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的梦想

　　马拉多纳去世的消息传出，正是北京时间的午夜。许多阿根廷球迷的第一反应是——求证。这些年中，如同马拉多纳多次宣布退役那样，不止一次传出这位阿根廷球王“去世”的“消息”，最后都被证伪。此刻，求证的人中有李松。他是北京一家体育地产公司的高级经理。睡觉之前，他在一个阿根廷球迷微信群里看到了这则过于令人震惊的消息。各种西班牙语媒体的新闻截图被陆续放到群里。他赶紧上西班牙语网站浏览新闻。越来越权威的消息发布了——这次是真的。那天夜里，许多阿根廷球迷失眠。
　　我在阿根廷驻华大使馆门口见到了李松。这是他第二次来这里悼念马拉多纳。门口放满了各种鲜花、球衣、烟、酒、留言条。李松告诉我，他所在的阿根廷球迷群，有的外地球迷没法来北京，托人将哀挽之意送达。他给我看了一段视频，一个西班牙语声音深情说道：“今天是我生命中最糟糕的一天。我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打击，但从没有一个像今天这样。我想躲避这个消息，像你无数次盘球过人那样。但我不能。我默默无语，我茶饭不思。我不愿相信这是真的。”
　　李松出生于1980年，他出生的年代伴随着电视在中国的逐渐普及，1990年，他跟随父亲目睹了电视上的“意大利之夏”。阿根廷和联邦德国的决赛中，马拉多纳在亚平宁半岛夜空下的眼泪打动了他。他成为了马拉多纳和阿根廷的球迷。他让家人花七十多块钱买了一只皮质手缝足球，在一块空地上开始了自己持续至今的爱好。这是马拉多纳带给他的爱好。他带着自己5岁的女儿来到大使馆门前悼念之处。“我想看看她的反应，”李松接着说，“当然，她还小，对足球对死亡都不了解。”
　　马拉多纳深刻影响着成长于八九十年代的中国足球迷。这一次，大都是孩子在安慰爸爸。大使馆门前，张苏也是带着自己的小孩来怀念马拉多纳，同时也是怀念自己的青春。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正值张苏高考冲刺时间。他没法完整观看全部比赛。“我妈妈当时很明智地请了一个月假，在家为我做饭，做饭之余，她完整地看了世界杯，我回家时，她还跟我讲谁赢了。从此我妈妈喜欢上了足球。”对马拉多纳的评价，张苏妈妈说就像“老争争”一样。“老争争”是他姥姥家的一个邻居男孩，长得又矮又壮实。外貌平平的马拉多纳凭借足球赢得天下名，这是一个永恒的励志故事。
　　张苏在马拉多纳悼念处完整地播放了《阿根廷，别为我哭泣》——这是阿根廷球迷耳熟能详的歌曲，并大声地唱出了其中段落。1986年之后，阿根廷至今未能再次捧回大力神杯。30年中，每次阿根廷的世界杯之旅几乎都以这首歌作为结束。不管马拉多纳身处球场何處，球场、教练席、观众席，他都是特写镜头特别关注的对象。无论场上场下，转播镜头内外，阿根廷的拥趸们都期待他上帝一般的神力能让阿根廷再次抵达冠军之巅。此刻，他们希望马拉多纳的在天之灵保佑梅西的阿根廷队能在卡塔尔得偿所愿。
　　大使馆门口，阿根廷公使胡安·纳瓦罗正和欧占明说起这几天的悼念活动。欧占明是阿根廷驻华使馆的文化顾问，门口的那件马拉多纳亲笔签名球衣和大力神杯模型都由他摆放于此。他负责这次悼念活动。“这是今年新冠疫情以来，阿根廷大使馆的第一次对外开放活动。”欧占明说。大使馆为马拉多纳降了半旗。

