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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是近几年时兴起来的叫法，就是在电台里露声，在电视里露脸又露音的男男女女。他们是以说话为业。上世纪八十年代前，他们为“播音员”，不叫“主持人”。播音员们自嘲：我们是个“肉喇叭”，再说得确切点，是带体温的肉喇叭。
“肉喇叭”有一特点：普通话讲得特溜。那是在学校里学的。便从学校说起。
“北广”和“浙广”：“剥光”与“只光”
中国最初教授普通话的专业学校，一北一南。北面的叫“北京广播学院”，简称“北广”；用上海话一说，不管是听是讲，很相似“剥光”。“北广”的播音专业是本科；南边开在杭州的“浙江广播专科学校”，大专。简称：“浙广”。同样用上海话讲，便是“只(浙)光(广)”，这在沪语有“把衣服穿光”的意思，因为沪语“穿”为“着”，发“只”音。说到底，南辕北辙，衣裳“穿光”与“剥光”。
这是一个关于主持人，关于沪语与普通话的很专业的话题。
上海200多名播音员、主持人的普通话与上海话的初步探听
进入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无论是在电台还是在电视台，做新闻节目的，基本上不是来自“北广”就是出自“浙广”。这些主持人，绝大多数不是上海人，而是来自外省，其中以北方较多。想必是北方人说普通话得天独厚。新闻综合频道的女播丹风、牧茵、施琰等，男播刘伟(小)、靳松等。还有新闻娱乐频道的卜凡、东方卫视的叶蓉、潘涛等。
这与我在二十年前的1984年刚进电视台的情形差不离。当时只有一个电视台，做晚上六点半《新闻报道》的男播晨光(贺海林)、吴晓杰都是北京人，另一个刘伟(大)也不是阿拉上海人。当年又分来一男一女，男的叫孙伟，女的叫耿燕南，也都不是上海人。
与此相反的是，做娱乐节目的主持人，压倒多数的是，以上海人为主体的南方人。几个大家熟悉的，先女后男；陈蓉、陈辰、陈帆、朱丽叶等，程雷、曹可凡、黄磊等。
这就是对上海现有的二百多名播音员、主持人的一个普通话与上海话的初步扫描，实际上，这一背后就是北方语系与吴语语系的两大阵营。
播音员的正宗上海话：徐家汇本地话+浦东音
主持人是北方人也好，是上海人也罢；在电视里统统都是要说普通话。过去，只有在上海电台有一档沪语节目，这就是在“文革”前差不多是家喻户晓的《阿富根谈生产》。而在电视里，你是听不到一丝的上海话。
上海的电视里第一次有讲沪语的节目，是在1985年的1月19日，上海电视台《生活之友》专栏里的《副食品行情》小栏目。介绍上海最新的副食品行情动态，以及十六铺、大兴街和蒲汇塘等集市主要的农副产品价格等。
我说得这般铁板钉钉，因为我当时是这个节目的编辑，有幸成为这一伟大事件的目击者。但推动伟大事件发生的是部门领导汪老师，他原来就是《阿富根谈生产》的编辑，到电视里开沪语的就是他的老搭档、著名的沪语播音员万仰祖。与万老师搭档的女声，是大名鼎鼎的滑稽演员周柏春的女儿；那时是在一家誊印社工作。
本以为，上海人还不会说上海闲话么?其实不然。有一次，早已过了配音的时间，女声已经到了，可万老师还没有来。那个时候，既没有手机，也没有拷机。后来实在是等不及了，再不配，就要影响晚上的播出。这时，我的同事李耀民——如今上海东方男篮俱乐部老总——亮喉相助，走进了配音间。
耀民在里面配，我们在外面不时地笑；因为我们忽然发现，同样是沪语，与万老师的味道不一样。你听：“鸡蛋。乌(五)原路。一块乌(五)。”
