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范长江从一个民主主义的爱国主义者，到一个杰出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这个思想转变的过程与他同共产党人公共交往网络的形成过程是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要想了解范长江思想转变的过程，就必须了解他同共产党人之间公共交往网络的形成过程。本文基于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对这一公共交往网络的形成过程做出分析。
　　【关键词】范长江 公共交往网络场域
　　
　　范长江作为中国现代新闻史上一个杰出的新闻记者、中国新闻家、社会活动家，尤其是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和领导者之一，他对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贡献是无可取代的。这位共产主义的坚定的支持者和拥护者，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还是一名中央政治党校的毕业生以及一名国民党员，就连他曾经工作过的《大公报》，在政治上也是倾向于国民党的。从国民党员到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范长江是如何完成这次思想转变的呢？20世纪30年代范长江与共产党人之间的公共交往网络的形成，可以说是他向无产阶级思想转变的关键。正是在同共产党人的公共交往中，范长江逐渐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正确性，了解到只有毛澤东、只有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才能挽救中国的命运。本文将从布迪厄的“场域理论”的视角，来分析范长江和共产党人之间公共交往网络的形成原因及其对范长江思想转变的影响。
　　一、“场域”的客观存在
　　布迪厄认为：“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是由大量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①而这些相对自主的社会小世界就是场域。同时，布迪厄把这些场域看作是一种客观关系构成的系统，“各种场域都是关系的系统。”②
　　根据这个定义，我们既可以把当时的共产党组织称作一个“场域”，也可以把范长江与部分共产党人之间形成的公共交往网络称作一个“场域”或者共产党这个“场域”下的“子场域”。正是由于共产党这个“场域”的存在，为范长江同共产党人之间的公共交往提供了一个公共空间。有了这个公共空间，范长江和共产党人之间的交往网络才得以成立。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共产党这个组织就是一个具有自主性的“场域”，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信仰就是这个“场域”自身的逻辑。在共产党这个“场域”内，又包含着数个“子场域”，这些“子场域”的存在都以实现共产主义、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为最终目标。范长江与共产党人之间的公共交往，就是在其中一个“子场域”进行的。
　　正是在这个“子场域”中，范长江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林彪等中共主要领导人进行了深入的公共交往，就反抗日本侵略的民族战争、中共的抗战路线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探讨。同共产党人的交往使范长江弄清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任务、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以及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坚定了对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的信念。
　　二、共同的“惯习”促使交往网络的成立
　　“惯习”是某个共同体在长期的共同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高度一致、相当稳定的品位、信仰和习惯的总和，是特定共同体的集体认同和身份徽记，也是其内部整合和区别于其他共同体的最重要标志。③布迪厄认为，场域和惯习是不可分割的，每个场域都是具有惯习的，每个惯习只在场域中存在。
　　共同的惯习是将范长江和共产党人联系在一起的最重要的纽带。范长江和共产党人的共同的惯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共同的社会经历
　　范长江和绝大多数共产党人一样，经历了中国政治经济上的巨变时期。经历过清政府的腐败统治，八国联军的蹂躏等等各种动荡之后，中国外无民族独立，内无民主制度，人民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双重压迫，军阀混战加上帝国主义的剥削掠夺，中国人民的生活可以用水深火热来形容。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共产党人和范长江这样的爱国志士都在积极寻找救国救民的方针和策略。和绝大多数共产党人一样，范长江在学校期间就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和同学一起进行反帝反军阀的宣传演讲，在中学期间，曾和同学组织过“进步青年谈话会”，讨论国家大事，还到校外参加支持北伐战争的宣传活动，并先后投身爱国示威活动、“八一”南昌起义以及抗日救亡运动。此时的周恩来、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同样也在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力图拯救国家于水火之中。如周恩来参加五四运动，组织觉悟社；毛泽东和蔡和森等组织新民学会；林彪参加南昌起义等等。