　　欧占明近距离见到马拉多纳是在2010年。彼时，马拉多纳作为主教练率领的阿根廷队在南非世界杯上输给了宿敌德国队，他辞去了教练职务，回到阿根廷，在埃塞萨机场附近的阿根廷国家队训练基地召开新闻发布会。欧占明作为记者在那里等待了4个小时。他坐在记者席正中间。马拉多纳到来后，看了台下的记者，对着欧占明说——那个中国人，请让一让，你挡着摄像机了。“当时只有我一个来自东方的文字记者。”欧占明说，“在会场里很显眼。”马拉多纳没有接受任何采访。他说了几分钟话便离开。那是他作为阿根廷国家队主教练的最后时刻。
　　欧占明曾在阿根廷生活多年，他为阿根廷人对于足球的热情所震撼，同时他也热爱探戈，是探戈的资深研究者。他觉得理解了足球和探戈，才能理解阿根廷。“阿根廷人欢乐的时候看球，悲伤的时候听探戈。”这两样事物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阿根廷这个国家。
　　在摆满探戈书籍的书架前，欧占明在手机里找到一段马拉多纳演唱的探戈视频，播放给我听。这是1988年的马拉多纳，他非常深情而投入地唱着探戈。“这首探戈很经典，马拉多纳唱得很好。”探戈的名字叫《孩子的梦想》（El sue？o del pibe），歌词描述的是一个在郊区踢球的孩子，突然收到一家足球俱乐部的邀约，请他到球队试训。孩子备感兴奋，觉得自己离足球明星的梦想更近了一步——
　　有人在陋室门口敲门
　　邮差的声音可以听得很清楚
　　孩子带着所有的渴望
　　飞快地跑到白色小门口
　　毫无停下来的欲望。
　　“妈妈，妈妈，”他大喊着走进母亲身边
　　母亲奇怪地从池塘边站起来
　　孩子又哭又笑地对她说
　　“俱乐部今天给我发邀约了”
　　亲爱的母亲
　　我要赚很多钱
　　我要成为巴尔多内多（旋风竞技俱乐部球星）
　　成为一个马蒂诺（圣洛伦佐俱乐部的球星）
　　成为一个博耶（博卡球星）
　　西部阿根廷人俱乐部的伙伴们说 　　我的罚球次数会比伟大的贝尔纳贝还多。
　　你会看到
　　当在球场上我的罚球在喝彩时
　　那将是何等美好！
　　那晚睡觉时，小伙子做了个梦
　　是他一生中最美的梦
　　球场上座无虚席，周日晴空万里
　　他最终首发出场。
　　离比赛结束还有一分钟
　　比分还是0比0
　　他拿起球，内心非常平静
　　凌空一射，皮球越过所有人，直面守门员
　　这一脚打破了平局的比分。
　　马拉多纳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将“巴尔多内多”的名字改成了“马拉多纳”。这首探戈由阿根廷词作家雷纳尔多·伊索作于1942年，几十年之后，马拉多纳用自己的双脚完成了对这首歌最好的诠释。

