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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砺奋进的五年·为了总书记的嘱托
法治、改革、开放、创新等方面的做法，是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得以蓬勃发展的法宝，也是值得雄安借鉴的经验。
雄安新区如何立足新的时代起点、制度起点，使新区在带动区域发展、打造改革样本、实现创新突破方面扬长避短，成为摆在面前的紧迫课题。
作为发展的前沿、改革的标杆，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的成功经验，值得雄安引为借鉴。
以法治为基础，实现科学规划
良好的法治和文明环境是城市吸引力、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也是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的重要保障。
深圳在法治城市建设上积累了很多先进经验。比如，深圳制定了300多项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为深圳特区的改革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深圳在全国率先启动了非行政许可审批制度改革;率先推出了劳务工医疗保险制度，工伤保险参保人数走在了全国最前列，较好地解决了农民工的社保问题;率先实施商事登记制度改革……深圳已经成为全国法治建设重要的试验田。
浦东新区创立较晚，但在法治化、规范化的路径上起点更高、标准更严。1990年4月18日，党中央向全世界宣布浦东开放开发，当年的9月9日，浦东开放开发的第一批法规就用中、英、日三种语言向外公布，引起了强烈反响。
在法治化的基础上，浦东的开放开发还有超前的规划进行引领。浦东跳出了“摊大饼”式的城市发展模式，创造性地按照功能定位进行城市形态和产业规划，规划建立了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外高桥保税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张江高科技园区四个特色鲜明、功能各异的开发区。其中，陆家嘴中心区规划实行的是全球招标，科学性较高。而后来的建设者也始终没有对陆家嘴的规划进行随意修改，保证了一张蓝图干到底。
雄安新区是在我国实现全面法治化的背景下设立的，理应对表国际最先进的制度设计和法治化水平。要以严格、科学的规划引领雄安新区的建设和发展，在最大程度上避免“大城市病”、“新城病”、“空城病”。
以改革为根本，充分发挥市场作用
深圳经济特区被称为改革开放前沿，进行了一系列影响全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深圳土地使用权的拍卖，直接开启了我国土地制度的改革并推动我国宪法的修正。深圳特区经济改革的大致路径是：价格体制改革—外汇体制改革—土地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建立证券市场。深圳在市场化过程中首先遇到价格问题，因此建立流通渠道、平抑物价、形成价格机制，成为特区最早的改革。深圳最早建立的市場之一是农产品批发市场，随后工业品市场、证券市场、资本市场相继出现，最后形成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资本、外汇、土地、产权、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基本实现市场化。
浦东20多年来从探索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到探索金融保险等服务业领域对外开放，再到以自贸区为驱动，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完善要素市场体系。比如，率先由政府成立开发公司，通过“资金空转、土地实转”的方式把土地注入开发公司，开发公司则利用土地资本筹集资金、进行开发，由此开创了以企业为主体推进浦东开发建设的全新模式。率先建立了上海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等金融要素市场，集聚了500多家中外资金融机构，为国内外资本有序流动、促进科技与资本对接、外资和跨国并购进入等提供了重要的平台。
浦东20多年来从探索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到探索金融保险等服务业领域对外开放，再到以自贸区为驱动，不断进行制度创新。
现在很多人期待，雄安新区的设立，能打开新一轮改革的突破口，在经济体制改革上发挥引领性作用。
以开放为契机，实现内生发展
深圳特区与浦东新区都是借助国际市场，打造开放型经济的典范。
深圳特区建立时，正是港澳及欧美等国家和地区加工业大转移时。深圳坚持扩大对外开放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发挥毗邻香港的区位优势，积极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吸收和利用外商投资，扩大出口，开展国际合作和交流，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和与世界交往的重要门户。依靠加工业有了初步经济实力后，深圳开始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目前，高新技术产业成为深圳第一产业，初步形成以现代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涌现出华为、中兴、比亚迪、腾迅等一批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创新型企业。
