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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苏等国对蒋介石打击中国共产党的态度颇有非议,要求蒋介石避免内战。迫于压力,蒋介石于1942年7月下旬和8月中旬,两次约见周恩来,提出要与毛泽东会面,商谈国共两党关系问题。
毛泽东觉得可行,周恩来则认为蒋介石包藏祸心,万一将毛长期留渝,不准回延安,共产党群龙无首,那还得了吗?
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首长反复思量,决定派从苏联疗养回来的林彪前往。一是林彪是毛泽东的弟子,又是蒋介石的学生,彼此信任、熟悉。二是林彪当年的同学、教官,如今都是国民党高官、要员,诸多便利自不待言。三是林彪为抗战名将,老蒋即便心怀叵测,也不能不有所顾忌。
10月7日,从来都是带兵打仗的林彪,飞抵重庆,去和蒋介石打“嘴巴子官司”。
“毛泽东非常愿意与校长见面,但这段时间身体不适,又怕耽误国事,所以特别地命我前来与校长洽谈。”温文尔雅的“大姑娘”林彪,字斟句酌,十分得体。
蒋介石靠黄埔起家,国民党将领则以能称其为“校长”为荣。而林彪这个当年的黄埔四期生,虽然成了共产党的将领,让他吃过不少苦头,可这“校长”毕竟也叫得让人心头熨帖。
蒋介石及一些国民党实力派人物,虽然倾向于用政治方法解决国共两党关系,但并不急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们认为时间于他们有利,拖得越久,就越能逼共产党就范。至于美英苏说三道四,林彪这不是来了吗?这不是正谈着吗?
崇尚“进攻战法”的林彪,就主动发起攻击,让对手接招。12月16日,林彪在张治中陪同下会见蒋介石,提出个“三停三发两编”的建议。
什么叫“三停三发两编”呀?当年的黄埔校长疑惑不解。
林彪,这个黄埔四期生就对他的“校长”当面解释:“三停”就是停止全国军事进攻,停止全国政治进攻,停止对《新华日报》等中共报刊的舆论进攻。“三发”就是释放新四军被俘人员,按照统一编制发饷,按照一视同仁的原则发枪发弹。“两编”就是允许将中共领导下的军队,编为两个集团军。
蒋介石想了一会儿,道:“不要急,慢慢谈。只要我活着,解决问题总会公道,不会让你们吃亏。”
8天后,林彪、周恩来拿出一份四点方案:
甲、共产党合法化,国民党可到中共区域办党、办报,共同实行三民主义。
乙、扩编4军12师。
丙、边区以现有区域改为行政区,直属中央,改组华北地方政权,实行中央法令。
丁、战后原则上接受开往黄河以北之规定,但目前只能做准备工作,保证战后完全做到。情况许可时,可磋商部队移动事宜。
蒋介石看罢,对身边的白崇禧、李宗仁、何应钦等人道:“这个方案,表面上有退让,实际是让步少、得利多。甲条,国民党可到共区办党办报,他们铁壁一块,谁能钻进去?乙条,不提编两个集团军,而说4军12师,还不是一样?丙条,服从中央政府是假,想将非法抢占的国军地盘合法化是真。丁条,把硬顶变成了软磨,他们硬是不想做一点牺牲了。”又道:“黄埔军校数千教官、学生,有才华的怎么都跑到共产党那边去了?”
到1943年6月,在重庆根本谈不出什么来,林彪要回延安,蒋介石设家宴为其送行。见老蒋兴致挺好,林彪顺势提出周恩来长期驻渝,身心俱感疲惫,想与自己相伴回延安小休,希望校长允许,蒋介石当即应允。
自皖南事变后,一年多来,周恩来屡次要回延安,蒋介石硬是不准,人质般不准其离渝。
1949年3月26日,刚从西柏坡迁到北平的中共中央,通过广播电台正式通知南京国民党政府,中国共产党参加和谈的代表是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并特别声明以毛泽东主席1月14日《关于时局的声明》所提8条为基础,要求国民党政府代表于4月1日到北平开始谈判。
2月初,南京政府委派邵力子、颜惠庆、章士钊、江庸4位七旬老人,组成“上海和平代表团”赴北平,意在摸底探风。毛泽东指示林彪、叶剑英,招待要周到,谈话要恳切,我们的政策是拉拢李宗仁、白崇禧、张治中、邵力子和上层资产阶级,打击国民党死硬派,便于我们向江南进军。并说最近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态度好了一点,我们也可以考虑对他们缓和一点。
2月20日,在北京饭店为邵力子等人举行的大型宴会上,林彪致辞:北平未经炮火而得解放,对人民是很好的。全国人民殷切期望和平,共产党对和平一片真诚,但对方依靠美帝,想做挣扎的企图是明显的。希望邵公等南返,向人民传达中共之意,一起为永久的真和平努力。
4月1日,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一行5人到北平后,林彪即出现在谈判桌前。
对这种嘴巴子官司,林彪并不陌生。而对于一个对这场战争理解得入木三分的人,坐到谈判桌旁打嘴仗,原本就是驾轻就熟的。更何况对于强者来说又是那么简单,除了把自己的观点讲一遍外,剩下的几乎就是点头,或者摇头了。
不过,看看谈判桌旁的10个人(后来国民党方面又增加了个刘斐),真正带兵打仗的将军就一个林彪,似乎就显得有些不伦不类。
而毛泽东让林彪坐到那谈判桌旁,是不是等于明明白白地告诉桂系:如果谈不拢,你们的对手就是这个统兵百万,从辽沈打到平津的人了?