他晓得在上海话里，“五”是要念成“乌”的；但不知道这个“五”放在价钱里，是要读成“一块半”的。还有，不但是普通话里有尖音，在上海话里同样也有。比如有几个集市所在的路名：大兴街中的“兴”，宁海西路的“西”。
万老师总算来了。原来是脱班的车子惹的祸。那天，他还告诉我们，象“活母鸡”，用正宗沪语，为“活呃母鸡”。
在解放前就开始沪语播音的万老师，是这方面的老法师。他说：真正的上海话，恐怕要算徐家汇一带的本地人最地道了。在上海话里还要夹点浦东音，那就更好听了。
我再提供一点相关的背景材料。其一，沪语走到今天，已经有了800多个年头。现在人们援引的有关上海话最早的文字记录，都源于那本写作于清朝嘉庆年间的《何典》。这是一个叫做张南庄的人用“上海闲话”写的小说。其二，在上海开埠不久的1852年，也不过只有54万出头点的人是讲上海闲话的。在开埠之前，上海话只是松江方言大区在黄浦江流域的一个分支，是一个小县的方言。其三，上海闲话就是在阿拉上海的地面上，也不是一生下来就占据了绝对的领导地位。从朱明王朝到当代是经历了一个主角转换的过程，花了400年左右的辰光。据《松江府志》记载：明代是“府城视上海为轻，视嘉兴为重”，因为当时的上海是不能与宋朝建府的鱼米之乡嘉兴搭脉。到了清朝则是被苏州话取而代之，“府城视上海为轻，视苏州为重”，“府城”就是松江府首脑机关的所在地华亭。从《南京条约》开放上海为通商口岸至20世纪初，随着上海这座城市的兴起和经济的迅猛发展，上海话方才树立了它在上海地区的地位。
后来，市有关部门提出意见，说《生活之友》说上海话不利于“推普”，要求改沪语为普通话播出。荧屏上的上海话，就这样闪电般的进入又闪电般的淡出了。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上海的电视节目又响起了上海闲话，但只出现在两个情景电视剧：《红茶坊》和《老娘舅》。
无须与远在南方的广东相比，就说近在同城的电台；上海方言不但不限于节目的类型，而且还以“阿富根”的名义公开招生办班，推广上海话。
“上海闲话讲勿来，咪唏咪唏炒咸菜”
小时侯唱过的顺口溜：“乡下人到上海，上海闲话讲勿来，咪唏咪唏炒咸菜。”相信只要是在上海长大的，全知道。我只是不懂，为什么不会讲上海话，就要“咪唏咪唏炒咸菜”；这上海闲话又不是炒咸菜就能够炒出来的，而且“咪唏咪唏”又有一股东洋人的腔调。但有一点还是十分的明白，那就是看一个人是不是上海人，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她)会不会讲上海闲话。
不会讲上海闲话就是“乡下人”，这几乎有很长时间占据了上海人的心理主导。即便是上海郊区人氏，他们讲的话，基本上与市区的居民没有很大的差异，仅有的差别也只是表现在口音和一些土话上。所以，沪语里的“乡下人”，基本将外地人一网打尽，哪怕是外地城市人。
对于语言特敏感的主持人，很快在上海发现了问题。去年刚分到新闻综合频道的“北广”毕业生臧熙，老家是辽宁抚顺。他原来很以他的名字为豪，别人间他名字怎么写，他就响亮而毫不含糊地回答：臧克家的“臧”，朱熹的“熙”。一个是诗人，一个是哲学家。到了上海以后，就变了味。臧熙说：“他们把我的名字和‘赃兮兮’联系了起来。”
更让这位整天乐呵呵的小伙子傻眼的是，“有一天，有人突然跟我说，你的名字要改一改。你的名字用上海话说出来不好听，听着像‘装死’。”臧熙又补充了一句，“还有人说，要是我有了弟弟，可以叫‘臧港’。跟我解释说，哥哥‘装死’，弟弟‘装戆’，一听就是一家门。”
