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惩治科研不端堪称进步，但未触及滋生学术不端的根源，其效力仍有待观察
　　
　　抄袭、剽窃、“搭车”署名、编造学历、伪造成果、骗取科研经费等行为，近年来其恶劣影响已超出学界，并引起全社会公愤。如今，它们被科技部概括为“学术不端”，并给予立法整治。
　　11月7日，科技部部长徐冠华签发《国家科技计划实施中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试行）》（下称《处理办法》），将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
　　“科研不端行为”并非中国特有的现象，西方称此为“scientific misconduct”。如美国劳伦斯实验室一物理学家伪造实验数据，声称发现新元素；韩国生物学家黄禹锡篡改实验结果，宣称成功制造人类胚胎克隆干细胞等，都被统称为“科研行为不端”。当事人往往为此身败名裂，被以诚信著称的学术共同体驱逐出列，直至被追究刑事责任。
　　但在当今中国，由于缺乏科研规范，当某种科研不端行为被揭发后，当事人往往振振有辞；即便证据确凿，也经常不用为此付出代价，以至于学术不端行为近年来愈演愈烈。《处理办法》的颁布施行，势必将把对科研不端行为的调查和处理纳入法制化轨道。
　　《处理办法》以五个“主要类别”和一个“兜底条款”，对科研不端行为做了明确的界定，包括：在有关人员职称、简历以及研究基础等方面提供虚假信息；抄袭、剽窃他人科研成果；捏造或篡改科研数据；在涉及人体的研究中，违反知情同意、保护隐私等规定；违反实验动物保护规范；以及其他科研不端行为。
　　《处理办法》还规定了对科研不端行为人员的处罚措施，包括：警告；在一定范围内通报批评；中止项目，并责令限期改正；终止项目，收缴剩余项目经费，追缴已拨付项目经费；在一定期限内，不接受其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的申请等。
　　《处理办法》同时规定，被调查人有藏匿、伪造、销毁证据的，干扰、妨碍调查工作的，打击、报复举报人的，同时涉及多种科研不端行为的，将从重处罚；科研不端行为涉嫌违纪、违法的，移交有关机关处理。
　　对于科研不端行为，中国多个与科研体制相关的国家部委早先也曾出台过一系列措施。财政部、科技部今年相继发布了《国家科技计划经费监督办法》、《关于改进和加强中央财政科技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今年5月，教育部宣布成立学风建设委员会，着手拟定高等学校加强学风建设、惩处学术不端行为的基本准则与实施细则。中国科协也在起草《科学家行为准则》，在科技人员中提倡科学道德、提倡严格自律。
　　此次《处理办法》出台，进一步从细节上完善了对科研行为的监督、调查和处理职能。《财经》记者采访的一些科研人员认为，以“立法”来惩治科研不端堪称进步，但是由于并未触及滋生学术不端的根源，其实施效果仍有待观察。
　　在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唐安国看来，要从源头上完善体制机制，遏制科研造假，政府应在三个方面着力：一是切断政府官员和科研人员的利益联系，政府部门不参与决定资金流向——这才是腐败的温床；二是加强流程的审计监管，由独立的非政府机构公正审计；三是政府应该冷静看待“科研热”，不能以“搞运动”的方式搞科研。
　　这三方面存在的问题，其根源都在于政府本身。唐安国认为，政府应当从科研体制中抽身，可以是规则的制订者，但不能成为执行者和利益的分配者，尤其是科研经费发放不应该由政府直接决定。
　　北京大学前校长陈佳洱院士接受《财经》采访时，也对现今的科研制度提出批评。他说，科学家被逼得“跑部钱进”、围着政府官员转，是目前不争的事实。改革目前的科研评价体系，改革科研人员的工资制度，才是根治学术不端行为的治本之道。
　　中山大学生态与进化研究所所长彭少麟教授向《财经》透露，在申请经费的过程中，人为活动的空间会很大。很多部委一个处长手里就掌握着大量经费。“科研经费经常是没有分配给真正做学问的人。现在很多搞研究的整天就想着申请课题，一年里有半年时间在找项目。”
　　对于此次科技部《处理办法》出台，唐安国认为是一件好事，因为“有肯定是比没有强，至少告诉那些行为不端者底线在哪里，会承担什么风险”。但是，如何让规定发挥效力，还缺乏一些有效的保证。
　　《处理办法》作为一个部门规章，仅能查处科学技术部归口管理的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的申请者、推荐者、承担者，在科技计划项目申请、评估评审、检查、项目执行、验收等过程中发生的科研不端行为等，其法律效力和和执行效力显然都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对此，科技部政体司司长梅永红表示，为了保证《处理办法》的贯彻实施，科技部将与教育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协商，成立国家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委员会，协调推进科研诚信建设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