探戈

　　说起足球和探戈，欧占明便滔滔不绝，他已经翻译了好几本关于探戈的书，现在正在写一本关于卡洛斯·加德尔的书。卡洛斯·加德尔是阿根廷探戈的名片，他的《一步之遥》几乎成为了探戈的代名词。
　　卡洛斯·加德尔在1935年去世，但直到现在，阿根廷主流媒体都还时不时会报道他。他的歌没有“过时”的概念，甚至许多阿根廷人如今都还在模仿他的时尚穿着。“这是一件神奇的事情，”欧占明说，“最近又有历史学者写了一本他（卡洛斯·加德尔）的传记。”
　　欧占明会回忆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佛罗雷斯区的公寓里听到探戈的日子。他在那里知道了《一步之遥》《回归》《你爱我的那一天》。他对探戈的认识最初来自加德尔。
　　探戈让布宜诺斯艾利斯充满往昔的怀旧气息。
　　英国著名足球记者乔纳森·威尔逊第一次去往布宜诺斯艾利斯，便被此氛围所打动。“这座城市有一种褪色的辉煌，时刻渴望着能够旧日重来，哪怕魂牵梦绕的往昔大半已被神化。”
　　他享受那里的美酒佳肴，并对当地人讨论足球的方式深感兴趣。“大多数阿根廷人消磨时间的方式似乎就是喝咖啡或饮马黛茶，还喜欢边喝边侃侃而谈，一切都逃不过他们的理论分析：政治、文学、足球……对许多人来说，仅仅取胜是不够的，胜利的方式还必须符合特定的理念。”
　　他开始研究阿根廷，回望阿根廷在一张白纸上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国家。“理想主义的出现因此不可避免，而理想在现实面前的幻灭同样不可避免——阿根廷摇摇摆摆于乌托邦主义与犬儒主义这两个极端之间。”这是威尔逊的观察，他不只是一个足球记者。
　　深入阿根廷的威尔逊有了新领悟：足球是这一个过程的核心，因为长期以来，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西班牙人还是意大利人，犹太人还是阿拉伯人，左派還是右派，对蓝白间条衫的支持是团结社会各阶层的惟一因素。“只要谈到阿根廷民族性，国家队的风格表现便成为了无可回避的关键话题。”也许不仅在阿根廷如此，比如在我国，“怀念马拉多纳”让年初因为疫情而撕裂的微信朋友圈暂时惊人地获得了某种意见相似的“弥合”。
　　足球从来就不只是足球。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阿根廷的《图片报》就提出过这样的观点：足球在阿根廷国民性格成型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以及国民性格对阿根廷足球风格的影响。这很像欧占明跟我多次提到的探戈对阿根廷国民性的塑造。这是深及灵魂的两种阿根廷元素。
　　我听了许多次欧占明发给我的那首《孩子的梦想》。在西班牙语里，孩子被称为“pibe”。这是一个亲切的称呼。
　　大卫·戈德布拉特在他的经典著作《足球是圆的》里说：“它（《图片报》）经常语带说教，每每发人深省，且自觉地使用新式词语。最重要的是，它形成了一种从历史角度、用比较方式进行体育报道的新闻模式。”威尔逊激赏这样的修史一般的写法。在他看来，当欧洲的报纸只是在写周末的一项取悦大众的运动时，《图片报》却像是对待作家作品一样对待一场比赛。
　　从1920年代开始，探戈在阿根廷进入了“新时代”，也被称作“德卡罗时代”。探戈的经典之作开始形成并流传。与此同时，阿根廷的媒体同样在“灵魂”的深度上探讨阿根廷足球。
　　彼时，《图片报》的主编是乌拉圭人里卡多·洛伦索·罗德里格斯，他的笔名——博罗科多——更为人所知。拉普拉塔河位于乌拉圭和阿根廷之间。博罗科多研究足球多年，形成了拉普拉塔河足球发展的理论。1928年，他曾在文章中写道：“随着时间的流逝，盎格鲁—萨克逊人在足球界的影响力完全消失，冷漠的黏液气质被更加激动不宁的拉丁气质取代，这是合乎逻辑的……拉丁气质与英国气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不那么一成不变、纪律严明、有条不紊，因为拉丁人不会牺牲个人主义来维护集体价值。”
　　20世纪20年代，美国处于大萧条时期，好莱坞电影提供了某种逃避现实的手段。在世界范围的工业化进程中，足球在阿根廷的作用和许多足球强国相似——个人可以借助足球场作为造梦之地，暂时逃离枯燥的工厂生活。这就是为何工业发达的地区会有更多的踢球者，贫民窟更多足球爱好者。
　　视足球为神圣事业的博罗科多在1928年提出，应该为踢球的小孩（pibe）建一座塑像，而且，他对塑像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一个pibe，脸蛋脏兮兮，满头梳子无法驯服的乱发;眼睛像是会说话，眼神聪慧，狡猾，左顾右盼，注目的时候眼内波光流动，似乎预示着即将发出恶作剧般的大笑，然而唇间却不露笑意，嘴里细碎的牙齿可能已被隔夜（干硬）的面包磨损。他的裤子上粗糙的补丁叠补丁;背心则是阿根廷的蓝白间条，领口很低，因为穿得太久，出现无数鼠咬般的小洞。一条绑在腰间的布料像肩带一样穿过胸膛，用作裤子的背带。膝盖上布满结痂的伤口，没有感染全靠老天眷顾;赤着脚，如果有鞋的话，那么脚趾上的破洞证明他穿这双鞋射过太多次门。他站立的姿势必须很特别，看起来好像正在盘带一个破布球——这很重要：不能是别的球。必须是碎布做成的球，最好用一只旧袜子捆起来。如果竖起这座纪念碑，一定会有很多人向它脱帽致敬，好像进入教堂要脱帽致敬一样。 　　乔纳森·威尔逊认为博罗科多细致入微的描述阐释了阿根廷足球的精髓：一个正处于人生过渡期的“pibe”形象顷刻鲜明起来，这个调皮蛋狡诈精明又魅力十足。“足球也被确立为一种可以让童年永驻的运动，是对顽童气质的固化，踢球者因此被免除了（成人的）责任——甚至可以说是受到鼓励，永远不要长大成人。”
　　看到这里，我们会被1928年的博罗科多所震惊，他像从未来回来一般，几乎分毫不差地刻画了阿根廷足球的一位“pibe”，并同那首同样写“pibe”的《孩子的梦想》一样，预言或激励了阿根廷伟大足球运动员的诞生。现在我们知道，这位“pibe”叫迭戈·马拉多纳。此刻，全世界热爱阿根廷足球的人在向他脱帽致敬。

