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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基于沿线互联互通的需求和发展机遇，中国已在沿线国家投资建设了一批港口、园区、能源基地等新建枢纽性节点，其中诸多枢纽节点位于既有或新兴的战略通道中的关键位置，具有要素枢纽和发展“增长极”的双重属性。这些枢纽节点由于自身潜在的成长性，完全能够成为所在区域发展的新支撑点，即“一带一路”沿线的“新兴发展节点”。
“新兴发展节点”：沿线节点转型升级的新思路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沿线主要区域传统节点城市存在的“一城独大”等问题带来的影响日益凸显。沿线国家既有城市在相关项目推进的安全性，以及基础设施等发展条件的配合度上往往存在诸多问题，这就需要在当地寻求新的发展节点予以补充。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建设的港口、园区等枢纽性节点发展迅猛，已逐渐成为区域新的发展增长点。截至2016年底，中国企业已在沿线20个国家建设56个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超过18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240亿元）。但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枢纽性节点建设的过程中，也往往遭遇不同程度的发展问题。
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制约了这些新枢纽区域的发展：其一，对新兴枢纽区域的战略高度認识不足，中国的海外枢纽节点建设，更多侧重通道层面的布点连接和基础设施层次的建设，而未能从区域经济乃至地缘经济角度谋划新节点的区域性支撑作用。其二，新兴枢纽建设的模式较为传统，相关建设的重点往往聚焦港口、管线、园区等单一功能，而缺乏综合性的建设思路，特别是未能以城镇发展的整体视角推进区域的自我成长与能级跃升。其三，由于相关枢纽区域的城市化发展水平较低、区域功能有限，使新兴枢纽节点区域的发展与当地发展策略的配合性有限，对当地发展的正“外部性”效应发挥不足等。
为解决上述问题和需求，需要对“一带一路”沿线的新发展枢纽节点的性质进行重新认识和更高层次的功能定位。这种认识和定位可基于“新兴发展节点”（Emerging Development Pivot）的概念进行整体谋划。所谓新兴发展节點，主要指相对于成熟或完备的发展节点而言，具备潜力、或处于发展过程中的战略性枢纽空间。
当前世界经贸重心的不断调整为新兴区域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意义之一，便在于为新兴区域的发展提供重要的支撑和助力。其中，“一带一路”中观层面的重要任务，便在于培育新兴区域的城市“增长极”，同时对于现有发展节点网络进行补充强化。“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的新兴发展节点位于沿线国家、区域关键通道上，具有地理、资源、人文重要价值，是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枢纽性区域。从趋势上看，这些节点的崛起，对“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同时，此类枢纽区域的进一步发展，对于沿线流量通道的安全性和区域多样性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
新兴发展节点的主要特性
由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包容”“共赢”性质使然，中国对沿线区域的战略通道认识，有别于西方的“点状控制”原则，更强调对“线”（Line）状与“带”（Belt）状区域的识别、开发和有效利用。这是对传统地缘经济视角的新发展和超越，是一种更为综合性的战略通道认知和运用。
从发展潜力上看，“一带一路”沿线战略通道中的新兴发展节点，基本具备国际流量的承载能力，以及区位优势。这些相关节点的发展方向，将从单一的流量枢纽或产业园区，成长为具有综合性功能的城市。其核心在于使相关节点超越传统能源、货物贸易流通节点的“码头”功能，与所在国形成“在地化”深度合作的态势。进而开发建设以之为核心的节点城市，使之成为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功能扩展能力的“区域发展撬动支点”。
在功能属性方面，新兴发展节点具有战略性重大潜力的，其具有与普通港口、口岸等枢纽型区域不同的发展特征。总体上，新兴发展节点的主要特征主要反映在功能、战略、资源、规模、发展等方面。
