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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理袁毅平作品的同时，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院的朱炯老师带领她的学生对袁毅平进行了长达100多个小时的访谈。这些具有口述史价值的访谈中，袁毅平回顾了自己半个多世纪的摄影生涯。作为当代中国摄影的亲历者，这些回忆还原了中国当代摄影史多个节点的历史语境，是理解和研究当代中国摄影史的珍贵资料。限于篇幅，本刊摘编部分访谈以飨读者。 ——编者
关于摄影的普及和深化
现在应该是摄影大普及的年代。但是关于摄影的问题，还是那两句话，摄影是最容易的，也是最难的。任何艺术，都没有摄影那么容易，因为它得助于现代化的工具，特别是数码技术出现以后，更是如此。但是因为这个事太容易了，现在摄影就出现很多表面化的东西。
我们说，摄影要拍得真实、生动、自然，但是更要往深里面搞，还是要把眼睛看到的东西抽象化，就是心和景怎么样能够结合起来，把照片深化。如果讲艺术摄影，这是必须的。
摄影的创作和评论——跛足现象
现在，一些能够称之为经典的作品很少出现了。四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的一些经典作品，一下子都能够说出来。后来不能说没有好作品，我们每一届金像奖，有不少好的作品，但是很少有让你印象深刻的。是不是经典的、优秀的东西没有了？ 并不是没有，而是缺少评论。
说老实话，我拍的《东方红》，当时如果没有展览展出，没有好多人来评论，它也就过去了。
从1950年代建国初期到“文革”之前，中国摄影界的文化状况与其他艺术门类相比，就我的判断，不能说最低，也是属于最低之一。这有其历史原因，解放前搞摄影的要么是有钱人，要么是照相馆的从业人员，而且后者占了大多数。后者这些人他们当时没有条件上中学、大学，甚至有的上小学都困难。
在建国之后，我在中国摄影学会和《中国摄影》工作，通过刊物和摄影组织来推动理论建设是我一直在思考和想做的问题。
在刊物的编辑工作中，让我感受最深的是，摄影记者写的稿子绝大多数就是写拍摄经过，怎么拍的，当时怎么回事，要让他提高一下，从摄影理论上来阐述有难处，说实在的，有的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好在哪里。我感到了理论建设的迫切性。
在中国摄影学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我作为领导成员讲话时，就提到除了《中国摄影》的作者，我们要去寻找和发动整个包括教育部门、其他文艺部门愿意研究摄影理论的人，把他们组织起来。因此在一次工作会议上，我提出了摄影理论年会的想法，但是当时不少人都觉得奇怪，大家都不知道摄影理论年会怎么回事。其实当时我也不知道究竟什么叫年会，只是看到科学界每年都开年会，我也希望组织起摄影界对摄影理论有兴趣的人，集中来讨论问题，推动这个工作。后来陈昌谦、徐肖冰、吕厚民都同意，说我们没意见，那你去筹备。
创作和评论是摄影的两条腿，摄影要走得快，两条腿都要强健。但是多年来，中国的摄影界评论一直偏弱，所以有人叫做“中国摄影的跛足现象”，创作是一条好腿，评论是一条不健康的腿。现在因为整个摄影界的文化结构都比以前改善了很多，首先摄影队伍里面的文化人比较多了，好多都是大学生，或者老师、教授这些，还有美术等其他艺术门类的人都来参与摄影。目前中国摄影的理论和评论的确比前些年繁荣很多，但是总体上仍然落后于摄影活跃的局面。
关于《中国摄影》杂志
现在回想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摄影》，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跟作者、读者距离相当近。不少作者寄文章和摄影作品给我们，他们不说你用不用，不管成熟不成熟，就是想把东西给我们看看。另外经常有读者写信表达对我们刊发的作品的意见，反馈的信息量比较大，比较多。我们编辑部经常碰头、开会，就是要把这些意见在会上一块说说。有的比较重要的，我们要整理成书面的发给编委，发给学会的领导。使他们及时了解读者对《中国摄影》有什么意见，有什么看法，这样便于领导来及时指导掌握。
