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邹贤中，湖南衡阳人。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安徽文学》《延安文学》《延河》等。
我曾无数次在凌晨的一地霜华中行走，寻找理想世界的希望之门。
2000年7月，平时年关前夕才回家的父亲提前回来了，他兴冲冲地告诉我们兄弟：我要带你们去广州。父亲最大的愿望就是让我们一家四口全部到广州生活。在他绘声绘色的描述中，南方是盛产黄金的地方，只要你愿意，俯拾即是。母亲被父亲描述的蓝图所吸引，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同意我们一家四口去广州打工谋生。
我和哥哥对父亲所说的远方憧憬不已，蹦蹦跳跳地收拾自己的行李。无数的憧憬，无数的希望，让我在那个夜晚辗转反侧难以安眠。天尚未亮，父亲叫醒了半梦半醒的我：“别睡了，今天去广州。”我瞬间就清醒了，连忙穿好衣服，背起晚上就准备好的书包一溜煙跑出了家门。
凌晨四点，天尚未亮。微明的星辰如被一根隐形的丝线系着，悬挂在天上，一闪一闪的，发出渺如萤火的光芒，所幸还有月牙，淡淡地。这光亮不足以照明。此时，凌晨的村庄万籁俱寂，只能隐约看到不远处其他人家的房屋，如一只只巨兽，静悄悄地卧在黑暗之中。
母亲打着手电背着包在前面开路，我和哥哥各自背着书包走在中间，父亲背着行李袋，打着手电走在最后。一道光把暗夜劈成了两半，人在光影中行走。两团光影在暗夜里穿行。光有限，暗夜无边。远方的微光被暗夜包围、绞杀、消失，只剩下身影周边的光亮照耀我们脚下的道路。公路上有被无数次践踏仍然顽强生长的野草，草叶上有冰凉的露水——这是我感觉到的。它们打湿了我的凉鞋，与我的肌肤亲密接触，凉凉地，很是舒服。
父亲没有带我们走曲兰这条前往衡阳的主干道，他选择走木山，通衡阳。走木山，就需要经过一座高山。黑夜中的山，圆而高大，像一根巨大的柱子，顶天立地地巍峨着。临近山脚，天色更暗，那是黎明前的黑暗。我们走在狭窄的山野小径上，手电筒的光似乎更加暗淡了，我小心翼翼地注意着脚下的小径踽踽而行。两旁是葳蕤的芦苇和黑黢黢的山林，我的心头无端地生出了一股寒意，生怕神话小说中的妖魔鬼怪跑将出来将我抓走。父母和哥哥都没有说话，他们似乎憋足了劲儿在爬山。也许，在他们的心中，有和我一样的想法吧。
突然，一阵微风拂过，吹得树叶“哗——哗——”作响。声音像一群调皮的孩子，一呼百应，层层叠叠地传递开来，那声音又好像有人在密林中扔下了一把沙子。我的小心脏都提了起来。
过完那道山岗，黎明前的黑幕逐渐褪去。天地一片清朗。
我们先步行到了木山，然后乘车到县城西渡，取道衡阳，最后乘坐老牛般速度的绿皮车往广州。到广州北站已是晚上九点。广州北站位于花都区新华镇，而父亲工作的地方却在梯面镇，虽然只有短短的二十四公里路程，但是在当时，晚上九点以后就没有公交车去梯面了。无论是打的还是住宿，都将付出较大的经济代价。哥哥闹着晚上要去梯面，在他心中，那是人间天堂。凌晨四点起床的我们，熬了一天的车，经历过绿皮车的脏乱环境，对家的向往可想而知。
父亲向来脾气暴躁，他稍不如意就对我们拳打脚踢。少不更事的我们以为父亲带我们来广州生活是因为他挣到了大钱，其实那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幻想。并没有挣到钱的父亲不愿意打的，更不愿意花钱住宿。在母亲的劝慰下，我们一家四口只好在人家的屋檐下委屈求全了一夜。第二天，我们在倒了多次公交车后，终于到了梦想中的天堂——父亲的居住地。一栋没有任何装修的一层红砖楼，木制窗户连玻璃都没有安装。一道大门，走进去，里面是三室一厅，而床则是一块装模用的红板，下面垫着砖头。虽然环境恶劣，但是对比老家的土坯房，似乎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人，总是会对比的。转过七弯八曲的巷子，走出去，能看到正在施工的高楼、川流的人群、繁华的街市，对比家乡闭塞的村庄，我们倒也乐意在广州安居。
