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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志》、《史记》，同样博通古今，旨在治世之法，但是二书区别极大。首先郑樵作《通志》，旨在继孔子之遗志，传“至治成之法”；而司马迁修《史记》，其旨在续放绝之史记，留当世之治法。再深入探究，就会发现二书成书的条件——作者的学术思想渊源，作者所处时代之思想文化、政治特征以及个人的性情和经历等等都完全不同。郑樵是纯粹的儒者，身处政治上屈辱艰难、文化上儒学再盛的两宋之交，学问博洽而性情孤高，平生以著述立言为所愿；而司马迁则是圆融的学者，生于治世之际、学盛之时的西汉盛世．博学而且广见．所修之《史记》不是《通志》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