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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为纪念张元济先生七十寿辰，友好编印纪念论文集征文于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先生，马衡先生嘱朱豫卿代撰《关于鉴别书画的问题》一文。纪念《文集》刊发于1937年1月，是文收录其中。
“此文为易案而作”
大概是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旧书摊首次见到马衡《关于鉴别书画的问题》抽印本。尤为珍贵的是抽印本封三上有马衡亲笔写的《附识》，开篇即云“此文为易案而作”。直觉告诉我，这册抽印本对破解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轰动全国的“易培基盗宝案”（以下简称“易案”）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于是毫不犹豫地将它收入囊中。
中学时期我读过余盖《故宫博物院盗宝冤案之谜》一文（《文史资料选辑》第九十三辑），对“易案”是有所了解的。现将马衡《关于鉴别书画的问题》抽印本封三《附识》全文抄录如下：
此文为易案而作。时在民国廿五年，南京地方法院传易寅村不到，因以重金雇用落魄画家黄宾虹，审查故宫书画及其他古物。凡涉疑似者，皆封存之。法院发言人作武断之语曰：帝王之家收藏不得有赝品，有则必为易培基盗换无疑。盖欲以“莫须有”三字，为缺席裁判之章本也。余于廿二年秋，被命继任院事，时“盗宝案”轰动全国，黑白混淆，一若故宫中人，无一非穿窬之流者。余平生爱惜羽毛，岂肯投入旋涡，但屡辞不获，乃提出条件，只理院事，不问易案。因请重点文物，别立清册，以画清前后责任。后闻黄宾虹鉴别颟顸，有绝无问题之精品，亦被封存者。乃草此小文，以应商务印书馆之征。翌年（廿六年），教育部召开全国美术展览会，邀故宫参加，故宫不便与法院作正面之冲突，乃将被封存者酌列数件，请教育部要求法院启封，公开陈列，至是法院大窘，始悟为黄所误。亟责其复审，因是得免禁锢者，竟有数百件之多。时此文甫发表或亦与有力欤。
著者附识。一九五○年一月。
马衡先生在《附识》中，从侧面对“易案”进行了回顾，并且再次肯定此案实属冤案。
《关于鉴别书画的问题》内容列举历代帝王和书画名家关于书画鉴定方面的理论，特别列举帝王买入或臣子进献之书画、碑帖中，有些虽名头不小，但品质低劣。通篇虽无一语涉及“易案”，但对南京法院发言人做出的“帝王之家收藏不得有赝品，有则必为易培基盗换无疑”的武断结论，给予否定。而《附识》中“法院大窘”，最终“亟责其复审，因是得免禁锢者，竟有数百件之多”印证了《关于鉴别书画的问题》所持观点，所以《附识》有“时此文甫发表或亦与有力欤”之语焉。
关键问题是，“易案”已过经年，且早有定论，易培基的冤屈，业已大白。时过境迁，马衡先生缘何在十几年后写这篇《附识》呢？
为“易案”辩证
带着疑问，我开始查阅资料。首先是重读珍藏的与“易案”相关的各种图书史料，有关叙述近乎雷同，马衡与“易案”有无关联更是只字未提。只有余盖《故宫博物院盗宝冤案之谜》一文，言及马衡于易案有不可开脱之责。
余盖乃易培基的湖南老乡，在故宫博物院工作多年（自清室善后委员会起至马衡继任院长时止），亲身经历“易案”，在易培基弥留之际，看望过易氏。余盖在文中把马衡与张继同列为诬陷制造“易案”的同谋。是文有九节，关于易案经过的叙述占八节。第九节《吴稚晖撰联挽易》中，余盖详述了“七七”事变时，在易培基弥留之际见面的情形，及“八一三”上海战事爆发，在重庆与吴景洲相遇谈及易培基离世的情景，之后用较多的文字谈所谓“马衡倒易阴谋”。