还有工作。有两个月，轮岗到采访部跑社会新闻。外出采访碰到年轻人，普通话沟通没问题；遇到了老年人，麻烦了。对方说话他都听不懂，还要做出心领神会的样子，忙录音，回到电视台，找人来听，才发现，录了那么多，根本没用。
与臧熙相比，早些年进来的外省籍贯的播音员和主持人，上海话的听力关已经过去。如果嫁了个上海人，就增添了不少听力练习的机会。没有融入上海人家庭的也没关系，置身在上海这个特定的语境中，日子一长便八九不离十了。
问题集中在一个“说”
对于主持人来说，说什么不是你要说就可以说的。想说沪语，第一是没有动力和要求。对于他们，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从2001年元旦起规定要持证上岗，这张证是《一级甲等普通话证书》，而不是考沪语。
第二是缺少实战的机会。平时，一见他们，舌头一打滚，就转出了普通话。反之，他们与我们说话，极少极少是以沪语开腔的。他们是普通话的代表。
单位开会，发言的上海人说着说着，常常会不由自主地滑溜出了上海话。一发现，立马刹车致歉：对不起。我现在讲普通话。而他们在发言时，决然不会冒出一句上海话来。
我现在一见臧熙，就会用普通话问他：上海话学得怎样了。他总是笑嘻嘻，很憨厚的模样，不做正面应答。我对他说，家里有张《上海话托福考试》，整个卷子分六个部分：单选题共30题，每题1分。多选题共18题，每题1分。是非题共4题，每题3分。综合能力题共1题，计10分。另有口语一题，计10分。翻译题分数最高，20分一道题。什么时候带来给他练练。他点头说好。
我告诉他，卷子里比较有点意思的是口语题和翻译题。口语题是：“请用正宗的上海话朗读下面这段话。”这段话就是周星驰在《大话西游》中的那段著名台词：“老历八早，有一段老刮三的感情把勒我呃眼门前……”
那道翻译题是把用东北方言演唱的音乐评书《东北人都是活雷锋》改成上海闲话。难度系数是在翻译的“信、雅、达”且三者的统一上，直译当然是“老刮三的”，既要忠实原著，又要译出有上海特色的文采。我看了参考答案，窃以为翻得比较好的是最后的一句：把“翠花，上酸菜!”译为“老娘，香辣蟹!”
看来，这参考答案与考卷一样，不是出自上海人之手。这老娘这香辣蟹，是没有多少的上海味。如果要我来做，就译为：“毛豆子。炒咸菜!”
主持人的上海普通话
就在我写这些文字之前，去吃中饭的时候，碰到了丹凤。我问她，今天星期五的《午间新闻》怎么没见你做。她说，上午去开会了，部分主持人与一所大学的几个教授座谈，主要是教授们对播音员和主持人提意见。
教授们的准备都很充分，摆在他们面前的纸都是一叠叠的。有个教授说，丹凤在《新闻坊》里有一回说了“结绒线”，这不对。应该说“打毛衣”。
他的意思，就是主持人讲了上海普通话。什么是上海普通话?一种含义是指用普通话来念上海话，而且是读有明显和浓郁的方言特点的上海话。这在原来高校的教工子弟身上是尤其明显，还有就是军队的子女。例如：“天墨擦黑”。“一脚踏在水汪凼里”。听起来是蛮“潮汲汲”的。其目的就是用语言来表示自己的与众不同，与其他人的区别。
另一种是把上海话中鲜活、有生命力和有张力的元素融人普通话里。二十多年前，我在读大学的时候，著名的译制演员毕克来学校做过一个讲座。说起他在译制《海狼》的时候，就加了上海普通话：“让我们去轧轧苗头”。后来的反应还是不错的。
丹凤是《新闻坊》的主持人。这档节目主要是由上海各区县的有线电视台提供的，节目的主要内容是有明显的上海地方特征，收视对象也以社区为主；因而，这些特点也会表现在主持人的语言上。难道只有把“结绒线”念成“打毛衣”，就会增加节目的感染力?!才不会影响祖国语言的纯洁性?!
