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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留言】 培养职业工会干部，是工会工作的创新之举，有着积极和正面的意义。作为一项探索性工作，它没有范例和样本，需要工会组织和职业工会干部双方共同摸索、砥砺前行，也需要相关政策和制度的完善——
曾经的热情
两年前，谈起工作中的磕磕绊绊，老郑悻悻不平。而今，他只剩下一腔难掩的落寞。“混吧，再混两年就回家抱孙子了……”
老郑是沈阳市一百余名职业工会干部中的一员。2007年8月14日，沈阳市总工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将面向社会招聘100名职业工会干部，选派到乡镇街道工会、非公企业工会或区域性、行业性工会联合会。经民主选举后，担任工会主席或副主席。消息传出，报考异常火爆。
“有6000多人报名。经过资格审查，3008人进入笔试。”至今回忆起来，老郑还是很兴奋。
是年9月1日9时，笔试在沈阳职工大学如期进行。笔试后，沈阳市总工会对300名入围者进行面试，严格程度近乎组织部遴选干部。最终，确定了100名合格者。2008年4月，这些合格者成为全市第一批职业工会干部；第二年，又有50名候选者上岗。
市级工会高调招聘，千人报名、同场答题尔后变身为工会干部，这在沈阳乃至全国工运史上，都非同寻常。这一举措背后，正是中国事实劳动关系和工会工作重点的深刻变化。
1980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逐渐确立了国有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格局。由此，劳动者与国家之间传统的行政劳动关系，开始向市场化、契约化过渡。
企业和职工曾经相对一致的利益诉求，变为企业利润最大化和职工劳动报酬最大化之间的矛盾。劳动纠纷不时上演。在强资本、弱劳工的局面下，工会成为亿万职工的靠山。但实际上，国企的工会往往维权不到位，大多数非公企业工会的维权才刚刚提上议程。
现实形势倒逼工会工作创新：职业工会干部应运而生。2002年，湖北省黄石市铁山区工会首次公开招聘非公企业工会主席候选人，然后向企业工会派送。这个做法得到上级工会的肯定并随即被全国各地效仿。舆论认为，不端老板饭碗，工会主席会硬起腰板维权。
沈阳是后来的佼佼者。市总工会联手市劳动局、市工商局、市工商联、市私营企业协会等众多单位，联合制定下发规范性文件，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工会协调、三方五面共同推动”的工作格局。
“从招聘、考试到就职，媒体的报道都是大张旗鼓呀。”跟其他被招聘的职业工会干部一样，那时的老郑热血沸腾，走起路来都觉得轻快多了。然而，经过培训后上岗的老郑发现，事情有些走样了。
“本来是市里招的，都分到了县区，归下面管，经费也是市区各承担一部分；当时承诺，200人以下的企业不派，但也派了。”老郑回忆说。
现实很棘手
“咱们之所以报名应聘，就是想发挥一下作用。”在采访中，几位职业工会干部都这样说。不过，现实却比预想的棘手许多。
“进了企业就觉得干啥都难，施展不开手脚！”陈聪也是沈阳市第一批上岗的职业工会干部，她被分到了大东区一家近百人的私企做工会主席。
初进企业，陈聪铆足了劲，“就想赶紧进入角色。”上任几天，陈聪主动找到老板表态，“这是你家的，我也把它当成我家的，用心工作，一起把它经营好”。老板表面挺客气，可根本没把她当自己人。“不管是开大会小会，基本都不通知我。公司组织出去旅游，介绍所有的管理层，就把我一人落下了。”有时候，陈聪甚至觉得自己是老板眼中的“透明人”。
陈聪用行动扭转了局面。
她所在的企业里很多员工没接触过工会，陈聪自己做了个宣传板贴到办公室墙上，上面用大红字写着：工会是什么，工会的权利，工会的义务。“这样一目了然，比整天开会效果好。”
企业里有位员工跟原来的单位有劳动纠纷。陈聪听说后，给他讲解劳动法规，然后特意找到做律师的朋友帮他维权，最终为他争取到了经济赔偿。2009年，企业一名女员工患了乳腺癌。陈聪坐着公交车四处跑，为她办理相关保险理赔，还在医院全程陪同其治疗，有时候午饭都顾不上吃。
慢慢的，员工们都愿意到陈聪的屋子走走，跟她聊聊家长里短。后来几经争取，陈聪还请来专家给职工普及工会和维权知识，“一年两次，很受欢迎，有时候老板也会去听讲。”