读罢余文，我初步得出结论：或许《附识》与余氏所说的马衡、张继等同谋制造“易案”的传闻有关。但余氏所谈马衡与张继等人勾结倒易之说，多为传闻或余氏本人的揣测，并无根据。余氏仅凭易培基“提出辞卸院长呈文，张继立即力保马衡升任院长”便做出“马与张（继）、郑（烈）同谋倒易”的结论，显然是站不住脚的。马衡《附识》中说道：“余平生爱惜羽毛，岂肯投入旋涡，但屡辞不获，乃提出条件，只理院事，不问易案。”亦足印证。余氏文中云：“见有故宫博物院书画审查报告目录一厚册，系马衡聘请专家审查古人字画的真伪之目录，约共数千幅，著有‘伪’字的约数百幅（这两笔数字我记不清了），由司法院加上一篇序文，硬说审查报告中注有‘伪’字的字画，都是易培基以伪换真盗去的赝品。”这更是余氏臆测之见。马衡《附识》对此早有明鉴：“时在民国廿五年，南京地方法院传易寅村不到，因以重金雇用落魄画家黄宾虹，审查故宫书画及其他古物。凡涉疑似者，皆封存之。法院发言人作武断之语曰：帝王之家收藏不得有赝品，有则必为易培基盗换无疑。盖欲以‘莫须有’三字，为缺席裁判之章本也。”先撇开马衡视黄宾虹为“落魄画家”不谈，马衡对法院的做法也不以为然：凡黄宾虹认为假，则必定是易培基给掉了包，如此断定的前提是皇宫里怎能有赝品呢？马衡所要强调的恰恰是皇宫里不仅早有赝品，且数量不少，而黄宾虹的鉴别更有问题。黄宾虹当年应邀鉴别故宫书画古物时已70多岁，在有关其生平的年表上，对其大多取“权威”之意，但在马衡等人眼里，一句“落魄画家”已不言而喻。其实，关于黄宾虹的鉴别能力，在当时的书画圈早有定论。换句话说，如真像余氏所说，“系马衡聘请专家审查古人字画的真伪之目录”，也就不会有《关于鉴别书画的问题》问世了。
为更有力说明余氏所云有误，以下择录《关于鉴别书画的问题》（以下称《论文》）有关论述。比如关于书画辨伪，《论文》开篇云：“董其昌尝自谓三百年来一具眼人，而其《画旨》中云：‘宋元名画一幅百金，鉴定少讹。辄收赝本。翰墨之事谈何容易。’可见书画之真赝问题早已成为不易解决之事。虽一代鉴家如董文敏，也认为‘谈何容易。’其中问题复杂得很，不是简单的几句话所能解决的。”
连董其昌这样的书画鉴赏家都认为“书画之真赝问题早已成为不易解决之事”，可见书画辨伪之难。马衡如此论述，是在否定南京法院关于“易案”的定案依据，即对黄宾虹鉴定的否定。余氏揣测故宫博物院书画审查报告目录一厚册，系马院长聘请专家审查古人字画的真伪之目录一说，不攻自破。 《关于鉴别书画的问题》也列举大量史实，对所谓“故宫无赝品”说进行了有力批驳。比如“金章宗也模仿宋徽宗自鸣风雅，不但搜罗书画，连字体都学宋徽宗，他所收精品不少，故宫所藏赵干《江行初雪图》卷即曾入明昌御府。其他尚多，不甚记忆。元文宗有奎章阁，顺帝有宣文阁，皆藏书画之所。明朝内府收藏，未见专书记载，但仅宁王、严嵩、张居正诸家籍没入宫书画，就很不少。孙承泽所收书画，多是明亡自宫中散出者。清初顺治年间，尚以范宽《雪景》大幅等赐宋权，可见明朝内府书画也很多。大约历代内府所收藏皆不在少数，其中真赝成分如何，则不尽可考了。”再比如“高士奇，凡是他所进呈的都是坏东西，真可谓之欺君罔上。他的《手缮书画目》（有铅印本）第一页即为康熙四十四年六月拣定进上手卷，其中如王羲之、唐太宗、褚河南、柳公权、孙过庭、宋徽宗以及宋、元、明诸赫赫有名的大家应有尽有。但是下面自注‘赝本’、‘不真’、‘新而佳之’、‘旧而不真’，甚至有注‘不真不堪’者，价目不过二两四两，最多不过十几两，也有几钱银子的。有的至今尚在故宫，尚有高士奇自己题的签子。而真正的好东西都在他自注‘永存秘玩’的目录中，那些绝不肯进呈给他的皇上。可见进呈假东西也不是全出无意。”
按照《论文》的观点，即使是传入内府编入《宝笈》的，也不乏赝品。恰好我家中藏有两册南京法院《鉴定书》，而《鉴定书》中所列“伪”品中确有许多书画被编入了《宝笈》，有的还钤有御玺和进贡者亲笔题记。另外，浏览《鉴定书》，无论宋四家、元四家、明四家，还是清四家、金陵八家等书画作品几乎无真品。比如《鉴定书》上册存沪画类（第一次调查）第29页：二五一成二○五（三三）文征明金山图一轴纸本御印十一方横二三·三，纵七○顶自题隶书一九一字，下御题不到江天寺安知空阔奇，携将亲证取，当境固如斯。辛未南巡行笈中携待诏诗此二月既望坐金山江阁因题御笔。鉴定意旨：隶书款诗画少笔墨。伪。
众所周知，马衡先生并不是书画方面的专家，他从不收藏字画，一生中除了组织参与书画鉴赏外，很少谈论书画，而其在“易案”发生后，以《关于鉴别书画的问题》为易培基蒙冤申辩，就其当时的处境和身份，是需要勇气和智慧的。这篇文章甫发表，即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使法院不得不在1937年9月30日起诉书中，改变原来所谓“故宫无赝品”之说。南京地方法院检察官（叶峨）起诉书二十六年（1937年）诉字第三九五号，在（甲）书画部分，承认“原故宫书画藏品时常见各书画上标有“神品”、“ 真品”、“ 下”等字样，已堪认定间有数号其原物本为伪品者已皆注明“伪”字，充分证明故宫藏品中不乏赝品。