象这一类型的节目，可以用些类似“轧轧苗头”的上海普通话，甚至就直接用些上海话来表达那些普通话不能很到位和准确予以表达本意的词汇。
还有位主持人，说在稿子里见到一个沪语“肮三”，心里明白是个什么意思，但几个人讨论到播出之前，也没找出一个与之匹配、又能传神的普通话。抱憾至今。
这令我想起上大学时，教翻译的老师说过的一席话：英语翻译水平的高低，最后就取决于你的中文水平。当一个英语单词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的脑海里能够蹦出多少个中文词汇与之对应。由此来看，普通话与上海话之间的翻译，也是同样的道理，
在2003年2月上海出版的一张周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该不该学上海话》。作者是与发表在《中华读书报》的《不应该“跟我学上海话”》一文商榷。《中华读书报》的文章认为某出版社不应该出版《跟我学上海话》，而是应当出本《上海人，跟我学普通话》。为什么作者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到上海经商的人，到上海办事的人，如果懂一点‘上海话’就会方便许多。”
学习语言是为了什么，马克思说：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一个武器。学习外国语是如此，学习外地语也是这样。掌握了语言这个工具，就是为了更好的学习、更好的工作。那个在报上写文章支持学上海话的并不是上海人，而是一位名叫董丰的河北同志。
也是一种观点。
“肉喇叭”有一特点：普通话讲得特溜。那是在学校里学的。便从学校说起。
“北广”和“浙广”：“剥光”与“只光”
中国最初教授普通话的专业学校，一北一南。北面的叫“北京广播学院”，简称“北广”；用上海话一说，不管是听是讲，很相似“剥光”。“北广”的播音专业是本科；南边开在杭州的“浙江广播专科学校”，大专。简称：“浙广”。同样用上海话讲，便是“只(浙)光(广)”，这在沪语有“把衣服穿光”的意思，因为沪语“穿”为“着”，发“只”音。说到底，南辕北辙，衣裳“穿光”与“剥光”。
这是一个关于主持人，关于沪语与普通话的很专业的话题。
上海200多名播音员、主持人的普通话与上海话的初步探听
进入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无论是在电台还是在电视台，做新闻节目的，基本上不是来自“北广”就是出自“浙广”。这些主持人，绝大多数不是上海人，而是来自外省，其中以北方较多。想必是北方人说普通话得天独厚。新闻综合频道的女播丹风、牧茵、施琰等，男播刘伟(小)、靳松等。还有新闻娱乐频道的卜凡、东方卫视的叶蓉、潘涛等。
这与我在二十年前的1984年刚进电视台的情形差不离。当时只有一个电视台，做晚上六点半《新闻报道》的男播晨光(贺海林)、吴晓杰都是北京人，另一个刘伟(大)也不是阿拉上海人。当年又分来一男一女，男的叫孙伟，女的叫耿燕南，也都不是上海人。
与此相反的是，做娱乐节目的主持人，压倒多数的是，以上海人为主体的南方人。几个大家熟悉的，先女后男；陈蓉、陈辰、陈帆、朱丽叶等，程雷、曹可凡、黄磊等。
这就是对上海现有的二百多名播音员、主持人的一个普通话与上海话的初步扫描，实际上，这一背后就是北方语系与吴语语系的两大阵营。
播音员的正宗上海话：徐家汇本地话+浦东音
主持人是北方人也好，是上海人也罢；在电视里统统都是要说普通话。过去，只有在上海电台有一档沪语节目，这就是在“文革”前差不多是家喻户晓的《阿富根谈生产》。而在电视里，你是听不到一丝的上海话。
上海的电视里第一次有讲沪语的节目，是在1985年的1月19日，上海电视台《生活之友》专栏里的《副食品行情》小栏目。介绍上海最新的副食品行情动态，以及十六铺、大兴街和蒲汇塘等集市主要的农副产品价格等。
我说得这般铁板钉钉，因为我当时是这个节目的编辑，有幸成为这一伟大事件的目击者。但推动伟大事件发生的是部门领导汪老师，他原来就是《阿富根谈生产》的编辑，到电视里开沪语的就是他的老搭档、著名的沪语播音员万仰祖。与万老师搭档的女声，是大名鼎鼎的滑稽演员周柏春的女儿；那时是在一家誊印社工作。
本以为，上海人还不会说上海闲话么?其实不然。有一次，早已过了配音的时间，女声已经到了，可万老师还没有来。那个时候，既没有手机，也没有拷机。后来实在是等不及了，再不配，就要影响晚上的播出。这时，我的同事李耀民——如今上海东方男篮俱乐部老总——亮喉相助，走进了配音间。
耀民在里面配，我们在外面不时地笑；因为我们忽然发现，同样是沪语，与万老师的味道不一样。你听：“鸡蛋。乌(五)原路。一块乌(五)。”
他晓得在上海话里，“五”是要念成“乌”的；但不知道这个“五”放在价钱里，是要读成“一块半”的。还有，不但是普通话里有尖音，在上海话里同样也有。比如有几个集市所在的路名：大兴街中的“兴”，宁海西路的“西”。
万老师总算来了。原来是脱班的车子惹的祸。那天，他还告诉我们，象“活母鸡”，用正宗沪语，为“活呃母鸡”。
在解放前就开始沪语播音的万老师，是这方面的老法师。他说：真正的上海话，恐怕要算徐家汇一带的本地人最地道了。在上海话里还要夹点浦东音，那就更好听了。