不过，本企业的维权却是陈聪的禁区。“一提维权，老板就觉得是在跟他作对。”这家私企常有员工跳槽，有人符合经济补偿的条件，如何帮他们维权成了陈聪的难题。
最终她找到了一个平衡之道：让老板多给开一个月的工资。“不给肯定违法。多给开工资，既照顾了员工又体现出公司有情有义，多合适！”陈聪这样规劝老板。结果，职工权益得到了维护，老板还落了好名声，皆大欢喜。
对此，某位不愿具名的上级工会干部坦承，下派职业工会干部时，多数非公企业老板都抱有抵触情绪。“为了取得老板信任、获得职工支持，职业工会干部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相比而言，老郑在企业里就显得有些无所作为了。“我平常就是替一把主席开会，或者给农民工送电影票。”
他觉得工作不在状态，首要问题就是没有经费。按规定，企业必须拿出工资总额的2%作为工会经费开展工会活动。“这钱相当于从老板兜里掏，他根本不愿意。”而且，作为工会副主席，很多事老郑说了也不顶用。
“我是做工会工作出身的，本想着还能发挥一些作用。现在，哎……”失落之余，老郑只能寄情于网络：他申请了博客，写上对工会工作的一些想法和建议，“聊以自慰吧。”
回归后的落差
其实，让老郑感到失落的，也许还有身份回归后那种莫名的落差。
“我是个老工会干部。不客气地说，20年前我要是到区工会当主席，那都得是犯错误！”老郑从事工会工作是1980年，当时文化大革命中被破坏的工会组织开始重新组建。老郑进入了辽南某市总工会组织部。
1981年，他进入全总干校（即现今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培训。学习结束后，从北京回到辽南，老郑在市总一路高升。
不过，与今天公务员高居人上相反，1990年代中国上演的是弃官从商的浪潮。
1992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式写入党章。一夜之间，下海经商就成了一种时尚。据国家有关部门事后统计，仅1992年全国辞官下海经商者，就达12万人之多。
之所以与千年来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相悖，是因为对财富的极度渴望。当时一个干部跟工人和农民的收入，基本相等；而下海经商者，一夜暴富的比比皆是。
老郑也弃官了。他没有下海，而是走了一条相对稳妥的路：进入辽宁省某大国企。他成了办公室主任兼人事处长。3年后，因经营不善，公司黄了。1999年老郑又到了一家大型商场做工会主席。“这可比坐在机关里挣的多。”可事与愿违，几年后商场也转制了，老郑买断工龄回家。
这之后，他帮朋友做过生意，也在几个企业零星干过几天。2007年，沈阳市总工会公开招聘职业化工会干部，老郑报名参考，在上千人中名列前茅。
老郑又回到了工会。与当年的显赫不同，老郑只是工会副主席。他任职的是家建筑企业，需要到工地了解情况。很多工地交通不便，老郑只能骑车前去。“无职无权，无人无钱，说白了就是个干事！每月1000多的工资，连交通工具都这么原始，怎么做工作？”
现在，老郑跟几个年轻人共用一间办公室，用的是几年前儿子上学时的电脑。除了电话，企业没给他配一件现代化办公工具。而当年跟他一同工作的干部有人已经享受厅级待遇了。
据记者了解，沈阳市的职业工会干部中，有些跟老郑一样也做过机关干部。回归之后，曾经的官员经历让他们对新身份的定位有些模糊。而上级工会或因无暇顾及，只能任他们自我调节。
在上级工会看来，选派职业工会干部进企业，主要是为了推动非公企业工会更有效的发挥作用。而民间舆论则更倾向于把职业工会干部看做劳动代理人的角色。
“从社会招聘职业工会干部作为劳动代理人派进企业，可以促使劳资双方力量均衡。”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系讲师叶迎对此持正面的评价。“但也要认识到，在推进过程中可能会遭遇一些问题。”
在老郑看来，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受重视。“在大国企里，工会主席是领导班子成员，咱们算啥？”他说，虽然职业工会主席是上级下派的，企业也可能阳奉阴违，限制他们的作用。
他还觉得，市区对待职业工会干部的态度并不完全一致。“本来是市里出面组织的招聘，上岗后由区里管理，工资也是两家各出一部分。得名声的是市里，受累的是区里，谁能乐意？”据老郑介绍，他到区里后基本就“放羊”了——没人管。不过陈聪说，大东区总工会每月都会组织职业化工会干部座谈了解情况，“很正规。”