我们在广州暂住的时间并不长。父亲没有稳定的工作，他是靠帮别人挑砖头打临工度日。我曾跟随父亲去过工地，只见他挑着一担又一担沉重的砖头在烈日下行走，上磨肩膀，下磨脚板。一天九小时，最多挣到二十块钱。就是这样的工作也不是天天都有的，大把谋生路的人在抢这廉价的工作。父亲个子小，自然不受雇主青睐。虽然他勤快，挑的每一担砖头也不比别人少，但是他与生俱来的不足让他在求职上饱受不公正对待。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父亲的收入比人情还薄。母亲向来体弱多病，能进一家工厂上班是母亲梦寐以求的愿望，日头晒不着，下雨淋不着。可是，母亲穷一生之力，都没进过工厂。她只读过小学三年级，只会写自己的名字和看懂一些简单的文字。那些中介费如关山万里阻断了母亲进厂的路。古代文人取仕常用“日近长安远”来表达求取功名之难，而母亲的进厂不亚于翻越蜀道。父亲希望我们长期生活在广州的梦想被现实撞得头破血流。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琐事让父母之间的争吵日益频繁、升级、加剧。二十多天后，在父亲去工地挑砖后，母亲带着我们兄弟悄无声息地落荒而逃。
二十多天的经历，让我对世界产生了一些朦胧的认知。我开始意识到，原来人生的起点是完全不一样的，有的人，拼尽全力只能裹腹;有的人，一出生就口含着金钥匙。我开始明白，像我这样的孩子，要想和城里的孩子交朋友，唯有读书一条路可走。
2003年的秋天，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距离村庄十五里之遥的曲兰中学。早自习是从七点半开始的，学校要求学生七点二十前抵达学校。为了不迟到，我每天五点半就需要起床，在六点十分前完成洗漱、吃早餐等琐事，这样才能保证七点二十前抵达学校。每天十五里的路程，我走了整整两年。在那两年的时间里，我与晨露为伴，与霜华为伍，这让我练就了一双飞毛腿。2005年，我进入了初三，这是中考至关重要的一年，学校要求毕业生必须住校，我别无选择地住校了。每天五点，生活老师的哨音准时划破黑暗的夜空，整个学校的灯火一瞬间就亮堂了起来。我们需要在十分钟之内完成穿衣起床和洗漱任务，五点十分出操。
大家按照班级顺序次第排开。天尚未亮，做早操时只能看见前面同学活动的轮廓。特别是到了冬天，霜华满地，寒气袭人。 五点半进入教室开始早自习，能看到教室窗户玻璃上流下的露水，如一条条蜿蜒的小蚯蚓。那一年，没有青鸟的哀怨，没有青葱岁月的风花雪月，只有在晨霜中起来，在深夜睡去，其余时间都埋头书山题海中奋力游弋。
2006年的夏天，我在家中彷徨着。我接到了高中录取通知书，这对于没有被录取需要交择校费才能读高中的孩子来说无疑是惊天喜讯，而对我来说，却是两难选择。从小体弱多病的母亲病情日益严重，家中到处是花花绿绿的药丸。每天都能看见母亲就着白开水吃药。这情景，已经深深地融入到了我的印象之中。
“读书无用论”在农村大行其道，读书不如去打工的想法在我心中蠢蠢欲动。当我打电话给在外打工的父亲问他能否寄钱回来给我上学时，他支支吾吾顾左右而言他！最终，鉴于家庭现实，母亲同意我去打工了。
我以十六岁的低龄闯深圳，在一家不按《劳动法》的小工厂里白加黑，五加二地拼命工作。上夜班每天可以得到五块钱的补助，为了五块钱的夜班津贴，我选择了别人不喜欢的夜班。在黑夜之中，我与夜的精灵为伍，与瞌睡作斗争，盼望着过完十二点、盼望着星辰布满天空，看着月亮在窗口愈行愈远;盼望着黎明前的黑暗，盼望着满天露气的星空，盼望着日头喷薄而出照在火热的大地之上，盼望着别人起床一个个来到车间，盼望着早上八点的下班钟声准时响起，然后匆忙吃完早餐，一头倒在床上。一年后，我打工的激情消磨殆尽，而一眼就看得到的未来和据说对身体有巨大伤害、让人不孕不育的天拿水让我心生恐惧，我梦见自己的头发大把大把地掉落，我梦见自己手脚皲裂——我恨不得马上逃离。
