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大的社会观念变化，还是从很多人的个体经验出发，人们都会得出类似的结论：鞭炮，年夜饭，春联都不是年味，过年返乡和阖家团聚也不是年味，年味和家乡就是活生生的至亲长辈。长辈在哪家就在哪，根就在哪
　　在临近2016年农历新年前一周的一个普通工作日，我陆续接到舅舅、表弟和家里的电话，他们告诉我，姥姥已经溘然离世。
　　姥姥九十岁，无病无疾。离世前的一段日子，她体力和精力衰弱得厉害，忽而清醒，忽而失忆，卧床不起。母亲和姨妈、舅舅一直轮流照料她，依照时序为她擦洗喂食，按摩。姥姥离世前三天，昼夜照顾姥姥的母亲才由姨妈和舅舅换班，回到家中修整。
　　虽然母亲心里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她也一直是一个坚强和乐观的人。但是，知道与接受，性情达观和直面亲人离世都是两回事。
　　我曾看到母亲每每向我和父亲提及姥姥在床上动弹不得，消瘦的皮包骨头时，默默流泪。我们以为她能够坚强地接受那必然到来的日子。但是，当车临近目的地，母亲在车内情绪崩溃地哭泣，喊着“我妈妈没了”时，我还是感受到她心中无法接受的痛。
　　车到楼下，尚未停稳，母亲已经拉开车门，一言不发地径直奔进老旧破败的楼宇里，父亲在后面追赶，剩我在那里停车。停好车，我脑海里突然冒出很多想法，第一个想法竟然是，以后过年去哪？
　　记忆
　　父亲自小父母双亡，被他的哥哥姐姐带大，长大成人之后，他在村内同辈的羡慕之下，当兵远游。他复员成家之后，在外地工作多年，每逢过年，除去看望兄姐之外，时常在年最为重要的几天里——除夕之夜、大年初一、大年初二，陪母亲在姥姥家过年。所以，我脑海里年的记忆，时常是姥爷姥姥家的场景。
　　我对绿皮火车印象颇深，大抵也与回姥姥家过年有关。过去没有今日意义上的春运概念，但是，春节期间，候车厅和火车站台也是人头涌动，乘车全凭两个字——冲和挤，检票口放行要冲在人前，冲上站台，抢占有利登车位置，火车抵达站台就要迅速挤入车厢。由于登车秩序完全没有，人过多时，父母会奋力托起我，拜托窗口的旅客把我先送入车厢。我所做的就是焦急地等待父母上车。
　　即使车厢拥挤、旅途劳顿，当时的我总会焦急而喜悦得计算火车经历了几站。因为我知道，下车之后，再挤一段时间的公交车，就能见到姥姥姥爷和表兄弟们，家里的饭菜、鞭炮和游戏在等着我。
　　小院里的树，外公手间的烟、杯中的烧酒，外婆煮的花生，煎饼和饺子，当年可供迷藏现在却显得逼仄的小巷，被油烟熏黑的厨房，生锈的蜂窝煤炉子、姥爷的自行车、姥姥的弯拐杖、墙上的年画和对联，围坐在一起吃的年夜饭，十四寸黄河电视里春节联欢晚会，就是我儿时关于年的记忆。
　　选择
　　很多人从各种角度写年和故乡的意义，说教返乡习俗的重要性，说年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标志；或是批判传统毫无意义，说家乡是努力奋斗而要逃离的地方，过年返乡没那么重要，在我看来，这些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废话。
　　时代变迁，习俗与时俱进，离开家乡旅游过年、为了空气质量少放鞭炮都能说明，旧有的年的传统在变化，恪守常规未必是新时代的生活准则；说家是奋斗而要逃离的地方，只是说明，家不是你眷恋的港湾，在被命运迎头痛击之后，你无处可去，你怎么可能忘记你儿时的记忆？
　　之所以临近年关很多人归心似箭，期待一顿翘盼已久的年夜饭，之所以过年返乡成为很多人一生的羁绊，只是因为家中尚有老人，年的意义在于家庭团聚，是血脉人心的重新凝聚。