2008年，沈阳市职业工会干部实行之初，拟定的月工资待遇是900多元（扣除保险后）。2009年，沈阳市总工会实行分级管理，按照其工作情况分为三级，待遇跟等级挂钩，每级差100元。评级由区一级工会操刀。
这本是带动积极性的措施，却引起了一些非议。“评级时，有些根本不是看工作表现，谁拍马溜须谁的级别就高。”老郑这样告诉记者。他的说法也得到了陈聪的认可。
因为评级的事，老郑曾跟区工会发生过冲突。“我去问，你凭啥给我评三等？”因生性耿直且自认资历深厚，老郑从不看人脸色说话。对方没客气，“凭啥给你评一等啊？”事情最后闹到了市总。市总组织部派人调查之后称，这只是磨合期的小摩擦，很正常。后来，老郑连续几次被评为三等。“我也不再找了，混吧。”他有些意兴阑珊。
对此，上文不愿具名的工会干部认为，下派职业工会干部作为探索性事物，在体制上、管理上难免会出现问题，“这有待时间解决。”
除了身份定位和激励机制外，最让这些职业工会干部感到前途莫测的，是任期问题。
“咱们作为工会主席的任期是3年，这马上就到期了。虽然是上级选派的，也要经过企业内选举，如果选不上，那就是二次失业啊！”陈聪有些焦虑，她害怕选举时有人会故意作梗。为此，有职业工会干部曾提出，组建自己的工会，以便维权。但上级工会回答：时机未到。
有知情人士透露，职业工会干部的劳动关系也是目前困扰上级工会的问题。“这涉及到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更深层的体制难题，需要更多的政策支持。”
加深老郑等人的不满是某些工会干部的言谈。据老郑回忆，在一次公开场合，某上级工会干部说，招聘职业工会干部算是安排大龄青年再就业了。“深受其辱啊！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在家歇着。”老郑有些后悔了。他认为是上级工会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变化，“可能就打算让我们自生自灭了！”
陈聪却有不同意见。“我看报道全国都在推广职业工会干部，咱们肯定还有希望……”
（应被采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采用化名）W
本栏责编／马征
mazheng_83@163.com
曾经的热情
两年前，谈起工作中的磕磕绊绊，老郑悻悻不平。而今，他只剩下一腔难掩的落寞。“混吧，再混两年就回家抱孙子了……”
老郑是沈阳市一百余名职业工会干部中的一员。2007年8月14日，沈阳市总工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将面向社会招聘100名职业工会干部，选派到乡镇街道工会、非公企业工会或区域性、行业性工会联合会。经民主选举后，担任工会主席或副主席。消息传出，报考异常火爆。
“有6000多人报名。经过资格审查，3008人进入笔试。”至今回忆起来，老郑还是很兴奋。
是年9月1日9时，笔试在沈阳职工大学如期进行。笔试后，沈阳市总工会对300名入围者进行面试，严格程度近乎组织部遴选干部。最终，确定了100名合格者。2008年4月，这些合格者成为全市第一批职业工会干部；第二年，又有50名候选者上岗。
市级工会高调招聘，千人报名、同场答题尔后变身为工会干部，这在沈阳乃至全国工运史上，都非同寻常。这一举措背后，正是中国事实劳动关系和工会工作重点的深刻变化。
1980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逐渐确立了国有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格局。由此，劳动者与国家之间传统的行政劳动关系，开始向市场化、契约化过渡。
企业和职工曾经相对一致的利益诉求，变为企业利润最大化和职工劳动报酬最大化之间的矛盾。劳动纠纷不时上演。在强资本、弱劳工的局面下，工会成为亿万职工的靠山。但实际上，国企的工会往往维权不到位，大多数非公企业工会的维权才刚刚提上议程。
现实形势倒逼工会工作创新：职业工会干部应运而生。2002年，湖北省黄石市铁山区工会首次公开招聘非公企业工会主席候选人，然后向企业工会派送。这个做法得到上级工会的肯定并随即被全国各地效仿。舆论认为，不端老板饭碗，工会主席会硬起腰板维权。