可是我怎么逃离工厂？没有学历，坐不了办公室。就是部门文员的岗位，都让我羡慕不已且遥不可及。读书少的人大多目光狭隘，我也是如此。除了进厂，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什么。在我的观念里，根本没有做销售、做服务员等其他行业。在诸事不顺中，我对父亲的恨意悄然萌芽后又如春水上涨——都是他无能为力，否则此时的我肯定在高中的校园里学习，然后顺利地进入大学的象牙塔，最终拿到一纸证书，按部就班地找一份白领工作。
一扇窗在2008年悄然打开。我找到了逃离工厂的捷径——写作。我的写作之路坎坷无比，写了无数的文字根本发不出去，就算偶尔发出去了，也只是发在内刊上。后来我才得知，文章登在内刊上不算发表，内刊只是一份文学资料，作内部交流用。到了2012年年底，我才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文学期刊《江门文艺》发表了一篇800字的小文章。在此后的年月里，每年也就是在公开发行的期刊中发表一两篇小文章，而且从来没有一篇文章超过3000字。随着认识的文友越来越多，我进一步得知刊发我文章的期刊还不是严肃文学期刊，在加入作协时是不会被认可的，就算勉强认可，资质也要大打折扣。
从2016年开始，我有意识地将作品投给各地作协、文联主办的公开发行的严肃文学期刊，但是，我想将作品登上这些文学期刊，却难于登天。
我又想到了父亲，并将这生活的种种不如意算到他的头上。如果他送我读了大学，我肯定会选择汉语言文学专业，我肯定会选择中文系。和我同齡成绩卓越的写作者，有几个不是大学中文系出来的？他们甚至还是研究生、博士生。哪怕父亲努力一点点，让我读个高中，我也不用拿着九年义务教育的初中学历去跟人家读了十几年、二十年书的写作者同台竞技。我对父亲的抱怨又深了一层。
2017年，我痛下决心辞去了政府单位的临时工身份——因为写作的原因，我用文字谋取了一份写公文的工作。我决定全心全意地尝试一年专职写作的生活，并打算参加毛泽东文学院的进修。遇到写作瓶颈的我，迫切地希望文学院的作家班能给我指点迷津，让我在写作路上一日千里。
一个人不可能天天在家自由撰稿——眼睛受不了，精神也会产生焦虑。为此，还没考取驾驶证的我回到了家乡，在考取驾驶证的同时，我一边写作，一边帮助父亲干农活。此时的父亲，因为岁月的原因，日渐苍老如大江东去不可阻挡。
一直以来，父亲喜欢充当我人生的设计师，他曾无数次逼迫我按照他的意愿发展——搞建筑、当兵、结婚。因为这一切与我的个人意愿格格不入，导致父子之间矛盾爆发，冲突不断。从2015年开始就生病的父亲，从天高任鸟飞的江湖回到了生他养他的湘南农村。也可以说，他因生病而困于农村。苍老与疾病在父亲身上并驾齐驱，这个当年说一不二的汉子，在岁月的打磨下没有了脾气。他不再管我——换作以前，我这样辞职写作，他肯定会雷霆震怒。现在，他不再生气，甚至很多生活的决策，他都会找我拿主意。
我亲眼目睹了父亲的艰辛，他勤奋地种田、种地、养鱼、养猪……岁月替我夺下了父亲的江山，我与父亲的恩怨在时间中悄然和解。
九月的一天，我正在写作。父亲走进我的书房，他嘴角蠕动着，好像想说点什么。他的表情怯怯的。我问父亲有何事。他家长里短地绕了一个大弯子，然后问我有没有三千块钱，他想买一辆三轮电动车。他说，要是没有三千块钱就算了，有一千五百块钱也行。他又补充说，你们兄弟每个月给我两千块钱的生活费，我攒下了一千五百块钱。