另外一个好传统现在也丢了。我们所有发过的稿子，比如这一期的三四十张照片，还有所有的文稿，最后都打成一包存起来，后来在文革期间全都弄丢了。
编辑《中国摄影》这样一本刊物，经常要紧跟当时的“气候”。在80年代初我们设了几个新栏目，一个是“摄影家研究”，这是把原来的“摄影人物”改的，过去的“摄影人物”只是介绍人，如初生年月，一般经历等等，新栏目改为重点研究摄影家的风格特点艺术创造等等。关于“艺术追求”、“探索之窗”栏目，是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1980年的时候，中国摄影界就已经有一些新气象，我想总应该给一些探索性的东西，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新锐的东西，留一点窗口。但是，当时协会内部对这些栏目的争议还是比较大，我们也还是胆小，比如“探索之窗”这个栏目的照片，本来用整版独幅的照片效果会好一些，最后只是做成小插图。后来有一次，当时任中国文联副主席的周扬在我们开工作会议的时候，他说年轻人喜欢探讨问题，喜欢探索，你们允许他们探索，而且允许他们失败甚至犯错误。周扬的话很受启发。
年轻人有点新的东西，我都尽可能给发表。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当时对这些年轻人还是保守。我想，如果那个时候大家都开放一些，中国摄影应该发展得更快一些。还有当时我们对国外的东西了解得太少。国外的东西主要是当时和中国友好的国家主动介绍过来的，我们没有专门去研究。
关于对老摄影家的研究
在“文革”前，石少华（时任中国摄影学会主席）就提出来整理老摄影家的资料。他老说要及时抢救遗产，因为随着老摄影家年纪大了再不抢救的话，将来好多事情传不下来。所以他当时的计划是一年给一位老摄影家出一本书，把老摄影家的画册都出版，而且规格什么都统一了。当时还请张印泉、蔡俊三、吴印咸他们来谈。当“文革”开始以后，好多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现在很多老摄影家都已经去世了再来抢救就比较困难了。前几年，中国摄影出版社做了几位现已过世老摄影家的口述摄影史，这是件大好事。
关于摄影的普及和深化
现在应该是摄影大普及的年代。但是关于摄影的问题，还是那两句话，摄影是最容易的，也是最难的。任何艺术，都没有摄影那么容易，因为它得助于现代化的工具，特别是数码技术出现以后，更是如此。但是因为这个事太容易了，现在摄影就出现很多表面化的东西。
我们说，摄影要拍得真实、生动、自然，但是更要往深里面搞，还是要把眼睛看到的东西抽象化，就是心和景怎么样能够结合起来，把照片深化。如果讲艺术摄影，这是必须的。
摄影的创作和评论——跛足现象
现在，一些能够称之为经典的作品很少出现了。四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的一些经典作品，一下子都能够说出来。后来不能说没有好作品，我们每一届金像奖，有不少好的作品，但是很少有让你印象深刻的。是不是经典的、优秀的东西没有了？ 并不是没有，而是缺少评论。
说老实话，我拍的《东方红》，当时如果没有展览展出，没有好多人来评论，它也就过去了。
从1950年代建国初期到“文革”之前，中国摄影界的文化状况与其他艺术门类相比，就我的判断，不能说最低，也是属于最低之一。这有其历史原因，解放前搞摄影的要么是有钱人，要么是照相馆的从业人员，而且后者占了大多数。后者这些人他们当时没有条件上中学、大学，甚至有的上小学都困难。
在建国之后，我在中国摄影学会和《中国摄影》工作，通过刊物和摄影组织来推动理论建设是我一直在思考和想做的问题。
在刊物的编辑工作中，让我感受最深的是，摄影记者写的稿子绝大多数就是写拍摄经过，怎么拍的，当时怎么回事，要让他提高一下，从摄影理论上来阐述有难处，说实在的，有的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好在哪里。我感到了理论建设的迫切性。
