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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从今年３月３１日起正式向公众开放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蒋介石早年的部分日记，此举引起学术界极大兴趣。人们认为，蒋氏日记的解密将帮助世人管窥这位历史名人的内心世界，从一个独特的角度真实了解近代中国风雷激荡的社会变迁。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专家们，则希望通过这位经历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当事人的笔触，还原历史真实。
胡佛研究所是在一周前中国国民党主席马英九访问斯坦福大学之际，宣布将公开蒋介石１９１７年至１９３１年的日记内容的。胡佛研究所目前暂存着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几乎全部日记原件，其中蒋介石日记的时间跨度近６０年，从１９１７年至１９７３年，几乎涵盖了他一生所有重要时期。根据日记保管人蒋经国之子蒋孝勇夫人方智怡２００４年１２月与该研究所达成的协议，胡佛研究所将利用其世界一流的档案保管和处理技术，对两蒋日记进行保护、保管并处理成缩微胶片。协议的期限为５０年，不过协议规定蒋家可以随时取回日记原件。
此次首次对外公布的蒋介石日记是胡佛研究所保存的两蒋日记中年代最早的部分，内容涉及蒋介石投奔孙中山麾下参加革命，并在短时间内获得权力的部分，涵盖了黄埔军校、北伐、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地区等重要时期，可望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据胡佛研究所两蒋日记专题计划研究员郭岱君向记者介绍，自从研究所不久前宣布将公开蒋介石日记后，已有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以及日本、欧美的历史学者申请前来阅读日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两位历史学家杨天石和张海鹏为此已经先期等候在斯坦福大学，将就解密的蒋介石日记进行两个月的专门研究。
胡佛研究所保管严密
胡佛研究所与国民党关系深厚，最早可追溯到蒋经国时代，后来由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马若孟亲自到台湾拜访前国民党主席连战，２００３年在连战任内签约，胡佛研究所与国民党双方正式开启合作关系，将国民党中央数以百万件史料进行数字化处理。
其间，胡佛研究所派员并空运６部机器到台湾，协助国民党进行党史数字化及微卷处理，原始文件留在台湾，数字化微卷则由国民党、胡佛研究所各有一份。
蒋介石１９７５年４月５日在台北去世，日记遗留给长子蒋经国，１３年后蒋经国告别人世，两蒋父子日记又交给孙子蒋孝勇。蒋孝勇１９９６年早逝，日记由其妻蒋方智怡保存。
近百本以毛笔书写的日记因年代久远，纸张早已陈旧发黄。饱受水渍、虫蚀、发霉的侵害。尽管这些日记曾经在上世纪８０年代被拍摄成１６毫米的缩微胶片，遗憾的是胶片并未以档案存放的标准保存，有明显的损害痕迹。
胡佛研究所技术人员首先对日记本除潮除霉，存放在中心恒温、恒湿、无酸的档案库中，同时用高质量的３５毫米胶片，对每篇日记逐一拍摄，并将缩微胶片以纸张复制并影印出来，以保证对公众开放的复制件与原件一样完全真实可信。
据档案馆人士介绍，保存蒋介石日记的档案库就像银行的保险柜一样由专人把关，馆长和另一位负责档案收藏的人员各持一把钥匙，两把合起来才能打开库门提取需要的材料。哪怕是负责整理日记的专家，也不能接触到原件。
蒋家后人“明智之举”
郭岱君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由于对两蒋日记的整理及缩微处理需要时间，因此此次只能公开日记中最早的一部分，除了根据与蒋家后人的协议，将对日记中涉及个人私生活，健康与财务状况及对在世人士评价以及家人认为不便公开的其他内容进行保护外，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日记今后都将陆续对公众开放查阅。
郭岱君说，从３月３１日起任何人只要凭简单的身份证明就可以到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查阅经缩微胶片影印复制的蒋介石日记。不过根据规定，查阅者不得使用任何摄影工具对日记进行翻拍，包括相机、带拍摄功能的手机、电脑或者扫描仪。查阅者如需要摘抄日记内容，只能使用阅览室提供的纸笔。日记的版权仍为蒋家后人拥有，有关的引用需按照美国的版权法。
