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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由中国举办了“俄罗斯年”活动，活动期间，中俄两国进行了科技、文艺、影视、出版等领域的学术交流活动。在5月明媚的阳光里，庞大的俄罗斯作家协会代表团，在北京举办了新书发布会和文学座谈会。其中为中国翻译家、俄罗斯文学研究家举办的发奖大会，格外吸引人。会上，大会主持人宣布获“高尔基奖章”者名单的时候，随着一片热烈的掌声，一位花白头发的老者，健步登上领奖台，这位上台领奖的老者，就是我国著名的作家、翻译家、画家高莽先生。
从小爱上文学的大海
高莽出生在白雪的世界——哈尔滨，从幼小的时代，他对白雪就有了感情。大雪弥天的时候，他和伙伴在雪地里奔跑游戏，这时候他仿佛能听见雪也在和他们一起欢笑、吵闹。稍长，他见的市面多了，可是对雪的感情一直未变。雪使大千世界变得扑朔迷离。高莽的整个少年都仿佛就置身于那幻觉的天地里。
高莽上学是在哈尔滨基督教青年会，在这所十年一贯制的学校里，求学的大部分都是俄罗斯学生，也有乌克兰、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等其他国家的学生。老师是俄罗斯人，授课用的是俄语。老师授课水平很高，特别是语文课，讲文学小品时，给高莽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仅普希金《致大海》一首诗，在高莽幼小的心灵里激起的浪花，就从未平息过。虽然那时他对诗中深刻的含义远不清楚，但文学的大海告诉高莽，生活中遇到不可理解的问题，便可潜入到心中的大海中去，去探索、去寻觅答案。于是大海就会像妈妈的手一样，抚摸他的头，慰藉他的心。
从此，高莽爱上了文学，爱上了富有民主主义精神的俄罗斯文学。是文学充实了他儿时贫乏孤寂的生活，认识了在人生中搏斗的乐趣。俄罗斯文学对他以后的生活与工作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少年时，高莽还对绘画产生了割舍不掉的眷恋。
遇到恩师戈宝权先生
十年的学生生活结束，抗日战争胜利，高莽走向社会，参加了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的工作。那时他担任翻译，还去《北光日报》当过编辑，同时他以俄文译过一些诗歌与随笔等。译文发表时他使用了很多不同的笔名。
有一天，友协领导通知高莽说戈宝权先生路过哈尔滨，看到当地报纸上一些翻译文章，想同这些俄苏文学译者、研究者们见见面，座谈座谈。
戈宝权先生是著名的俄苏文学翻译家、研究家，他对各地的俄苏文学研究现状非常关心。高莽很早就来到指定地点，戈宝权先生穿一身西装，戴着一副眼镜，面带微笑和高莽交谈起来。过了约定的时间，戈宝权先生问道：“几位被邀请的人怎么还没有来？”高莽不知还有谁。戈先生念了几个人的名字后，高莽有些不知所措。因为那几个名字都是高莽的笔名。戈宝权先生明白了原因开朗地笑了。
戈先生没有因为只有高莽一人出席座谈会而省略发言，他津津有味地谈了苏联文学现状，谈了苏联作家的创作。高莽第一次听人专门讲授苏俄文学，讲授如何治学，讲授翻译的重要意义。高莽觉得戈先生很理解对方的需要，他把高莽想知道而没有说清楚和需要知道的事都告诉了高莽，并指出了努力的方向。高莽暗自思忖，如果有朝一日能在这位学者身边工作该多幸福啊！没想到几年后，高莽的希望竟变成了现实。
十年社会大学积蓄一生精神
1954年高莽调到北京，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联络部工作。戈宝权先生是友协总会的副秘书长，联络部正是他管辖的部门。从此，高莽每天可以听到戈先生的教诲，接受他的指导。从那时起，高莽年年都要陪同各种代表团访问苏联，其中有文艺界的茅盾、巴金、周扬、老舍、丁玲、曹靖华、赵树理、杨沫，美术界的蔡若虹、华君武、王朝闻、王式廓，戏剧界的梅兰芳、田汉、阳翰笙等等老前辈们。
前后十年，是高莽人生中重要的十年。十年中，他跟随大师们的脚步、聆听大师们的声音、搀扶大师们的手臂、感受大师们的呼吸。这十年，他吸收了一生中所需的诸多营养，储备了一生中所需的力量，增加了一生中所需的智慧，积蓄了一生中所需的精神。这十年，他上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学，学到了做人的知识。
为茅盾先生做翻译吸吮慷慨恩泽
