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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下第一本禁书
“如果你好好在图书馆走一走，幸运的话，你就会发现他借过的书。借书单上写着‘李敖’两个字，这时候，你不要怀疑，赶快借出来，不要管它是什么书，先借了再说，因为，你可以在他借过的书下面，签上你的名字。想想看，你的签名在李敖的后面，多有学问！你可以对别人说，你和他看同一本书啦！像我，就已经签过好几本了。”
那是1973年，我16岁。进入台中一中的第一学期，一个爱吹嘘的地理老师就用一种非常神秘的口吻，在课堂上这样讲着。许多同学互相打听李敖是谁，许多人在追问李敖到哪里去了？后来我们才知道，传说中的李敖，在就读台中一中的时候，就翻遍了图书馆的藏书，后来去读台大历史系，一个被一中师长誉为“最有才华的人”，因为“思想有问题”，写了一些批判当政的文字，被关进监狱。他的妈妈还在台中一中任职，好像在教务处或者什么地方。
神秘的李敖，成为我们的偶像。许多人走遍图书馆，寻找他看过的书。
然而我们很快就听说在第二市场附近的一家书店，可以找到他的盗印书：《没有窗，哪有窗外》 《传统下的独白》。
我们平时就在这书店买参考书，所以还算熟。但要去问禁书，我还是非常担心，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因为看禁书，思想有问题，被抓起来。去买书的那一天，我站在书店里东看看、西翻翻，徘徊了一个多小时，等到老板旁边的人少了，才趋上前低声问：“老板，有，有没有《传统下的独白》？”
书店老板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人，外省口音，面容白白净净，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坐在高高的柜台后面，用一种陌生的眼神打量着我。一个穿卡其色高中制服的男生，没有买参考书，居然要买李敖的书，似乎有点奇怪。他停了片刻，面无表情地说：“是你要看的吗？”
“嗯。”我点点头，装得像一个好学生，心里只觉得非常害怕，像在被盘问。
“你知道这是禁书吗？”他的口吻转为温和一点，虽然不像在盘查，但语气冷淡。
“我知道。”我老实说。
“那，还有另外一本，你要不要？”他依然面无表情。
我心底跳了一下，算算口袋里的钱，就说：“好。”
他没有回话，起身走到书店后面的仓库，拿了两本书，用白报纸包起来，再用橡皮筋套上，面无表情，但先观望了四周，才塞给我，眼神透过厚厚的镜片盯着我看，低声说：“两百元。”相较于当时那些平装本的口袋书，如水牛文库、文星書店的平价书，这样的价格简直贵了一倍。但我连想都没想，立即从口袋里掏出钱，迅速付了，像生怕被发觉似的，将书收到书包里，藏到最深处厚厚的一堆参考书后面，书包上还写着“台中一中”的字样。走出书店，我才发觉自己心跳得非常厉害。
即使坐在公交车上，我还不敢打开。我四下张望，生怕有人发觉跟踪。回到家里，背着父母，我才悄悄地打开。粗糙的纸面黄色封皮，黑色的一行书名，没有写作者，内文一样是简陋的纸张和印刷，有些字体的油墨，还会印在手上。但我却用一个晚上看完了一本。
这是我第一次买禁书。第一次看禁书的感觉，和第一次跟女生幽会没有两样。微微晕眩，心跳加速，向禁忌的地方，不断摸索前行。
买禁书变成我们的乐趣。只要有人说，那是一本禁书，立即抢购，怕买晚了，书就绝版。陈映真的《将军族》，就是这样买来的。当然，同时购入的还有《第一件差事》。
暗娼街的罗曼·罗兰
台中一中附近还有一个可以买到禁书的旧书摊，靠近福音街的路边。老板是一个退伍老兵。那年代，似乎有特别多的退伍老兵散落在校园附近的角落里。不是卖豆浆烧饼，就是绿豆稀饭，要不就开一个旧书店，或者小说出租书店。他们可能原是读书人，只因战乱，跟了国民党的军队来到台湾。退伍下来，不知怎么谋生，就在街道边上开起旧书摊。
福音街是台中著名的暗娼街，街上有放16毫米黄色小电影的，也有招揽客人的三七仔皮条客，当然，那些暗娼会在黄昏的时候，坐在卖阳春面的摊子前，翘起雪白雪白的大腿，点两三道小菜，呼呼地吸着面条，一双化了浓厚脂粉的眼睛，无神也无惧地望着街道的过往行人。
