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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韩非子》是先秦百家中法家的集大成之作，其中的法治思想对当时秦统一六国以及封建国家的治理原则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文学自身角度来讲，《韩非子》除了运用文学手法来传递其独特的法治思想，其法治思想也反作用于韩非的文艺观念和表现。近些年对《韩非子》的研究仍有一定热度，涉及许多方面，同时呈现出许多重要特征，值得进行系统研究。
关键词：《韩非子》;法治思想;文学表现;对比研究
《韩非子》的文章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功用性，语言简练精准、锋芒犀利，整体上呈现出冷峭犀利、凝练精警的特点，主题和选材的集中性强，切入直接，开门见山，一针见血。围绕“法”“术”“势”的体系展开。文章运用多种论证方法，逻辑严谨，气势盛大。
一、 《韩非子》的法治思想
韩非是战国时期法家的集大成者，他著述文章，批判以仁义治国的儒家思想，大力提倡以法治国，构建了一套完整的以“法”“术”“势”三者相结合的法治体系。
在《试论〈韩非子〉法的基础与正当性》一文中，作者指出《韩非子》为回应当时政治所面临的困境，主张以法为治，以有别于儒道两家对政治秩序的理解，同时又继承了儒家实现公正社会的关怀和道家因循的行为方式，来阐释法治的思想基础及其正当性。谋求以“法”作为唯一的规范形式，根据其独特的人性论和历史观，延续商鞅的治理方式，放弃儒家对于善良政治的追求，以法代替礼，构建以君主为最高权威的新型政治秩序。
在《刍议韩非子致治思想体系——法、术、势源流概述》一文中，作者论述了韩非法治思想的产生背景，以及对于人性的论断，同时也论述了韩非思想中的人君驾驭臣民之道，分别是乘势、立法、用术，以保障国家的有序治理。还有许多文章从其他角度多方面论述《韩非子》的法家治国思想。
《〈韩非子〉中的统战思想资源探析》一文，介绍了其统一战线思想的理论意义及现实意义。《良法利于善治——略论〈韩非子〉的治国之道》一文同样论述了《韩非子》“法”“术”“势”的治国之道的优势所在。
二、 《韩非子》法治思想影响下的文艺思想及文学表现
韩非的法治观点同样反映在他对审美态度、文学观念和语言表达的态度上。他反对艺术的审美价值和形式的华丽，只看重实用功能，反对辞藻华丽却不切实际的无病呻吟之论。与其提倡法治的政治观念相统一，其文章中的文艺思想也体现出崇尚功用、具有功利主义的鲜明特点，语言简洁、论证严密、逻辑严谨。
关于《韩非子》文艺思想的研究，主要可分为内容上的“反文学”研究、多运用寓言的论说方法、气势宏大的论辩艺术等几个方面。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百家争鸣。儒学崇尚礼治，希望可以更改礼崩乐坏的现实状况，却成效甚微。以韩非为首的法家学派，通過自己的观察和思考，认为儒家学说有很多已经不符合当时的社会状况，对其提出批判，具有鲜明的反儒学思想。
在《韩非“反文学”辨——〈韩非子〉文学研究之一》一文中，作者指出韩非有明确的“反文学”意识。这里所谓的“文学”其实是儒学，与如今我们所说的文学并非相干。韩非的反儒学首先体现为他对儒家提倡的“德治”的否定。儒家认为要用道德治理国家，但是对于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应当如何，却没有给出确切答案。也就是说没有相应的规定去承担后果，就无法让社会有规律地运行。
这时便体现出法家的优势。其次，“反文学”观点也体现在他强烈反对文饰的运用，只不过这种否定是有限定范围的。其文章虽有功利思想，但未必“重质轻文”。值得注意的是，语言艺术正是韩非颇为看重之处。需要明确的是，韩非的“辩说”，靶心旨在对方的思想学说，并不涉及语言艺术。
另外，韩非对法律条文的要求是简明清晰，同时也为了使论述的道理更容易被接受，《韩非子》大篇幅借助了寓言的形式。寓言是作者自觉地将自己想阐述的观点、哲理寄托在一个小故事里，既简洁幽默，又易于接受。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我们也常常将《韩非子》中的寓言和《庄子》中的寓言进行对比分析。