揭开《附识》之谜
以上论述，虽语千言，还是不能说明新中国建立之初，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马衡在保存多年的论文抽印本封三写下了这则措辞严谨、长达350字的《附识》。最终让我揭开谜底的，源于2006年《马衡日记》的出版。此时距我得到《关于鉴别书画的问题》抽印本，已过了十余年光景。《马衡日记》一书收录的日记起于1948年12月13日，止于1951年12月31日。翻阅《附识》写著时间前后的《马衡日记》，令我激动的是此中确有关于写著《附识》的日记：
（1950年）二月四日（周六）。立春节。晴。
王雷来一道歉书，并附检讨记录。复函谢之。取旧日张菊生（元济）先生七十生日论文集中抽印本《关于书画鉴别的问题》一文加以附识，托冶秋致董必老。得蒋扑安告贷书。
问题又来了。把写有《附识》的抽印本，托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送交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董必武，这又是为什么？既然《附识》开篇说“此文为易案而作”，我想《日记》中定有关于“易案”的日记。
继续翻阅《马衡日记》，我在1949年10月的几篇日记中找到了与马衡先生写著《附识》的相关线索。
十月廿四日（星一）。晴。霜降节。
闻吴瀛以“易案”经十余年沉冤莫白，特上书华北人民政府请予昭雪。董老搁置未复，顷又上书于毛主席，发交董老调查。晨诣冶秋始知吴瀛之请昭雪“易案”，完全对余攻击。谓张继、崔振华之控诉易培基，为余所策动，殊可骇异。因请冶秋转达董老，请拨冗延见，以便面谈，并希望以原书见示，俾可逐条答复……
十月廿七日（星四）。晴。
郑西谛来。李响泉来。昨冶秋电话以吴瀛上书，董老不愿于此时出以示人，因其足以刺激人之情绪，允俟将来见示。现望余将所知事实，写一节略，以为对照资料，因于办公时间内抽空写之。苦于记忆不清，又托席慈为我采访。
十月月廿八日（星五）。晴。昙。
节略写成，请席慈誊清。冶秋来商文物局将于下月一日开始办公……
读以上三天的日记，已知这桩“公案”的起因，源于吴瀛先生的“上书”。
吴瀛（1891年至1959年）字景洲，江苏武进人。他和易培基是自幼相交的同窗好友。在易氏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时，吴瀛受到重用。另据有关资料，吴之所以能到故宫博物院中，除了易培基的关系，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背景，他是北洋政府审计院院长庄蕴宽的亲外甥。庄蕴宽是参与筹建故宫博物院的民国元老之一。凭借这些关系，吴瀛担任了名列秘书长李宗侗之下但待遇相同的“简任秘书”（相当于院长助理）。“易案”发生后，吴瀛作为“易氏”的亲信，难逃干系，和李石曾的侄子、易培基的女婿李宗侗同为“易案”被告。
易培基受冤含恨，抑郁弃世，吴瀛在有生之年一刻也没忘记为易培基伸冤。关于“易案”，吴瀛曾在他的《故宫盗宝案真相》（又名《故宫尘梦录》）中有详尽的回忆。其回忆录与余盖有着几乎相同的观点，在他看来，“易案”发生的伏笔在建院初始就已埋下。因易培基反对，本来内定副院长的张继只担任了文献馆馆长。李宗侗冲撞了张继的夫人崔振华只是个导火索。吴瀛对易氏的继任者马衡也多有不满。吴氏自踏进故宫第一天起，就把当时参与故宫清室善后工作的人分为“北大系”与“政府官员系”，对故宫博物院里任职的“北大系”如马衡、沈兼士等人早有成见。不过在吴瀛1948年写的回忆录中，陈述了种种对故宫人事的猜忌和不满，但洋洋二十万言尚未提到马衡与“易案”有什么关联。对马衡的猜忌和不满主要是他认为马衡是“易案”的既得利益者，易院长待马衡不薄，而马衡却在易培基蒙冤时，没有公开站出来为易说话。事实上，吴瀛对马衡的猜疑和不满确有误解之处。易培基于1937年9月22日病故于上海，那时马衡已经离开南京押运故宫首批文物西迁了。设身处地想一想，鉴于当时的氛围和马衡的身份处境，确实很难挺身而出为“易氏”辩解。