浦东则着眼于在开发开放中集聚世界经济的精华，推行金融贸易先行、高新技术产业先行的产业发展方针，精心挑选外资项目，大力培育和引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和大企业。浦东引进的1万多家外资企业中，绝大多数制造业的技术水平属于国际先进水平，使浦东越过“三来一补”的初级加工阶段，直接发展先进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2017年1月公布的浦东新区政府工作报告显示，浦东各类金融机构累计超过1.1万家，金融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例达到27%。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原所长肖金成认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国内资金、资源和产能丰富，足以支撑新区走内生增长的发展道路，因此雄安开放的重点不在于吸引外资，而在于参与创造更大的开放格局。雄安的诞生恰逢全球化进程的节点来临：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带动下，中国正在成为全球经济的纽带和增长引擎，雄安借助这种高层次、全方位的开放，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和产业设置，实现从追随者到引领者的角色身份转变。
以创新为驱动，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
深圳经济特区的活力主要来自于创新。深圳将创新上升为深圳精神，以创新为城市之魂，通过激发科技人员和企业家的创新活力，走出了一条以企业为主体的自主创新之路。 如今深圳已有研发中心1493家，其中90%的专利、人才、投入、研发机构都在企业。为了缓解高科技企业资金缺乏的问题，深圳还创下三个全国“第一”——成立了第一家技术产权交易所、第一家高新技术企业担保公司（高新投）、第一家全国性创业投资公司（深创投），为高新技术企业提供融资担保服务。据统计，截至2015年，仅深圳高新投就为39000多个项目提供过担保，为24000多家企业进行过帮扶。而深创投扶持上市的创业公司就达到119家。
雄安要发展高端高新产业，积极吸纳和集聚创新要素资源，可以因地因时探索自己的创新模式。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看来，北京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居全国之首，但由于企业参与程度低，因此成果转化和产业化较弱;深圳的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很强，但是基础研究薄弱。建议雄安在背靠北京科研院所资源的基础上，充分借鉴以企业为创新主体的深圳模式，从而在创新驱动上兼具北京和深圳之长。
以转变职能为抓手，完善综合营商环境
政府的职能设置要与经济发展的阶段需要相适应，其中关键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不断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和透明度，建立完善的综合营商环境。
浦东、深圳发展到如今，土地、商务成本都非常高，但仍能吸引大量创新要素的集聚，关键原因就在于综合营商环境。比如，上海张江通过建设跨境科创服务中心，推动海关和检验检疫等部门联合设立监管区域，把机场货站和监管仓库的功能延伸到了高科技园区。这使得创新企业进口研发设备和材料的通关时间，由原来的2-3个工作日，缩短为6-10小时，从而更好地融入全球创新链条。
德勤公司的一项调查显示，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后的平均成功率是1/3，在浦东是2/3。许多归国创业者反映，虽然浦东的办公室、公寓租金相对要贵，但还是选择这里创业，因为成功率高。比如新药研发，浦东在全国处于领先位置。背后的原因，就是因为前些年上海市科委与浦东新区政府合作，在张江高科技园区设立了多个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上海张江平台经济研究院院长陈炜说;“理论上讲，一个人只要有研制新藥的点子，不必花上千万元买设备和试剂、租实验室，背个书包就能来张江创业。”
目前，浦东区政府职能局数量和每万人行政编制数，仅为上海全市均值的半数，浦东也成为上海乃至全国行政审批事项较少、整体审批效率较高的地区之一。
张燕生认为，在成熟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对于雄安新区一级的政府来说，一项中心任务是打造一个公共服务型的政府，降低创业门槛，降低创新成本，使之成为政府成本低、社会效益高、综合效益突出的治理之域。
举全国之力，融世界智慧
在浦东的主干道世纪大道，可以看见一系列地标建筑：由原外经贸部下属企业建造的金茂大厦、由日本森大厦株式会社建设的环球金融中心、由山东省政府建设的齐鲁大厦、由安徽省政府建设的裕安大厦等等。
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认为，浦东的开放开发集合了全国之力，这对雄安的建设也有积极意义，尤其是在功能性项目的建设中，要善于调动各方资源。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杨开忠认为，在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中充分运用PPP模式，应该是未来的重要方向，这是深圳和浦东最初建设时都不曾具有的有利条件。