我再提供一点相关的背景材料。其一，沪语走到今天，已经有了800多个年头。现在人们援引的有关上海话最早的文字记录，都源于那本写作于清朝嘉庆年间的《何典》。这是一个叫做张南庄的人用“上海闲话”写的小说。其二，在上海开埠不久的1852年，也不过只有54万出头点的人是讲上海闲话的。在开埠之前，上海话只是松江方言大区在黄浦江流域的一个分支，是一个小县的方言。其三，上海闲话就是在阿拉上海的地面上，也不是一生下来就占据了绝对的领导地位。从朱明王朝到当代是经历了一个主角转换的过程，花了400年左右的辰光。据《松江府志》记载：明代是“府城视上海为轻，视嘉兴为重”，因为当时的上海是不能与宋朝建府的鱼米之乡嘉兴搭脉。到了清朝则是被苏州话取而代之，“府城视上海为轻，视苏州为重”，“府城”就是松江府首脑机关的所在地华亭。从《南京条约》开放上海为通商口岸至20世纪初，随着上海这座城市的兴起和经济的迅猛发展，上海话方才树立了它在上海地区的地位。
后来，市有关部门提出意见，说《生活之友》说上海话不利于“推普”，要求改沪语为普通话播出。荧屏上的上海话，就这样闪电般的进入又闪电般的淡出了。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上海的电视节目又响起了上海闲话，但只出现在两个情景电视剧：《红茶坊》和《老娘舅》。
无须与远在南方的广东相比，就说近在同城的电台；上海方言不但不限于节目的类型，而且还以“阿富根”的名义公开招生办班，推广上海话。
“上海闲话讲勿来，咪唏咪唏炒咸菜”
小时侯唱过的顺口溜：“乡下人到上海，上海闲话讲勿来，咪唏咪唏炒咸菜。”相信只要是在上海长大的，全知道。我只是不懂，为什么不会讲上海话，就要“咪唏咪唏炒咸菜”；这上海闲话又不是炒咸菜就能够炒出来的，而且“咪唏咪唏”又有一股东洋人的腔调。但有一点还是十分的明白，那就是看一个人是不是上海人，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她)会不会讲上海闲话。
不会讲上海闲话就是“乡下人”，这几乎有很长时间占据了上海人的心理主导。即便是上海郊区人氏，他们讲的话，基本上与市区的居民没有很大的差异，仅有的差别也只是表现在口音和一些土话上。所以，沪语里的“乡下人”，基本将外地人一网打尽，哪怕是外地城市人。
对于语言特敏感的主持人，很快在上海发现了问题。去年刚分到新闻综合频道的“北广”毕业生臧熙，老家是辽宁抚顺。他原来很以他的名字为豪，别人间他名字怎么写，他就响亮而毫不含糊地回答：臧克家的“臧”，朱熹的“熙”。一个是诗人，一个是哲学家。到了上海以后，就变了味。臧熙说：“他们把我的名字和‘赃兮兮’联系了起来。”
更让这位整天乐呵呵的小伙子傻眼的是，“有一天，有人突然跟我说，你的名字要改一改。你的名字用上海话说出来不好听，听着像‘装死’。”臧熙又补充了一句，“还有人说，要是我有了弟弟，可以叫‘臧港’。跟我解释说，哥哥‘装死’，弟弟‘装戆’，一听就是一家门。”
还有工作。有两个月，轮岗到采访部跑社会新闻。外出采访碰到年轻人，普通话沟通没问题；遇到了老年人，麻烦了。对方说话他都听不懂，还要做出心领神会的样子，忙录音，回到电视台，找人来听，才发现，录了那么多，根本没用。
与臧熙相比，早些年进来的外省籍贯的播音员和主持人，上海话的听力关已经过去。如果嫁了个上海人，就增添了不少听力练习的机会。没有融入上海人家庭的也没关系，置身在上海这个特定的语境中，日子一长便八九不离十了。
问题集中在一个“说”
对于主持人来说，说什么不是你要说就可以说的。想说沪语，第一是没有动力和要求。对于他们，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从2001年元旦起规定要持证上岗，这张证是《一级甲等普通话证书》，而不是考沪语。
第二是缺少实战的机会。平时，一见他们，舌头一打滚，就转出了普通话。反之，他们与我们说话，极少极少是以沪语开腔的。他们是普通话的代表。
单位开会，发言的上海人说着说着，常常会不由自主地滑溜出了上海话。一发现，立马刹车致歉：对不起。我现在讲普通话。而他们在发言时，决然不会冒出一句上海话来。
我现在一见臧熙，就会用普通话问他：上海话学得怎样了。他总是笑嘻嘻，很憨厚的模样，不做正面应答。我对他说，家里有张《上海话托福考试》，整个卷子分六个部分：单选题共30题，每题1分。多选题共18题，每题1分。是非题共4题，每题3分。综合能力题共1题，计10分。另有口语一题，计10分。翻译题分数最高，20分一道题。什么时候带来给他练练。他点头说好。
我告诉他，卷子里比较有点意思的是口语题和翻译题。口语题是：“请用正宗的上海话朗读下面这段话。”这段话就是周星驰在《大话西游》中的那段著名台词：“老历八早，有一段老刮三的感情把勒我呃眼门前……”
那道翻译题是把用东北方言演唱的音乐评书《东北人都是活雷锋》改成上海闲话。难度系数是在翻译的“信、雅、达”且三者的统一上，直译当然是“老刮三的”，既要忠实原著，又要译出有上海特色的文采。我看了参考答案，窃以为翻得比较好的是最后的一句：把“翠花，上酸菜!”译为“老娘，香辣蟹!”