在《〈庄子〉和〈韩非子〉在寓言创作上的异同》一文中，作者就从思想的迥异、题材的差异、语言的特色比较等三个方面论述了这个问题。文中提到，《韩非子》中运用寓言故事意图说明法治与礼治的根本对立，为法治替代礼治制造理论根据。与《庄子》中多为想象奇特、形象诙诡的动植物寓言不同的是，《韩非子》中更多的是取材于历史故事的政治讽谏式的寓言，达到了现实主义寓言文学的高峰。
另外，与《庄子》善用夸张的修辞手法不同，《韩非子》中的寓言多运用强烈的对比手法，更简洁冷峻，更具思辨色彩。在《平中见奇，耐人寻味——从〈先秦诸子选读〉看韩非子语言特点》一文中，作者研究了高中语文教材中的一些寓言故事，同样对《韩非子》中寓言特点进行了的分析。
《韩非子》中，论辩的语言特色也十分值得深入探讨。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要使自己的学说为王所用，在讲述方式上必须做到引人入胜。《韩非子》的语言做到了简练精准、锋芒犀利。
其节奏明快铿锵，行文干净利落，作品气势宏大。在《先秦论辩艺术特色分析——以〈论语〉〈孟子〉〈韩非子〉中排比句为例》一文中，作者以《韩非子》为例，从时代背景、修辞思想及论说方式、排比项数目、言语风格等多个不同方面，对比了儒家和法家在排比艺术上的不同，发现三者在共通之中各有特色，历时上又有所发展。
如果说《论语》中排比侧重于“传道解惑授业”，《孟子》中排比侧重于力压群雄，宣扬儒家，那么《韩非子》中的排比则是两者的组合，既如孔子提出真理，又如孟子辩证观点，环环相扣，以宣扬其法家思想。说理有证，议论精辟。通过对三人排比的运用及特点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和孔孟的言语修辞观注重个人修养相比，韩非子注重的是用“法”“术”“势”来限制约束外界来达到内在的和谐。这同样与其法治观念相呼应。
三、 《韩非子》与其他学说的对比
在对《韩非子》的研究中，我们也常常对其做纵向或横向的比较，通过对比发现不同学说之间存在的联系和区别，以更好地理解其内在价值。 一种是宏观上将其与其他思想学派做比较。
在《礼与法——荀子与法家的根本差异》一文中，作者基于韩非和荀子的师承关系，将其作为法家代表。作者通过两者对比，论述了韩非法治思想与荀子礼学思想的不同之处。荀子的礼治仍是对儒家思想的改良，而法家则认为在新的政治形势下，周朝的礼制已经不再适应时代需要，所以他们提倡君主集权的法治。韩非子对社会状况的认识，和他对人性的理解紧密相关。韩非子继承了荀子的性恶论，但是在性恶的基础上如何实现良好治理，二人观点迥异。
韩非子认为，自私自利才是人的本性。“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韩非子·显学》）所以要用律法来规范人的行为。而荀子重视学，认为通过对儒家经典的研习，可以让人改变本性，向善向礼。通过更细致地对比，可以更清晰、更有条理地把握韩非子的人性观以及由此延伸出的法治思想。
在《“原心”与“原性”——孟子与韩非人性论的比较》一文中，作者探讨了儒法二家对于人性的不同看法。从孟子人性论的“原心”特色经过荀子的过渡，到韩非人性论的“原性”特质，详细论述了战国时期人性观的发展变化。儒家孟子主张性善论，认为人性由天命赋予，而“善”则存在于人的本心内在。“原心”论既论证了人性善的先验特色，又将人性引向了道德自律的层面。
先秦人性论的过渡始于荀子。随着社会变革，他渐渐发现儒家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无法束缚人的行为，从而开始相信礼法规范的权威性。发展到韩非，他便主张制定律法以规范行为，并对行为做出相应奖罚。通过纵向发展过程的对比，我们能够更明了地梳理韩非的人性观。
《韩非子〈显学〉篇中的“虚”与“实”》一文，从不同角度以儒学之“虚”对比法学之“实”，以理论之“虚”对比实际之“实”作为全篇的行文逻辑，更偏向于哲学探讨。《归本于黄老：韩非思想的道论渊源》一文，则从追本溯源的角度探索韩非思想的发端及發展过程，研讨韩非之道由道入理的规律性，将其追溯到黄老、周易，从而将“根”与“叶”联系起来，具有系统意识。