从上世纪50年代初，作为一名翻译人员，高莽多次跟随茅盾先生接待外宾或出国访问。茅公总是穿一身深色的中山装或西装，留着很有特色的短胡子。茅盾说话带有浓重的浙江口音，非常喜欢交谈。他办事从来都是用商量的口气，使你感觉不到不完成他交给的任务，心中是不安的。而高莽却正是有两件事，藏在心里一直感到愧疚。
那是1958年，茅公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出席在苏联塔什干举行的亚非作家会议。会议期间，当地记者专访了茅盾先生，并为他拍了照片。过了一两天，访问记与茅盾先生的照片同时见了报。茅盾先生对那张相片很喜欢。他让高莽跟苏方记者说一说，可否为他个人多洗几张，如有可能，他还想留张底片，一切费用由他来付。这本不是一件难事，可不知为什么，苏方对此一拖再拖，直到他们离开塔什干，也没能把照片和底片要来。高莽为此事一直感到不安。可是茅盾先生却一直没有再提此事。高莽想，一旦有可能，一定把这件事办成。几十年过去了，茅盾先生已离开人世，每次想起这件事，高莽就有一种说不出的负罪感。
1959年5月，苏联召开了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老作家康·费定当选苏联作家协会第一书记。大会闭幕后的一天下午，茅盾先生前往费定家去祝贺。茅盾先生和费定都是六十开外的人，也都担任作协领导重任。费定住在一栋楼房的楼上，穿过门廊进入餐厅，向右一拐就是他的书房。费定和茅盾先生一样，文质彬彬、客客气气。那天，两位老作家并坐在长沙发上亲切攀谈，交流创作经验。
他们谈得很投机，很随便，是两位大作家在谈心。一缕夕阳透过窗户照在他们身上。高莽很想把这个镜头拍下来，便征求茅盾先生的意见。茅盾先生高兴地说：“主人如不反对，就拍吧！”费定非常愿意有个合影，他准备把房间稍稍收拾一下。正在这时，门铃响了。费定去开门。来的是作家协会的书记苏尔科夫。一阵握手，一阵问候，当他们再回到原来的座位上时，阳光已经过去了。而高莽那架光圈只有5.6镜头的照相机，在没有闪光灯的情况下，是拍不出影像来的。这时，二位老人都说，将来再拍。可惜他们从此没有再见面，并先后离开人世。
两件事情虽不大，但充分反映出茅盾先生的大度、宽厚待人的好作风。这两件事也恰恰反映出高莽同志，工作认真负责，勇于承担责任，决不放过工作中的丝毫疏忽的良好品质。
70年代，高莽画了一套《马克思、恩格斯战斗生活》组画。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之前，高莽和妻子一起去看望茅盾先生，并把原画带去请他审阅。那次，他不像过去在自己的卧室外屋接见高莽，而是把夫妻二人让进外院的小客厅。茅盾先生坐在沙发里，让高莽把画陈列在他面前。茅盾先生说：“我听别人提到过这套组画，没有想到原作是这么小。”高莽一幅幅地给他介绍内容，他听得十分认真。他说这项工作很重要，马克思、恩格斯一生中还有一些事迹应当画出来，并提出了命题。他鼓励高莽一定要把这套组画画完。高莽极其兴奋的心情向他告辞。茅盾先生站在台阶上，穿着中国裤褂、拄着一根红木手杖，向高莽夫妇挥手告别。他那天虽没有修面，脸上有些苍白，头发稀疏，瞳仁也不那么黑，他真的衰老了，但却使高莽感觉到已是站在一座经历风雨的高山脚下，吸吮他惠赠的恩泽。
为“钱杨”先生作画得到诸多称赞
钱钟书先生是老一辈大学者，他各方面的学术成就、为人品质，社会早有定评。由于工作的需要，高莽接触过这位老人，尊照他的旨意办过几件事，从此在生活与工作中不止一次地感受到他的教诲与关爱。
回忆钱先生的时候，高莽脑子里总有另一位和他相随相伴的人。那就是他的夫人杨绛（杨季康）先生。钱先生是一位思想家、学者。他用一生的精力，揭示、证明着一个个真理。而杨先生则是一位艺术家、文学家。她用一支普通的笔，创造出许彦城、李君玉、张宛如等一群人物，在是与不是之间漫步，也得与方鸿渐比肩而立。
杨先生在外国文学研究所任职期间，高莽在《世界文学》杂志编辑部工作，为了处理一些稿件，有时需要请教杨先生。钱先生在中国文学研究所任职，那时，他经常来看望杨先生。两位学者总在一起，形影不离，令人赞叹。
高莽一直有把两位画下来的心愿，可惜又没有机会。“文革”期间，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研究人员，都被赶到河南信阳“五七干校”，去接受再教育。在那里，今天盖房子、明天修猪圈。
这期间，圈在干校里的知识分子，除有限的几种政治书报外，什么也不许看。晚饭后，知识分子们纷纷到干校附近的野外去散步。活动天地不大，总会遇到熟人。高莽经常看到钱杨两人的身影。在众人当中只有他们显得无比亲密，因为大多数人的感情在当时的环境下，已被扼杀了。他们的形象深深地刻在高莽心里。