摘自《特别文摘》
毛泽东觉得可行,周恩来则认为蒋介石包藏祸心,万一将毛长期留渝,不准回延安,共产党群龙无首,那还得了吗?
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首长反复思量,决定派从苏联疗养回来的林彪前往。一是林彪是毛泽东的弟子,又是蒋介石的学生,彼此信任、熟悉。二是林彪当年的同学、教官,如今都是国民党高官、要员,诸多便利自不待言。三是林彪为抗战名将,老蒋即便心怀叵测,也不能不有所顾忌。
10月7日,从来都是带兵打仗的林彪,飞抵重庆,去和蒋介石打“嘴巴子官司”。
“毛泽东非常愿意与校长见面,但这段时间身体不适,又怕耽误国事,所以特别地命我前来与校长洽谈。”温文尔雅的“大姑娘”林彪,字斟句酌,十分得体。
蒋介石靠黄埔起家,国民党将领则以能称其为“校长”为荣。而林彪这个当年的黄埔四期生,虽然成了共产党的将领,让他吃过不少苦头,可这“校长”毕竟也叫得让人心头熨帖。
蒋介石及一些国民党实力派人物,虽然倾向于用政治方法解决国共两党关系,但并不急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们认为时间于他们有利,拖得越久,就越能逼共产党就范。至于美英苏说三道四,林彪这不是来了吗?这不是正谈着吗?
崇尚“进攻战法”的林彪,就主动发起攻击,让对手接招。12月16日,林彪在张治中陪同下会见蒋介石,提出个“三停三发两编”的建议。
什么叫“三停三发两编”呀?当年的黄埔校长疑惑不解。
林彪,这个黄埔四期生就对他的“校长”当面解释:“三停”就是停止全国军事进攻,停止全国政治进攻,停止对《新华日报》等中共报刊的舆论进攻。“三发”就是释放新四军被俘人员,按照统一编制发饷,按照一视同仁的原则发枪发弹。“两编”就是允许将中共领导下的军队,编为两个集团军。
蒋介石想了一会儿,道:“不要急,慢慢谈。只要我活着,解决问题总会公道,不会让你们吃亏。”
8天后,林彪、周恩来拿出一份四点方案:
甲、共产党合法化,国民党可到中共区域办党、办报,共同实行三民主义。
乙、扩编4军12师。
丙、边区以现有区域改为行政区,直属中央,改组华北地方政权,实行中央法令。
丁、战后原则上接受开往黄河以北之规定,但目前只能做准备工作,保证战后完全做到。情况许可时,可磋商部队移动事宜。
蒋介石看罢,对身边的白崇禧、李宗仁、何应钦等人道:“这个方案,表面上有退让,实际是让步少、得利多。甲条,国民党可到共区办党办报,他们铁壁一块,谁能钻进去?乙条,不提编两个集团军,而说4军12师,还不是一样?丙条,服从中央政府是假,想将非法抢占的国军地盘合法化是真。丁条,把硬顶变成了软磨,他们硬是不想做一点牺牲了。”又道:“黄埔军校数千教官、学生,有才华的怎么都跑到共产党那边去了?”
到1943年6月,在重庆根本谈不出什么来,林彪要回延安,蒋介石设家宴为其送行。见老蒋兴致挺好,林彪顺势提出周恩来长期驻渝,身心俱感疲惫,想与自己相伴回延安小休,希望校长允许,蒋介石当即应允。
自皖南事变后,一年多来,周恩来屡次要回延安,蒋介石硬是不准,人质般不准其离渝。
1949年3月26日,刚从西柏坡迁到北平的中共中央,通过广播电台正式通知南京国民党政府,中国共产党参加和谈的代表是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并特别声明以毛泽东主席1月14日《关于时局的声明》所提8条为基础,要求国民党政府代表于4月1日到北平开始谈判。
2月初,南京政府委派邵力子、颜惠庆、章士钊、江庸4位七旬老人,组成“上海和平代表团”赴北平,意在摸底探风。毛泽东指示林彪、叶剑英,招待要周到,谈话要恳切,我们的政策是拉拢李宗仁、白崇禧、张治中、邵力子和上层资产阶级,打击国民党死硬派,便于我们向江南进军。并说最近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态度好了一点,我们也可以考虑对他们缓和一点。
2月20日,在北京饭店为邵力子等人举行的大型宴会上,林彪致辞:北平未经炮火而得解放,对人民是很好的。全国人民殷切期望和平,共产党对和平一片真诚,但对方依靠美帝,想做挣扎的企图是明显的。希望邵公等南返,向人民传达中共之意,一起为永久的真和平努力。
4月1日,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一行5人到北平后,林彪即出现在谈判桌前。
对这种嘴巴子官司,林彪并不陌生。而对于一个对这场战争理解得入木三分的人,坐到谈判桌旁打嘴仗,原本就是驾轻就熟的。更何况对于强者来说又是那么简单,除了把自己的观点讲一遍外,剩下的几乎就是点头,或者摇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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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看看谈判桌旁的10个人(后来国民党方面又增加了个刘斐),真正带兵打仗的将军就一个林彪,似乎就显得有些不伦不类。
而毛泽东让林彪坐到那谈判桌旁,是不是等于明明白白地告诉桂系:如果谈不拢,你们的对手就是这个统兵百万,从辽沈打到平津的人了?
摘自《特别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