我开始为自己时常劝慰父亲别干农活了感到羞愧——两千块钱顶什么用？父亲还能攒下一千五百块钱，已经是极度节省了。他在农村种田种地，急需代步的工具，同时也是干农活驮货物的工具。他早就希望有一辆电动三轮车代步了，方便走亲戚、看病、驮稻谷、饲料……父亲的表情让我心疼，我鼻子一酸，几乎落泪。我想起了自己小时候想要一辆单车的往事，我怯怯地站在父亲面前，陈述买自行车的重要理由。时空交错，我与父亲对换了位置。
我连忙拿出手机来，说，我这就给您转三千块钱。父亲问，那你的钱够用吗？我说够，您放心。其实，2017年几乎是我进入社会以来最艰难的一年，在文坛尚未打开局面的我，文章根本登不上那些稿费千字千元、千字五百的一线期刊，就是想登上稿费千字两百的公开发行期刊都千难万难，我的文章绝大多数发表在没有稿费的内刊上，或者千字五十不到的内刊以及报纸副刊上。一篇千字文也就拿个三五十块钱的廉价稿费。偶尔获一个征文比赛奖项得到千元奖金，都像是中了彩票般幸运。而我不断在衡阳与深圳往返、考取驾驶证的开支……这一切，让我的经济捉襟见肘。 三轮车买回来后，会骑自行车的父亲学了几遍就能独自上路了。他像个孩子开着三轮车在乡村的水泥路上溜达，碰见人就说，我儿子给我买的。好像我给他买的不是廉价的三轮车，而是一台百万豪车。
在毛泽东文学院三十天的进修很快结束了，适逢奶奶八十六岁大寿，我回到了家中。父亲用那双布满老茧的双手抚摸着毛泽东文学院颁发的大红结业证书，他嘴里喃喃道：“这下好了，这下好了。”在他眼里，我去了一趟文学院深造，身上就有了神圣的光辉，前途将不可限量。
奶奶的酒席上来了不少客人，大家对我在家没有出去挣钱表示费解。父亲逢人就介绍，我儿子读过文学院，读过作家班。有的客人们表示衷心地祝贺，有的客人问我一年能赚多少钱稿费。他们问，几百万总有吧？我摇头。
那一年至少有几十万吧？他们追问。
打工成了流通的江河，城里的一切如不可阻挡的激流进入了农村，钱才是硬通货。没有钱，越有才华，越是不可饶恕的罪恶。而父亲并不知道，在这个年代，于有钱人而言，写作是生活的点缀，“作家”的头衔可以让生活錦上添花，而于没钱的人来说，“作家”是穷酸文人的代名词。
奶奶寿礼过后，闲赋近一年的我迫不及待地希望回到深圳找工作。以我的写作水平，自由撰稿最多是饿不死，一旦有个风吹草动，我在别人眼里岁月静好的生活将如高空跌落的水晶玻璃破碎一地。
第二天早上五点十分，我被闹钟叫醒了，起来却发现父亲不见了。我打开灯，才发现父亲正在厨房准备早餐。我走出房门，站在院子里。此时，东方尚未泛鱼肚白。残月如水银泻地洒向乡村的每一个角落，我抬头看了看天空，十一月的湘南农村满天露气。晓星初上，残月犹明，星辰一闪一闪地眨巴着眼睛。
吃完早餐，父亲开着三轮电动车送我去镇上。此时，天色微明。乡村有浓重的雾，车轮辗轧着一地霜华的地面，很快就湿漉漉地一片了。
父亲在前面开车，一边和我聊着家常。我看了看时间，怕时间不够，就说，赶时间，还是我来开车吧。父亲同意了。他停住车，坐在后面帮我扶着行李箱。乡村的人寥寥无几，再加上时间尚早，一条大路都是我们的。我开着车，父亲继续跟我拉家常。一路上，父亲都在说着家庭的困难，人家发展得有多好……到了小镇上，父亲说，别停了，索性开到洪市去，在那里坐船山旅游车去衡阳可以节省三块钱哩。洪市还有三十五里，我担心父亲回来时电动车会没电。但父亲的语气是坚决的，我只好继续前行。
在那后来的三十五里路程中，父亲一如既往地说着家事。我时而点头，时而应承。态度诚恳，颇得父亲欢心。我又想起这一年来多次的返乡之旅，父亲每晚都和我说话，一聊就聊到了十二点。
到了洪市，父亲再也不能送我了，否则电动车剩余的电量根本无法让他回到家中。我在大路边停了车。十一月的霜华很浓，五十里的路途，让我们的衣服都有了些许的湿润。而冬日的太阳被云层遮挡，也无法探出头来。洪市的街上，依然是一片浓雾，百米开外，是白茫茫的一片。
父亲说，我先回去了。
