上说，代表了一代人——六零后的人生历程。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是作者对后乡土时代现实主义文学真实性的一种深度把握。陈磊的人生可分为两个部分，青年时期和中年时期。青年时期的他，是一个成功的典型，他是西北一个偏僻的小乡村的第一个大学生，是乡上第一个考上名牌大学的学生，那时的他被人们当作励志苦学的典范。鱼跃龙门的成功，既为他的未来打开了一条通道，又使含辛茹苦养育他的父亲获得了极大的精神满足。那是1980年代初期，人们的生活条件并不好，但对未来满怀信心，当陈磊走出那个小乡村的时候，要大干一场的雄心油然而生。大学毕业后，陈磊被分配到京城的政府部门工作，也娶到了心仪的姑娘——江凌，这是他人生的第二次成功，一个乡下人在京城顺利地成家立业。原想在仕途有所作为的他，却到1990年代初期还无法晋升处级，时值下海风潮骤起，官场失意的他也下海了，经营起图书发行公司，在图书发行市场混乱盗版盛行的情况下，赚了不少钱，其后稳扎稳打，终于在北京的商界站稳了脚跟，这是他青年时期的第三次成功。进入中年时期，他的人生境遇发生了很大变化，就家人而论已今非昔比，首先是与妻子江凌的关系已经名存实亡，江凌是个事业型的职业女性，热衷于学术活动，很少与他交流，共同语言日趋减少；其次是儿子陈小磊无心继承他的事业，事实上他们的父子关系平淡，因小磊从幼儿园就全托，后来上贵族学校、上大学，基本上都是自己成长的，他也有自己的“事业”，就是旅游，经常奔波在路上；最后是父亲已经年迈，虽然几年前搬到了京城，但常常思念家乡，嚷着要回去，这无疑加剧了他的分裂感。陈磊更大的中年危机则来自于事业，随着电商的崛起，所有的纸质版图书都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他的图书发行公司似乎变成了一个阅览室，业务量严重下降，公司濒临破产。在老家的短短几天，他的境遇急转直下，江凌提出离婚，公司被查封，好在这个时刻他的儿子回到了身边。此时，他深感属于他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了。陈磊的人生起伏，其实与他的在场性建构有很大关系，青年时期的他有明确的在场意识，无论是对事业还是对婚姻而言，都是如此，这种在场意识使他不断走向成功，即使出现波折也能从容应对；而中年时期的他，在场性日趋弱化，在各种交际场合他几乎都是以陪客的身份出现，即使回老家也是在乡长书记的安排和乡亲的吆喝声中度过，甚至连老家的真正模样都没看清楚，而事业上的缺场，表现在他没有对市场需求和发展趋势进行调研，以顺应时代的变革，及时做出战略调整，故丧失了竞争力。陈磊作为知识分子出身的商人，并不唯利是图，而是有着为社会做贡献的意图，在他事业的辉煌时期，曾出资一百多万元在家乡捐建了希望小学，他还在家乡资助了十个学生，包括他们从高中到大学的全部费用。此外，凭借他在官场和商场的人脉资源，为家乡的发展提供了信息渠道。但也正因为这样，陈磊在乡亲看来就是一个矿藏，这个矿藏一旦没有了开采价值，就不会再有人理会他了，陈磊原打算在故乡多呆些时日，但乡亲的势利让他心寒，况且父亲已经去世，故乡对他来说已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在陈磊的支持下，公司倒闭时留下的唯一员工章芸与陈小磊成立了一个新的文化传媒公司，除图书外，还经营咖啡、三明治等饮料与零食，更重要的是公司二十四小时营业，为北漂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可过夜的地方。新公司的发展出乎意料的好，业务量很大，还成立了西北区总代理。新公司成功的根本原因，是顺应了后乡土时代文化产业的发展趋势，这是陈磊从失败中总结的教训，也是传授给儿子的经营之道。
三、事件序列：后乡土时代的社会隐喻