17岁的我站在那旧书摊前找书，却往往被那些暗娼的身影所惑，忍不住眯了眼睛偷偷去瞧。旧书店的老板似乎也了解这个现象，卖的多是黄色小说，或者 《花花公子》旧杂志。那时的黄色小说印刷非常粗糙，与李敖的书没什么两样。内容多是嗯嗯啊啊，占了兩三页，看一本就够了。我在初中三年级的时候已看过，兴趣不大。反而柏杨的书，在这里有卖。此外还有邓克保（即柏杨）的《异域》，郭良蕙的 《心锁》，李宗吾的 《厚黑学》，D.H.劳伦斯的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以及据说是全本的《金瓶梅》。
有趣的是，这老板不知道怎么进的书，竟有许多旧俄文学作品，从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到托尔斯泰、契诃夫。
有一次，我竟在角落里找到罗曼·罗兰著的两册精装本 《约翰·克利斯朵夫》 及 《巨人三传》。这些翻译书都没写译者，但 《约翰·克利斯朵夫》与《巨人三传》 译笔之优美，令人爱不释手。后来我才知道，在那禁忌的年代，无论是作者还是译者，如果1949年之后留在大陆，没随国民党一起撤退，他们的书一律查禁。而罗曼·罗兰的译者傅雷，正是那年代最好的译笔。
那旧书摊老板特别有趣，胖胖壮壮，戴一副老花眼镜，老是坐在一排书架的一边，一张竹子编的躺椅上，兀自看着书，偶尔瞧一眼来逛的买书人。
我拿书给他问价格，他就拉下眼镜，斜吊着眼瞧我一眼，再看一眼书，然后再戴上眼镜，看也不看地说出价格。那些黄色书应是营生之用，卖得特别贵，而这些世界文学经典反而非常便宜。我有时候不免好奇，他到底懂不懂文学，为什么会进这些其他旧书摊子找不到的书？为什么这么便宜卖？但我不敢问。因为每一次我拿书去问他，他总是一副你要就拿去看的酷模样。
在那禁忌年代里，不仅是傅雷、刘大杰的 《中国文学发展史》，郑振铎的 《中国文学史》、冯友兰的 《中国哲学史》都一样，不管是哪一家出版，都不敢写上作者的名字，要不就是改名。例如郑振铎改为郑西谛，而巴金所翻译的克鲁泡特金的作品，如《面包与自由》 《我底自传》，译者都写“巴克”。 只因巴金是因崇拜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与克鲁泡特金而取笔名为巴金，既然有禁忌，就变成了“巴克”。
被查禁的金庸
旧书摊寻禁书还不满足，我们就进了台中省立图书馆。不知道为什么，那里还保留许多已经查禁的书。而早期的 《文学季刊》 《现代文学》 《文星》 《自由中国》 等，也可以找到，只是某一些期刊可能已被查禁，就找不到了。
多年后在叶荣钟的杂文里才读到，1950年代白色恐怖时期，他曾在图书馆工作，工作的内容就是把图书馆里关于三四十年代没有撤退来台的作家作品的出版物，等等，以及日据时期有社会主义、社会运动、社会分析、“左”倾色彩的书，全部找出来销毁。他一本一本地查，一本一本地向那些平装精装的、饱含了思想和文学内涵的书告别。一个读书人啊，还有什么比这个工作更痛苦的呢？
然而台中省立图书馆终究保留了某一种开明的风气。因为像李敖、柏杨的书，并非每一本都查禁。他们人已入狱，一般的图书馆都全面禁了。惟有台中省立图书馆，只拿下禁了的书，其他还保留着。比起我后来在其他图书馆所见的模样，简直好太多了。台中省立图书馆对面是一排老眷村，搭着违建的矮小平房。
聚集的老兵卖一些馒头、打卤面、小米稀饭之类的，中间有一家武侠小说出租店，老板五十开外，东北大汉，个性有一种大兵的直爽。有一日，我听说金庸的小说亦是禁书，平日从来不看武侠的自己，也忍不住去租。一看非同小可，竟连续租了好几部，看了一个多月。当时的武侠小说是用报纸的纸张印刷，分成小本小本装订。一套《神雕侠侣》，竟有二十多本。碍于押金太高，我得分两次租，才能看完。但武侠看到一半，如同幽会中断，心痒难当，如何停止？于是往往半夜熬到天明，一早就去续租。
因为查禁，金庸的許多武侠小说都是用了别名。《射雕英雄传》 改名为 《大漠英雄传》，最有趣的是 《鹿鼎记》 被改名为 《小白龙》，韦小宝被改名“任大同”，作者还写了司马翎。多年以后，台中省立图书馆已经全面改建，所有的书肆与风景早已不再，我重新想起这场景，才明白1949年的时候，随着国民政府迁徙来台的两百来万人，究竟有多少知识分子，多少读书人，多少大学生和世家子弟？他们飘荡来到这个小岛，无以为生，仿佛也就只能以租书店、旧书肆寄托此生。