一是功能体系的多样性：新兴发展节点是具备多种功能发展前景的新兴区域，在资源通道、物流等核心功能外，还具有资金、人员、信息、文化等多要素流动功能的拓展性。
二是战略职能的融合性：新兴发展节点不仅承担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支撑职能，而且具备促进“一带一路”发展机遇与沿线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相互融合的能力。这种融合作用主要反映在对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国际运输通道、城市发展等方面战略的对接能力。如相关节点与俄罗斯基础设施“跨欧亚大通道”，哈萨克斯坦基础设施建设“光明大道”计划，蒙古国“草原之路”计划，巴基斯坦“中巴经济走廊”等战略的对接。
三是要素资源的承载性：新兴发展节点依托地理区位上的优势地位，以及基础设施的转型升级，能够带来强大的要素流通承载力。这种承载力特别体现在对太平洋、印度洋区域与“世界岛”新通道之间的能源、资源、商品、信息流的服务能力。
四是规模体量的成长性：从体量上看，新兴发展节点具备空间、人口规模、经济体量的成长性与强大的网络连接功能，能够发展成为具有区域影响力的城市化空间和区域性枢纽。
五是发展导向的包容性：从发展的作用上看，新兴发展节点对当地区域发展具有嵌入和引领作用，其发展的效益提升对于所在国及周边区域具有辐射带动作用和效应的共享性。
新兴发展节点的作用与发展方向
从当前的建设趋势上看，“一带一路”沿线新兴发展节点主要分布于6条“一带一路”国际经济合作走廊之上，数量约为20个。这些新兴发展节点的发展和相互连接，有助于形成国际经济合作的发展走廊（Development Corridor）。
其空间分布依托的主要通道类型：
（1）海上发展走廊：主要为战略通道新建港口节点与园区、高铁的互动形成的线状链接节点网络，主要对接南亚、东南亚、西亚国家的发展战略及城市化需求。 （2）大陆桥发展走廊：主要为中亚、西亚等国家口岸的重要发展节点形成的节点网络，以铁路、公路与港口的陆海联运线路为连接轴线。
（3）新兴领域合作走廊：依靠航空、网络、信息等非线性连接或虚拟空间通道的战略性新枢纽网络。
新兴发展节点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城市网络的构架和经济发展走廊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支撑和带动作用。总体上看，其主要发挥的作用应体现在几个方面：（1）战略通道的“保障者”。新兴发展节点的重要作用，在于发挥区位优势，承载其他网络节点城市难以承担的通道流量枢纽职能和通道安全性维护职能。（2）城市走廊的“联结者”。从城市间互动的规模和强度上看，“一带一路”沿线经济合作走廊的城市带连接尚有缺失的城市节点。这就需要新兴发展节点通过自身成长担当起连接城市走廊的职能，补齐“一带一路”城市带的链接薄弱环节。（3）区域发展的“发起者”。新兴发展节点应成为所在国欠发达区域发展的重要引擎，配合所在國战略，带动周边欠发达区域的城市化与国际化发展。
新兴发展节点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城市网络的构架和经济发展走廊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支撑和带动作用。从相关节点的战略作用及发展潜力上看，新兴发展节点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1）资源保障类：即海外能源和关键原材料的流动承载区，主要承担战略资源的运输和保障职能，并在资源枢纽功能基础上实现功能拓展；（2）商贸物流类：即重要能源原材料及重要商品的“登陆点”和“换乘站”，主要基于自身的区位优势及产业、基础设施条件，形成国际商貿物流的关键枢纽区，并延伸产业链及功能体系；（3）产业发展类：主要为关键性的产业型边境口岸，主要基于自身资源条件及通道节点优势，以产业园区为依托，形成区域产业体系的重要节点或增长极。
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新开辟的航运、基础设施节点，不仅在于确保资源、能源、商品等要素的运输和流通，更在于通过新兴节点的发展，对于沿线通道及区域、国家的整体发展的支撑和拓展作用。因此，新兴发展节点在自身主要功能得到强化的基础上，与所在区域及城市之间的互动，以及彼此间互联互通网络的构建，就成为此类节点发挥区域性作用的重要拓展方向。
同时，“一带一路”沿线战略通道中的新兴节点，基本具备国际流量的承载能力，以及区位优势。相关节点的发展方向，应当超越单一的流量枢纽或产业园区定位，成长为具有综合性功能的城市。这些新兴节点的城市化发展路径，需要高度关注。其中，中国城市发展模式和经验在当地的应用和推广形式，以及城市发展与当地区域发展战略的兼容性问题，无疑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