周汉民建议，雄安新区在启动建设后，尽快召开高规格的国际论坛，组织国内外专家进行研究，“要敢于把中国建设雄安新区的决心、对各方的承诺，放到国际舞台上展示，从一开始就契入世界发展的中心议程。”
法治、改革、开放、创新等方面的做法，是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得以蓬勃发展的法宝，也是值得雄安借鉴的经验。
雄安新区如何立足新的时代起点、制度起点，使新区在带动区域发展、打造改革样本、实现创新突破方面扬长避短，成为摆在面前的紧迫课题。
作为发展的前沿、改革的标杆，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的成功经验，值得雄安引为借鉴。
以法治为基础，实现科学规划
良好的法治和文明环境是城市吸引力、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也是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的重要保障。
深圳在法治城市建设上积累了很多先进经验。比如，深圳制定了300多项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为深圳特区的改革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深圳在全国率先启动了非行政许可审批制度改革;率先推出了劳务工医疗保险制度，工伤保险参保人数走在了全国最前列，较好地解决了农民工的社保问题;率先实施商事登记制度改革……深圳已经成为全国法治建设重要的试验田。
浦东新区创立较晚，但在法治化、规范化的路径上起点更高、标准更严。1990年4月18日，党中央向全世界宣布浦东开放开发，当年的9月9日，浦东开放开发的第一批法规就用中、英、日三种语言向外公布，引起了强烈反响。
在法治化的基础上，浦东的开放开发还有超前的规划进行引领。浦东跳出了“摊大饼”式的城市发展模式，创造性地按照功能定位进行城市形态和产业规划，规划建立了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外高桥保税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张江高科技园区四个特色鲜明、功能各异的开发区。其中，陆家嘴中心区规划实行的是全球招标，科学性较高。而后来的建设者也始终没有对陆家嘴的规划进行随意修改，保证了一张蓝图干到底。
雄安新区是在我国实现全面法治化的背景下设立的，理应对表国际最先进的制度设计和法治化水平。要以严格、科学的规划引领雄安新区的建设和发展，在最大程度上避免“大城市病”、“新城病”、“空城病”。
以改革为根本，充分发挥市场作用
深圳经济特区被称为改革开放前沿，进行了一系列影响全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深圳土地使用权的拍卖，直接开启了我国土地制度的改革并推动我国宪法的修正。深圳特区经济改革的大致路径是：价格体制改革—外汇体制改革—土地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建立证券市场。深圳在市场化过程中首先遇到价格问题，因此建立流通渠道、平抑物价、形成价格机制，成为特区最早的改革。深圳最早建立的市場之一是农产品批发市场，随后工业品市场、证券市场、资本市场相继出现，最后形成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资本、外汇、土地、产权、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基本实现市场化。
浦东20多年来从探索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到探索金融保险等服务业领域对外开放，再到以自贸区为驱动，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完善要素市场体系。比如，率先由政府成立开发公司，通过“资金空转、土地实转”的方式把土地注入开发公司，开发公司则利用土地资本筹集资金、进行开发，由此开创了以企业为主体推进浦东开发建设的全新模式。率先建立了上海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等金融要素市场，集聚了500多家中外资金融机构，为国内外资本有序流动、促进科技与资本对接、外资和跨国并购进入等提供了重要的平台。
现在很多人期待，雄安新区的设立，能打开新一轮改革的突破口，在经济体制改革上发挥引领性作用。
以开放为契机，实现内生发展
深圳特区与浦东新区都是借助国际市场，打造开放型经济的典范。
深圳特区建立时，正是港澳及欧美等国家和地区加工业大转移时。深圳坚持扩大对外开放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发挥毗邻香港的区位优势，积极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吸收和利用外商投资，扩大出口，开展国际合作和交流，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和与世界交往的重要门户。依靠加工业有了初步经济实力后，深圳开始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目前，高新技术产业成为深圳第一产业，初步形成以现代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涌现出华为、中兴、比亚迪、腾迅等一批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创新型企业。