读大学之后到了台北，第一件事就是去明星咖啡屋前，看周梦蝶独坐街道边，一排简单的书架前，独自翻看着书，仿佛与世界隔绝了一般。这形象真太熟悉了，从台中的福音街，到明星咖啡屋，到台大前面的违建旧书摊，他们的身影，仿佛是一个寂寞的、流离飘荡的世代的缩影。
在街道边独坐阅读，卖书为生，他们背负着流离千万里的身世，故国的旧梦，最终在书堆中，寻找一个思想的出路？或者是一个武侠的幻想世界来遗忘人间的痛苦？或者是文学的安慰来度过这残损的人间世呢？
角落里的马克思
禁书也是一种知识的垄断。已经查禁，你硬是找不到。拥有者如同拥有武林秘籍“九阴真经”，他引以为傲，自己在家苦练，出来炫耀武技，经常引用两句。你却看不到，心痒难耐，痛苦难当，恨不能去他家偷出来看看。而愈是不传，愈是让人好奇。
上台北读书后，某一天，大家在讨论近代史。那时近现代史都是禁忌，中共党史不知道，连国民政府自己的历史也是改写的居多，真实的少。愈禁愈好奇，大家一起研究。但历史是要比数据的，没数据，就没有学问。
有一天，一个朋友忽然用炫耀的语气说：事实上，中共不是这样的，某某书曾这样写过……大家听到书名，心头一惊，暗呼：那书我为什么没见过？
果然是一本禁书。于是赶紧追问：“那书可否借阅？”拥有者答曰：“不行，那是人家借我看的。”
又问：“那是谁的？可否我自己去借？”答曰：“这太敏感，不方便说。”唉！算了，人家拥有武林秘籍，你硬是没办法。后来才知道，牯岭街可以寻找到一些被卖出来的禁书；那些书大多老旧，可能因为某个人过世了，被后代不知情的人给卖出来。有些书，则是要通过特别管道，有些特权，例如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才能找到。
重庆南路也是另一个管道。有一家书店位于地下室，表面卖学术书，但在柜台后面另有一个书柜子，藏着一些国外进口的新左派书籍。马尔库塞、卢卡其、阿尔都塞、托洛茨基等人的著作，就是在那里找到的。但真正写着作者“Karl Marx”的书，那就还是非常敏感的，幾乎见不到。
所幸，科技进步迅速，复印机的时代来临了。朋友间不断互相借阅、影印，竟成为知识传播最快的方法，谁都禁止不了。
有一次，我在辅大图书馆逛呀逛的，想淘宝，看看有没有什么未曾见到的好书，属于“武林秘籍”这一级的。忽然在一处极低的角落里，看到“CAPITAL”几个字。三大册精装本，书非常老旧，积满了灰尘，仿佛被摆在角落里一百年了。我心中狂跳，暗想：妈妈的，不会是它吧？
拿出来一看，我的天，竟真的是马克思的三大卷 《资本论》！
心中之狂喜实在无法言喻。我四下观望，会不会有人看见了？看这书，可能会坐牢的呀！但又担心，这书，是不是情治单位设下的陷阱？我这是不是自投罗网？
然而反复观看了很久，我还是无法放下。再看这书确实无人借阅，而且看起来像是有人把自己的藏书，全部送给了图书馆，后面还盖着赠送者的章；图书馆不小心，或者不知敏感，才放进来的。当下，就借了出来。然而我还是非常担心图书馆会因为我借阅，而发觉了这本书。为此我决定立即拿去影印。
为了怕在学校附近影印会被发觉，我还特地跑去台大附近，东逛西找，才找到巷子里一家不起眼的店，看店的小姐还年轻，似乎不是读书人，我希望她不会注意到这一本书是马克思的著作，最好她根本不知道谁是马克思。
当时还没有双面影印，《资本论》第一卷印起来，竟成了五册，有如连载武侠小说。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决定当它是“九阴真经”，回家好好练功。于是一字一字查字典，逐句逐句努力啃。然而，无论英文单词怎么查，文字似乎可以通了，但内容还是不了解。第一卷的第一册就卡住了。这《资本论》 果然是“九阴真经”，没有一点内力和武学根基，真的行不通。练武之道果然与阅读相通。 我们来印禁书
在那禁忌的年代，马克思、列宁等名字是禁忌，连许多姓马的都遭殃。传说陈映真被逮捕的时候，侦讯人员就问他：你家里为什么有马克·吐温的书？