有一天，高莽坐在自己的床铺上，兴致所至，默画了他们的背影。夸大了钱先生笨拙可笑的体态，和杨先生那娇小的身姿。二人在并肩漫步。朋友们传看高莽这幅漫画，都认为很传神，刻画出二人的特点。后来，有人把那张漫画拿给钱杨二位。高莽知道后有些害怕，怕上纲上线说他丑化革命干部。后来，和钱杨要好的同事栾贵民告诉高莽：二老看后不但没有生气，反而称赞了几句。
高莽的胆子大了些。到了80年代，他又给钱杨先生画了几幅速写和漫画。其中漫画曾刊登在《南方周末》上，有些地方的报纸还转载了。高莽还把自己画的几位文学前辈的漫画像，送给二老，听取意见。杨先生告诉高莽：何其芳画像最好，其次是俞平伯。杨绛的画像比钱钟书的好。她还指出：画的她和钱先生都“偏向美化”，绊住了高莽的画笔。
1986年夏天的一个上午，高莽代表《世界文学》杂志向钱先生约稿。高莽当时还抱有一颗“私心”，想趁机观赏一下这两位满腹经纶、学贯中西、国内外闻名的大学者的书房。
三里河。小楼的三层。钱杨二位的寓所。高莽准时走进他们的家门。按照高莽的想象，这两位大学者的家应该到处是书，他们的家应当是书的世界。主人即使不让他翻看，就用眼睛瞄一瞄书脊也很过瘾。三个人在客厅谈完工作后，高莽怯怯地提出想参观一下他们的书房。闻听此话，二老笑出了声。钱先生当时坐在一张写字台的后面。他扭头看看背后的书柜，意思是说：这就是我的书房。其实客厅就是书房。他们家中就那么些书，好像都是字典、辞书、百科全书一类的工具书。这种情形是高莽万万没想到的。
也许正是这种意外，使高莽突然领悟到一个真理：真正的学者不仅博览群书，更善于启动头脑的全部功能。他们的知识不是在书柜上、书本里，而是像电脑似的储存在自己的头脑里。钱杨先生就是这种大学者。他们没有用书籍装点自己的书房，更没有让现成的书籍束缚自己的意识，他们在任何时候都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和内心的自由。
结识苏联诗人体味内在激情
不论是在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还是在北京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工作，高莽一直做着促进中苏两国人民友谊和两国文化交流的工作。这期间，他除了和我国著名文学家、艺术家到苏联进行友好交流访问活动外，还在苏联做了大量中苏友好交流工作，到苏联各地、各名人故居访问，和苏方文艺界人物有过亲密交往，为中苏两国友好文化交流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他本人，也结交了多位苏联文学家、艺术家。
“文革”后，经过二十多年的隔绝，1983年，高莽和戈宝权先生来到莫斯科，认识了诗人尤利·沃罗诺夫。他是苏联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负责对外联络工作。沃罗诺夫五十多岁，体态矫健，中等身材，在那浓浓的眉毛下藏着一双犀利的眼睛。他的诗恰如其人，句句都让人体味到内在的激情。沃罗诺夫赠给高莽一本诗集《围困》。当天夜里，高莽通读了一遍。一页页地读着，仿佛耳边传来苏联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炮声，眼前出现了熊熊火光，映红了涅瓦河。亲人一个个被炸死，有的饿死，有的冻死，可是生存着的人只要还有一口气，就顽强不屈地战斗着、坚持着，因为他们知道为了子孙后代，必须战斗、必须坚持、必须胜利。沃罗诺夫十三岁就参加了共青团，积极投入战斗。为此，政府授予他“保卫列宁格勒”奖章，而那时他才有十四岁。他属于早熟的一代苏联青年。沃罗诺夫告诉高莽，翌日他又要到列宁格勒去。列宁格勒人民为迎接自己的城市解放四十周年，决定以沃罗诺夫的组诗为基础，排演一场大型歌舞剧，并于1984年正式上演。
“你什么时候开始写围困的生活？”高莽问他。“战争时候就写了，但发表作品是1965年，我在《旗》杂志上发表了一组《围困时期的笔记》。”沃罗诺夫谈话很矜持，但在他不多的语言中，高莽仿佛隐约听见了一颗怦怦跳动的心，它在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过去的战争。
与苏联画家一同漫步静静顿河
我们知道高莽不仅译诗，有很多诗人朋友，同时他也作画，在苏联美术界也有一些好友。威列依斯基就是其中的一位。
他告诉我，有一年，他们刚从列宁格勒回到莫斯科，陪同他们的工作人员安托尼娜便拿起电话筒，拨个号码。她对话筒说了几句，便递给高莽。高莽问：“跟谁通话？”“您一听就知道了。”“高莽同志您好！”啊，多么熟悉的声音，对方是奥列斯特·威列依斯基。他创作的阿拉伯妇女带着孩子在旅途中短息的单幅画《途中》，描绘布拉格生活和斯堪的纳维亚的世界风景画、表现美国的风俗画……都得到观众很高的评价。他为俄罗斯和苏联经典文学名著作的插图更是别具一格。