而“易案”发生后，马衡并没有无动于衷、袖手旁观，而是假张菊生70岁生日之际，写了《关于鉴别书画的问题》一文，明里暗里地为“易案”辩证，并对南京法院纠正误判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既然吴瀛在他苦心写著的回忆录中都没有说到马衡与“易案”有任何关联，那为什么在新中国刚刚建立时，吴瀛就迫不及待地把马衡作为幕后操纵“易案”的主谋，告到“新的人民政府的领导同志”那里？经查找资料，我在1981年11月吴祖光《怀念父亲》一文中，找到了答案。吴祖光在文中说：“父亲的受冤受害，完全是由于为了他的一个‘同患难而观点各异，亲而不信的总角之交’引起的。从天理人情而言，他的自幼相交的同窗好友易寅村先生——故宫博物院院长——乃是一个薄情负义的朋友。但是父亲却是一往情深，至死不渝，由于易的受冤含恨，抑郁弃世，父亲在有生之年一刻也没有忘记为我们这位易伯伯申雪冤枉。1949年上海解放后，父亲为这件事还给新的人民政府的领导同志写信呼吁。我们尊敬的董必武同志还亲自登门来拜会过父亲。”
这里所说吴瀛的告状起因、时间与马衡1949年10月的三篇日记内容吻合。据马衡日记，吴瀛上书给“新的人民政府的领导同志”是毛泽东。
易培基曾是毛泽东青年时期的老师之一。据有关资料，毛泽东始终没有忘记他的这位恩师，曾多次对当年的师友谈起易培基，并强调说：“易先生是个好人啊！”言语之中，流露出怀念之情。不仅易培基与毛泽东有师生情谊，吴瀛本人与毛泽东也有过交往。早在1919年易培基以湖南长沙师范教员的身份为总代表，学生毛泽东为学界代表，率领“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赴京请愿团”赴京，时任北洋政府京都市政督办署坐办的吴瀛为他们安排了食宿，并让他的舅舅、时任北洋政府审计院长的庄蕴宽接见了他们。毛泽东和易培基到北京投奔吴瀛，不单是易培基与吴瀛是同学，更深层次的关系是，湖南长沙师范另一位器重毛泽东的教师李青崖是吴瀛的姐夫。毛泽东进京驱张，李青崖、吴琴清夫妇是重要策划人。
也正是易培基、吴瀛与毛泽东的历史渊源，促使了吴瀛在新中国伊始即向毛泽东上书，“我无论如何要出这口恶气”了。当时张继已经去世，崔振华、郑烈、李宗侗先后去了台湾，这口恶气怎么出呢？他选择了至今仍然在故宫博物院院长任上的马衡。
吴瀛致毛泽东的要求平反昭雪申诉函，很快就批转到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原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的案头。吴瀛申诉函的内容无从得知，但从马衡先生1949年10月24日的日记：“闻吴瀛以‘易案’经十余年沉冤莫白，特上书华北人民政府请予昭雪。董老搁置未复，顷又上书于毛主席，发交董老调查。晨诣冶秋始知吴瀛之请昭雪‘易案’，完全对余攻击。谓张继、崔振华之控诉易培基，为余所策动，殊可骇异。”依然可以看出，吴瀛的上书是很有分量的，足可引起中央上层的重视。毛泽东将申诉函批转董必武处，令其调查。当马衡提出拜访董老说明情况，遭到拒绝的同时，董老却远赴上海拜会了吴瀛。无法与董老当面陈述，马衡根据董老的指示，写了一份材料交给王冶秋转呈。
到此，吴瀛上书之后的情况逐渐清晰，《附识》之谜不解自破。
虽然依照董必武的要求，写成“节略”已递交，一年过去了孰是孰非，上层没有再提此事。或许是马衡太在乎自己的名节，1950年1月，马衡找出了留存多年的《关于鉴别书画的问题》抽印本并写“著者附识”以作申诉。遗憾的是，马衡煞费苦心写就的“著者附识”，并没有得到董必武的接纳，40年后从他的委托人王冶秋曾经办公的团城流到了民间。
最后的问题是，吴瀛1948年写《故宫盗宝案真相》时，并没有把马衡扯进“易案”，为什么在给毛泽东的上书中却说“张继、崔振华之控诉易培基”为马衡所策动呢？以我对“易案”的研究，这并不是吴瀛一时的冲动，我们不妨回到余盖《故宫博物院盗宝冤案之谜》一文：“一九三三年我在长沙接到易培基电报召我回馆工作。到馆后易对我说：‘马副馆长已经反叛，做了张继、崔振华的谋士，策划捣乱，望你注意。’”易培基说给余盖的话，吴瀛一定是知道的，所谓马衡是张继的同谋，这个观点在吴瀛的心里压制了很久，只是时机不适宜他说出。1948年1月9日，南京法院针对1937年9月30日因抗战爆发而被搁置的起诉书，宣布：“李宗侗、吴瀛免诉，易培基部分不予受理。”但是这个迟到的判决，无法让吴瀛抚平积年不愈的伤口。他在回忆录中说：“本来我已料到，这一个冤狱若得伸张，非等待到另一个时代不可，我无论如何要出这口恶气……。”新中国了，压在吴老心头的恶气终于可以一吐为快了。于是本来已经早有结论的旧案，又重新被翻弄了出来。