编辑：郑宾 393758162@qq.com
“新兴发展节点”：沿线节点转型升级的新思路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沿线主要区域传统节点城市存在的“一城独大”等问题带来的影响日益凸显。沿线国家既有城市在相关项目推进的安全性，以及基础设施等发展条件的配合度上往往存在诸多问题，这就需要在当地寻求新的发展节点予以补充。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建设的港口、园区等枢纽性节点发展迅猛，已逐渐成为区域新的发展增长点。截至2016年底，中国企业已在沿线20个国家建设56个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超过18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240亿元）。但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枢纽性节点建设的过程中，也往往遭遇不同程度的发展问题。
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制约了这些新枢纽区域的发展：其一，对新兴枢纽区域的战略高度認识不足，中国的海外枢纽节点建设，更多侧重通道层面的布点连接和基础设施层次的建设，而未能从区域经济乃至地缘经济角度谋划新节点的区域性支撑作用。其二，新兴枢纽建设的模式较为传统，相关建设的重点往往聚焦港口、管线、园区等单一功能，而缺乏综合性的建设思路，特别是未能以城镇发展的整体视角推进区域的自我成长与能级跃升。其三，由于相关枢纽区域的城市化发展水平较低、区域功能有限，使新兴枢纽节点区域的发展与当地发展策略的配合性有限，对当地发展的正“外部性”效应发挥不足等。
为解决上述问题和需求，需要对“一带一路”沿线的新发展枢纽节点的性质进行重新认识和更高层次的功能定位。这种认识和定位可基于“新兴发展节点”（Emerging Development Pivot）的概念进行整体谋划。所谓新兴发展节點，主要指相对于成熟或完备的发展节点而言，具备潜力、或处于发展过程中的战略性枢纽空间。
当前世界经贸重心的不断调整为新兴区域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意义之一，便在于为新兴区域的发展提供重要的支撑和助力。其中，“一带一路”中观层面的重要任务，便在于培育新兴区域的城市“增长极”，同时对于现有发展节点网络进行补充强化。“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的新兴发展节点位于沿线国家、区域关键通道上，具有地理、资源、人文重要价值，是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枢纽性区域。从趋势上看，这些节点的崛起，对“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同时，此类枢纽区域的进一步发展，对于沿线流量通道的安全性和区域多样性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
新兴发展节点的主要特性
由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包容”“共赢”性质使然，中国对沿线区域的战略通道认识，有别于西方的“点状控制”原则，更强调对“线”（Line）状与“带”（Belt）状区域的识别、开发和有效利用。这是对传统地缘经济视角的新发展和超越，是一种更为综合性的战略通道认知和运用。
从发展潜力上看，“一带一路”沿线战略通道中的新兴发展节点，基本具备国际流量的承载能力，以及区位优势。这些相关节点的发展方向，将从单一的流量枢纽或产业园区，成长为具有综合性功能的城市。其核心在于使相关节点超越传统能源、货物贸易流通节点的“码头”功能，与所在国形成“在地化”深度合作的态势。进而开发建设以之为核心的节点城市，使之成为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功能扩展能力的“区域发展撬动支点”。
在功能属性方面，新兴发展节点具有战略性重大潜力的，其具有与普通港口、口岸等枢纽型区域不同的发展特征。总体上，新兴发展节点的主要特征主要反映在功能、战略、资源、规模、发展等方面。
一是功能体系的多样性：新兴发展节点是具备多种功能发展前景的新兴区域，在资源通道、物流等核心功能外，还具有资金、人员、信息、文化等多要素流动功能的拓展性。
