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十七年（1678），对于许多因怀旧而坚持守节的明遗民来说，是一个严酷的年份。
　　山西著名学者傅山，此时已是74岁高龄。他拒绝京城官员的举荐，在写于这年六月的《病极待死》诗中，表明自己的非暴力不合作态度： “誓以此愿力，而不坏此身。”他有持守名节的耐力和修养，且精通医术，可不依靠仕宦谋生。然而其朋友、阳曲县知县戴梦熊亲备驴车劝行时，平素受到照顾的傅山再也无法拒绝，只得前往北京。停宿在崇文门外的圆觉寺后，他称自己身体不适，卧床不起，拒绝入城。
　　另一位明末大儒顾炎武也断然拒绝入京。他写信给有关官员，表明自己宁肯赴死的决心，“刀绳俱在，无速我死”。顾炎武的朋友、陕西遗民李二曲则经历了更艰难的抗争，他以疾病为由抗拒入京，被地方官吏抬床验试，然后用绳子绑着逼他起程。李二曲绝食五天，这才被官府放过。
　　官府并非要他们去受刑或送死。这年正月，康熙皇帝颁发一道谕旨，要求三品以上的京官和在外的督、抚、布、按等官员举荐学者，无论已仕未仕，都可参加皇帝的特科考试。最终有180余位学者被举荐，其中便有顾炎武、傅山、吕留良、黄宗羲、朱彝尊这样的抵抗满清者。
　　被举荐者中有一半是已经出仕的学者，他们对这次应试极为踊跃，以跻身天子门生而自喜。然而，对于坚守遗民立场的学者来说，这便是一场极为严峻的考验。皇帝自诩如今正是“一代之兴”，所以征召“博学鸿儒”，以振起文运，阐发经史。一些出仕新朝的官员也鼓吹康熙朝“圣政日新，比隆尧舜”，正是出来做官济世的好时候。
　　此时，满清入主中原已有30余年，许多遗民二代逐渐认同新朝。康熙于平三藩激战正酣之际，征召隐逸，其目的之一是收买人心。清初江南被兵患荼毒，又被课以重赋，士大夫对清廷颇为忿恨。如今国基已定，吸收汉族精英，既可把社会的自由流动资源收归朝廷，又可消弭南方士子的对抗情绪。于是出现了对于征召不就之人，地方官员利诱威逼的情状。客居扬州的遗民诗人孙枝蔚形容为“布衣老死甘云壑，岂料遭逢类荔枝”，称文人一时成了被进贡的荔枝。
　　另一目的，则是一种深层的文化较量。满清以“夷狄”而统治“华夏”，以大一统而自我推许，以确立统治中国的合法性。既然清朝承续三代，是尧舜之治，所谓圣代怎可有隐者，读书人便有义务为君王唱赞歌，宣传“三代模式”，或鼓吹盛世太平。惟有实现此种情感上的征服，帝王才堪称是真正的征服者。这从博学鸿儒科的题目一览无余。1679年发布的试题中，一是《璇玑玉衡赋》，一是《省耕诗》。前者出自《尚书·舜典》，是王者正天文之器；后者则指古代帝王巡视春耕，无疑是让应试者承认皇帝受命于天。
　　此时毕竟明朝已远，遗民的生存焦虑逐渐淡化，且朝廷、皇帝释放一定的善意，令录取的鸿儒入明史馆修《明史》，户部给每位应举者每月发银三两米三斗，康熙对傅山、杜越等被迫到京却称病拒试者也不予深究，遗民要坚持道德底线就变得有些困难。一些此前激烈的反抗者在天恩浩荡面前，姿态竟遽然翻转。
　　曾参与武装抗清的毛奇龄以一等被授予翰林院检讨，两年后三藩戡定，他便写《平滇颂》献给康熙。无锡布衣严绳孙本是大家出身，明亡后决意不附新朝，居土穴中，沉潜于伤悼气氛。他先是称病拒绝应试，被迫到京城后再次向吏部请辞，也不被允许，参加考试之际，仅写了一首诗而出。当康熙表示修《明史》不可无此人并授予翰林院检讨后，他骑着驴子进入史馆以示气节。但当他出任皇帝身边的官员，日日得以亲近皇帝后，面对如此殊遇，便感激自奋，以为莫大恩典，居然有“九死从今总负恩”的受宠若惊之语。
　　顾炎武认为，“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传统上，士人即是文化的代言人和葆有者，一旦他们放弃自身的独立、半独立立场，便逐渐落入皇权的治理格局。当士大夫失去了宋明曾有的傲骨，当朝廷精英不仅做不了帝王师反而以帝为师时，便是士人阶层精神和意志的崩溃之日。与之俱碎的，是那一道历史和传统筑成的文化心理防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