“此文为易案而作”
大概是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旧书摊首次见到马衡《关于鉴别书画的问题》抽印本。尤为珍贵的是抽印本封三上有马衡亲笔写的《附识》，开篇即云“此文为易案而作”。直觉告诉我，这册抽印本对破解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轰动全国的“易培基盗宝案”（以下简称“易案”）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于是毫不犹豫地将它收入囊中。
中学时期我读过余盖《故宫博物院盗宝冤案之谜》一文（《文史资料选辑》第九十三辑），对“易案”是有所了解的。现将马衡《关于鉴别书画的问题》抽印本封三《附识》全文抄录如下：
此文为易案而作。时在民国廿五年，南京地方法院传易寅村不到，因以重金雇用落魄画家黄宾虹，审查故宫书画及其他古物。凡涉疑似者，皆封存之。法院发言人作武断之语曰：帝王之家收藏不得有赝品，有则必为易培基盗换无疑。盖欲以“莫须有”三字，为缺席裁判之章本也。余于廿二年秋，被命继任院事，时“盗宝案”轰动全国，黑白混淆，一若故宫中人，无一非穿窬之流者。余平生爱惜羽毛，岂肯投入旋涡，但屡辞不获，乃提出条件，只理院事，不问易案。因请重点文物，别立清册，以画清前后责任。后闻黄宾虹鉴别颟顸，有绝无问题之精品，亦被封存者。乃草此小文，以应商务印书馆之征。翌年（廿六年），教育部召开全国美术展览会，邀故宫参加，故宫不便与法院作正面之冲突，乃将被封存者酌列数件，请教育部要求法院启封，公开陈列，至是法院大窘，始悟为黄所误。亟责其复审，因是得免禁锢者，竟有数百件之多。时此文甫发表或亦与有力欤。
著者附识。一九五○年一月。
马衡先生在《附识》中，从侧面对“易案”进行了回顾，并且再次肯定此案实属冤案。
《关于鉴别书画的问题》内容列举历代帝王和书画名家关于书画鉴定方面的理论，特别列举帝王买入或臣子进献之书画、碑帖中，有些虽名头不小，但品质低劣。通篇虽无一语涉及“易案”，但对南京法院发言人做出的“帝王之家收藏不得有赝品，有则必为易培基盗换无疑”的武断结论，给予否定。而《附识》中“法院大窘”，最终“亟责其复审，因是得免禁锢者，竟有数百件之多”印证了《关于鉴别书画的问题》所持观点，所以《附识》有“时此文甫发表或亦与有力欤”之语焉。
关键问题是，“易案”已过经年，且早有定论，易培基的冤屈，业已大白。时过境迁，马衡先生缘何在十几年后写这篇《附识》呢？
为“易案”辩证
带着疑问，我开始查阅资料。首先是重读珍藏的与“易案”相关的各种图书史料，有关叙述近乎雷同，马衡与“易案”有无关联更是只字未提。只有余盖《故宫博物院盗宝冤案之谜》一文，言及马衡于易案有不可开脱之责。
余盖乃易培基的湖南老乡，在故宫博物院工作多年（自清室善后委员会起至马衡继任院长时止），亲身经历“易案”，在易培基弥留之际，看望过易氏。余盖在文中把马衡与张继同列为诬陷制造“易案”的同谋。是文有九节，关于易案经过的叙述占八节。第九节《吴稚晖撰联挽易》中，余盖详述了“七七”事变时，在易培基弥留之际见面的情形，及“八一三”上海战事爆发，在重庆与吴景洲相遇谈及易培基离世的情景，之后用较多的文字谈所谓“马衡倒易阴谋”。
读罢余文，我初步得出结论：或许《附识》与余氏所说的马衡、张继等同谋制造“易案”的传闻有关。但余氏所谈马衡与张继等人勾结倒易之说，多为传闻或余氏本人的揣测，并无根据。余氏仅凭易培基“提出辞卸院长呈文，张继立即力保马衡升任院长”便做出“马与张（继）、郑（烈）同谋倒易”的结论，显然是站不住脚的。马衡《附识》中说道：“余平生爱惜羽毛，岂肯投入旋涡，但屡辞不获，乃提出条件，只理院事，不问易案。”亦足印证。余氏文中云：“见有故宫博物院书画审查报告目录一厚册，系马衡聘请专家审查古人字画的真伪之目录，约共数千幅，著有‘伪’字的约数百幅（这两笔数字我记不清了），由司法院加上一篇序文，硬说审查报告中注有‘伪’字的字画，都是易培基以伪换真盗去的赝品。”这更是余氏臆测之见。马衡《附识》对此早有明鉴：“时在民国廿五年，南京地方法院传易寅村不到，因以重金雇用落魄画家黄宾虹，审查故宫书画及其他古物。