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的北京，有我最深的迷茫。
　　我辞去了教师的工作，带着想当导演的梦想孤身来到传说中的首都，那一年我二十七岁，理应娶妻生子，拥有一份岁月静好的生活，我却一转身，告别了那样的安稳。二十七岁的我害怕过那样一种被复印一般的日子。
　　与所有的北漂一样，我住地下室，不出三个月便身无分文，只能靠打些零工来维持生计。但每日，我都会去电影学院做旁听生，然后和一群同我一样攥着导演梦的哥们儿一起喝着劣质的白酒，把未来吹得天花乱坠，一醉醒来，再面对骨感得硌人的现实。落魄人与失意人在一起有一种功能，那就是彼此抱团安慰，以理想的名义相互无声鼓励。同时，也有另外一种功能，就是让人清醒地绝望。曾经以为自己满怀天赋，其实到了北京就知道自己着实普通。
　　母亲病危的电报发至北京我的一个老乡那里时，我没有还乡。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的兜里只有两块钱，重要的是，如此回去，只能让母亲更加闭不上眼睛。那天，我手拿着那封电报一个人从南走到北，又从北走到黑。我在地下通道里饥肠辘辘地听到了那首歌：“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我被这首歌击中了。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实在走不动了。我一屁股坐在那里，听那个长发的流浪歌手弹着他那把破吉他投入地唱着。神奇的是，只听了一遍我便可以唱下来，似乎我走了一天就为和这首歌相遇一般。我将兜里仅有的两块钱放在那个歌手的吉他袋子里，对他说：“哥们儿，我能跟你一起唱一下刚才那首歌吗？”他说：“没问题。它叫《水手》，是一个叫郑智化的人唱的。”于是，我俩在夜间九点的地下通道将这首歌唱了一遍又一遍，仿佛我们是它的原创一般。离家后的所有滋味在那一刻都从我的胸腔里迸了出来，我泪流满面，嗓音沙哑。好多人围观，很多人解囊，还有很多的人跟着我们一起唱……
　　那天之后，我寻得了一份距离导演很近的工作：做群众演员。不管怎样，有一天回到家乡我可以跟人家说电影和电视是怎么拍出来的。一次，导演让我帮着去取一套演出服，时间紧迫，他问我是否会骑摩托车，我说会，然后飞一般地去了，也飞一般地回来了，这让导演非常吃惊。于是，在一次拍飞摩托车的戏时，导演给了我一个做替身的机会，他说：“一旦这次成功，你就可以成为替身演员了，这比做群众演员要有前途得多。”但是，我在那次替身生涯中失去了自己的前途——摔得头破血流。医生说：“若不是年轻，肯定会丧命。”影视公司只付了医疗费便不再管我了，而年轻的我、骄傲的我认为，跟人谈钱谈赔偿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情，更何况是我自己为了所谓的前途而选择铤而走险的呢？！
　　出院后，我在北京又待了两个月，很潦倒，也很绝望。自己也知道，留下来只是无谓的坚持，其实已经没有了方向。没有人倾诉，大家都饱经风霜。我打了半个月的工，然后用那些钱买了一把二手吉他，站在地下通道里唱了一个半月，只唱一首歌——《水手》。我用那些卖艺得来的钱换了一张回乡的火车票。
　　来时，一个人，走时，也一样。
　　我又回到了原本的学校，继续做一名美术教师，恋爱，生子。对学生五花八门的理想有时会在心里失笑一下，赞赏一下，以及小小地凄凉一下……我的那段历史被当做“浪子回头”之前的荒唐，渐渐被很多人遗忘。就连我自己也时时恍惚，我是否真的曾经豪情万丈地出发，然后再行囊空空地归来？
　　直到我的一个学生离家出走去了北京。走之前，他给我发了一条短信：“老师，等着我一夜成名吧。”
　　看着那条短信，那逝去的岁月与记忆又回来了。我仿佛看到二十七岁的自己，出发时和他一样的表情——青春、不羁，理想犹存。那天，我一个人在歌厅唱了那首已经人老珠黄的《水手》，唱给我远行的学生，也唱给我终于逝去的青春。我想对那些想要远行的年轻人说：不管离去还是归来，能够在青春里潇洒走一回，都是好样的。
　　在这首熟悉的歌声里，我与当年的自己相遇并和解——我怀念那激情烈烈的岁月，经过了它，我才有了现在的沉稳与安宁，我才可以在更老的未来对自己说：这一生，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