文学在场学认为，人物的在场性建构与事件的展开密切相关，所谓在场，是人物在事件中的在场，离开了事件，人物的在场性就失去了依托。在一般的叙事学理论中，事件可分为多种类型，如中心事件与边缘事件、大事件与小事件、情节性事件与故事性事件等，这些分类对文学在场学的事件序列研究自有其启发意义。但要看到文学在场学与一般叙事学之间的区别，一般叙事学所关注的是事件与情节、与故事的关系，而文学在场学更关注事件与人物的关系，即人物如何推进事件的发展、人物如何在事件的演进中体现其主体意识等，故事与情节则退为考查的次重点。在现实主义文学中，事件不是可以随意虚构的，要具有一定的现实依据或历史依据，要符合“可然律”的基本要求。纵观小说集，我们发现在每部作品中，作者都有明确的“事件意识”，如《石坊村遗案》中的“遗案”、《燎疳》中的“燎疳”、《不在服务区》中的“失联”、《非常混搭》中的“混搭”、《卖瓜》中的“举报”、《回不去的村庄》中的“返乡”。这些事件本身大多有强烈的时代内涵与现实能指，如“失联”、“混搭”、“举报”等都是近年来出现频率极高的词汇，这些词汇与后乡土时代人们的生活情态关系密切，可视为社会隐喻。解码这些词汇，无疑有助于更准确地把握作品的现实主义品格。
《石坊村遗案》中的“遗案”到底是指什么？从作品的表象来看，所谓“遗案”是指石坊村的文物毁坏案和文物盗窃案，即有人毁坏了牌坊和盗走了汉白玉石刻，但透过牌坊以及牌坊上的石刻“忠烈可嘉”，引出的是三个爱情事件，事件发生的时间从晚清一直延续到当下。显然，这几个事件与历史有关，与人性有关，作品也是从历史与人性的双重维度叙述了三代人的爱情事件，这样的爱情事件无疑有着历史的纵深感，而人性也在历史的变迁中不断经受着冲击。第一个爱情事件始于晚清，外表强悍肌肉发达的朱武，是丧失了性功能的一个人，在左宗棠的军队路过时，朱武坚决要求从军，尽管其有着建功立业的壮志，但也不排除逃离尴尬婚姻的初衷。朱武的缺场使青春年少而风流乖巧的周氏倍感寂寞，此时乡绅马老爷乘虚而入，与周氏建立了感情，他们的“红娘”就是高亢激越的甘肃花儿，不久他们就有了孩子。朱武死后，周氏“一直守寡”，后经马老爷联名地方豪绅，请左宗棠为朱武夫妇题词，这就有了“忠烈可嘉”的石刻，并为周氏立了牌坊，牌坊成为周氏的护身符，使得表面姓朱其实姓马的一支流传了下来。在这个爱情事件中，周氏的行为有违封建伦理道德，但并不悖于人性，马老爷虽有偷情之嫌，但也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在他的能力范围，为周氏及其孩子的未来做了未雨绸缪的事情。但就因为孩子“表面姓朱其实姓马”，给其后的爱情悲剧埋下了祸根。第二个爱情事件发生在1980年代，朱增祥的大儿子朱长松与朱长富的大女儿朱丹丹青梅竹马、两情相悦，到谈婚论嫁的年龄，他们向双方父母提议婚事，但遭到坚决反对，反对的理由是他们都姓朱、叔侄辈分、血缘关系。朱丹丹不服，向报社咨询是否可以结婚，报社给出了不置可否的回答，认为从血缘来说出了五服是可以的，但从传统道德角度说不妥，同时将这个咨询登报，使其公开化。他们的爱情找不到任何的外界支持，而那时他们正处于热恋阶段，且朱丹丹已怀有身孕，绝望的他们最后选择了殉情。在这个爱情事件中，他们都是无辜的，本来毫无血缘关系，但承受了巨大的道德压力，为先辈的秘密付出了血的代价。第三个爱情事件的发生是在当下，朱增祥的小儿子朱长贵娶了马老爷的后代马兰花，由于他们是真正的近亲结婚，两个孩子都得了怪病，先是发烧，后来变傻，为给两个孩子治病，耗尽了家财，但无济于事；绝望的朱长贵似乎发现了先辈的蹊跷，便借打工之名避开了，再也没有回家，留下孤獨悲哀的马兰花艰难度日。朱长富的小儿子朱雨生的再度出现使马兰花已死的心复活了，朱长贵的缺场让朱雨生深感有必要照顾可怜的初恋情人马兰花，两颗破碎的心迅速恢复，他们决定远走高飞，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而得知先辈真相的朱增祥，也支持儿媳妇的决定。在这个爱情事件中，朱长贵、马兰花和朱雨生因为先辈的秘密，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他们终于从秘密中走出，敢于重新选择生活，他们并不是绝望的一代，这就意味着，如魔咒一般的“爱情遗案”最终得到了解决。作品的叙述是诗意化的，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人性的需求却没有变化，青年男女对爱情的渴望没有变化，几辈人所吟唱的花儿表达的情感浓度没有变化，有变化的不过是人性与道德的冲突在弱化。 燎疳是一种民俗，但在《燎疳》中是作为事件出现的，作品的燎疳事件出现了两次。第一次事件使爱情苏醒，而第二次事件使爱情泯灭。