凡涉疑似者，皆封存之。法院发言人作武断之语曰：帝王之家收藏不得有赝品，有则必为易培基盗换无疑。盖欲以‘莫须有’三字，为缺席裁判之章本也。”先撇开马衡视黄宾虹为“落魄画家”不谈，马衡对法院的做法也不以为然：凡黄宾虹认为假，则必定是易培基给掉了包，如此断定的前提是皇宫里怎能有赝品呢？马衡所要强调的恰恰是皇宫里不仅早有赝品，且数量不少，而黄宾虹的鉴别更有问题。黄宾虹当年应邀鉴别故宫书画古物时已70多岁，在有关其生平的年表上，对其大多取“权威”之意，但在马衡等人眼里，一句“落魄画家”已不言而喻。其实，关于黄宾虹的鉴别能力，在当时的书画圈早有定论。换句话说，如真像余氏所说，“系马衡聘请专家审查古人字画的真伪之目录”，也就不会有《关于鉴别书画的问题》问世了。
为更有力说明余氏所云有误，以下择录《关于鉴别书画的问题》（以下称《论文》）有关论述。比如关于书画辨伪，《论文》开篇云：“董其昌尝自谓三百年来一具眼人，而其《画旨》中云：‘宋元名画一幅百金，鉴定少讹。辄收赝本。翰墨之事谈何容易。’可见书画之真赝问题早已成为不易解决之事。虽一代鉴家如董文敏，也认为‘谈何容易。’其中问题复杂得很，不是简单的几句话所能解决的。”
连董其昌这样的书画鉴赏家都认为“书画之真赝问题早已成为不易解决之事”，可见书画辨伪之难。马衡如此论述，是在否定南京法院关于“易案”的定案依据，即对黄宾虹鉴定的否定。余氏揣测故宫博物院书画审查报告目录一厚册，系马院长聘请专家审查古人字画的真伪之目录一说，不攻自破。 《关于鉴别书画的问题》也列举大量史实，对所谓“故宫无赝品”说进行了有力批驳。比如“金章宗也模仿宋徽宗自鸣风雅，不但搜罗书画，连字体都学宋徽宗，他所收精品不少，故宫所藏赵干《江行初雪图》卷即曾入明昌御府。其他尚多，不甚记忆。元文宗有奎章阁，顺帝有宣文阁，皆藏书画之所。明朝内府收藏，未见专书记载，但仅宁王、严嵩、张居正诸家籍没入宫书画，就很不少。孙承泽所收书画，多是明亡自宫中散出者。清初顺治年间，尚以范宽《雪景》大幅等赐宋权，可见明朝内府书画也很多。大约历代内府所收藏皆不在少数，其中真赝成分如何，则不尽可考了。”再比如“高士奇，凡是他所进呈的都是坏东西，真可谓之欺君罔上。他的《手缮书画目》（有铅印本）第一页即为康熙四十四年六月拣定进上手卷，其中如王羲之、唐太宗、褚河南、柳公权、孙过庭、宋徽宗以及宋、元、明诸赫赫有名的大家应有尽有。但是下面自注‘赝本’、‘不真’、‘新而佳之’、‘旧而不真’，甚至有注‘不真不堪’者，价目不过二两四两，最多不过十几两，也有几钱银子的。有的至今尚在故宫，尚有高士奇自己题的签子。而真正的好东西都在他自注‘永存秘玩’的目录中，那些绝不肯进呈给他的皇上。可见进呈假东西也不是全出无意。”
按照《论文》的观点，即使是传入内府编入《宝笈》的，也不乏赝品。恰好我家中藏有两册南京法院《鉴定书》，而《鉴定书》中所列“伪”品中确有许多书画被编入了《宝笈》，有的还钤有御玺和进贡者亲笔题记。另外，浏览《鉴定书》，无论宋四家、元四家、明四家，还是清四家、金陵八家等书画作品几乎无真品。比如《鉴定书》上册存沪画类（第一次调查）第29页：二五一成二○五（三三）文征明金山图一轴纸本御印十一方横二三·三，纵七○顶自题隶书一九一字，下御题不到江天寺安知空阔奇，携将亲证取，当境固如斯。辛未南巡行笈中携待诏诗此二月既望坐金山江阁因题御笔。鉴定意旨：隶书款诗画少笔墨。伪。
众所周知，马衡先生并不是书画方面的专家，他从不收藏字画，一生中除了组织参与书画鉴赏外，很少谈论书画，而其在“易案”发生后，以《关于鉴别书画的问题》为易培基蒙冤申辩，就其当时的处境和身份，是需要勇气和智慧的。这篇文章甫发表，即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使法院不得不在1937年9月30日起诉书中，改变原来所谓“故宫无赝品”之说。南京地方法院检察官（叶峨）起诉书二十六年（1937年）诉字第三九五号，在（甲）书画部分，承认“原故宫书画藏品时常见各书画上标有“神品”、“ 真品”、“ 下”等字样，已堪认定间有数号其原物本为伪品者已皆注明“伪”字，充分证明故宫藏品中不乏赝品。
揭开《附识》之谜