来自台湾的郭岱君是胡佛研究所两位直接参与整理两蒋日记的学者之一，她曾担任李登辉时期的“总统府”“一局局长”，负责对外联络，其职位相当于“总统府”发言人。正是郭岱君本人动用自己在台湾的广泛人脉，说服目前担任国民党中常委的蒋方智怡把两蒋日记送到斯坦福大学保管。
郭岱君说，蒋方智怡“做了一个勇敢和明智的决定”，让两蒋日记可以在胡佛研究所专业的档案保存技术下“安全地保存起来，并且客观、公正、公开地让全世界的学者使用”。她说，日记的公开不但有助于研究中国近代史，对于世人了解蒋介石个人的思想，他的决策过程以及他对国家大事的看法，都会有很大的帮助。此次公开的蒋介石日记中缺少１９２４年的部分，专家估计那部分日记当年因故没有带到台湾，目前存放在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内。
历史学家们希望，蒋介石日记的公开可以帮助他们解开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些疑问，还原历史的真实。例如北伐前期导致蒋介石从黄埔军校校长成为握有军政大权的领导者的中山舰事件，究竟是预谋还是偶然事件。正在斯坦福等候查阅日记的中国近代史专家杨天石透露，在抗日战争期间，日本曾向当时的中国政府多次求和，但蒋介石不仅严词拒绝，甚至还亲写手谕，严厉警告主张与日本求和的孔祥熙，说如果再有人想利用汪伪来谈和的话，一概以汉奸论罪，杀无赦。杨天石说：“孔祥熙为什么最后在蒋介石面前失宠，流落到美国当寓公，最终客死他乡？蒋对自己的亲家如此冷漠无情，人们觉得不大好理解，但如果看了蒋介石的日记，你就会恍然大悟。”
大陆学者赴美研究蒋介石日记
蒋介石１９１７至１９３１年日记３月３１日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正式对外公开，一早就有不少学者到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查看。针对未来是否要公开更多年份的日记，档案馆说，将尊重蒋家意愿，可望在未来几年内陆续开放。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天石，上午８时１５分就到档案馆阅读日记。他指出，蒋介石是中国近代史重要人物，一生经过重要历史事件，日记本身具有史料价值。他本人曾多次到台北国史馆查阅蒋介石日记，杨天石表示，蒋介石日记在中国大陆和台北的保存，对研究中国近代史学者来说，都是十分重要和有价值的，但遗憾都是再抄本。胡佛档案馆对外公开的日记虽是复印文件，仍可见到蒋介石日记真迹内容。不过，他最感兴趣的８年抗战部分，并不在此次开放之列。
杨天石指出，目前１９１７年至１９３１年的蒋介石日记有多个重点。首先是１９１９年发生的五四运动，这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爱国运动，以日记内容看来，蒋介石对五四运动的支持，给了一个充分肯定。第二是上世纪２０年代蒋介石对苏联的态度。杨天石表示，蒋介石很早就开始学俄文，并多次想去苏联访问。１９２３年９月访问苏联，亲身体验共产制度利弊，返回中国后，就对苏联抱着警惕和反对的态度。
胡佛研究所研究员郭岱君则强调，中国的社会外交在２０世纪初期有剧烈变化，由农业转为工商业。蒋介石日记内有完整记录，有助于近代中国研究的突破。
郭岱君表示，１９１７年至１９３１年间，发生了包括蒋介石创办黄埔军校、访问莫斯科、五卅惨案、誓师北伐等重大事件上，蒋介石从一位追随孙中山革命的青年，创办黄埔军校，在１０年内成为国民政府政治军事领导人。日记中记载了蒋介石对国家发展方向、联苏容共以及与左派合作等不同看法，乃至之后对抗日的态度等。
胡佛研究所典藏蒋介石日记原件，态度审慎，有特别小组进行相关处理。尽管日记公开，但对外开放的限制颇多，为了保护年代已久的日记原件，仅以日记的复印文件装订成每个月一册，共有１８０册，提供外界和学者研究查阅。欲入馆查阅日记人士，除了须登记验明身份外，还须签一纸同意文件，不可携带电子用品进入，也不允许复印，档案馆提供纸笔，提供进入者以手抄方式记录日记内容。档案馆表示，这项规定是蒋家人的要求。至于蒋经国日记部分，胡佛研究所及蒋家仍未计划公开。
解读蒋介石日记
对张海鹏和杨天石两位老先生而言，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近日对外公布的蒋介石早年日记，是一生难见的珍贵史料。所以，这两位中国著名的近代史专家以７０高龄来到美国，自３月起在斯坦福大学附近租了房子住下来，一待胡佛研究所３月３１日公开日记，就开始为期２个月的集中研究。