前往衡阳的船山专线旅游车还没到，我一边等车，一边目送父亲远行。父亲消瘦的背影很快消失在霜华满天中，就像从来没有出现过。
责任编辑：杨建
我曾无数次在凌晨的一地霜华中行走，寻找理想世界的希望之门。
2000年7月，平时年关前夕才回家的父亲提前回来了，他兴冲冲地告诉我们兄弟：我要带你们去广州。父亲最大的愿望就是让我们一家四口全部到广州生活。在他绘声绘色的描述中，南方是盛产黄金的地方，只要你愿意，俯拾即是。母亲被父亲描述的蓝图所吸引，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同意我们一家四口去广州打工谋生。
我和哥哥对父亲所说的远方憧憬不已，蹦蹦跳跳地收拾自己的行李。无数的憧憬，无数的希望，让我在那个夜晚辗转反侧难以安眠。天尚未亮，父亲叫醒了半梦半醒的我：“别睡了，今天去广州。”我瞬间就清醒了，连忙穿好衣服，背起晚上就准备好的书包一溜煙跑出了家门。
凌晨四点，天尚未亮。微明的星辰如被一根隐形的丝线系着，悬挂在天上，一闪一闪的，发出渺如萤火的光芒，所幸还有月牙，淡淡地。这光亮不足以照明。此时，凌晨的村庄万籁俱寂，只能隐约看到不远处其他人家的房屋，如一只只巨兽，静悄悄地卧在黑暗之中。
母亲打着手电背着包在前面开路，我和哥哥各自背着书包走在中间，父亲背着行李袋，打着手电走在最后。一道光把暗夜劈成了两半，人在光影中行走。两团光影在暗夜里穿行。光有限，暗夜无边。远方的微光被暗夜包围、绞杀、消失，只剩下身影周边的光亮照耀我们脚下的道路。公路上有被无数次践踏仍然顽强生长的野草，草叶上有冰凉的露水——这是我感觉到的。它们打湿了我的凉鞋，与我的肌肤亲密接触，凉凉地，很是舒服。
父亲没有带我们走曲兰这条前往衡阳的主干道，他选择走木山，通衡阳。走木山，就需要经过一座高山。黑夜中的山，圆而高大，像一根巨大的柱子，顶天立地地巍峨着。临近山脚，天色更暗，那是黎明前的黑暗。我们走在狭窄的山野小径上，手电筒的光似乎更加暗淡了，我小心翼翼地注意着脚下的小径踽踽而行。两旁是葳蕤的芦苇和黑黢黢的山林，我的心头无端地生出了一股寒意，生怕神话小说中的妖魔鬼怪跑将出来将我抓走。父母和哥哥都没有说话，他们似乎憋足了劲儿在爬山。也许，在他们的心中，有和我一样的想法吧。
突然，一阵微风拂过，吹得树叶“哗——哗——”作响。声音像一群调皮的孩子，一呼百应，层层叠叠地传递开来，那声音又好像有人在密林中扔下了一把沙子。我的小心脏都提了起来。
过完那道山岗，黎明前的黑幕逐渐褪去。天地一片清朗。
我们先步行到了木山，然后乘车到县城西渡，取道衡阳，最后乘坐老牛般速度的绿皮车往广州。到广州北站已是晚上九点。广州北站位于花都区新华镇，而父亲工作的地方却在梯面镇，虽然只有短短的二十四公里路程，但是在当时，晚上九点以后就没有公交车去梯面了。无论是打的还是住宿，都将付出较大的经济代价。哥哥闹着晚上要去梯面，在他心中，那是人间天堂。凌晨四点起床的我们，熬了一天的车，经历过绿皮车的脏乱环境，对家的向往可想而知。
父亲向来脾气暴躁，他稍不如意就对我们拳打脚踢。少不更事的我们以为父亲带我们来广州生活是因为他挣到了大钱，其实那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幻想。并没有挣到钱的父亲不愿意打的，更不愿意花钱住宿。在母亲的劝慰下，我们一家四口只好在人家的屋檐下委屈求全了一夜。第二天，我们在倒了多次公交车后，终于到了梦想中的天堂——父亲的居住地。一栋没有任何装修的一层红砖楼，木制窗户连玻璃都没有安装。一道大门，走进去，里面是三室一厅，而床则是一块装模用的红板，下面垫着砖头。虽然环境恶劣，但是对比老家的土坯房，似乎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人，总是会对比的。转过七弯八曲的巷子，走出去，能看到正在施工的高楼、川流的人群、繁华的街市，对比家乡闭塞的村庄，我们倒也乐意在广州安居。