二是战略职能的融合性：新兴发展节点不仅承担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支撑职能，而且具备促进“一带一路”发展机遇与沿线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相互融合的能力。这种融合作用主要反映在对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国际运输通道、城市发展等方面战略的对接能力。如相关节点与俄罗斯基础设施“跨欧亚大通道”，哈萨克斯坦基础设施建设“光明大道”计划，蒙古国“草原之路”计划，巴基斯坦“中巴经济走廊”等战略的对接。
三是要素资源的承载性：新兴发展节点依托地理区位上的优势地位，以及基础设施的转型升级，能够带来强大的要素流通承载力。这种承载力特别体现在对太平洋、印度洋区域与“世界岛”新通道之间的能源、资源、商品、信息流的服务能力。
四是规模体量的成长性：从体量上看，新兴发展节点具备空间、人口规模、经济体量的成长性与强大的网络连接功能，能够发展成为具有区域影响力的城市化空间和区域性枢纽。
五是发展导向的包容性：从发展的作用上看，新兴发展节点对当地区域发展具有嵌入和引领作用，其发展的效益提升对于所在国及周边区域具有辐射带动作用和效应的共享性。
新兴发展节点的作用与发展方向
从当前的建设趋势上看，“一带一路”沿线新兴发展节点主要分布于6条“一带一路”国际经济合作走廊之上，数量约为20个。这些新兴发展节点的发展和相互连接，有助于形成国际经济合作的发展走廊（Development Corridor）。
其空间分布依托的主要通道类型：
（1）海上发展走廊：主要为战略通道新建港口节点与园区、高铁的互动形成的线状链接节点网络，主要对接南亚、东南亚、西亚国家的发展战略及城市化需求。 （2）大陆桥发展走廊：主要为中亚、西亚等国家口岸的重要发展节点形成的节点网络，以铁路、公路与港口的陆海联运线路为连接轴线。
（3）新兴领域合作走廊：依靠航空、网络、信息等非线性连接或虚拟空间通道的战略性新枢纽网络。
新兴发展节点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城市网络的构架和经济发展走廊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支撑和带动作用。总体上看，其主要发挥的作用应体现在几个方面：（1）战略通道的“保障者”。新兴发展节点的重要作用，在于发挥区位优势，承载其他网络节点城市难以承担的通道流量枢纽职能和通道安全性维护职能。（2）城市走廊的“联结者”。从城市间互动的规模和强度上看，“一带一路”沿线经济合作走廊的城市带连接尚有缺失的城市节点。这就需要新兴发展节点通过自身成长担当起连接城市走廊的职能，补齐“一带一路”城市带的链接薄弱环节。（3）区域发展的“发起者”。新兴发展节点应成为所在国欠发达区域发展的重要引擎，配合所在國战略，带动周边欠发达区域的城市化与国际化发展。
新兴发展节点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城市网络的构架和经济发展走廊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支撑和带动作用。从相关节点的战略作用及发展潜力上看，新兴发展节点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1）资源保障类：即海外能源和关键原材料的流动承载区，主要承担战略资源的运输和保障职能，并在资源枢纽功能基础上实现功能拓展；（2）商贸物流类：即重要能源原材料及重要商品的“登陆点”和“换乘站”，主要基于自身的区位优势及产业、基础设施条件，形成国际商貿物流的关键枢纽区，并延伸产业链及功能体系；（3）产业发展类：主要为关键性的产业型边境口岸，主要基于自身资源条件及通道节点优势，以产业园区为依托，形成区域产业体系的重要节点或增长极。
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新开辟的航运、基础设施节点，不仅在于确保资源、能源、商品等要素的运输和流通，更在于通过新兴节点的发展，对于沿线通道及区域、国家的整体发展的支撑和拓展作用。因此，新兴发展节点在自身主要功能得到强化的基础上，与所在区域及城市之间的互动，以及彼此间互联互通网络的构建，就成为此类节点发挥区域性作用的重要拓展方向。
同时，“一带一路”沿线战略通道中的新兴节点，基本具备国际流量的承载能力，以及区位优势。相关节点的发展方向，应当超越单一的流量枢纽或产业园区定位，成长为具有综合性功能的城市。这些新兴节点的城市化发展路径，需要高度关注。其中，中国城市发展模式和经验在当地的应用和推广形式，以及城市发展与当地区域发展战略的兼容性问题，无疑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
编辑：郑宾 39375816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