杨天石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近代史研究刊物《百年潮》主编，他是国内研究蒋介石功力最深的学者，其著作《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获得两岸史学界高度评价。而与他一起来看蒋介石日记的张海鹏先生，是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前任所长、中国国民党党史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
史料价值很高
近日，杨天石先生接受本报记者采访，介绍他们对已公开的蒋介石早年日记的初步研究情况。
杨先生介绍说，从３月３１日起任何人只要凭简单的身份证明就可以到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查阅经缩微胶片影印复制的蒋介石日记。不过根据规定，查阅者不得使用任何摄影工具对日记进行翻拍，包括相机、带拍摄功能的手机、电脑或者扫描仪。查阅者如需要摘抄日记内容，只能使用阅览室提供的纸笔。因此，杨先生他们两人对日记的研究进度较为缓慢：“胡佛研究所的阅览室不大，大概只能容纳１０多个人，但蒋氏日记公开后就经常爆满，大多数人都是来看日记的。我和张先生必须很早就赶过去，晚上才能回来，不然连位子都没有。”
但杨先生对胡佛研究所保存日记的认真态度高度肯定。杨先生介绍说，研究所对学者开放的是蒋介石１９１７年到１９３１年间日记的翻拍本，是从蒋介石自己手写的原本先用３５毫米胶片照相再印刷出来的，最大程度地保存了原始状态。胡佛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把原始的日记本保存在特制的密封档案夹中，防止空气中有害成分进一步破坏日记纸张，只有两名工作人员掌握日记储藏室的钥匙，以保护这批高价值史料。
杨先生对日记的史料价值评价很高：“它有助于进一步填补蒋介石研究中的空白，从多个侧面和细节完整地反映蒋氏为人。”
细节非常生动
中国南京的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台湾都保存了蒋介石日记的抄本，它们和这次胡佛研究所公布的蒋介石日记有什么不同？杨天石先生对三种版本详细对比过，他说，自己一面看胡佛研究所公布的日记原本，一面记录下与两岸抄本的不同之处。这次公布的蒋氏日记是“没有经过任何修饰的原始记录，细节非常生动，而南京和台湾的抄本，都经过了若干文字上的修改和润饰”。
但是，三个版本在内容上是互相一致的。“可以说，无论大陆还是台湾的蒋氏日记抄本整理者，都没有篡改日记的基本内容。我们以前根据日记抄本对蒋氏进行的研究，还是站得住脚的，而且，大陆和台湾方面的抄本覆盖的时间更长。”杨先生说道。
蒋氏复杂多面
多年来，台湾方面的宣传把蒋介石称为“千古完人”、“世界伟人”、“民族英雄”；而大陆方面在一段时期则把蒋介石描述为反共反人民的“独夫民贼”。对这两个极端评价，杨天石先生认为都有夸张。在他看来，日记所表现的蒋氏似乎更接近于一个能力和性格有缺陷、思想也有局限的民族主义人物。
比如这次公布的是从１９１７年至１９３１年的蒋氏日记，在这期间，蒋氏由一个上海滩的浪荡青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办黄埔军校组织北伐，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然后经历“中山舰事件”到“四一二大屠杀”，国共分裂，蒋介石也由主张联共的国民党左派代表一变为反共的军事独裁者。“这期间，他受到了各种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影响，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杨先生说。
杨先生认为，尽管在实际上蒋氏受到周围各色人物和利益集团的影响，可能制定并执行违背其初衷的政策，但蒋氏本人的思想，始终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
以“倭寇”称呼日军
比如，１９１９年的“五四运动”，当时作为国民党左派代表人物的蒋介石，在日记中也对这一爱国运动表示热烈支持。日记也显示，直到蒋氏与共产党矛盾激化之前，他对反抗外国殖民者的爱国工农运动如“省港大罢工”等，都有赞赏之意。
上世纪２０年代蒋介石对苏联态度有一个大的转变。１９２３年蒋氏访苏之后，对苏联、苏共、共产国际的态度迥然转变，由真心赞赏转为怀疑、警惕和反对，这种态度越到后来越明显。而在此期间，联系到当时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极其密切，他对中共的态度也转为极度仇视。
１９２６年的“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从黄埔军校校长、国共合作的支持者转变成反共军事独裁者的转折点，当时国共两党的合作派人士都极为震动。杨先生指出，“中山舰事件”很可能是“西山会议派”、“孙文主义学会”等国民党极右派暗中策动，挑起蒋介石对中共的恐惧。