我们在广州暂住的时间并不长。父亲没有稳定的工作，他是靠帮别人挑砖头打临工度日。我曾跟随父亲去过工地，只见他挑着一担又一担沉重的砖头在烈日下行走，上磨肩膀，下磨脚板。一天九小时，最多挣到二十块钱。就是这样的工作也不是天天都有的，大把谋生路的人在抢这廉价的工作。父亲个子小，自然不受雇主青睐。虽然他勤快，挑的每一担砖头也不比别人少，但是他与生俱来的不足让他在求职上饱受不公正对待。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父亲的收入比人情还薄。母亲向来体弱多病，能进一家工厂上班是母亲梦寐以求的愿望，日头晒不着，下雨淋不着。可是，母亲穷一生之力，都没进过工厂。她只读过小学三年级，只会写自己的名字和看懂一些简单的文字。那些中介费如关山万里阻断了母亲进厂的路。古代文人取仕常用“日近长安远”来表达求取功名之难，而母亲的进厂不亚于翻越蜀道。父亲希望我们长期生活在广州的梦想被现实撞得头破血流。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琐事让父母之间的争吵日益频繁、升级、加剧。二十多天后，在父亲去工地挑砖后，母亲带着我们兄弟悄无声息地落荒而逃。
二十多天的经历，让我对世界产生了一些朦胧的认知。我开始意识到，原来人生的起点是完全不一样的，有的人，拼尽全力只能裹腹;有的人，一出生就口含着金钥匙。我开始明白，像我这样的孩子，要想和城里的孩子交朋友，唯有读书一条路可走。
2003年的秋天，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距离村庄十五里之遥的曲兰中学。早自习是从七点半开始的，学校要求学生七点二十前抵达学校。为了不迟到，我每天五点半就需要起床，在六点十分前完成洗漱、吃早餐等琐事，这样才能保证七点二十前抵达学校。每天十五里的路程，我走了整整两年。在那两年的时间里，我与晨露为伴，与霜华为伍，这让我练就了一双飞毛腿。2005年，我进入了初三，这是中考至关重要的一年，学校要求毕业生必须住校，我别无选择地住校了。每天五点，生活老师的哨音准时划破黑暗的夜空，整个学校的灯火一瞬间就亮堂了起来。我们需要在十分钟之内完成穿衣起床和洗漱任务，五点十分出操。
大家按照班级顺序次第排开。天尚未亮，做早操时只能看见前面同学活动的轮廓。特别是到了冬天，霜华满地，寒气袭人。 五点半进入教室开始早自习，能看到教室窗户玻璃上流下的露水，如一条条蜿蜒的小蚯蚓。那一年，没有青鸟的哀怨，没有青葱岁月的风花雪月，只有在晨霜中起来，在深夜睡去，其余时间都埋头书山题海中奋力游弋。
2006年的夏天，我在家中彷徨着。我接到了高中录取通知书，这对于没有被录取需要交择校费才能读高中的孩子来说无疑是惊天喜讯，而对我来说，却是两难选择。从小体弱多病的母亲病情日益严重，家中到处是花花绿绿的药丸。每天都能看见母亲就着白开水吃药。这情景，已经深深地融入到了我的印象之中。
“读书无用论”在农村大行其道，读书不如去打工的想法在我心中蠢蠢欲动。当我打电话给在外打工的父亲问他能否寄钱回来给我上学时，他支支吾吾顾左右而言他！最终，鉴于家庭现实，母亲同意我去打工了。
我以十六岁的低龄闯深圳，在一家不按《劳动法》的小工厂里白加黑，五加二地拼命工作。上夜班每天可以得到五块钱的补助，为了五块钱的夜班津贴，我选择了别人不喜欢的夜班。在黑夜之中，我与夜的精灵为伍，与瞌睡作斗争，盼望着过完十二点、盼望着星辰布满天空，看着月亮在窗口愈行愈远;盼望着黎明前的黑暗，盼望着满天露气的星空，盼望着日头喷薄而出照在火热的大地之上，盼望着别人起床一个个来到车间，盼望着早上八点的下班钟声准时响起，然后匆忙吃完早餐，一头倒在床上。一年后，我打工的激情消磨殆尽，而一眼就看得到的未来和据说对身体有巨大伤害、让人不孕不育的天拿水让我心生恐惧，我梦见自己的头发大把大把地掉落，我梦见自己手脚皲裂——我恨不得马上逃离。