另一种对比是在微观上将其与同为法家的其他思想相比较。在《〈管子〉与〈韩非子〉以法治国思想比较》和《〈管子〉与〈韩非子〉外交思想比较研究》这两篇文章中，作者分别对比了二者在治国及外交思想上的异同，详细论述了二者在实现相同目标时的不同观点和方法，并指出其中的思想在当代仍具有现实意义。
四、 对《韩非子》其他方面的探讨
有关《韩非子》的研究多以上几个方面为重点，其他方面的研究相对分散。有的从治国层面进行研究，以《韩非君主观论析》《韩非子“君道”思想研究》《〈韩非子〉“智”观念探析》《〈韩非子〉道德观研究》等几篇文章为例;有的从文献学的角度进行考证，如《〈韩非子〉引书考》《〈韩非子·初见秦〉篇作者考》等;也有从语言文字的角度对《韩非子》进行研究，如《对〈韩非子〉中被动句的研究》等;还有对《韩非子》某一篇章的理解，如《论韩非子〈解老〉对“上德不德”章的理解》等。
综上所述，对于先秦法家著作《韩非子》的研究基本集中于以上几个方面，较为全面，探讨深入。但研究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随着对其研究的深入挖掘，研究中存在着很多重复研究的现象，如对《韩非子》中寓言的研究较多，造成了一些重复劳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研究的深层次开展。同时也应注意学科边界，应该意识到作为封建思想下的法治观念与法制理念的不同之处，不能一概而论。不过对于过去一年研究的总结，也有助于我们时刻了解学界的研究进度及研究成果，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借鉴和指导。
参考文献：
[1]陈秉才.韩非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7.
[2]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7.
[3]武树臣.法家思想与法家精神[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
[4]宋宏.《韩非子》寓言研究[M].成都：四川师范大学，2009.
[5]夏增民.韩非子君臣论新诠[J].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6.
作者简介：
赵梓含，辽宁省大连市，辽宁师范大学。
关键词：《韩非子》;法治思想;文学表现;对比研究
《韩非子》的文章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功用性，语言简练精准、锋芒犀利，整体上呈现出冷峭犀利、凝练精警的特点，主题和选材的集中性强，切入直接，开门见山，一针见血。围绕“法”“术”“势”的体系展开。文章运用多种论证方法，逻辑严谨，气势盛大。
一、 《韩非子》的法治思想
韩非是战国时期法家的集大成者，他著述文章，批判以仁义治国的儒家思想，大力提倡以法治国，构建了一套完整的以“法”“术”“势”三者相结合的法治体系。
在《试论〈韩非子〉法的基础与正当性》一文中，作者指出《韩非子》为回应当时政治所面临的困境，主张以法为治，以有别于儒道两家对政治秩序的理解，同时又继承了儒家实现公正社会的关怀和道家因循的行为方式，来阐释法治的思想基础及其正当性。谋求以“法”作为唯一的规范形式，根据其独特的人性论和历史观，延续商鞅的治理方式，放弃儒家对于善良政治的追求，以法代替礼，构建以君主为最高权威的新型政治秩序。
在《刍议韩非子致治思想体系——法、术、势源流概述》一文中，作者论述了韩非法治思想的产生背景，以及对于人性的论断，同时也论述了韩非思想中的人君驾驭臣民之道，分别是乘势、立法、用术，以保障国家的有序治理。还有许多文章从其他角度多方面论述《韩非子》的法家治国思想。
《〈韩非子〉中的统战思想资源探析》一文，介绍了其统一战线思想的理论意义及现实意义。《良法利于善治——略论〈韩非子〉的治国之道》一文同样论述了《韩非子》“法”“术”“势”的治国之道的优势所在。
二、 《韩非子》法治思想影响下的文艺思想及文学表现
韩非的法治观点同样反映在他对审美态度、文学观念和语言表达的态度上。他反对艺术的审美价值和形式的华丽，只看重实用功能，反对辞藻华丽却不切实际的无病呻吟之论。与其提倡法治的政治观念相统一，其文章中的文艺思想也体现出崇尚功用、具有功利主义的鲜明特点，语言简洁、论证严密、逻辑严谨。