沈阳是后来的佼佼者。市总工会联手市劳动局、市工商局、市工商联、市私营企业协会等众多单位，联合制定下发规范性文件，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工会协调、三方五面共同推动”的工作格局。
“从招聘、考试到就职，媒体的报道都是大张旗鼓呀。”跟其他被招聘的职业工会干部一样，那时的老郑热血沸腾，走起路来都觉得轻快多了。然而，经过培训后上岗的老郑发现，事情有些走样了。
“本来是市里招的，都分到了县区，归下面管，经费也是市区各承担一部分；当时承诺，200人以下的企业不派，但也派了。”老郑回忆说。
现实很棘手
“咱们之所以报名应聘，就是想发挥一下作用。”在采访中，几位职业工会干部都这样说。不过，现实却比预想的棘手许多。
“进了企业就觉得干啥都难，施展不开手脚！”陈聪也是沈阳市第一批上岗的职业工会干部，她被分到了大东区一家近百人的私企做工会主席。
初进企业，陈聪铆足了劲，“就想赶紧进入角色。”上任几天，陈聪主动找到老板表态，“这是你家的，我也把它当成我家的，用心工作，一起把它经营好”。老板表面挺客气，可根本没把她当自己人。“不管是开大会小会，基本都不通知我。公司组织出去旅游，介绍所有的管理层，就把我一人落下了。”有时候，陈聪甚至觉得自己是老板眼中的“透明人”。
陈聪用行动扭转了局面。
她所在的企业里很多员工没接触过工会，陈聪自己做了个宣传板贴到办公室墙上，上面用大红字写着：工会是什么，工会的权利，工会的义务。“这样一目了然，比整天开会效果好。”
企业里有位员工跟原来的单位有劳动纠纷。陈聪听说后，给他讲解劳动法规，然后特意找到做律师的朋友帮他维权，最终为他争取到了经济赔偿。2009年，企业一名女员工患了乳腺癌。陈聪坐着公交车四处跑，为她办理相关保险理赔，还在医院全程陪同其治疗，有时候午饭都顾不上吃。
慢慢的，员工们都愿意到陈聪的屋子走走，跟她聊聊家长里短。后来几经争取，陈聪还请来专家给职工普及工会和维权知识，“一年两次，很受欢迎，有时候老板也会去听讲。”
不过，本企业的维权却是陈聪的禁区。“一提维权，老板就觉得是在跟他作对。”这家私企常有员工跳槽，有人符合经济补偿的条件，如何帮他们维权成了陈聪的难题。
最终她找到了一个平衡之道：让老板多给开一个月的工资。“不给肯定违法。多给开工资，既照顾了员工又体现出公司有情有义，多合适！”陈聪这样规劝老板。结果，职工权益得到了维护，老板还落了好名声，皆大欢喜。
对此，某位不愿具名的上级工会干部坦承，下派职业工会干部时，多数非公企业老板都抱有抵触情绪。“为了取得老板信任、获得职工支持，职业工会干部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相比而言，老郑在企业里就显得有些无所作为了。“我平常就是替一把主席开会，或者给农民工送电影票。”
他觉得工作不在状态，首要问题就是没有经费。按规定，企业必须拿出工资总额的2%作为工会经费开展工会活动。“这钱相当于从老板兜里掏，他根本不愿意。”而且，作为工会副主席，很多事老郑说了也不顶用。
“我是做工会工作出身的，本想着还能发挥一些作用。现在，哎……”失落之余，老郑只能寄情于网络：他申请了博客，写上对工会工作的一些想法和建议，“聊以自慰吧。”
回归后的落差
其实，让老郑感到失落的，也许还有身份回归后那种莫名的落差。
“我是个老工会干部。不客气地说，20年前我要是到区工会当主席，那都得是犯错误！”老郑从事工会工作是1980年，当时文化大革命中被破坏的工会组织开始重新组建。老郑进入了辽南某市总工会组织部。
1981年，他进入全总干校（即现今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培训。学习结束后，从北京回到辽南，老郑在市总一路高升。
不过，与今天公务员高居人上相反，1990年代中国上演的是弃官从商的浪潮。
1992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式写入党章。一夜之间，下海经商就成了一种时尚。据国家有关部门事后统计，仅1992年全国辞官下海经商者，就达12万人之多。
之所以与千年来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相悖，是因为对财富的极度渴望。当时一个干部跟工人和农民的收入，基本相等；而下海经商者，一夜暴富的比比皆是。
老郑也弃官了。他没有下海，而是走了一条相对稳妥的路：进入辽宁省某大国企。他成了办公室主任兼人事处长。3年后，因经营不善，公司黄了。1999年老郑又到了一家大型商场做工会主席。“这可比坐在机关里挣的多。”可事与愿违，几年后商场也转制了，老郑买断工龄回家。