高莽清清楚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威列依斯基，那是1954年的春天，高莽在莫斯科访问《星火》周刊编辑部。威列依斯基当时在该刊担任插图画家。两人谈话的细节内容已经模糊了，但他那高大的身材、腼腆的微笑，深深地印在高莽脑海里。他讲自己作插图时的一次失误。他为北欧某位作家的短篇小说作插图，主人公脚上穿的是皮鞋，而他画成了皮靴。读者立即提出了意见。第一次见面，他就讲了这么一件有趣的事，真逗！那时，随着《星火》周刊在中国的传播，威列依斯基的插图在我国读者中也相当有影响，赞扬者尤多。
那天，高莽又问他在创作什么，他说：“为《静静的顿河》作了插图，花费了不少心血。”从他的语气里可以感到他对这次插图是满意的。高莽此时还想更多地了解他的创作经验，但由于访问的时间限制，他的话没有说完。
说来也巧，高莽的这个愿望，两年以后得到了满足。那是1956年，威列依斯基随苏联文化代表团来我国访问。威列依斯基到北京后，应同行们的要求，在中央美术学院专门介绍了自己的创作经验。报告之后，他对高莽说：“第一次读了《静静的顿河》，深受感动。作为一名画家，很想为它插图，但又不敢动笔。书中描述了那么长的一段历史，写出那么多人物。要能很好地完成插图，任务太难了。”他感谢小说作者肖洛霍夫给予他的帮助和鼓励。“肖洛霍夫为我提供了两条线索。一是让我参观顿河的一些区域，因为那些地方是小说故事的发生地。二是建议我访问一些老年哥萨克，因为他们亲自经历过小说中描写的事件。”
顿河之行，使威列依斯基对小说中描写的环境和人物形象有了具体的概念。下一步就是构思与造型。谈到构思处理时，威列依斯基说：“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很难说清楚。我把红军指挥员作为主体，白卫军安排在两旁。这样处理，既符合作品的主题，又突出了正面人物大义凛然的气概。”“您为《静静的顿河》作完插图之后，作者有何表示？”高莽很想知道作者的反映。“他表示满意，并向我致谢。”威列依斯基仿佛在追忆当年与肖洛霍夫交谈的情景，沉思地说：“这对我来说，也是最高的奖赏与最大的鼓励了。”
威列依斯基来北京那一年，他四十一岁，正当年富力强、创作热情旺盛的时期，他看到中国古老而年轻的国家，眼中不时流露出惊喜的神色。那一年，高莽和他有一个月的时间朝夕相处。除了北京以外，他访问了上海、广州、洛阳等地。他走到哪里，画到哪里，是一位非常勤奋的画家。高莽看到他如何把每天游览时看到的风景、人物变成一幅幅的画，看到他如何写生，如何作记忆画。那一年，他还把一幅没有画完的梅花留给了高莽。
中国的梅花给他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他情不自禁地也画了一幅。当时，他把画赠给高莽时说：“还想把名字的字母一个个竖着写上，如同中国画那样署名。”可惜，阴错阳差，此画没有完成，但作为访问我国的一张习作，却颇有意义。
研究苏俄文学怀念诗人普希金
从1953到1963年是高莽在社会大学苦读的十年。当他进入《世界文学》杂志工作也就开始进入正规阶段。
这阶段，高莽对苏俄文学进行了系统的学习和研究，为做编辑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阶段，他还翻译出版了一些苏俄文学作品，为中俄两国的文学交流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离休后，他实际上是离而未休，先后写出《久违了，莫斯科》《诗人之恋》《枯立木》等十几部随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圣山行》，这本专门介绍普希金的文集。高莽先生一直追寻着诗人人生的足迹，从普希金曾祖父的绥达庄园，到普希金父母生活的扎哈罗沃村，从普希金出生的涅梅茨基村到他上学的皇村，直至普希金任职的彼得堡沙皇政府外交部，又从普希金被流放的基什尼奥夫南移民总监英佐夫将军处，到莫斯科阿尔巴特街53号普希金的新婚寓所，又到彼得堡普希金生活过的莫伊卡12号，最后走向普希金与丹特士决斗的黑溪小树林，高莽先生的足迹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俄罗斯。在这遥远漫长的行程中，高莽先生在绥达河边的绥达庄园留下了自己的身影，在将军墓前留下了背诵普希金的诗句的声音，在莫斯科涅梅茨基村的树林里找到了标着普希金的出生地的标记，在扎哈罗沃村瞻仰诗人少年时代戏耍的地方和新的雕像，在皇村学校五层14号参观了当年被普希金称作“禅房”的单人宿舍，最后在圣山普希金的墓前献上一束鲜花——实现了六十多年的愿望。