浦东则着眼于在开发开放中集聚世界经济的精华，推行金融贸易先行、高新技术产业先行的产业发展方针，精心挑选外资项目，大力培育和引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和大企业。浦东引进的1万多家外资企业中，绝大多数制造业的技术水平属于国际先进水平，使浦东越过“三来一补”的初级加工阶段，直接发展先进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2017年1月公布的浦东新区政府工作报告显示，浦东各类金融机构累计超过1.1万家，金融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例达到27%。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原所长肖金成认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国内资金、资源和产能丰富，足以支撑新区走内生增长的发展道路，因此雄安开放的重点不在于吸引外资，而在于参与创造更大的开放格局。雄安的诞生恰逢全球化进程的节点来临：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带动下，中国正在成为全球经济的纽带和增长引擎，雄安借助这种高层次、全方位的开放，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和产业设置，实现从追随者到引领者的角色身份转变。
以创新为驱动，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
深圳经济特区的活力主要来自于创新。深圳将创新上升为深圳精神，以创新为城市之魂，通过激发科技人员和企业家的创新活力，走出了一条以企业为主体的自主创新之路。 如今深圳已有研发中心1493家，其中90%的专利、人才、投入、研发机构都在企业。为了缓解高科技企业资金缺乏的问题，深圳还创下三个全国“第一”——成立了第一家技术产权交易所、第一家高新技术企业担保公司（高新投）、第一家全国性创业投资公司（深创投），为高新技术企业提供融资担保服务。据统计，截至2015年，仅深圳高新投就为39000多个项目提供过担保，为24000多家企业进行过帮扶。而深创投扶持上市的创业公司就达到119家。
雄安要发展高端高新产业，积极吸纳和集聚创新要素资源，可以因地因时探索自己的创新模式。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看来，北京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居全国之首，但由于企业参与程度低，因此成果转化和产业化较弱;深圳的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很强，但是基础研究薄弱。建议雄安在背靠北京科研院所资源的基础上，充分借鉴以企业为创新主体的深圳模式，从而在创新驱动上兼具北京和深圳之长。
以转变职能为抓手，完善综合营商环境
政府的职能设置要与经济发展的阶段需要相适应，其中关键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不断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和透明度，建立完善的综合营商环境。
浦东、深圳发展到如今，土地、商务成本都非常高，但仍能吸引大量创新要素的集聚，关键原因就在于综合营商环境。比如，上海张江通过建设跨境科创服务中心，推动海关和检验检疫等部门联合设立监管区域，把机场货站和监管仓库的功能延伸到了高科技园区。这使得创新企业进口研发设备和材料的通关时间，由原来的2-3个工作日，缩短为6-10小时，从而更好地融入全球创新链条。
德勤公司的一项调查显示，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后的平均成功率是1/3，在浦东是2/3。许多归国创业者反映，虽然浦东的办公室、公寓租金相对要贵，但还是选择这里创业，因为成功率高。比如新药研发，浦东在全国处于领先位置。背后的原因，就是因为前些年上海市科委与浦东新区政府合作，在张江高科技园区设立了多个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上海张江平台经济研究院院长陈炜说;“理论上讲，一个人只要有研制新藥的点子，不必花上千万元买设备和试剂、租实验室，背个书包就能来张江创业。”
目前，浦东区政府职能局数量和每万人行政编制数，仅为上海全市均值的半数，浦东也成为上海乃至全国行政审批事项较少、整体审批效率较高的地区之一。
张燕生认为，在成熟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对于雄安新区一级的政府来说，一项中心任务是打造一个公共服务型的政府，降低创业门槛，降低创新成本，使之成为政府成本低、社会效益高、综合效益突出的治理之域。
举全国之力，融世界智慧
在浦东的主干道世纪大道，可以看见一系列地标建筑：由原外经贸部下属企业建造的金茂大厦、由日本森大厦株式会社建设的环球金融中心、由山东省政府建设的齐鲁大厦、由安徽省政府建设的裕安大厦等等。
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认为，浦东的开放开发集合了全国之力，这对雄安的建设也有积极意义，尤其是在功能性项目的建设中，要善于调动各方资源。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杨开忠认为，在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中充分运用PPP模式，应该是未来的重要方向，这是深圳和浦东最初建设时都不曾具有的有利条件。
周汉民建议，雄安新区在启动建设后，尽快召开高规格的国际论坛，组织国内外专家进行研究，“要敢于把中国建设雄安新区的决心、对各方的承诺，放到国际舞台上展示，从一开始就契入世界发展的中心议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