啊？被问者茫然了。“那马克·吐温不是马克思的弟弟，不然是什么？都是马克什么的。这代表你思想根本‘左’倾。还不赶快招认？”此外，还有人从国外带回来马克思·韦伯的书，在机场也被查扣了。原因是：他怎么也叫馬克思？
机场当然是一个进口书的管道。英文书还好，有些新左派的书，负责把关的人不求知，当然不知道。于是陆续有些新书带进来。但中文书，尤其是三四十年代的文学书，就很难带了。于是我们有朋友想了不少怪招，让香港的侨生带回来。例如，把原书的封面给撕下来，再买一本琼瑶的书盖上去当封面。机场不查内容，就这样蒙混过关。那时，曹禺的剧本、艾青的诗集、沈从文的自传，都是这样“表里不一”给带进来的。
我手头上有一本封面是 《死亡与童女之舞》，还是詹宏志翻译的，内容却是曹禺的剧本。詹宏志大约没料到，当年他的封面也被我们“利用”过。
因为是禁忌，得来特别困难，我们也读得特别起劲，有如在练功。仿佛拥有秘籍，再加上苦练，总有一天要练就一身绝技。
看禁书与玩禁忌的爱情一样，是会上瘾的。你越是要查禁，我越是要看。而且越禁越要偷偷摸摸，越偷偷摸摸，越是有趣。
现在回想，才知道影响自己最多的，可能不是那些学校规定的书，也不是正经八百的书，而是禁书。没办法，禁忌之爱，永远有致命的吸引力。
由于大学生爱看禁书，买的人多起来，于是就有人开始偷偷翻印禁书。最初是台大附近传出有人翻印外文书，后来政大那边也传出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选集，如鲁迅小说选，冰心、丁玲等人的作品。那年代的学生较贫穷，在学校卖书可以赚一点外快，许多学生本来是帮正常出版社卖一些上课参考书，后来就干脆卖起了禁书，而利润似乎更大。
朋友之中有脑筋灵光的，动起了翻印好书，兼赚外快的想法。最初是找了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出版社“全国出版社”，老板是一个相貌忠厚的人，学问上不是太灵光，但人很好相处。至于出什么书，大家一片热血、热烈讨论后，决定以思想经典为主，第一批翻印的是三四十年代出版的书，张佛泉的 《自由与人权》，以及卡西勒的 《国家论》，还有一本是新书，林毓生的英文著作 《儒学的危机》。
我只记得大家拿到新书的刹那，兴奋莫名，有一种干“地下革命”的快感。后来还有人建议哈耶克的书，但似乎是老板对我们要出的某些书有意见，大家失望之余，就少见面了。至于书卖得怎么样，谁也不知道。
朋友中还有比较大胆的，就动起了自己印书的念头。反正印三四十年代的书不必版权，而且似乎政大那边印了也没事，何不自己来。至于出版社也不必管了，随便挂一个“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之类的，书就自己在校园发行，各校的学生朋友互相帮忙卖一卖就是了。
那时，路寒袖首先印了钱锺书的 《谈艺录》，后来又印鲁迅小说选，为了怕敏感，改名为 《树人小说选》。此外，李疾有一阵子据说在学校赌博，输了许多钱，他想赚一点钱还赌债，就去找诗人施善继借了《新诗三十年》。那書本是香港出版的，道林纸张印刷，精美无比。李疾拿去直接制版印刷，换个封面，以平装本出现，倒也有模有样。但他本不是善于经营的人，对朋友又慷慨，朋友大家都收到了书，但钱似乎没收回来。他赔了不少。蒋勋知道以后，还非常义气地拿了一笔钱给他。我们都笑说：“蒋勋是用助印善书的心情，来助印哩！”
由于看了不少三四十年代的禁书，我才知道白色恐怖时期，当局是如何用查禁书刊来进行思想控制。台中省立图书馆里清查书籍只是一部分。对民间阅读的控制，也毫不放松。连读禁书，都可能犯罪。
我的长辈李明儒先生，是在1947年的时候，政府为了平复“二二八”事件后民众的不满情绪，想改变政府只有派大兵来欺压民众的形象，而招募来台的年轻知识分子。他先是到花莲教书，后来回台北。1950年代，他因为爱好文学，向一位台湾的年轻人推荐了三四十年代的文学作品，还借给他阅读。不料这个家伙在白色恐怖时期，竟将借书一事当成思想有问题，向当局密告。
李明儒被逮捕，却怎么也查不出他和共产党组织有什么牵连，没有判罪的名义，最后竟送绿岛感训三年。三年后，他还是没有“悔悟”，又继续感训。三年过去之后，还是没有“悔悟”，继续感训。直到两年后遇到特赦，才给释放了。他坐了八年牢，竟没有任何一个罪名。