自由人

　　現在来看看这位出生于1960年的“pibe”对于童年踢球经历的描述：
　　我从小就喜欢踢球，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喜欢玩球，的确不知道。我踢球是从踢后卫开始的，我从小就喜欢当“自由人”，即使现在也喜欢踢“自由人”，尽管现在人们担心我的心脏会出问题，不让我碰球。当“自由人”你可以从后场看到一切，整个足球场就在你的前面，你控着球，“往左！”我们就跑向左边，“往右！”我们就跑向另一边，你就是全队的灵魂。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管他妈什么“自由人”不“自由人”，就是一个劲地跟着球跑，把球控在脚下，踢它。对我来说，踢球是唯一的乐趣。这种感觉我一直都有，直到现在也是这样：给我一个球我可以尽兴地去玩，我要宣泄自己，要取胜，要踢得漂亮。
　　此时的马拉多纳有的是“pibe”对足球的天性，但他身处的环境无限地激发了这样的天性。这有足球的环境，也有阿根廷的环境。
　　他小时候在回家的路上，总在那“七个小球场”踢——那是几个大的牧场。虽然是泥地，跑起来灰尘飞扬，但就好像“我们在温布利球场顶着浓雾踢球”。他的父亲所在的红星队和另外一支三面旗子队就在这里踢球，就像“博卡和河床”。
　　马拉多纳感激自己的父亲，不只是足球。“我很感激自己的父亲，我从来没有缺少吃的。所以我才有健壮的两条腿，尽管我比较瘦小。我们那里的许多家庭的孩子不是每天都能吃饱肚子的，他们比我更容易感到累，这样我就显得与众不同：我吃得饱，我的双腿很有力。我没有想过，从来没有想过，我生来就是踢足球的，会成为我现在这个样子。的确，我有我的梦想，我梦想出现在电视上，当我已经有名的时候我说我的梦想是踢世界杯，要让阿根廷队成为世界冠军。但这是所有孩子的梦想。”

　　这是60年代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在足球梦想上，跟现在没有太大差别。“去一趟布宜诺斯艾利斯，如果不看一场球赛，跳一场舞会，还真是白去。”欧占明说。
　　足球和探戈是最容易让阿根廷人追怀过去的凭借，并以此确立“现在”。用乔纳森·威尔逊的话说则是——阿根廷笼罩着一种“本来可以这样阔”的追悔，笼罩着因预期的荣耀未曾发生而引起的沮丧和悲凉。“事实上，唯有在足球领域，阿根廷早期表现出来的潜力才未被辜负，或许这正是阿根廷人嗜球如命的根本原因。”威尔逊的分析独到而精辟。
　　尽管阿根廷已经30年未尝世界杯冠军之味，但放到更长的时间和更广的领域中，足球确实并未辜负阿根廷太多。一个2500万人口的国家，拿过两届世界杯冠军、3届亚军，14次美洲杯冠军。在俱乐部层面，也曾24次举起解放者杯。在世界范围内，被称作“球王”的原本只有贝利和马拉多纳，现在有了第三个——梅西。
　　球王梅西和球王马拉多纳在阿根廷人眼中，还是差着量级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梅西没为阿根廷捧回过世界杯冠军。尤其是像1986年那样，以“一个人的世界杯”的方式捧回冠军。这样的夺冠方式放到全世界足球运动员中都是绝无仅有的一次。一个国家因为足球而获得了一切。
　　而在此之前，马拉多纳在和梅西相仿的年龄，却没能跟随主教练梅诺蒂参加在阿根廷本土举行的1978年世界杯。“我妈妈在哭，我爸爸也在哭，我几个弟弟和姐姐都在哭。他们对我说，我是所有人中间踢得最好的，他们让我不要着急，说我以后将会踢上五届世界杯……说归说，但是他们还是在哭。这是最令我伤心的事，那一天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凄惨的一天。我发誓，我一定要励精图治，进行报复。”
　　虽然无法赞同“瘦子”教练梅诺蒂在1978年的选择，但马拉多纳欣赏梅诺蒂的执教风格，并认为这就是阿根廷的风格。这是博罗科多在20世纪20年代就曾描绘过的风格。

　　“阿根廷足球自成风格，而这种风格迫切地需要我们去恢复。我将阿根廷风格简单定义为梅诺蒂风格。我想说的是，当我们真正开始能够和国际上其他强队抗衡的时候，正是梅诺蒂开始认真带队的时候，那是在1974年，也就是说在1978年世界杯前就已经开始了。”这是马拉多纳的回忆。
　　彼时的阿根廷正处于军政府时期。足球受到军政府关注。军政府认为胜利能够提升爱国主义。“军政府不喜欢探戈，庇隆下台后，探戈在走下坡路。”欧占明说，“你知道阿根廷的‘肮脏战争’么？许多阿根廷人都消失了，更别说探戈了。”
　　1978年阿根廷世界杯前的梅诺蒂，对球队周围的口号感到不安。他强调：“我们只是踢球，不是保疆护国。”他觉得最重要的是为阿根廷伟大的足球传统而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