以上论述，虽语千言，还是不能说明新中国建立之初，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马衡在保存多年的论文抽印本封三写下了这则措辞严谨、长达350字的《附识》。最终让我揭开谜底的，源于2006年《马衡日记》的出版。此时距我得到《关于鉴别书画的问题》抽印本，已过了十余年光景。《马衡日记》一书收录的日记起于1948年12月13日，止于1951年12月31日。翻阅《附识》写著时间前后的《马衡日记》，令我激动的是此中确有关于写著《附识》的日记：
（1950年）二月四日（周六）。立春节。晴。
王雷来一道歉书，并附检讨记录。复函谢之。取旧日张菊生（元济）先生七十生日论文集中抽印本《关于书画鉴别的问题》一文加以附识，托冶秋致董必老。得蒋扑安告贷书。
问题又来了。把写有《附识》的抽印本，托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送交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董必武，这又是为什么？既然《附识》开篇说“此文为易案而作”，我想《日记》中定有关于“易案”的日记。
继续翻阅《马衡日记》，我在1949年10月的几篇日记中找到了与马衡先生写著《附识》的相关线索。
十月廿四日（星一）。晴。霜降节。
闻吴瀛以“易案”经十余年沉冤莫白，特上书华北人民政府请予昭雪。董老搁置未复，顷又上书于毛主席，发交董老调查。晨诣冶秋始知吴瀛之请昭雪“易案”，完全对余攻击。谓张继、崔振华之控诉易培基，为余所策动，殊可骇异。因请冶秋转达董老，请拨冗延见，以便面谈，并希望以原书见示，俾可逐条答复……
十月廿七日（星四）。晴。
郑西谛来。李响泉来。昨冶秋电话以吴瀛上书，董老不愿于此时出以示人，因其足以刺激人之情绪，允俟将来见示。现望余将所知事实，写一节略，以为对照资料，因于办公时间内抽空写之。苦于记忆不清，又托席慈为我采访。
十月月廿八日（星五）。晴。昙。
节略写成，请席慈誊清。冶秋来商文物局将于下月一日开始办公……
读以上三天的日记，已知这桩“公案”的起因，源于吴瀛先生的“上书”。
吴瀛（1891年至1959年）字景洲，江苏武进人。他和易培基是自幼相交的同窗好友。在易氏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时，吴瀛受到重用。另据有关资料，吴之所以能到故宫博物院中，除了易培基的关系，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背景，他是北洋政府审计院院长庄蕴宽的亲外甥。庄蕴宽是参与筹建故宫博物院的民国元老之一。凭借这些关系，吴瀛担任了名列秘书长李宗侗之下但待遇相同的“简任秘书”（相当于院长助理）。“易案”发生后，吴瀛作为“易氏”的亲信，难逃干系，和李石曾的侄子、易培基的女婿李宗侗同为“易案”被告。
易培基受冤含恨，抑郁弃世，吴瀛在有生之年一刻也没忘记为易培基伸冤。关于“易案”，吴瀛曾在他的《故宫盗宝案真相》（又名《故宫尘梦录》）中有详尽的回忆。其回忆录与余盖有着几乎相同的观点，在他看来，“易案”发生的伏笔在建院初始就已埋下。因易培基反对，本来内定副院长的张继只担任了文献馆馆长。李宗侗冲撞了张继的夫人崔振华只是个导火索。吴瀛对易氏的继任者马衡也多有不满。吴氏自踏进故宫第一天起，就把当时参与故宫清室善后工作的人分为“北大系”与“政府官员系”，对故宫博物院里任职的“北大系”如马衡、沈兼士等人早有成见。不过在吴瀛1948年写的回忆录中，陈述了种种对故宫人事的猜忌和不满，但洋洋二十万言尚未提到马衡与“易案”有什么关联。对马衡的猜忌和不满主要是他认为马衡是“易案”的既得利益者，易院长待马衡不薄，而马衡却在易培基蒙冤时，没有公开站出来为易说话。事实上，吴瀛对马衡的猜疑和不满确有误解之处。易培基于1937年9月22日病故于上海，那时马衡已经离开南京押运故宫首批文物西迁了。设身处地想一想，鉴于当时的氛围和马衡的身份处境，确实很难挺身而出为“易氏”辩解。而“易案”发生后，马衡并没有无动于衷、袖手旁观，而是假张菊生70岁生日之际，写了《关于鉴别书画的问题》一文，明里暗里地为“易案”辩证，并对南京法院纠正误判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既然吴瀛在他苦心写著的回忆录中都没有说到马衡与“易案”有任何关联，那为什么在新中国刚刚建立时，吴瀛就迫不及待地把马衡作为幕后操纵“易案”的主谋，告到“新的人民政府的领导同志”那里？经查找资料，我在1981年11月吴祖光《怀念父亲》一文中，找到了答案。吴祖光在文中说：“父亲的受冤受害，完全是由于为了他的一个‘同患难而观点各异，亲而不信的总角之交’引起的。从天理人情而言，他的自幼相交的同窗好友易寅村先生——故宫博物院院长——乃是一个薄情负义的朋友。但是父亲却是一往情深，至死不渝，由于易的受冤含恨，抑郁弃世，父亲在有生之年一刻也没有忘记为我们这位易伯伯申雪冤枉。1949年上海解放后，父亲为这件事还给新的人民政府的领导同志写信呼吁。我们尊敬的董必武同志还亲自登门来拜会过父亲。”