“如果你好好在图书馆走一走，幸运的话，你就会发现他借过的书。借书单上写着‘李敖’两个字，这时候，你不要怀疑，赶快借出来，不要管它是什么书，先借了再说，因为，你可以在他借过的书下面，签上你的名字。想想看，你的签名在李敖的后面，多有学问！你可以对别人说，你和他看同一本书啦！像我，就已经签过好几本了。”
那是1973年，我16岁。进入台中一中的第一学期，一个爱吹嘘的地理老师就用一种非常神秘的口吻，在课堂上这样讲着。许多同学互相打听李敖是谁，许多人在追问李敖到哪里去了？后来我们才知道，传说中的李敖，在就读台中一中的时候，就翻遍了图书馆的藏书，后来去读台大历史系，一个被一中师长誉为“最有才华的人”，因为“思想有问题”，写了一些批判当政的文字，被关进监狱。他的妈妈还在台中一中任职，好像在教务处或者什么地方。
神秘的李敖，成为我们的偶像。许多人走遍图书馆，寻找他看过的书。
然而我们很快就听说在第二市场附近的一家书店，可以找到他的盗印书：《没有窗，哪有窗外》 《传统下的独白》。
我们平时就在这书店买参考书，所以还算熟。但要去问禁书，我还是非常担心，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因为看禁书，思想有问题，被抓起来。去买书的那一天，我站在书店里东看看、西翻翻，徘徊了一个多小时，等到老板旁边的人少了，才趋上前低声问：“老板，有，有没有《传统下的独白》？”
书店老板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人，外省口音，面容白白净净，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坐在高高的柜台后面，用一种陌生的眼神打量着我。一个穿卡其色高中制服的男生，没有买参考书，居然要买李敖的书，似乎有点奇怪。他停了片刻，面无表情地说：“是你要看的吗？”
“嗯。”我点点头，装得像一个好学生，心里只觉得非常害怕，像在被盘问。
“你知道这是禁书吗？”他的口吻转为温和一点，虽然不像在盘查，但语气冷淡。
“我知道。”我老实说。
“那，还有另外一本，你要不要？”他依然面无表情。
我心底跳了一下，算算口袋里的钱，就说：“好。”
他没有回话，起身走到书店后面的仓库，拿了两本书，用白报纸包起来，再用橡皮筋套上，面无表情，但先观望了四周，才塞给我，眼神透过厚厚的镜片盯着我看，低声说：“两百元。”相较于当时那些平装本的口袋书，如水牛文库、文星書店的平价书，这样的价格简直贵了一倍。但我连想都没想，立即从口袋里掏出钱，迅速付了，像生怕被发觉似的，将书收到书包里，藏到最深处厚厚的一堆参考书后面，书包上还写着“台中一中”的字样。走出书店，我才发觉自己心跳得非常厉害。
即使坐在公交车上，我还不敢打开。我四下张望，生怕有人发觉跟踪。回到家里，背着父母，我才悄悄地打开。粗糙的纸面黄色封皮，黑色的一行书名，没有写作者，内文一样是简陋的纸张和印刷，有些字体的油墨，还会印在手上。但我却用一个晚上看完了一本。
这是我第一次买禁书。第一次看禁书的感觉，和第一次跟女生幽会没有两样。微微晕眩，心跳加速，向禁忌的地方，不断摸索前行。
买禁书变成我们的乐趣。只要有人说，那是一本禁书，立即抢购，怕买晚了，书就绝版。陈映真的《将军族》，就是这样买来的。当然，同时购入的还有《第一件差事》。
暗娼街的罗曼·罗兰
台中一中附近还有一个可以买到禁书的旧书摊，靠近福音街的路边。老板是一个退伍老兵。那年代，似乎有特别多的退伍老兵散落在校园附近的角落里。不是卖豆浆烧饼，就是绿豆稀饭，要不就开一个旧书店，或者小说出租书店。他们可能原是读书人，只因战乱，跟了国民党的军队来到台湾。退伍下来，不知怎么谋生，就在街道边上开起旧书摊。
福音街是台中著名的暗娼街，街上有放16毫米黄色小电影的，也有招揽客人的三七仔皮条客，当然，那些暗娼会在黄昏的时候，坐在卖阳春面的摊子前，翘起雪白雪白的大腿，点两三道小菜，呼呼地吸着面条，一双化了浓厚脂粉的眼睛，无神也无惧地望着街道的过往行人。