第一次事件发生在采菊年轻之时，那时的采菊是青年人心中的女神，有多少人都心仪采菊，而唯有宋思来使采菊倾心，这基于宋思来在燎疳节上的精彩表演。宋思来不仅长得结实健壮，而且身形灵活自如，他能轻松跨越熊熊烈焰的火头，在众人的注视和呼喊声中完成高难度的动作。他在一个燎疳节夹带着采菊飞跃火焰，这种飞升的感觉让采菊终身难忘，也是在这个燎疳节，采菊的爱情苏醒了，他爱上了这个英俊而潇洒的年轻人。第二次事件是在几十年之后，前文已叙，宋思来回归故乡，除了要重温旧情，还有其不可告人的企图，采菊起初在宋思来的强大攻势下，几乎全线崩溃，黄昏恋似乎不可阻挡，但当她发现儿媳妇艳艳的不正常，尤其是看到孙女春雨带红的裤子，追问了原因，采菊短暂复活的爱情随即被瓦解，她痛恨宋思来，也痛恨自己怎么会对这样的人还念旧情。采菊原想通过合法渠道，向乡上反映以撵走宋思来，但年轻的乡党委书记因为等着要提拔，不想多事，便将宋思来的事按了下去。采菊感到，只有自己想办法“燎”宋思来这个“疳”了，她的计划是在燎疳节的夜晚烧死他，为了更有胜算，她在年后去小卖部探了下虚实，让他演示了三道门的防盗性能，发现一旦小卖部起火就无法解救，她约定在燎疳节的晚上来小卖部与他约会，以确保他在场。半夜的时候，小卖部门前的大火燃起，迅速引燃了里面的汽油，小卖部很快变成了一个火堆，宋思来被烧成了焦块。燎疳事件贯穿了采菊与宋思来的一生，其感情的缘起缘灭皆系于燎疳，而熊熊燃烧的烈焰见证了这一切。
如果说“遗案”事件和“燎疳”事件的当下性不是很突出的话，那么，《不在服务区》中的“失联”事件则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失联之事早已有之，只不过在通讯不甚发达的年月，即使失联了，也没有多少人知晓，故不会造成多大的社会恐慌，而在人均至少一机的网络时代，“失联”这个词却足以让人惊心动魄，因为失联的当事人，更多地与死亡、绑架和受虐联系在一起，让当事人家属和社会深陷焦虑。从心理学角度讲，人对已知的危险事物的恐惧，远远小于对未知的危险事物的恐惧，失联就是一种未知，所以其引发的恐惧可能更大。“失联”作为一个高频词，始于2014年3月的一则新闻——“马航失联事件”，随后媒体上关于女性失联的事件被频频报道，尤其是女大学生或女教师的失联事件，“失联”已成为全社会都在关注的一个高频词。《不在服务区》的现实针对性就在于它真实地再现了失联事件的社会影响力与不可估量的破坏性。作品中的南楠，因为感情的事关机，阴差阳错地失联近八个小时，给家人造成了极大的恐慌，打乱了他们生活的全部节奏，缘于此，又造成了南长河的失联（因为寻找南楠走得急，没有带常用的手机），在不到二十四小时的时间，几乎使南长河苦心经营半生的公司倒闭。在《回不去的村庄》中也涉及失联事件，如陈磊在老家期间，因关机数日被媒体报道为失联，加速了公司倒闭的进程。《不在服务区》表明，在后乡土时代，网络已进入了人们生活的各个层面，如果谁脱离了网络，不在服务区，就可能被认定为失联，而一旦失联，就可能引发恐慌造成损失。这就是作品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非常混搭》的“混搭”事件是贯穿作品始终的事件。混搭（Mix and Match）是新世纪以来才流行的一个词，来自于西方时尚界，指穿衣者根据个人喜好，将不同面料、不同风格和不同价格的服饰，混合搭配以形成个性化风格。因为“混搭”一词极具后现代意味，便逐渐渗透到文化领域，成为后乡土时代一个有代表性的文化概念。在文化领域，“混搭”有搭配、拼凑、重组等多重能指，但不带有感情色彩。作品中的混搭事件有三个，我们先看第一个混搭事件，即碎巧与吕大顺的混搭。碎巧家的草驴因为配种时被吕大顺的叫驴压断了腰被废，使其折了农本，经过大家的争论与协商，同意让吕大顺给碎巧家帮农活，直至其恢复农本，吕大顺只好答应了，这就构成了第一个混搭事件。这个混搭事件中，表面上看是农活上的混搭，其实是生活意义上的混搭，碎巧因为丈夫的缺场，有了一个婚姻的空档期，而吕大顺已离婚多年，混搭事件使他们各自都临时性地充当了妻子或丈夫的角色。在雷击事件中，吕大顺拼命保护碎巧，而碎巧又为救重病高烧的吕大顺尽心竭力，这为双方都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也为其后的故事推进创造了条件。