　　经济飞速发展，社会分工日益细化，人们对物质和心灵生活的追求，都促使新的一代人离开父母和家乡工作生活。无论乡村城市，人口流动是权利、是追求，也是现实的需要，离家和父母远了并不是对“父母在不远游”的背叛，常回家看看也不是尽到了孝道，当日常团聚被工业文明和现代的生活节奏碾得粉碎，过年返乡时常是阖家团聚，亲友共话家常的现实选择。
　　无论乡村或是城市，家庭格局正在变化。乡土观念将组建小家庭的举动谓之分家析产。分家之后，长辈的权威和维系力日渐衰落，“关起门来过小日子”的个体家庭的亲情观念往往是要通过节日体现。在乡村，大家庭的团聚是面子问题，家里人多热闹，数代同堂，是子嗣繁盛的表现。每一个小家庭在过年这天融为一个临时的大家庭，对外展示家庭面貌，对内则是平日分散的个体凝聚情谊的机会。
　　近几十年来，城市家庭则因独生子女政策的冲击，家小人少。一家团聚（不是回家团聚，与乡村相比，接父母在自己家过年在城市比较多见）是难得的家庭交流和子女尽孝的机会。
　　血脉
　　家庭以人为依托。俗语说，父在天在，妈在家在，父亲代表着遮风挡雨之处，母亲代表着心灵港湾。说到底，至亲长辈在世，才是当代过年阖家团聚的理由。至亲长辈是传统家庭结构的维系者，他们是传统家庭结构的支柱，他们的离世，会对年和团聚产生很大影响。
　　在传统社会里，老人是家庭乃至家族的权威，是家庭团聚的统领者。在具体的生活里，他们是奠定家庭基础，创造家庭财富的先期力量，具有先天的权威地位。家庭财富的分配，家事争端的解决往往由老辈决定。如同一些社会学者所观察的那样，过年的全家相聚往往也是决定家庭事务的机会。
　　但是，现代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分配方式发生极大变化，个体凭借能力可以不仰仗老人积累的家产就能自给自足，或是生活得更好。家庭事务的决定权也往往掌控在小家里，也就是所谓的个体独立自主的构建家庭，解决矛盾。因此，现时的过年团聚观念与以往大不相同，团聚更多的不是因为长辈的权威效应，反倒更依赖血脉凝聚的缘故。
　　当代家庭结构的变化和亲情疏密的现状更能说明这个问题。乡村或上一代人生活在一个大的概念的家庭里，而现代城市和下一代人生活在人数较少的“小家庭”里。大家庭的人因为共同生活的缘由较为重视亲情，至少在面子上也会保持和亲戚互动。小家庭里的人则不然，或是因为独生子女政策，而重视朋友感情胜过平素较少见面的亲戚感情，或是由于自主生活方式的选择，而看淡年假的传统意义，只是将年假作为休息和旅游的普通机会。 　　因此，无论从大的社会观念变化，还是从很多人的个体经验出发，人们都会得出类似的结论：年味，或者说团聚的意义要保持下去，长辈在世是最大的原因。鞭炮，年夜饭，春联都不是年味，过年返乡和阖家团聚也不是年味，年味和家乡就是活生生的至亲长辈。长辈在哪家就在哪，根就在哪。
　　消散
　　就我个体经验而言，这一点十分明显。
　　姥爷是先姥姥一步离世的，走的有年头了。曾短暂病愈的癌症，夺去了他的健康，也夺去了他生存的意志。当癌症复发后不久，他曾反复提及停止治疗，为子女省些钱财的愿望。但是，谁会愿意听他的指令？昔日强势的姥爷，在病中权威尽失，没人听他的，所有人的想法都是要治好他，有第一次短暂康复，就会有第二次。
　　但是，复发后的癌症，更加不好控制，治疗不过是延续生命的一次次无用努力。时辰一到，尽管家人诸多不舍，姥爷还是撒手人寰。
　　姥爷离世后，年的味道明显减少。以往，姥爷会计划和安排过年的各种事宜，全家是以姥爷为中心动员起来的。回想起来，姥爷离世似乎产生了家族权力的空缺，身为独子的舅舅在大家庭里的地位当然不能与姥爷相比，过年的团聚就是团聚，少了以往忙碌准备过年，和规划家族新年计划的景象。姥爷离世之后，姥姥更多是以母亲家族血脉的最高代表而存在的，她在，年味就依然凝聚在血脉里。