可是我怎么逃离工厂？没有学历，坐不了办公室。就是部门文员的岗位，都让我羡慕不已且遥不可及。读书少的人大多目光狭隘，我也是如此。除了进厂，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什么。在我的观念里，根本没有做销售、做服务员等其他行业。在诸事不顺中，我对父亲的恨意悄然萌芽后又如春水上涨——都是他无能为力，否则此时的我肯定在高中的校园里学习，然后顺利地进入大学的象牙塔，最终拿到一纸证书，按部就班地找一份白领工作。
一扇窗在2008年悄然打开。我找到了逃离工厂的捷径——写作。我的写作之路坎坷无比，写了无数的文字根本发不出去，就算偶尔发出去了，也只是发在内刊上。后来我才得知，文章登在内刊上不算发表，内刊只是一份文学资料，作内部交流用。到了2012年年底，我才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文学期刊《江门文艺》发表了一篇800字的小文章。在此后的年月里，每年也就是在公开发行的期刊中发表一两篇小文章，而且从来没有一篇文章超过3000字。随着认识的文友越来越多，我进一步得知刊发我文章的期刊还不是严肃文学期刊，在加入作协时是不会被认可的，就算勉强认可，资质也要大打折扣。
从2016年开始，我有意识地将作品投给各地作协、文联主办的公开发行的严肃文学期刊，但是，我想将作品登上这些文学期刊，却难于登天。
我又想到了父亲，并将这生活的种种不如意算到他的头上。如果他送我读了大学，我肯定会选择汉语言文学专业，我肯定会选择中文系。和我同齡成绩卓越的写作者，有几个不是大学中文系出来的？他们甚至还是研究生、博士生。哪怕父亲努力一点点，让我读个高中，我也不用拿着九年义务教育的初中学历去跟人家读了十几年、二十年书的写作者同台竞技。我对父亲的抱怨又深了一层。
2017年，我痛下决心辞去了政府单位的临时工身份——因为写作的原因，我用文字谋取了一份写公文的工作。我决定全心全意地尝试一年专职写作的生活，并打算参加毛泽东文学院的进修。遇到写作瓶颈的我，迫切地希望文学院的作家班能给我指点迷津，让我在写作路上一日千里。
一个人不可能天天在家自由撰稿——眼睛受不了，精神也会产生焦虑。为此，还没考取驾驶证的我回到了家乡，在考取驾驶证的同时，我一边写作，一边帮助父亲干农活。此时的父亲，因为岁月的原因，日渐苍老如大江东去不可阻挡。
一直以来，父亲喜欢充当我人生的设计师，他曾无数次逼迫我按照他的意愿发展——搞建筑、当兵、结婚。因为这一切与我的个人意愿格格不入，导致父子之间矛盾爆发，冲突不断。从2015年开始就生病的父亲，从天高任鸟飞的江湖回到了生他养他的湘南农村。也可以说，他因生病而困于农村。苍老与疾病在父亲身上并驾齐驱，这个当年说一不二的汉子，在岁月的打磨下没有了脾气。他不再管我——换作以前，我这样辞职写作，他肯定会雷霆震怒。现在，他不再生气，甚至很多生活的决策，他都会找我拿主意。
我亲眼目睹了父亲的艰辛，他勤奋地种田、种地、养鱼、养猪……岁月替我夺下了父亲的江山，我与父亲的恩怨在时间中悄然和解。
九月的一天，我正在写作。父亲走进我的书房，他嘴角蠕动着，好像想说点什么。他的表情怯怯的。我问父亲有何事。他家长里短地绕了一个大弯子，然后问我有没有三千块钱，他想买一辆三轮电动车。他说，要是没有三千块钱就算了，有一千五百块钱也行。他又补充说，你们兄弟每个月给我两千块钱的生活费，我攒下了一千五百块钱。
我开始为自己时常劝慰父亲别干农活了感到羞愧——两千块钱顶什么用？父亲还能攒下一千五百块钱，已经是极度节省了。他在农村种田种地，急需代步的工具，同时也是干农活驮货物的工具。他早就希望有一辆电动三轮车代步了，方便走亲戚、看病、驮稻谷、饲料……父亲的表情让我心疼，我鼻子一酸，几乎落泪。我想起了自己小时候想要一辆单车的往事，我怯怯地站在父亲面前，陈述买自行车的重要理由。时空交错，我与父亲对换了位置。