高莽先生儿时学的是俄文，长大后唱的是俄罗斯的歌，工作中研究和翻译的是俄罗斯的文学作品。凭着对俄罗斯艺术深深的爱，凭着对俄罗斯大地深深的爱，高莽先生如今沿着各位中、外大师们的足迹，登上了自己文学艺术事业的高峰。
从小爱上文学的大海
高莽出生在白雪的世界——哈尔滨，从幼小的时代，他对白雪就有了感情。大雪弥天的时候，他和伙伴在雪地里奔跑游戏，这时候他仿佛能听见雪也在和他们一起欢笑、吵闹。稍长，他见的市面多了，可是对雪的感情一直未变。雪使大千世界变得扑朔迷离。高莽的整个少年都仿佛就置身于那幻觉的天地里。
高莽上学是在哈尔滨基督教青年会，在这所十年一贯制的学校里，求学的大部分都是俄罗斯学生，也有乌克兰、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等其他国家的学生。老师是俄罗斯人，授课用的是俄语。老师授课水平很高，特别是语文课，讲文学小品时，给高莽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仅普希金《致大海》一首诗，在高莽幼小的心灵里激起的浪花，就从未平息过。虽然那时他对诗中深刻的含义远不清楚，但文学的大海告诉高莽，生活中遇到不可理解的问题，便可潜入到心中的大海中去，去探索、去寻觅答案。于是大海就会像妈妈的手一样，抚摸他的头，慰藉他的心。
从此，高莽爱上了文学，爱上了富有民主主义精神的俄罗斯文学。是文学充实了他儿时贫乏孤寂的生活，认识了在人生中搏斗的乐趣。俄罗斯文学对他以后的生活与工作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少年时，高莽还对绘画产生了割舍不掉的眷恋。
遇到恩师戈宝权先生
十年的学生生活结束，抗日战争胜利，高莽走向社会，参加了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的工作。那时他担任翻译，还去《北光日报》当过编辑，同时他以俄文译过一些诗歌与随笔等。译文发表时他使用了很多不同的笔名。
有一天，友协领导通知高莽说戈宝权先生路过哈尔滨，看到当地报纸上一些翻译文章，想同这些俄苏文学译者、研究者们见见面，座谈座谈。
戈宝权先生是著名的俄苏文学翻译家、研究家，他对各地的俄苏文学研究现状非常关心。高莽很早就来到指定地点，戈宝权先生穿一身西装，戴着一副眼镜，面带微笑和高莽交谈起来。过了约定的时间，戈宝权先生问道：“几位被邀请的人怎么还没有来？”高莽不知还有谁。戈先生念了几个人的名字后，高莽有些不知所措。因为那几个名字都是高莽的笔名。戈宝权先生明白了原因开朗地笑了。
戈先生没有因为只有高莽一人出席座谈会而省略发言，他津津有味地谈了苏联文学现状，谈了苏联作家的创作。高莽第一次听人专门讲授苏俄文学，讲授如何治学，讲授翻译的重要意义。高莽觉得戈先生很理解对方的需要，他把高莽想知道而没有说清楚和需要知道的事都告诉了高莽，并指出了努力的方向。高莽暗自思忖，如果有朝一日能在这位学者身边工作该多幸福啊！没想到几年后，高莽的希望竟变成了现实。
十年社会大学积蓄一生精神
1954年高莽调到北京，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联络部工作。戈宝权先生是友协总会的副秘书长，联络部正是他管辖的部门。从此，高莽每天可以听到戈先生的教诲，接受他的指导。从那时起，高莽年年都要陪同各种代表团访问苏联，其中有文艺界的茅盾、巴金、周扬、老舍、丁玲、曹靖华、赵树理、杨沫，美术界的蔡若虹、华君武、王朝闻、王式廓，戏剧界的梅兰芳、田汉、阳翰笙等等老前辈们。
前后十年，是高莽人生中重要的十年。十年中，他跟随大师们的脚步、聆听大师们的声音、搀扶大师们的手臂、感受大师们的呼吸。这十年，他吸收了一生中所需的诸多营养，储备了一生中所需的力量，增加了一生中所需的智慧，积蓄了一生中所需的精神。这十年，他上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学，学到了做人的知识。
为茅盾先生做翻译吸吮慷慨恩泽
从上世纪50年代初，作为一名翻译人员，高莽多次跟随茅盾先生接待外宾或出国访问。茅公总是穿一身深色的中山装或西装，留着很有特色的短胡子。茅盾说话带有浓重的浙江口音，非常喜欢交谈。他办事从来都是用商量的口气，使你感觉不到不完成他交给的任务，心中是不安的。而高莽却正是有两件事，藏在心里一直感到愧疚。