　　办完姥姥的后事，亲戚们商量了以后过年该如何团聚。结论是依照长幼次序，轮流坐庄聚餐。但是，这种流动的宴席哪会比一大家子人在姥爷姥姥家，环坐在他们身边聚餐更有年味。
　　以后过年去哪儿
　　那么，以后过年去哪？
　　姥姥过世前后，我时常在梦里回到父母现时居住的，那个不在农村也远离城里的家属院。我问自己，那里可否置放我对年的美好记忆呢？那也是我的家乡，何尝不是我与年的血脉联系。
　　在那里，小学放学后，和发小们一起在楼下打闹，脏兮兮的书包就那么扔在地上，挂在树上，或是放在大槐树下的石台子上。我们灰头土脸地玩着弹球、洋片，兴致勃勃地看着漫画书，谈论着谁最近买了新的小霸王游戏碟，交流着通关秘籍，家附近的池塘、废弃的水塔是探险的地方。直到天色泛黑，父母们回家吃饭。喊着初中时，家属区附近的工厂依然还能运转，因此，父母单位与家、家与子校的距离不过是五到十分钟的步行距离。到了饭点，一幢幢低矮的楼房或一排排的平房里，亮起黄色灯光，响起炒菜做饭的锅碗声，香气弥漫在每个楼道和门口，饭桌有时就摆在门口，邻家的饭，自家的饭都是自己碗里的饭。楼道里回荡着评书和动画片的声音，单田芳、田连元、葫芦娃、机器猫陪我们度过童年。家属院是一个完全属于孩子们，独立于外部世界的空间。
　　高中之后，和小伙伴相聚的时光是骑车上学的路上。那个时候，发小们各自进入不同的中学学习，谁遇到什么样的姑娘、老师，谁学会了抽烟喝酒，谁和别人打了架这样的八卦消息都是路上的谈资。天刚亮，大家陆续出门。那个时候路况不好，很多路段都没有路灯，即使没有河滩边升腾的浓雾，车子也骑不快，炫技的人往往会在看不清前路的情况下跌倒在路边，大雾天气里，偶尔会出现身边的同伴突然不见，然后听见一声大喊：车翻了，等等我。
　　到了教室，收拾停当之后，最担心的事，不是衣服脏了或者破了，腿上或身上隐隐作痛，而是书包里会不会少了作业或教材，然后静静擦掉穿越雾气而凝结在自己发梢和眉毛上的白色、冰冷、湿润的霜。中午放学或晚自习之后，为了回家加餐、拿生活费或是遇到周末，小伙伴们依然可以相约骑行回家，回家的路像是重获自由的路，欢笑与口哨，甚至是歌声伴着归途，好不热闹。再晚回家，很多父母会在家门口笑盈盈地看着由远及近的孩子们。
　　梦里
　　我只能在梦里回到当年的场景，现在的家属院已经稍显衰败，院子里全是养老的老年人，和父母打工在外、只好留给老人照顾的咿呀学语的小孩子。
　　每次回去，都感觉原先是广阔天地的院子，现在变得很狭小，小到让自己感到不自在。这既是因为自己身形已经长大，原本需要奔跑才能丈量的院子，现在走不了多久就遇到四界，也是因为原来熟悉的环境和人都不在了，院落已经破落，很多发小已经在新的城市打拼，这个院子已经不属于我。
　　岁月变迁，院子里熟人越来越少。随着单位工厂倒闭，大批人下岗无业，子弟无法再顺利接班。未上大学的同辈人早已离开院子，就近外出工作，上过大学的则四散各地，越来越难相聚，甚至个别发小杳无音信。回到院子，偶尔会看到讣告，上面会看到有些熟悉的长辈的名字，父母也会偶尔提及某个对我关爱有加的长辈离开人世的消息。
　　有的子弟已经把父母接至新的地方安顿，有的长辈已经想办法离开这里，给子女在别的地方安了新家。冬季，因单位衰落，供暖也成了问题，在北京的发小时常急切地问我：家属院里供暖了吗？家乡的气温老人挨得住吗？这些问题，他的父母不会回答他。同龄人已经各自飞翔，追寻梦想，或在某地辛苦努力地生活，聊天群内也找不全所有人，但只要有人提到家属院，大家依然有说不完的美好回忆，只是大家都清楚，家属院没了。
　　年的意义，或许就是在血脉凝聚的机会减少中，在逐渐消逝的家乡里，逐渐消解。（作者系香港城市大学法学硕士，西安市中级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审判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