第二个混搭事件是音乐上的混搭。一是建国与小芳的混搭，建国的歌声苍凉沙哑，而小芳的歌声清纯透亮，他们没有声乐训练的经历，故带有极强的乡野气息，这样的声乐混搭浑然天成，别有一种风格；二是建国所用乐器板胡与西洋乐器的混搭，这种混搭使音效更具冲击力和震撼性。这个混搭事件，使建国的音乐事业步入了新的层次，而其音乐也迅速走红，伴随着音乐上的混搭，建国与沈怡的感情升温，也进入了混搭状态。第三个混搭事件，是建国出事之后，无处可去的他被碎巧夫妇收留，形成了新的混搭，在建国与碎巧离婚时，明确了房院归碎巧，而当碎巧与吕大顺组建了新的家庭后，他们对建国的收留，是出于人道而非顾念旧情，显示了他们的大度、宽容和善良。
《卖瓜》中的“举报”事件。举报指检举、报告，古代主要针对官员而言。这个词的真正兴起则是在网络时代的到来，网上举报成为一种很常见的形式，知情的举报者通过电子邮件将案件线索提供给相关部门，以引起关注。进入后乡土时代，为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反腐之风日盛，一些重要部门如中纪委、公安部、工信部、文化部、最高检、扫黄办等单位都提供了举报网站和举报电话，“举报”于是成为一个高频词，成为代表一个时代热点的词语。《卖瓜》中的举报事件前文已叙，这里不再赘言。作品通过举报事件，充分展现了人物性格，如侯玉章的精明强干而心地单纯，朱国杰的外表憨厚而内心狡诈，柳倩的柔弱外表下潜藏着不羁的野心。作品的另一个意义在于，再现了1990年代乡村教师的生活状况与心理动荡，以及后乡土时代被管制官员的内心世界与精神压力，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同样具有历史真实性的是《回不去的村庄》中的“返乡”事件。“返乡”是作为后乡土时代的精神事件出现的，自1978年恢复高考制度以后，众多来自乡村的学子在城市找到了事业，几十年的城市生活却不能使其忘却乡土的温馨，他们仍有返乡的冲动，特别是进入后乡土时代后，这种冲动就更为强烈，但乡村经过城镇化的改造，经过现代性的无数次冲击，已今非昔比，他们是怀着返乡的喜悦走进乡村的，而眼中的乡村远不是心中的乡村。海德格尔在阐释荷尔德林的“归家诗”时指出，返鄉不仅指回到地理意义上的故乡，而且更应看作是走近文化意义上的家园和精神意义上的本源，他进一步阐述道，“归家是回返到与此本源相近之处”，“但这样一种回返的条件是：作为流浪者，归家之人在以前、在很长的时间内都把航程的重负担当起来，而且已进入此本源，这样，他可在那儿体验那被寻求者的本质可能是什么，而且能够作为更有经验的寻求者回返故土。”⑩当返乡者踏上返乡之路并走进故乡，却发现他仍然没有“返乡”，他必须持续追寻，直到他真正融入文化家园并澄明其精神本源。《回不去的村庄》中的陈磊，在被故乡拒绝的一瞬间已无处可去，或将永远置身于精神流浪的路上。 结 语
别林斯基在讨论“什么是现实主义”时，说过这样一段话，“这便是现实性的诗歌”，“是我们时代真实的、真正的诗歌”，“它的显著特色，在于对现实的忠实，它不改造生活；而是把生活复制、再现，像凸出的镜子一样，在一种观点之下把生活的复杂多彩的现象反映出来，从这些现象里面汲取那构成丰满的、生气勃勃的、统一的图画时所必需的种种东西”。{11}别林斯基的观点，以及后来其他理论家关于现实主义的论述，被人概括为真实性、倾向性和典型性，这“三性”是一切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后乡土时代的现实主义也不例外。真实性体现为环境的真实性、人物的真实性和事件的真实性，倾向性是通过事件的叙述而体现出来的作家的思想倾向与价值判断，典型性主要体现为人物的典型性和环境的典型性。本文在把握现实主义文学基本特征的前提下，从文学在场学的视野，对作品进行了解读。文学在场学对叙事类文学的解读，是从三个维度展开的，即历史场域、人物谱系和事件序列。历史场域类似于以往文论中的环境，但又超越了环境说，因为它不仅关注地理环境与人文环境，而且还关注处于交往结构中的人的活动。就现实主义文学而论，文学在场学的历史场域分析要把握真实性与典型性的特征，我们将作品的历史场域概括为乡场、官场和商场，以及它們之间的相互交叉与渗透，由此可以认定，作品的历史视野是准确的又是开阔的，是作品源于生活又超越生活的体现，而作品所呈现的历史场域却是特定历史时期才出现的，具有唯一性与暂时性的特征，这是作者对后乡土时代清晰把握的结果。