关于《韩非子》文艺思想的研究，主要可分为内容上的“反文学”研究、多运用寓言的论说方法、气势宏大的论辩艺术等几个方面。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百家争鸣。儒学崇尚礼治，希望可以更改礼崩乐坏的现实状况，却成效甚微。以韩非为首的法家学派，通過自己的观察和思考，认为儒家学说有很多已经不符合当时的社会状况，对其提出批判，具有鲜明的反儒学思想。
在《韩非“反文学”辨——〈韩非子〉文学研究之一》一文中，作者指出韩非有明确的“反文学”意识。这里所谓的“文学”其实是儒学，与如今我们所说的文学并非相干。韩非的反儒学首先体现为他对儒家提倡的“德治”的否定。儒家认为要用道德治理国家，但是对于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应当如何，却没有给出确切答案。也就是说没有相应的规定去承担后果，就无法让社会有规律地运行。
这时便体现出法家的优势。其次，“反文学”观点也体现在他强烈反对文饰的运用，只不过这种否定是有限定范围的。其文章虽有功利思想，但未必“重质轻文”。值得注意的是，语言艺术正是韩非颇为看重之处。需要明确的是，韩非的“辩说”，靶心旨在对方的思想学说，并不涉及语言艺术。
另外，韩非对法律条文的要求是简明清晰，同时也为了使论述的道理更容易被接受，《韩非子》大篇幅借助了寓言的形式。寓言是作者自觉地将自己想阐述的观点、哲理寄托在一个小故事里，既简洁幽默，又易于接受。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我们也常常将《韩非子》中的寓言和《庄子》中的寓言进行对比分析。
在《〈庄子〉和〈韩非子〉在寓言创作上的异同》一文中，作者就从思想的迥异、题材的差异、语言的特色比较等三个方面论述了这个问题。文中提到，《韩非子》中运用寓言故事意图说明法治与礼治的根本对立，为法治替代礼治制造理论根据。与《庄子》中多为想象奇特、形象诙诡的动植物寓言不同的是，《韩非子》中更多的是取材于历史故事的政治讽谏式的寓言，达到了现实主义寓言文学的高峰。
另外，与《庄子》善用夸张的修辞手法不同，《韩非子》中的寓言多运用强烈的对比手法，更简洁冷峻，更具思辨色彩。在《平中见奇，耐人寻味——从〈先秦诸子选读〉看韩非子语言特点》一文中，作者研究了高中语文教材中的一些寓言故事，同样对《韩非子》中寓言特点进行了的分析。
《韩非子》中，论辩的语言特色也十分值得深入探讨。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要使自己的学说为王所用，在讲述方式上必须做到引人入胜。《韩非子》的语言做到了简练精准、锋芒犀利。
其节奏明快铿锵，行文干净利落，作品气势宏大。在《先秦论辩艺术特色分析——以〈论语〉〈孟子〉〈韩非子〉中排比句为例》一文中，作者以《韩非子》为例，从时代背景、修辞思想及论说方式、排比项数目、言语风格等多个不同方面，对比了儒家和法家在排比艺术上的不同，发现三者在共通之中各有特色，历时上又有所发展。
如果说《论语》中排比侧重于“传道解惑授业”，《孟子》中排比侧重于力压群雄，宣扬儒家，那么《韩非子》中的排比则是两者的组合，既如孔子提出真理，又如孟子辩证观点，环环相扣，以宣扬其法家思想。说理有证，议论精辟。通过对三人排比的运用及特点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和孔孟的言语修辞观注重个人修养相比，韩非子注重的是用“法”“术”“势”来限制约束外界来达到内在的和谐。这同样与其法治观念相呼应。
三、 《韩非子》与其他学说的对比
在对《韩非子》的研究中，我们也常常对其做纵向或横向的比较，通过对比发现不同学说之间存在的联系和区别，以更好地理解其内在价值。 一种是宏观上将其与其他思想学派做比较。
在《礼与法——荀子与法家的根本差异》一文中，作者基于韩非和荀子的师承关系，将其作为法家代表。作者通过两者对比，论述了韩非法治思想与荀子礼学思想的不同之处。荀子的礼治仍是对儒家思想的改良，而法家则认为在新的政治形势下，周朝的礼制已经不再适应时代需要，所以他们提倡君主集权的法治。韩非子对社会状况的认识，和他对人性的理解紧密相关。韩非子继承了荀子的性恶论，但是在性恶的基础上如何实现良好治理，二人观点迥异。