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情绪，表现最强烈的是在１９３１年的“九一八”事变前后，杨先生透露，蒋氏在日记中对日本侵略者的态度异常愤怒，并以“倭寇”称呼日军。“他抗战到底、拒绝与日本和谈的思想，可能在此期间首次出现。”
（据《本刊资料》）
胡佛研究所是在一周前中国国民党主席马英九访问斯坦福大学之际，宣布将公开蒋介石１９１７年至１９３１年的日记内容的。胡佛研究所目前暂存着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几乎全部日记原件，其中蒋介石日记的时间跨度近６０年，从１９１７年至１９７３年，几乎涵盖了他一生所有重要时期。根据日记保管人蒋经国之子蒋孝勇夫人方智怡２００４年１２月与该研究所达成的协议，胡佛研究所将利用其世界一流的档案保管和处理技术，对两蒋日记进行保护、保管并处理成缩微胶片。协议的期限为５０年，不过协议规定蒋家可以随时取回日记原件。
此次首次对外公布的蒋介石日记是胡佛研究所保存的两蒋日记中年代最早的部分，内容涉及蒋介石投奔孙中山麾下参加革命，并在短时间内获得权力的部分，涵盖了黄埔军校、北伐、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地区等重要时期，可望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据胡佛研究所两蒋日记专题计划研究员郭岱君向记者介绍，自从研究所不久前宣布将公开蒋介石日记后，已有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以及日本、欧美的历史学者申请前来阅读日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两位历史学家杨天石和张海鹏为此已经先期等候在斯坦福大学，将就解密的蒋介石日记进行两个月的专门研究。
胡佛研究所保管严密
胡佛研究所与国民党关系深厚，最早可追溯到蒋经国时代，后来由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马若孟亲自到台湾拜访前国民党主席连战，２００３年在连战任内签约，胡佛研究所与国民党双方正式开启合作关系，将国民党中央数以百万件史料进行数字化处理。
其间，胡佛研究所派员并空运６部机器到台湾，协助国民党进行党史数字化及微卷处理，原始文件留在台湾，数字化微卷则由国民党、胡佛研究所各有一份。
蒋介石１９７５年４月５日在台北去世，日记遗留给长子蒋经国，１３年后蒋经国告别人世，两蒋父子日记又交给孙子蒋孝勇。蒋孝勇１９９６年早逝，日记由其妻蒋方智怡保存。
近百本以毛笔书写的日记因年代久远，纸张早已陈旧发黄。饱受水渍、虫蚀、发霉的侵害。尽管这些日记曾经在上世纪８０年代被拍摄成１６毫米的缩微胶片，遗憾的是胶片并未以档案存放的标准保存，有明显的损害痕迹。
胡佛研究所技术人员首先对日记本除潮除霉，存放在中心恒温、恒湿、无酸的档案库中，同时用高质量的３５毫米胶片，对每篇日记逐一拍摄，并将缩微胶片以纸张复制并影印出来，以保证对公众开放的复制件与原件一样完全真实可信。
据档案馆人士介绍，保存蒋介石日记的档案库就像银行的保险柜一样由专人把关，馆长和另一位负责档案收藏的人员各持一把钥匙，两把合起来才能打开库门提取需要的材料。哪怕是负责整理日记的专家，也不能接触到原件。
蒋家后人“明智之举”
郭岱君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由于对两蒋日记的整理及缩微处理需要时间，因此此次只能公开日记中最早的一部分，除了根据与蒋家后人的协议，将对日记中涉及个人私生活，健康与财务状况及对在世人士评价以及家人认为不便公开的其他内容进行保护外，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日记今后都将陆续对公众开放查阅。
郭岱君说，从３月３１日起任何人只要凭简单的身份证明就可以到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查阅经缩微胶片影印复制的蒋介石日记。不过根据规定，查阅者不得使用任何摄影工具对日记进行翻拍，包括相机、带拍摄功能的手机、电脑或者扫描仪。查阅者如需要摘抄日记内容，只能使用阅览室提供的纸笔。日记的版权仍为蒋家后人拥有，有关的引用需按照美国的版权法。
来自台湾的郭岱君是胡佛研究所两位直接参与整理两蒋日记的学者之一，她曾担任李登辉时期的“总统府”“一局局长”，负责对外联络，其职位相当于“总统府”发言人。正是郭岱君本人动用自己在台湾的广泛人脉，说服目前担任国民党中常委的蒋方智怡把两蒋日记送到斯坦福大学保管。