17岁的我站在那旧书摊前找书，却往往被那些暗娼的身影所惑，忍不住眯了眼睛偷偷去瞧。旧书店的老板似乎也了解这个现象，卖的多是黄色小说，或者 《花花公子》旧杂志。那时的黄色小说印刷非常粗糙，与李敖的书没什么两样。内容多是嗯嗯啊啊，占了兩三页，看一本就够了。我在初中三年级的时候已看过，兴趣不大。反而柏杨的书，在这里有卖。此外还有邓克保（即柏杨）的《异域》，郭良蕙的 《心锁》，李宗吾的 《厚黑学》，D.H.劳伦斯的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以及据说是全本的《金瓶梅》。
有趣的是，这老板不知道怎么进的书，竟有许多旧俄文学作品，从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到托尔斯泰、契诃夫。
有一次，我竟在角落里找到罗曼·罗兰著的两册精装本 《约翰·克利斯朵夫》 及 《巨人三传》。这些翻译书都没写译者，但 《约翰·克利斯朵夫》与《巨人三传》 译笔之优美，令人爱不释手。后来我才知道，在那禁忌的年代，无论是作者还是译者，如果1949年之后留在大陆，没随国民党一起撤退，他们的书一律查禁。而罗曼·罗兰的译者傅雷，正是那年代最好的译笔。
那旧书摊老板特别有趣，胖胖壮壮，戴一副老花眼镜，老是坐在一排书架的一边，一张竹子编的躺椅上，兀自看着书，偶尔瞧一眼来逛的买书人。
我拿书给他问价格，他就拉下眼镜，斜吊着眼瞧我一眼，再看一眼书，然后再戴上眼镜，看也不看地说出价格。那些黄色书应是营生之用，卖得特别贵，而这些世界文学经典反而非常便宜。我有时候不免好奇，他到底懂不懂文学，为什么会进这些其他旧书摊子找不到的书？为什么这么便宜卖？但我不敢问。因为每一次我拿书去问他，他总是一副你要就拿去看的酷模样。
在那禁忌年代里，不仅是傅雷、刘大杰的 《中国文学发展史》，郑振铎的 《中国文学史》、冯友兰的 《中国哲学史》都一样，不管是哪一家出版，都不敢写上作者的名字，要不就是改名。例如郑振铎改为郑西谛，而巴金所翻译的克鲁泡特金的作品，如《面包与自由》 《我底自传》，译者都写“巴克”。 只因巴金是因崇拜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与克鲁泡特金而取笔名为巴金，既然有禁忌，就变成了“巴克”。
被查禁的金庸
旧书摊寻禁书还不满足，我们就进了台中省立图书馆。不知道为什么，那里还保留许多已经查禁的书。而早期的 《文学季刊》 《现代文学》 《文星》 《自由中国》 等，也可以找到，只是某一些期刊可能已被查禁，就找不到了。
多年后在叶荣钟的杂文里才读到，1950年代白色恐怖时期，他曾在图书馆工作，工作的内容就是把图书馆里关于三四十年代没有撤退来台的作家作品的出版物，等等，以及日据时期有社会主义、社会运动、社会分析、“左”倾色彩的书，全部找出来销毁。他一本一本地查，一本一本地向那些平装精装的、饱含了思想和文学内涵的书告别。一个读书人啊，还有什么比这个工作更痛苦的呢？
然而台中省立图书馆终究保留了某一种开明的风气。因为像李敖、柏杨的书，并非每一本都查禁。他们人已入狱，一般的图书馆都全面禁了。惟有台中省立图书馆，只拿下禁了的书，其他还保留着。比起我后来在其他图书馆所见的模样，简直好太多了。台中省立图书馆对面是一排老眷村，搭着违建的矮小平房。
聚集的老兵卖一些馒头、打卤面、小米稀饭之类的，中间有一家武侠小说出租店，老板五十开外，东北大汉，个性有一种大兵的直爽。有一日，我听说金庸的小说亦是禁书，平日从来不看武侠的自己，也忍不住去租。一看非同小可，竟连续租了好几部，看了一个多月。当时的武侠小说是用报纸的纸张印刷，分成小本小本装订。一套《神雕侠侣》，竟有二十多本。碍于押金太高，我得分两次租，才能看完。但武侠看到一半，如同幽会中断，心痒难当，如何停止？于是往往半夜熬到天明，一早就去续租。
因为查禁，金庸的許多武侠小说都是用了别名。《射雕英雄传》 改名为 《大漠英雄传》，最有趣的是 《鹿鼎记》 被改名为 《小白龙》，韦小宝被改名“任大同”，作者还写了司马翎。多年以后，台中省立图书馆已经全面改建，所有的书肆与风景早已不再，我重新想起这场景，才明白1949年的时候，随着国民政府迁徙来台的两百来万人，究竟有多少知识分子，多少读书人，多少大学生和世家子弟？他们飘荡来到这个小岛，无以为生，仿佛也就只能以租书店、旧书肆寄托此生。