那是1958年，茅公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出席在苏联塔什干举行的亚非作家会议。会议期间，当地记者专访了茅盾先生，并为他拍了照片。过了一两天，访问记与茅盾先生的照片同时见了报。茅盾先生对那张相片很喜欢。他让高莽跟苏方记者说一说，可否为他个人多洗几张，如有可能，他还想留张底片，一切费用由他来付。这本不是一件难事，可不知为什么，苏方对此一拖再拖，直到他们离开塔什干，也没能把照片和底片要来。高莽为此事一直感到不安。可是茅盾先生却一直没有再提此事。高莽想，一旦有可能，一定把这件事办成。几十年过去了，茅盾先生已离开人世，每次想起这件事，高莽就有一种说不出的负罪感。
1959年5月，苏联召开了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老作家康·费定当选苏联作家协会第一书记。大会闭幕后的一天下午，茅盾先生前往费定家去祝贺。茅盾先生和费定都是六十开外的人，也都担任作协领导重任。费定住在一栋楼房的楼上，穿过门廊进入餐厅，向右一拐就是他的书房。费定和茅盾先生一样，文质彬彬、客客气气。那天，两位老作家并坐在长沙发上亲切攀谈，交流创作经验。
他们谈得很投机，很随便，是两位大作家在谈心。一缕夕阳透过窗户照在他们身上。高莽很想把这个镜头拍下来，便征求茅盾先生的意见。茅盾先生高兴地说：“主人如不反对，就拍吧！”费定非常愿意有个合影，他准备把房间稍稍收拾一下。正在这时，门铃响了。费定去开门。来的是作家协会的书记苏尔科夫。一阵握手，一阵问候，当他们再回到原来的座位上时，阳光已经过去了。而高莽那架光圈只有5.6镜头的照相机，在没有闪光灯的情况下，是拍不出影像来的。这时，二位老人都说，将来再拍。可惜他们从此没有再见面，并先后离开人世。
两件事情虽不大，但充分反映出茅盾先生的大度、宽厚待人的好作风。这两件事也恰恰反映出高莽同志，工作认真负责，勇于承担责任，决不放过工作中的丝毫疏忽的良好品质。
70年代，高莽画了一套《马克思、恩格斯战斗生活》组画。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之前，高莽和妻子一起去看望茅盾先生，并把原画带去请他审阅。那次，他不像过去在自己的卧室外屋接见高莽，而是把夫妻二人让进外院的小客厅。茅盾先生坐在沙发里，让高莽把画陈列在他面前。茅盾先生说：“我听别人提到过这套组画，没有想到原作是这么小。”高莽一幅幅地给他介绍内容，他听得十分认真。他说这项工作很重要，马克思、恩格斯一生中还有一些事迹应当画出来，并提出了命题。他鼓励高莽一定要把这套组画画完。高莽极其兴奋的心情向他告辞。茅盾先生站在台阶上，穿着中国裤褂、拄着一根红木手杖，向高莽夫妇挥手告别。他那天虽没有修面，脸上有些苍白，头发稀疏，瞳仁也不那么黑，他真的衰老了，但却使高莽感觉到已是站在一座经历风雨的高山脚下，吸吮他惠赠的恩泽。
为“钱杨”先生作画得到诸多称赞
钱钟书先生是老一辈大学者，他各方面的学术成就、为人品质，社会早有定评。由于工作的需要，高莽接触过这位老人，尊照他的旨意办过几件事，从此在生活与工作中不止一次地感受到他的教诲与关爱。
回忆钱先生的时候，高莽脑子里总有另一位和他相随相伴的人。那就是他的夫人杨绛（杨季康）先生。钱先生是一位思想家、学者。他用一生的精力，揭示、证明着一个个真理。而杨先生则是一位艺术家、文学家。她用一支普通的笔，创造出许彦城、李君玉、张宛如等一群人物，在是与不是之间漫步，也得与方鸿渐比肩而立。
杨先生在外国文学研究所任职期间，高莽在《世界文学》杂志编辑部工作，为了处理一些稿件，有时需要请教杨先生。钱先生在中国文学研究所任职，那时，他经常来看望杨先生。两位学者总在一起，形影不离，令人赞叹。
高莽一直有把两位画下来的心愿，可惜又没有机会。“文革”期间，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研究人员，都被赶到河南信阳“五七干校”，去接受再教育。在那里，今天盖房子、明天修猪圈。
这期间，圈在干校里的知识分子，除有限的几种政治书报外，什么也不许看。晚饭后，知识分子们纷纷到干校附近的野外去散步。活动天地不大，总会遇到熟人。高莽经常看到钱杨两人的身影。在众人当中只有他们显得无比亲密，因为大多数人的感情在当时的环境下，已被扼杀了。他们的形象深深地刻在高莽心里。
有一天，高莽坐在自己的床铺上，兴致所至，默画了他们的背影。夸大了钱先生笨拙可笑的体态，和杨先生那娇小的身姿。二人在并肩漫步。朋友们传看高莽这幅漫画，都认为很传神，刻画出二人的特点。后来，有人把那张漫画拿给钱杨二位。高莽知道后有些害怕，怕上纲上线说他丑化革命干部。后来，和钱杨要好的同事栾贵民告诉高莽：二老看后不但没有生气，反而称赞了几句。