这之后，他帮朋友做过生意，也在几个企业零星干过几天。2007年，沈阳市总工会公开招聘职业化工会干部，老郑报名参考，在上千人中名列前茅。
老郑又回到了工会。与当年的显赫不同，老郑只是工会副主席。他任职的是家建筑企业，需要到工地了解情况。很多工地交通不便，老郑只能骑车前去。“无职无权，无人无钱，说白了就是个干事！每月1000多的工资，连交通工具都这么原始，怎么做工作？”
现在，老郑跟几个年轻人共用一间办公室，用的是几年前儿子上学时的电脑。除了电话，企业没给他配一件现代化办公工具。而当年跟他一同工作的干部有人已经享受厅级待遇了。
据记者了解，沈阳市的职业工会干部中，有些跟老郑一样也做过机关干部。回归之后，曾经的官员经历让他们对新身份的定位有些模糊。而上级工会或因无暇顾及，只能任他们自我调节。
在上级工会看来，选派职业工会干部进企业，主要是为了推动非公企业工会更有效的发挥作用。而民间舆论则更倾向于把职业工会干部看做劳动代理人的角色。
“从社会招聘职业工会干部作为劳动代理人派进企业，可以促使劳资双方力量均衡。”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系讲师叶迎对此持正面的评价。“但也要认识到，在推进过程中可能会遭遇一些问题。”
在老郑看来，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受重视。“在大国企里，工会主席是领导班子成员，咱们算啥？”他说，虽然职业工会主席是上级下派的，企业也可能阳奉阴违，限制他们的作用。
他还觉得，市区对待职业工会干部的态度并不完全一致。“本来是市里出面组织的招聘，上岗后由区里管理，工资也是两家各出一部分。得名声的是市里，受累的是区里，谁能乐意？”据老郑介绍，他到区里后基本就“放羊”了——没人管。不过陈聪说，大东区总工会每月都会组织职业化工会干部座谈了解情况，“很正规。”
2008年，沈阳市职业工会干部实行之初，拟定的月工资待遇是900多元（扣除保险后）。2009年，沈阳市总工会实行分级管理，按照其工作情况分为三级，待遇跟等级挂钩，每级差100元。评级由区一级工会操刀。
这本是带动积极性的措施，却引起了一些非议。“评级时，有些根本不是看工作表现，谁拍马溜须谁的级别就高。”老郑这样告诉记者。他的说法也得到了陈聪的认可。
因为评级的事，老郑曾跟区工会发生过冲突。“我去问，你凭啥给我评三等？”因生性耿直且自认资历深厚，老郑从不看人脸色说话。对方没客气，“凭啥给你评一等啊？”事情最后闹到了市总。市总组织部派人调查之后称，这只是磨合期的小摩擦，很正常。后来，老郑连续几次被评为三等。“我也不再找了，混吧。”他有些意兴阑珊。
对此，上文不愿具名的工会干部认为，下派职业工会干部作为探索性事物，在体制上、管理上难免会出现问题，“这有待时间解决。”
除了身份定位和激励机制外，最让这些职业工会干部感到前途莫测的，是任期问题。
“咱们作为工会主席的任期是3年，这马上就到期了。虽然是上级选派的，也要经过企业内选举，如果选不上，那就是二次失业啊！”陈聪有些焦虑，她害怕选举时有人会故意作梗。为此，有职业工会干部曾提出，组建自己的工会，以便维权。但上级工会回答：时机未到。
有知情人士透露，职业工会干部的劳动关系也是目前困扰上级工会的问题。“这涉及到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更深层的体制难题，需要更多的政策支持。”
加深老郑等人的不满是某些工会干部的言谈。据老郑回忆，在一次公开场合，某上级工会干部说，招聘职业工会干部算是安排大龄青年再就业了。“深受其辱啊！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在家歇着。”老郑有些后悔了。他认为是上级工会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变化，“可能就打算让我们自生自灭了！”
陈聪却有不同意见。“我看报道全国都在推广职业工会干部，咱们肯定还有希望……”
（应被采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采用化名）W
本栏责编／马征
mazheng_8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