看来，这参考答案与考卷一样，不是出自上海人之手。这老娘这香辣蟹，是没有多少的上海味。如果要我来做，就译为：“毛豆子。炒咸菜!”
主持人的上海普通话
就在我写这些文字之前，去吃中饭的时候，碰到了丹凤。我问她，今天星期五的《午间新闻》怎么没见你做。她说，上午去开会了，部分主持人与一所大学的几个教授座谈，主要是教授们对播音员和主持人提意见。
教授们的准备都很充分，摆在他们面前的纸都是一叠叠的。有个教授说，丹凤在《新闻坊》里有一回说了“结绒线”，这不对。应该说“打毛衣”。
他的意思，就是主持人讲了上海普通话。什么是上海普通话?一种含义是指用普通话来念上海话，而且是读有明显和浓郁的方言特点的上海话。这在原来高校的教工子弟身上是尤其明显，还有就是军队的子女。例如：“天墨擦黑”。“一脚踏在水汪凼里”。听起来是蛮“潮汲汲”的。其目的就是用语言来表示自己的与众不同，与其他人的区别。
另一种是把上海话中鲜活、有生命力和有张力的元素融人普通话里。二十多年前，我在读大学的时候，著名的译制演员毕克来学校做过一个讲座。说起他在译制《海狼》的时候，就加了上海普通话：“让我们去轧轧苗头”。后来的反应还是不错的。
丹凤是《新闻坊》的主持人。这档节目主要是由上海各区县的有线电视台提供的，节目的主要内容是有明显的上海地方特征，收视对象也以社区为主；因而，这些特点也会表现在主持人的语言上。难道只有把“结绒线”念成“打毛衣”，就会增加节目的感染力?!才不会影响祖国语言的纯洁性?!
象这一类型的节目，可以用些类似“轧轧苗头”的上海普通话，甚至就直接用些上海话来表达那些普通话不能很到位和准确予以表达本意的词汇。
还有位主持人，说在稿子里见到一个沪语“肮三”，心里明白是个什么意思，但几个人讨论到播出之前，也没找出一个与之匹配、又能传神的普通话。抱憾至今。
这令我想起上大学时，教翻译的老师说过的一席话：英语翻译水平的高低，最后就取决于你的中文水平。当一个英语单词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的脑海里能够蹦出多少个中文词汇与之对应。由此来看，普通话与上海话之间的翻译，也是同样的道理，
在2003年2月上海出版的一张周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该不该学上海话》。作者是与发表在《中华读书报》的《不应该“跟我学上海话”》一文商榷。《中华读书报》的文章认为某出版社不应该出版《跟我学上海话》，而是应当出本《上海人，跟我学普通话》。为什么作者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到上海经商的人，到上海办事的人，如果懂一点‘上海话’就会方便许多。”
学习语言是为了什么，马克思说：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一个武器。学习外国语是如此，学习外地语也是这样。掌握了语言这个工具，就是为了更好的学习、更好的工作。那个在报上写文章支持学上海话的并不是上海人，而是一位名叫董丰的河北同志。
也是一种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