我连忙拿出手机来，说，我这就给您转三千块钱。父亲问，那你的钱够用吗？我说够，您放心。其实，2017年几乎是我进入社会以来最艰难的一年，在文坛尚未打开局面的我，文章根本登不上那些稿费千字千元、千字五百的一线期刊，就是想登上稿费千字两百的公开发行期刊都千难万难，我的文章绝大多数发表在没有稿费的内刊上，或者千字五十不到的内刊以及报纸副刊上。一篇千字文也就拿个三五十块钱的廉价稿费。偶尔获一个征文比赛奖项得到千元奖金，都像是中了彩票般幸运。而我不断在衡阳与深圳往返、考取驾驶证的开支……这一切，让我的经济捉襟见肘。 三轮车买回来后，会骑自行车的父亲学了几遍就能独自上路了。他像个孩子开着三轮车在乡村的水泥路上溜达，碰见人就说，我儿子给我买的。好像我给他买的不是廉价的三轮车，而是一台百万豪车。
在毛泽东文学院三十天的进修很快结束了，适逢奶奶八十六岁大寿，我回到了家中。父亲用那双布满老茧的双手抚摸着毛泽东文学院颁发的大红结业证书，他嘴里喃喃道：“这下好了，这下好了。”在他眼里，我去了一趟文学院深造，身上就有了神圣的光辉，前途将不可限量。
奶奶的酒席上来了不少客人，大家对我在家没有出去挣钱表示费解。父亲逢人就介绍，我儿子读过文学院，读过作家班。有的客人们表示衷心地祝贺，有的客人问我一年能赚多少钱稿费。他们问，几百万总有吧？我摇头。
那一年至少有几十万吧？他们追问。
打工成了流通的江河，城里的一切如不可阻挡的激流进入了农村，钱才是硬通货。没有钱，越有才华，越是不可饶恕的罪恶。而父亲并不知道，在这个年代，于有钱人而言，写作是生活的点缀，“作家”的头衔可以让生活錦上添花，而于没钱的人来说，“作家”是穷酸文人的代名词。
奶奶寿礼过后，闲赋近一年的我迫不及待地希望回到深圳找工作。以我的写作水平，自由撰稿最多是饿不死，一旦有个风吹草动，我在别人眼里岁月静好的生活将如高空跌落的水晶玻璃破碎一地。
第二天早上五点十分，我被闹钟叫醒了，起来却发现父亲不见了。我打开灯，才发现父亲正在厨房准备早餐。我走出房门，站在院子里。此时，东方尚未泛鱼肚白。残月如水银泻地洒向乡村的每一个角落，我抬头看了看天空，十一月的湘南农村满天露气。晓星初上，残月犹明，星辰一闪一闪地眨巴着眼睛。
吃完早餐，父亲开着三轮电动车送我去镇上。此时，天色微明。乡村有浓重的雾，车轮辗轧着一地霜华的地面，很快就湿漉漉地一片了。
父亲在前面开车，一边和我聊着家常。我看了看时间，怕时间不够，就说，赶时间，还是我来开车吧。父亲同意了。他停住车，坐在后面帮我扶着行李箱。乡村的人寥寥无几，再加上时间尚早，一条大路都是我们的。我开着车，父亲继续跟我拉家常。一路上，父亲都在说着家庭的困难，人家发展得有多好……到了小镇上，父亲说，别停了，索性开到洪市去，在那里坐船山旅游车去衡阳可以节省三块钱哩。洪市还有三十五里，我担心父亲回来时电动车会没电。但父亲的语气是坚决的，我只好继续前行。
在那后来的三十五里路程中，父亲一如既往地说着家事。我时而点头，时而应承。态度诚恳，颇得父亲欢心。我又想起这一年来多次的返乡之旅，父亲每晚都和我说话，一聊就聊到了十二点。
到了洪市，父亲再也不能送我了，否则电动车剩余的电量根本无法让他回到家中。我在大路边停了车。十一月的霜华很浓，五十里的路途，让我们的衣服都有了些许的湿润。而冬日的太阳被云层遮挡，也无法探出头来。洪市的街上，依然是一片浓雾，百米开外，是白茫茫的一片。
父亲说，我先回去了。
前往衡阳的船山专线旅游车还没到，我一边等车，一边目送父亲远行。父亲消瘦的背影很快消失在霜华满天中，就像从来没有出现过。
责任编辑：杨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