读大学之后到了台北，第一件事就是去明星咖啡屋前，看周梦蝶独坐街道边，一排简单的书架前，独自翻看着书，仿佛与世界隔绝了一般。这形象真太熟悉了，从台中的福音街，到明星咖啡屋，到台大前面的违建旧书摊，他们的身影，仿佛是一个寂寞的、流离飘荡的世代的缩影。
在街道边独坐阅读，卖书为生，他们背负着流离千万里的身世，故国的旧梦，最终在书堆中，寻找一个思想的出路？或者是一个武侠的幻想世界来遗忘人间的痛苦？或者是文学的安慰来度过这残损的人间世呢？
角落里的马克思
禁书也是一种知识的垄断。已经查禁，你硬是找不到。拥有者如同拥有武林秘籍“九阴真经”，他引以为傲，自己在家苦练，出来炫耀武技，经常引用两句。你却看不到，心痒难耐，痛苦难当，恨不能去他家偷出来看看。而愈是不传，愈是让人好奇。
上台北读书后，某一天，大家在讨论近代史。那时近现代史都是禁忌，中共党史不知道，连国民政府自己的历史也是改写的居多，真实的少。愈禁愈好奇，大家一起研究。但历史是要比数据的，没数据，就没有学问。
有一天，一个朋友忽然用炫耀的语气说：事实上，中共不是这样的，某某书曾这样写过……大家听到书名，心头一惊，暗呼：那书我为什么没见过？
果然是一本禁书。于是赶紧追问：“那书可否借阅？”拥有者答曰：“不行，那是人家借我看的。”
又问：“那是谁的？可否我自己去借？”答曰：“这太敏感，不方便说。”唉！算了，人家拥有武林秘籍，你硬是没办法。后来才知道，牯岭街可以寻找到一些被卖出来的禁书；那些书大多老旧，可能因为某个人过世了，被后代不知情的人给卖出来。有些书，则是要通过特别管道，有些特权，例如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才能找到。
重庆南路也是另一个管道。有一家书店位于地下室，表面卖学术书，但在柜台后面另有一个书柜子，藏着一些国外进口的新左派书籍。马尔库塞、卢卡其、阿尔都塞、托洛茨基等人的著作，就是在那里找到的。但真正写着作者“Karl Marx”的书，那就还是非常敏感的，幾乎见不到。
所幸，科技进步迅速，复印机的时代来临了。朋友间不断互相借阅、影印，竟成为知识传播最快的方法，谁都禁止不了。
有一次，我在辅大图书馆逛呀逛的，想淘宝，看看有没有什么未曾见到的好书，属于“武林秘籍”这一级的。忽然在一处极低的角落里，看到“CAPITAL”几个字。三大册精装本，书非常老旧，积满了灰尘，仿佛被摆在角落里一百年了。我心中狂跳，暗想：妈妈的，不会是它吧？
拿出来一看，我的天，竟真的是马克思的三大卷 《资本论》！
心中之狂喜实在无法言喻。我四下观望，会不会有人看见了？看这书，可能会坐牢的呀！但又担心，这书，是不是情治单位设下的陷阱？我这是不是自投罗网？
然而反复观看了很久，我还是无法放下。再看这书确实无人借阅，而且看起来像是有人把自己的藏书，全部送给了图书馆，后面还盖着赠送者的章；图书馆不小心，或者不知敏感，才放进来的。当下，就借了出来。然而我还是非常担心图书馆会因为我借阅，而发觉了这本书。为此我决定立即拿去影印。
为了怕在学校附近影印会被发觉，我还特地跑去台大附近，东逛西找，才找到巷子里一家不起眼的店，看店的小姐还年轻，似乎不是读书人，我希望她不会注意到这一本书是马克思的著作，最好她根本不知道谁是马克思。
当时还没有双面影印，《资本论》第一卷印起来，竟成了五册，有如连载武侠小说。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决定当它是“九阴真经”，回家好好练功。于是一字一字查字典，逐句逐句努力啃。然而，无论英文单词怎么查，文字似乎可以通了，但内容还是不了解。第一卷的第一册就卡住了。这《资本论》 果然是“九阴真经”，没有一点内力和武学根基，真的行不通。练武之道果然与阅读相通。 我们来印禁书
在那禁忌的年代，马克思、列宁等名字是禁忌，连许多姓马的都遭殃。传说陈映真被逮捕的时候，侦讯人员就问他：你家里为什么有马克·吐温的书？
啊？被问者茫然了。“那马克·吐温不是马克思的弟弟，不然是什么？都是马克什么的。这代表你思想根本‘左’倾。还不赶快招认？”此外，还有人从国外带回来马克思·韦伯的书，在机场也被查扣了。原因是：他怎么也叫馬克思？