韩非子认为，自私自利才是人的本性。“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韩非子·显学》）所以要用律法来规范人的行为。而荀子重视学，认为通过对儒家经典的研习，可以让人改变本性，向善向礼。通过更细致地对比，可以更清晰、更有条理地把握韩非子的人性观以及由此延伸出的法治思想。
在《“原心”与“原性”——孟子与韩非人性论的比较》一文中，作者探讨了儒法二家对于人性的不同看法。从孟子人性论的“原心”特色经过荀子的过渡，到韩非人性论的“原性”特质，详细论述了战国时期人性观的发展变化。儒家孟子主张性善论，认为人性由天命赋予，而“善”则存在于人的本心内在。“原心”论既论证了人性善的先验特色，又将人性引向了道德自律的层面。
先秦人性论的过渡始于荀子。随着社会变革，他渐渐发现儒家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无法束缚人的行为，从而开始相信礼法规范的权威性。发展到韩非，他便主张制定律法以规范行为，并对行为做出相应奖罚。通过纵向发展过程的对比，我们能够更明了地梳理韩非的人性观。
《韩非子〈显学〉篇中的“虚”与“实”》一文，从不同角度以儒学之“虚”对比法学之“实”，以理论之“虚”对比实际之“实”作为全篇的行文逻辑，更偏向于哲学探讨。《归本于黄老：韩非思想的道论渊源》一文，则从追本溯源的角度探索韩非思想的发端及發展过程，研讨韩非之道由道入理的规律性，将其追溯到黄老、周易，从而将“根”与“叶”联系起来，具有系统意识。
另一种对比是在微观上将其与同为法家的其他思想相比较。在《〈管子〉与〈韩非子〉以法治国思想比较》和《〈管子〉与〈韩非子〉外交思想比较研究》这两篇文章中，作者分别对比了二者在治国及外交思想上的异同，详细论述了二者在实现相同目标时的不同观点和方法，并指出其中的思想在当代仍具有现实意义。
四、 对《韩非子》其他方面的探讨
有关《韩非子》的研究多以上几个方面为重点，其他方面的研究相对分散。有的从治国层面进行研究，以《韩非君主观论析》《韩非子“君道”思想研究》《〈韩非子〉“智”观念探析》《〈韩非子〉道德观研究》等几篇文章为例;有的从文献学的角度进行考证，如《〈韩非子〉引书考》《〈韩非子·初见秦〉篇作者考》等;也有从语言文字的角度对《韩非子》进行研究，如《对〈韩非子〉中被动句的研究》等;还有对《韩非子》某一篇章的理解，如《论韩非子〈解老〉对“上德不德”章的理解》等。
综上所述，对于先秦法家著作《韩非子》的研究基本集中于以上几个方面，较为全面，探讨深入。但研究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随着对其研究的深入挖掘，研究中存在着很多重复研究的现象，如对《韩非子》中寓言的研究较多，造成了一些重复劳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研究的深层次开展。同时也应注意学科边界，应该意识到作为封建思想下的法治观念与法制理念的不同之处，不能一概而论。不过对于过去一年研究的总结，也有助于我们时刻了解学界的研究进度及研究成果，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借鉴和指导。
参考文献：
[1]陈秉才.韩非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7.
[2]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7.
[3]武树臣.法家思想与法家精神[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
[4]宋宏.《韩非子》寓言研究[M].成都：四川师范大学，2009.
[5]夏增民.韩非子君臣论新诠[J].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6.
作者简介：
赵梓含，辽宁省大连市，辽宁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