在中国摄影学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我作为领导成员讲话时，就提到除了《中国摄影》的作者，我们要去寻找和发动整个包括教育部门、其他文艺部门愿意研究摄影理论的人，把他们组织起来。因此在一次工作会议上，我提出了摄影理论年会的想法，但是当时不少人都觉得奇怪，大家都不知道摄影理论年会怎么回事。其实当时我也不知道究竟什么叫年会，只是看到科学界每年都开年会，我也希望组织起摄影界对摄影理论有兴趣的人，集中来讨论问题，推动这个工作。后来陈昌谦、徐肖冰、吕厚民都同意，说我们没意见，那你去筹备。
创作和评论是摄影的两条腿，摄影要走得快，两条腿都要强健。但是多年来，中国的摄影界评论一直偏弱，所以有人叫做“中国摄影的跛足现象”，创作是一条好腿，评论是一条不健康的腿。现在因为整个摄影界的文化结构都比以前改善了很多，首先摄影队伍里面的文化人比较多了，好多都是大学生，或者老师、教授这些，还有美术等其他艺术门类的人都来参与摄影。目前中国摄影的理论和评论的确比前些年繁荣很多，但是总体上仍然落后于摄影活跃的局面。
关于《中国摄影》杂志
现在回想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摄影》，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跟作者、读者距离相当近。不少作者寄文章和摄影作品给我们，他们不说你用不用，不管成熟不成熟，就是想把东西给我们看看。另外经常有读者写信表达对我们刊发的作品的意见，反馈的信息量比较大，比较多。我们编辑部经常碰头、开会，就是要把这些意见在会上一块说说。有的比较重要的，我们要整理成书面的发给编委，发给学会的领导。使他们及时了解读者对《中国摄影》有什么意见，有什么看法，这样便于领导来及时指导掌握。
另外一个好传统现在也丢了。我们所有发过的稿子，比如这一期的三四十张照片，还有所有的文稿，最后都打成一包存起来，后来在文革期间全都弄丢了。
编辑《中国摄影》这样一本刊物，经常要紧跟当时的“气候”。在80年代初我们设了几个新栏目，一个是“摄影家研究”，这是把原来的“摄影人物”改的，过去的“摄影人物”只是介绍人，如初生年月，一般经历等等，新栏目改为重点研究摄影家的风格特点艺术创造等等。关于“艺术追求”、“探索之窗”栏目，是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1980年的时候，中国摄影界就已经有一些新气象，我想总应该给一些探索性的东西，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新锐的东西，留一点窗口。但是，当时协会内部对这些栏目的争议还是比较大，我们也还是胆小，比如“探索之窗”这个栏目的照片，本来用整版独幅的照片效果会好一些，最后只是做成小插图。后来有一次，当时任中国文联副主席的周扬在我们开工作会议的时候，他说年轻人喜欢探讨问题，喜欢探索，你们允许他们探索，而且允许他们失败甚至犯错误。周扬的话很受启发。
年轻人有点新的东西，我都尽可能给发表。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当时对这些年轻人还是保守。我想，如果那个时候大家都开放一些，中国摄影应该发展得更快一些。还有当时我们对国外的东西了解得太少。国外的东西主要是当时和中国友好的国家主动介绍过来的，我们没有专门去研究。
关于对老摄影家的研究
在“文革”前，石少华（时任中国摄影学会主席）就提出来整理老摄影家的资料。他老说要及时抢救遗产，因为随着老摄影家年纪大了再不抢救的话，将来好多事情传不下来。所以他当时的计划是一年给一位老摄影家出一本书，把老摄影家的画册都出版，而且规格什么都统一了。当时还请张印泉、蔡俊三、吴印咸他们来谈。当“文革”开始以后，好多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现在很多老摄影家都已经去世了再来抢救就比较困难了。前几年，中国摄影出版社做了几位现已过世老摄影家的口述摄影史，这是件大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