在人物谱系，作品塑造了众多性格鲜明而内涵丰富的人物形象，如朱侦查员、宋思来、南长河、杨建国、侯玉章、陈磊，这些人物具有不同的职业背景与人格结构，但无一例外都体现着后乡土时代的历史特征，是具有典型意味的人物，他们的存在犹如这个时代的缩影，其进取或颓废、从容或焦虑、成功或失败，都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他们与后乡土时代联系在一起，离开了这个时代，其意义将大不一样。在事件序列，作品以后乡土时代的热点话题为轴心（如“失联”、“混搭”、“举报”等），在事件的推进中呈现了人物的性格特征与在场意识，而这些事件大多有强烈的时代内涵与现实能指，具备社会隐喻的功能。综上所述，小说集《非常混搭》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从历史场域、人物谱系和事件序列，表现出后乡土时代的现实主义特征。现实主义文学是一种发展中的文学，但在网络文学盛行的后乡土时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声音日趋微弱，这倒不是说后乡土时代就不再需要现实主义文学了，而是很多作家的创作没有及时跟进时代，没有准确把握时代审美诉求，没有真正洞悉读者所关注的社会问题，因而失去了大量读者。要重振现实主义文学，就必须以新形态出现，而这部小说集无疑是一部具有探索意义的作品。
项目来源：2016年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习近平文艺思想与甘肃当代文学研究”（YB127）；2016年度甘肃省高校科研项目“中国精神与甘肃新世纪文学创作研究”（2016A-064）
①所谓“后乡土时代”，是指在乡土结构依然留存的情况下，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观念和行为都已经受到了现代化的渗透，并或多或少具有现代性特征。见陆益龙：《农民中国——后乡土社会与新农村建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7页。
②“文学在场学”是笔者最近提出的一种文学研究的观念与方法，其具体细节参见拙文《文学在场学：一种建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之“中国话语”的观念与方法》，《四川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
③任平：《论马克思主义出场学视域中的历史构境》，《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10年第2期。
④郭三省：《燎疳》，见《非常混搭》，甘肃文化出版社2017年版，第58页。
⑤郭三省：《石坊村遗案》，见《非常混搭》，甘肃文化出版社2017年版，第11页。
⑥郭三省：《种瓜》，见《非常混搭》，甘肃文化出版社2017年版，第319页。
⑦（英）雷·威廉斯：《现实主义与当代小说》，葛林译，《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第659页。
⑧燎疳节是盛行于陕甘宁相接壤地区的春节节庆习俗，通常在正月二十三的晚间开始，可称为中国式“火节”，一般以纸人、干柴、春联等作为燃料，大火烧起，人们便蹦跳着跨过火堆，以此来祈求消灾避祸。
⑨郭三省：《不在服务区》，见《非常混搭》，甘肃文化出版社2017年版，第126页。
⑩（德）海德格尔：《追忆诗人之二》，见《存在与在》，王作虹译，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103页。
{11}（俄）别林斯基：《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见《别林斯基选集》第1卷，满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