郭岱君说，蒋方智怡“做了一个勇敢和明智的决定”，让两蒋日记可以在胡佛研究所专业的档案保存技术下“安全地保存起来，并且客观、公正、公开地让全世界的学者使用”。她说，日记的公开不但有助于研究中国近代史，对于世人了解蒋介石个人的思想，他的决策过程以及他对国家大事的看法，都会有很大的帮助。此次公开的蒋介石日记中缺少１９２４年的部分，专家估计那部分日记当年因故没有带到台湾，目前存放在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内。
历史学家们希望，蒋介石日记的公开可以帮助他们解开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些疑问，还原历史的真实。例如北伐前期导致蒋介石从黄埔军校校长成为握有军政大权的领导者的中山舰事件，究竟是预谋还是偶然事件。正在斯坦福等候查阅日记的中国近代史专家杨天石透露，在抗日战争期间，日本曾向当时的中国政府多次求和，但蒋介石不仅严词拒绝，甚至还亲写手谕，严厉警告主张与日本求和的孔祥熙，说如果再有人想利用汪伪来谈和的话，一概以汉奸论罪，杀无赦。杨天石说：“孔祥熙为什么最后在蒋介石面前失宠，流落到美国当寓公，最终客死他乡？蒋对自己的亲家如此冷漠无情，人们觉得不大好理解，但如果看了蒋介石的日记，你就会恍然大悟。”
大陆学者赴美研究蒋介石日记
蒋介石１９１７至１９３１年日记３月３１日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正式对外公开，一早就有不少学者到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查看。针对未来是否要公开更多年份的日记，档案馆说，将尊重蒋家意愿，可望在未来几年内陆续开放。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天石，上午８时１５分就到档案馆阅读日记。他指出，蒋介石是中国近代史重要人物，一生经过重要历史事件，日记本身具有史料价值。他本人曾多次到台北国史馆查阅蒋介石日记，杨天石表示，蒋介石日记在中国大陆和台北的保存，对研究中国近代史学者来说，都是十分重要和有价值的，但遗憾都是再抄本。胡佛档案馆对外公开的日记虽是复印文件，仍可见到蒋介石日记真迹内容。不过，他最感兴趣的８年抗战部分，并不在此次开放之列。
杨天石指出，目前１９１７年至１９３１年的蒋介石日记有多个重点。首先是１９１９年发生的五四运动，这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爱国运动，以日记内容看来，蒋介石对五四运动的支持，给了一个充分肯定。第二是上世纪２０年代蒋介石对苏联的态度。杨天石表示，蒋介石很早就开始学俄文，并多次想去苏联访问。１９２３年９月访问苏联，亲身体验共产制度利弊，返回中国后，就对苏联抱着警惕和反对的态度。
胡佛研究所研究员郭岱君则强调，中国的社会外交在２０世纪初期有剧烈变化，由农业转为工商业。蒋介石日记内有完整记录，有助于近代中国研究的突破。
郭岱君表示，１９１７年至１９３１年间，发生了包括蒋介石创办黄埔军校、访问莫斯科、五卅惨案、誓师北伐等重大事件上，蒋介石从一位追随孙中山革命的青年，创办黄埔军校，在１０年内成为国民政府政治军事领导人。日记中记载了蒋介石对国家发展方向、联苏容共以及与左派合作等不同看法，乃至之后对抗日的态度等。
胡佛研究所典藏蒋介石日记原件，态度审慎，有特别小组进行相关处理。尽管日记公开，但对外开放的限制颇多，为了保护年代已久的日记原件，仅以日记的复印文件装订成每个月一册，共有１８０册，提供外界和学者研究查阅。欲入馆查阅日记人士，除了须登记验明身份外，还须签一纸同意文件，不可携带电子用品进入，也不允许复印，档案馆提供纸笔，提供进入者以手抄方式记录日记内容。档案馆表示，这项规定是蒋家人的要求。至于蒋经国日记部分，胡佛研究所及蒋家仍未计划公开。
解读蒋介石日记
对张海鹏和杨天石两位老先生而言，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近日对外公布的蒋介石早年日记，是一生难见的珍贵史料。所以，这两位中国著名的近代史专家以７０高龄来到美国，自３月起在斯坦福大学附近租了房子住下来，一待胡佛研究所３月３１日公开日记，就开始为期２个月的集中研究。
杨天石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近代史研究刊物《百年潮》主编，他是国内研究蒋介石功力最深的学者，其著作《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获得两岸史学界高度评价。而与他一起来看蒋介石日记的张海鹏先生，是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前任所长、中国国民党党史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
史料价值很高
近日，杨天石先生接受本报记者采访，介绍他们对已公开的蒋介石早年日记的初步研究情况。