高莽的胆子大了些。到了80年代，他又给钱杨先生画了几幅速写和漫画。其中漫画曾刊登在《南方周末》上，有些地方的报纸还转载了。高莽还把自己画的几位文学前辈的漫画像，送给二老，听取意见。杨先生告诉高莽：何其芳画像最好，其次是俞平伯。杨绛的画像比钱钟书的好。她还指出：画的她和钱先生都“偏向美化”，绊住了高莽的画笔。
1986年夏天的一个上午，高莽代表《世界文学》杂志向钱先生约稿。高莽当时还抱有一颗“私心”，想趁机观赏一下这两位满腹经纶、学贯中西、国内外闻名的大学者的书房。
三里河。小楼的三层。钱杨二位的寓所。高莽准时走进他们的家门。按照高莽的想象，这两位大学者的家应该到处是书，他们的家应当是书的世界。主人即使不让他翻看，就用眼睛瞄一瞄书脊也很过瘾。三个人在客厅谈完工作后，高莽怯怯地提出想参观一下他们的书房。闻听此话，二老笑出了声。钱先生当时坐在一张写字台的后面。他扭头看看背后的书柜，意思是说：这就是我的书房。其实客厅就是书房。他们家中就那么些书，好像都是字典、辞书、百科全书一类的工具书。这种情形是高莽万万没想到的。
也许正是这种意外，使高莽突然领悟到一个真理：真正的学者不仅博览群书，更善于启动头脑的全部功能。他们的知识不是在书柜上、书本里，而是像电脑似的储存在自己的头脑里。钱杨先生就是这种大学者。他们没有用书籍装点自己的书房，更没有让现成的书籍束缚自己的意识，他们在任何时候都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和内心的自由。
结识苏联诗人体味内在激情
不论是在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还是在北京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工作，高莽一直做着促进中苏两国人民友谊和两国文化交流的工作。这期间，他除了和我国著名文学家、艺术家到苏联进行友好交流访问活动外，还在苏联做了大量中苏友好交流工作，到苏联各地、各名人故居访问，和苏方文艺界人物有过亲密交往，为中苏两国友好文化交流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他本人，也结交了多位苏联文学家、艺术家。
“文革”后，经过二十多年的隔绝，1983年，高莽和戈宝权先生来到莫斯科，认识了诗人尤利·沃罗诺夫。他是苏联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负责对外联络工作。沃罗诺夫五十多岁，体态矫健，中等身材，在那浓浓的眉毛下藏着一双犀利的眼睛。他的诗恰如其人，句句都让人体味到内在的激情。沃罗诺夫赠给高莽一本诗集《围困》。当天夜里，高莽通读了一遍。一页页地读着，仿佛耳边传来苏联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炮声，眼前出现了熊熊火光，映红了涅瓦河。亲人一个个被炸死，有的饿死，有的冻死，可是生存着的人只要还有一口气，就顽强不屈地战斗着、坚持着，因为他们知道为了子孙后代，必须战斗、必须坚持、必须胜利。沃罗诺夫十三岁就参加了共青团，积极投入战斗。为此，政府授予他“保卫列宁格勒”奖章，而那时他才有十四岁。他属于早熟的一代苏联青年。沃罗诺夫告诉高莽，翌日他又要到列宁格勒去。列宁格勒人民为迎接自己的城市解放四十周年，决定以沃罗诺夫的组诗为基础，排演一场大型歌舞剧，并于1984年正式上演。
“你什么时候开始写围困的生活？”高莽问他。“战争时候就写了，但发表作品是1965年，我在《旗》杂志上发表了一组《围困时期的笔记》。”沃罗诺夫谈话很矜持，但在他不多的语言中，高莽仿佛隐约听见了一颗怦怦跳动的心，它在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过去的战争。
与苏联画家一同漫步静静顿河
我们知道高莽不仅译诗，有很多诗人朋友，同时他也作画，在苏联美术界也有一些好友。威列依斯基就是其中的一位。
他告诉我，有一年，他们刚从列宁格勒回到莫斯科，陪同他们的工作人员安托尼娜便拿起电话筒，拨个号码。她对话筒说了几句，便递给高莽。高莽问：“跟谁通话？”“您一听就知道了。”“高莽同志您好！”啊，多么熟悉的声音，对方是奥列斯特·威列依斯基。他创作的阿拉伯妇女带着孩子在旅途中短息的单幅画《途中》，描绘布拉格生活和斯堪的纳维亚的世界风景画、表现美国的风俗画……都得到观众很高的评价。他为俄罗斯和苏联经典文学名著作的插图更是别具一格。
高莽清清楚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威列依斯基，那是1954年的春天，高莽在莫斯科访问《星火》周刊编辑部。威列依斯基当时在该刊担任插图画家。两人谈话的细节内容已经模糊了，但他那高大的身材、腼腆的微笑，深深地印在高莽脑海里。他讲自己作插图时的一次失误。他为北欧某位作家的短篇小说作插图，主人公脚上穿的是皮鞋，而他画成了皮靴。读者立即提出了意见。第一次见面，他就讲了这么一件有趣的事，真逗！那时，随着《星火》周刊在中国的传播，威列依斯基的插图在我国读者中也相当有影响，赞扬者尤多。