这里所说吴瀛的告状起因、时间与马衡1949年10月的三篇日记内容吻合。据马衡日记，吴瀛上书给“新的人民政府的领导同志”是毛泽东。
易培基曾是毛泽东青年时期的老师之一。据有关资料，毛泽东始终没有忘记他的这位恩师，曾多次对当年的师友谈起易培基，并强调说：“易先生是个好人啊！”言语之中，流露出怀念之情。不仅易培基与毛泽东有师生情谊，吴瀛本人与毛泽东也有过交往。早在1919年易培基以湖南长沙师范教员的身份为总代表，学生毛泽东为学界代表，率领“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赴京请愿团”赴京，时任北洋政府京都市政督办署坐办的吴瀛为他们安排了食宿，并让他的舅舅、时任北洋政府审计院长的庄蕴宽接见了他们。毛泽东和易培基到北京投奔吴瀛，不单是易培基与吴瀛是同学，更深层次的关系是，湖南长沙师范另一位器重毛泽东的教师李青崖是吴瀛的姐夫。毛泽东进京驱张，李青崖、吴琴清夫妇是重要策划人。
也正是易培基、吴瀛与毛泽东的历史渊源，促使了吴瀛在新中国伊始即向毛泽东上书，“我无论如何要出这口恶气”了。当时张继已经去世，崔振华、郑烈、李宗侗先后去了台湾，这口恶气怎么出呢？他选择了至今仍然在故宫博物院院长任上的马衡。
吴瀛致毛泽东的要求平反昭雪申诉函，很快就批转到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原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的案头。吴瀛申诉函的内容无从得知，但从马衡先生1949年10月24日的日记：“闻吴瀛以‘易案’经十余年沉冤莫白，特上书华北人民政府请予昭雪。董老搁置未复，顷又上书于毛主席，发交董老调查。晨诣冶秋始知吴瀛之请昭雪‘易案’，完全对余攻击。谓张继、崔振华之控诉易培基，为余所策动，殊可骇异。”依然可以看出，吴瀛的上书是很有分量的，足可引起中央上层的重视。毛泽东将申诉函批转董必武处，令其调查。当马衡提出拜访董老说明情况，遭到拒绝的同时，董老却远赴上海拜会了吴瀛。无法与董老当面陈述，马衡根据董老的指示，写了一份材料交给王冶秋转呈。
到此，吴瀛上书之后的情况逐渐清晰，《附识》之谜不解自破。
虽然依照董必武的要求，写成“节略”已递交，一年过去了孰是孰非，上层没有再提此事。或许是马衡太在乎自己的名节，1950年1月，马衡找出了留存多年的《关于鉴别书画的问题》抽印本并写“著者附识”以作申诉。遗憾的是，马衡煞费苦心写就的“著者附识”，并没有得到董必武的接纳，40年后从他的委托人王冶秋曾经办公的团城流到了民间。
最后的问题是，吴瀛1948年写《故宫盗宝案真相》时，并没有把马衡扯进“易案”，为什么在给毛泽东的上书中却说“张继、崔振华之控诉易培基”为马衡所策动呢？以我对“易案”的研究，这并不是吴瀛一时的冲动，我们不妨回到余盖《故宫博物院盗宝冤案之谜》一文：“一九三三年我在长沙接到易培基电报召我回馆工作。到馆后易对我说：‘马副馆长已经反叛，做了张继、崔振华的谋士，策划捣乱，望你注意。’”易培基说给余盖的话，吴瀛一定是知道的，所谓马衡是张继的同谋，这个观点在吴瀛的心里压制了很久，只是时机不适宜他说出。1948年1月9日，南京法院针对1937年9月30日因抗战爆发而被搁置的起诉书，宣布：“李宗侗、吴瀛免诉，易培基部分不予受理。”但是这个迟到的判决，无法让吴瀛抚平积年不愈的伤口。他在回忆录中说：“本来我已料到，这一个冤狱若得伸张，非等待到另一个时代不可，我无论如何要出这口恶气……。”新中国了，压在吴老心头的恶气终于可以一吐为快了。于是本来已经早有结论的旧案，又重新被翻弄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