杨先生介绍说，从３月３１日起任何人只要凭简单的身份证明就可以到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查阅经缩微胶片影印复制的蒋介石日记。不过根据规定，查阅者不得使用任何摄影工具对日记进行翻拍，包括相机、带拍摄功能的手机、电脑或者扫描仪。查阅者如需要摘抄日记内容，只能使用阅览室提供的纸笔。因此，杨先生他们两人对日记的研究进度较为缓慢：“胡佛研究所的阅览室不大，大概只能容纳１０多个人，但蒋氏日记公开后就经常爆满，大多数人都是来看日记的。我和张先生必须很早就赶过去，晚上才能回来，不然连位子都没有。”
但杨先生对胡佛研究所保存日记的认真态度高度肯定。杨先生介绍说，研究所对学者开放的是蒋介石１９１７年到１９３１年间日记的翻拍本，是从蒋介石自己手写的原本先用３５毫米胶片照相再印刷出来的，最大程度地保存了原始状态。胡佛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把原始的日记本保存在特制的密封档案夹中，防止空气中有害成分进一步破坏日记纸张，只有两名工作人员掌握日记储藏室的钥匙，以保护这批高价值史料。
杨先生对日记的史料价值评价很高：“它有助于进一步填补蒋介石研究中的空白，从多个侧面和细节完整地反映蒋氏为人。”
细节非常生动
中国南京的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台湾都保存了蒋介石日记的抄本，它们和这次胡佛研究所公布的蒋介石日记有什么不同？杨天石先生对三种版本详细对比过，他说，自己一面看胡佛研究所公布的日记原本，一面记录下与两岸抄本的不同之处。这次公布的蒋氏日记是“没有经过任何修饰的原始记录，细节非常生动，而南京和台湾的抄本，都经过了若干文字上的修改和润饰”。
但是，三个版本在内容上是互相一致的。“可以说，无论大陆还是台湾的蒋氏日记抄本整理者，都没有篡改日记的基本内容。我们以前根据日记抄本对蒋氏进行的研究，还是站得住脚的，而且，大陆和台湾方面的抄本覆盖的时间更长。”杨先生说道。
蒋氏复杂多面
多年来，台湾方面的宣传把蒋介石称为“千古完人”、“世界伟人”、“民族英雄”；而大陆方面在一段时期则把蒋介石描述为反共反人民的“独夫民贼”。对这两个极端评价，杨天石先生认为都有夸张。在他看来，日记所表现的蒋氏似乎更接近于一个能力和性格有缺陷、思想也有局限的民族主义人物。
比如这次公布的是从１９１７年至１９３１年的蒋氏日记，在这期间，蒋氏由一个上海滩的浪荡青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办黄埔军校组织北伐，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然后经历“中山舰事件”到“四一二大屠杀”，国共分裂，蒋介石也由主张联共的国民党左派代表一变为反共的军事独裁者。“这期间，他受到了各种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影响，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杨先生说。
杨先生认为，尽管在实际上蒋氏受到周围各色人物和利益集团的影响，可能制定并执行违背其初衷的政策，但蒋氏本人的思想，始终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
以“倭寇”称呼日军
比如，１９１９年的“五四运动”，当时作为国民党左派代表人物的蒋介石，在日记中也对这一爱国运动表示热烈支持。日记也显示，直到蒋氏与共产党矛盾激化之前，他对反抗外国殖民者的爱国工农运动如“省港大罢工”等，都有赞赏之意。
上世纪２０年代蒋介石对苏联态度有一个大的转变。１９２３年蒋氏访苏之后，对苏联、苏共、共产国际的态度迥然转变，由真心赞赏转为怀疑、警惕和反对，这种态度越到后来越明显。而在此期间，联系到当时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极其密切，他对中共的态度也转为极度仇视。
１９２６年的“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从黄埔军校校长、国共合作的支持者转变成反共军事独裁者的转折点，当时国共两党的合作派人士都极为震动。杨先生指出，“中山舰事件”很可能是“西山会议派”、“孙文主义学会”等国民党极右派暗中策动，挑起蒋介石对中共的恐惧。
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情绪，表现最强烈的是在１９３１年的“九一八”事变前后，杨先生透露，蒋氏在日记中对日本侵略者的态度异常愤怒，并以“倭寇”称呼日军。“他抗战到底、拒绝与日本和谈的思想，可能在此期间首次出现。”
（据《本刊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