那天，高莽又问他在创作什么，他说：“为《静静的顿河》作了插图，花费了不少心血。”从他的语气里可以感到他对这次插图是满意的。高莽此时还想更多地了解他的创作经验，但由于访问的时间限制，他的话没有说完。
说来也巧，高莽的这个愿望，两年以后得到了满足。那是1956年，威列依斯基随苏联文化代表团来我国访问。威列依斯基到北京后，应同行们的要求，在中央美术学院专门介绍了自己的创作经验。报告之后，他对高莽说：“第一次读了《静静的顿河》，深受感动。作为一名画家，很想为它插图，但又不敢动笔。书中描述了那么长的一段历史，写出那么多人物。要能很好地完成插图，任务太难了。”他感谢小说作者肖洛霍夫给予他的帮助和鼓励。“肖洛霍夫为我提供了两条线索。一是让我参观顿河的一些区域，因为那些地方是小说故事的发生地。二是建议我访问一些老年哥萨克，因为他们亲自经历过小说中描写的事件。”
顿河之行，使威列依斯基对小说中描写的环境和人物形象有了具体的概念。下一步就是构思与造型。谈到构思处理时，威列依斯基说：“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很难说清楚。我把红军指挥员作为主体，白卫军安排在两旁。这样处理，既符合作品的主题，又突出了正面人物大义凛然的气概。”“您为《静静的顿河》作完插图之后，作者有何表示？”高莽很想知道作者的反映。“他表示满意，并向我致谢。”威列依斯基仿佛在追忆当年与肖洛霍夫交谈的情景，沉思地说：“这对我来说，也是最高的奖赏与最大的鼓励了。”
威列依斯基来北京那一年，他四十一岁，正当年富力强、创作热情旺盛的时期，他看到中国古老而年轻的国家，眼中不时流露出惊喜的神色。那一年，高莽和他有一个月的时间朝夕相处。除了北京以外，他访问了上海、广州、洛阳等地。他走到哪里，画到哪里，是一位非常勤奋的画家。高莽看到他如何把每天游览时看到的风景、人物变成一幅幅的画，看到他如何写生，如何作记忆画。那一年，他还把一幅没有画完的梅花留给了高莽。
中国的梅花给他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他情不自禁地也画了一幅。当时，他把画赠给高莽时说：“还想把名字的字母一个个竖着写上，如同中国画那样署名。”可惜，阴错阳差，此画没有完成，但作为访问我国的一张习作，却颇有意义。
研究苏俄文学怀念诗人普希金
从1953到1963年是高莽在社会大学苦读的十年。当他进入《世界文学》杂志工作也就开始进入正规阶段。
这阶段，高莽对苏俄文学进行了系统的学习和研究，为做编辑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阶段，他还翻译出版了一些苏俄文学作品，为中俄两国的文学交流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离休后，他实际上是离而未休，先后写出《久违了，莫斯科》《诗人之恋》《枯立木》等十几部随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圣山行》，这本专门介绍普希金的文集。高莽先生一直追寻着诗人人生的足迹，从普希金曾祖父的绥达庄园，到普希金父母生活的扎哈罗沃村，从普希金出生的涅梅茨基村到他上学的皇村，直至普希金任职的彼得堡沙皇政府外交部，又从普希金被流放的基什尼奥夫南移民总监英佐夫将军处，到莫斯科阿尔巴特街53号普希金的新婚寓所，又到彼得堡普希金生活过的莫伊卡12号，最后走向普希金与丹特士决斗的黑溪小树林，高莽先生的足迹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俄罗斯。在这遥远漫长的行程中，高莽先生在绥达河边的绥达庄园留下了自己的身影，在将军墓前留下了背诵普希金的诗句的声音，在莫斯科涅梅茨基村的树林里找到了标着普希金的出生地的标记，在扎哈罗沃村瞻仰诗人少年时代戏耍的地方和新的雕像，在皇村学校五层14号参观了当年被普希金称作“禅房”的单人宿舍，最后在圣山普希金的墓前献上一束鲜花——实现了六十多年的愿望。
高莽先生儿时学的是俄文，长大后唱的是俄罗斯的歌，工作中研究和翻译的是俄罗斯的文学作品。凭着对俄罗斯艺术深深的爱，凭着对俄罗斯大地深深的爱，高莽先生如今沿着各位中、外大师们的足迹，登上了自己文学艺术事业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