　　这些共同的社会经历，是把范长江和共产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也正是因为这些共同的社会经历，使得日后范长江和这几位共产党人一见如故。周恩来于1937年2月4日第一次见到范长江时，就迎向前去亲切地握住他的手，并约定5日作竟日长谈。再次相见，两个人坦诚相待，并详谈了中共与西北军的关系、中共在西安事变所扮演的角色等问题。在周恩来的引荐下，范长江得以采访到叶剑英，并争取到了去延安探访的请求，从而接触并了解了更多的共产党人，如博古、刘伯承、林彪、朱德等等。
　　2、共同的信仰
　　在接触到共产党人之前，范长江曾经在由共产党人吴玉章创办的宣传马列主义、培养革命干部的中法大学重庆分校学习，在这里逐渐接受了反帝反军阀的思想，并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从1935年7月份开始，他凭着一腔爱国的热血和一个新闻记者的社会责任感，以《大公报》旅行记者的名义，深入中国西北角，开始了他的著名的旅行考察。他的旅行通讯在《大公报》上的连载，真实地报道红军长征的行迹和西北近况，使得广大读者得以深入了解共产党和红军长征，击破了国民党对共产党的不实报道和恶意诽谤。
　　范长江对共产党的报道引起了共产党人的注意，此后他先后采访到了周恩来、刘伯承、朱德等人，并于1939年2月9日夜晚，与毛泽东进行了通宵的谈话，这次谈话促使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与共产党领袖的交流，以及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探讨，使范长江找到了真理，看到了共产党代表着民族和国家的希望，导致了他政治立场最终的转变。”④而范长江自己也说：“在延安，毛主席教导我一个通宵，这十个小时左右的教导，把我十年来东摸西摸而找不到出路的几个大问题全部解决了。”由此可见这次谈话给范长江思想上带来的冲击之大。
　　三、场域和惯习相互影响
　　1、根据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不同的场域有着不同的惯习，惯习和场域之间的关系是两方面的：“一方面，这是一种调节的关系：场域构造惯习，惯习是体现场域的内在必要性的产物。另一方面，这是一种知识的关系、或是知识的建构关系：惯习有助于把场域建构成一个有意义的世界，一个极富意义和价值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们值得投资精力。”⑤共同的惯习会使人们物以类聚，形成一个自主性的场域，而这些因为共同的惯习走到一起的人们也会赋予这个场域独一无二的意义和价值。
　　对真理的不舍的追寻，对民族命运的强烈关注，对民族和人民的高度责任感，以及后来共同的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这些共同的信仰是促使范长江和共产党人交往网络形成的主要因素。正是这些共同的惯习，吸引范长江加入了共产党这个场域，同共产党人之间开展了深入的公共交往，并在以后的革命战斗中同仇敌忾，为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和民族振兴奋斗终身，这个场域因为这些惯习而被赋予了浓浓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色彩，成为共产党人交流革命经验、组织革命运动的公共空间。
　　2、布迪厄认为，场域塑造了惯习，惯习成为某个场域固有的必然属性，即惯习成为某个场域的标志。而不同场域之间存在着“不吻合”现象，即不同场域间的惯习也会互相不“兼容”。
　　共同的惯习是吸引范长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最主要因素，用布迪厄的“场域-惯习”论来解释就是“当惯习遭遇了产生它的那个社会世界时,正像是‘如鱼得水’,得心应手，它感觉不到世间的阻力与重负、理所当然地把世界看成是属于自己的世界。”⑥而范长江之所以脱离国民党甚至脱离《大公报》，就是因为惯习与惯习之间的不吻合或者说是不“兼容”。
　　结语
　　就是在同这些共产党人的交往中，范长江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感情，形成了严密的公共交往的网络。共同的“惯习”将他们吸引到同一个“场域”中，在这个“场域”中，他们充分利用自身所拥有的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等，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范长江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先后担任新华社总编辑、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社长等新闻宣传单位重要领导职务，并先后组织创立“中国青年记者协会”和“国新社”，为创建和发展党的新闻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参考文献
　　①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②⑥毕天云，《布迪厄的“场域-惯习”论》，《学术探索》，2004（1）
　　③许纪霖：《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D].上海人民出版社
　　④常建宏，《毛泽东致范长江的两封信》，《中国档案》，2010（6）
　　⑤杨茜，《场域-惯习-资本-反思》，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中国知网
　　（作者：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0级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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