机场当然是一个进口书的管道。英文书还好，有些新左派的书，负责把关的人不求知，当然不知道。于是陆续有些新书带进来。但中文书，尤其是三四十年代的文学书，就很难带了。于是我们有朋友想了不少怪招，让香港的侨生带回来。例如，把原书的封面给撕下来，再买一本琼瑶的书盖上去当封面。机场不查内容，就这样蒙混过关。那时，曹禺的剧本、艾青的诗集、沈从文的自传，都是这样“表里不一”给带进来的。
我手头上有一本封面是 《死亡与童女之舞》，还是詹宏志翻译的，内容却是曹禺的剧本。詹宏志大约没料到，当年他的封面也被我们“利用”过。
因为是禁忌，得来特别困难，我们也读得特别起劲，有如在练功。仿佛拥有秘籍，再加上苦练，总有一天要练就一身绝技。
看禁书与玩禁忌的爱情一样，是会上瘾的。你越是要查禁，我越是要看。而且越禁越要偷偷摸摸，越偷偷摸摸，越是有趣。
现在回想，才知道影响自己最多的，可能不是那些学校规定的书，也不是正经八百的书，而是禁书。没办法，禁忌之爱，永远有致命的吸引力。
由于大学生爱看禁书，买的人多起来，于是就有人开始偷偷翻印禁书。最初是台大附近传出有人翻印外文书，后来政大那边也传出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选集，如鲁迅小说选，冰心、丁玲等人的作品。那年代的学生较贫穷，在学校卖书可以赚一点外快，许多学生本来是帮正常出版社卖一些上课参考书，后来就干脆卖起了禁书，而利润似乎更大。
朋友之中有脑筋灵光的，动起了翻印好书，兼赚外快的想法。最初是找了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出版社“全国出版社”，老板是一个相貌忠厚的人，学问上不是太灵光，但人很好相处。至于出什么书，大家一片热血、热烈讨论后，决定以思想经典为主，第一批翻印的是三四十年代出版的书，张佛泉的 《自由与人权》，以及卡西勒的 《国家论》，还有一本是新书，林毓生的英文著作 《儒学的危机》。
我只记得大家拿到新书的刹那，兴奋莫名，有一种干“地下革命”的快感。后来还有人建议哈耶克的书，但似乎是老板对我们要出的某些书有意见，大家失望之余，就少见面了。至于书卖得怎么样，谁也不知道。
朋友中还有比较大胆的，就动起了自己印书的念头。反正印三四十年代的书不必版权，而且似乎政大那边印了也没事，何不自己来。至于出版社也不必管了，随便挂一个“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之类的，书就自己在校园发行，各校的学生朋友互相帮忙卖一卖就是了。
那时，路寒袖首先印了钱锺书的 《谈艺录》，后来又印鲁迅小说选，为了怕敏感，改名为 《树人小说选》。此外，李疾有一阵子据说在学校赌博，输了许多钱，他想赚一点钱还赌债，就去找诗人施善继借了《新诗三十年》。那書本是香港出版的，道林纸张印刷，精美无比。李疾拿去直接制版印刷，换个封面，以平装本出现，倒也有模有样。但他本不是善于经营的人，对朋友又慷慨，朋友大家都收到了书，但钱似乎没收回来。他赔了不少。蒋勋知道以后，还非常义气地拿了一笔钱给他。我们都笑说：“蒋勋是用助印善书的心情，来助印哩！”
由于看了不少三四十年代的禁书，我才知道白色恐怖时期，当局是如何用查禁书刊来进行思想控制。台中省立图书馆里清查书籍只是一部分。对民间阅读的控制，也毫不放松。连读禁书，都可能犯罪。
我的长辈李明儒先生，是在1947年的时候，政府为了平复“二二八”事件后民众的不满情绪，想改变政府只有派大兵来欺压民众的形象，而招募来台的年轻知识分子。他先是到花莲教书，后来回台北。1950年代，他因为爱好文学，向一位台湾的年轻人推荐了三四十年代的文学作品，还借给他阅读。不料这个家伙在白色恐怖时期，竟将借书一事当成思想有问题，向当局密告。
李明儒被逮捕，却怎么也查不出他和共产党组织有什么牵连，没有判罪的名义，最后竟送绿岛感训三年。三年后，他还是没有“悔悟”，又继续感训。三年过去之后，还是没有“悔悟”，继续感训。直到两年后遇到特赦，才给释放了。他坐了八年牢，竟没有任何一个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