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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1月以来,为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国务院出台了更加有力的扩大国内需求措施,到2010年底投资4万亿元,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通过提高政府投资,带动民间资本,刺激总需求,增加总供给,以保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一、 从投资—储蓄曲线和流动性偏好—货币供给曲线角度分析
我国的投资—储蓄曲线(IS曲线)有下列两方面的特点:
一是虽右下倾斜但极为陡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我国居民的消费倾向较低,而且10余年来消费倾向呈现下降的趋势。第二,利率对投资的影响系数长期较小,目前更是处于“投资陷阱”阶段。在需求不足、国家希望通过降息刺激投资的情况下,投资者对投资前景作出的多是悲观预期,难以找到或者说缺乏有利可图的投资项目,降息也难以改变“缺少投资引诱”的局面,利率政策又表现出在刺激投资需求方面无能为力。第三,现阶段利率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系数很小,“消费陷阱”现象短期内难以消除。
二是短期内能有效推动投资—储蓄曲线右移的因素有限,除政府购买外,其他因素短期内难以促使投资—储蓄曲线大幅右移,甚至有的因素在阻碍其右移。如人民币升值导致的产品国际竞争力的下降、自发性投资的限制和自发性消费的不足等。
扩张性财政支出政策,能够刺激总需求,但也有挤出效应。财政政策有效与否,关键取决于这一政策的对内(民间需求)对外(净出口需求)的两个挤出效应的大小,大则无效,小则有效。政府支出增加在货币市场的融资需求,必然对利率有拉高作用。由于流动性偏好—货币供给曲线(LM曲线)平坦、民间货币需求有强伸缩性,这种拉高作用是很有限的;再者由于投资—储蓄曲线陡峭,利率的拉高对居民消费和投资的负面影响力也较弱,所以,目前我国财政支出对国内民间支出的挤出效应很小。对外的挤出效应是指财政扩张拉动进口从而对外贸净出口需求产生的不利影响。这种影响的大小可以从进口倾向的大小来考察,目前,我国进口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不到15%,估计进口倾向与此大体相当。因此,如果财政支出的投向控制得当,对外的挤出效应也是很小的,即财政政策有效。
另一方面,目前,我国货币政策具有局限性,一是由于我国的货币供给存在供给粘性、增速缓慢,不能有效地推动流动性—货币供给曲线的右下移动,使连续降息政策没有得到货币供给增长的有效配合,限制了降息作用的发挥。二是我国目前处于投资陷阱、消费陷阱阶段,投资—储蓄曲线陡峭,即使货币供给能够满足降息对货币需求增长的要求,但货币供给增长和利率下调也难以有效地刺激需求。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的传递机制是:货币供给增加=>利率下降=>消费和投资增加=>收入增加。从这一机制可以看出,在经济处于投资陷阱和消费陷阱的情况下,利率下降对消费和投资缺乏刺激作用,进而对经济活动水平缺乏影响力。
在目前我国的投资—储蓄曲线陡峭、流动性偏好—货币供给曲线平坦的情况下,货币政策不能有效地刺激消费、投资与收入增长,在人民币不贬值、国家难以采用汇率政策刺激外需的情况下,在居民和企业的自发性消费和投资需求不能有效放大的情况下,在降息不能有效刺激消费和投资的情况下,国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扩大政府购买(主要是公共投资)来推动投资—储蓄曲线右移,刺激需求,缓解失业和经济滑坡的压力,短期内是正确的选择。
但是,在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要有相应的货币政策措施予以配合,尽可能消除对国内居民和企业支出的挤出效应;要本着对经济的长远发展有利的原则,选择适当的财政开支项目,控制好财政资金的投向,尤其要避免“投资饥渴”情况下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的再重复;要在进行项目工程建设当中尽可能选用国内生产的产品和物资,控制对国外净出口需求产生的挤出效应,减轻对国际收支产生的不利影响,使得在促进国民经济对内平衡的同时能够兼顾对外平衡。
二、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作用分析
2009年3月,我国又对4万亿的投向进行了调整,减少了对基础设施建设和节能减排、生态工程方面的投资,增加了民生工程的投入。从今年的实际情况来看,目前最为严重的不仅仅是增长速度下行的问题,而是伴随中小企业倒闭和停工,以及包括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企业的不景气,将造成大量的农民工、大学生和其他劳动力失业。据估算,2009年全社会实际失业率可能高达14%。因此,保增长,是保能就业的GDP的增长;扩内需,最为基础的是劳动者有保住和增加工作的机会,有工作才能有收入,有收入才能有支出,有支出才能保内需和扩大内需;而调结构,则是在企业规模结构上发展能大量增加就业的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在产业结构上大力发展能大量增加就业的服务业。2008年,面临的是劳动合同法实施带来的成本上升,央行过度紧缩导致资金流枯竭,原材料和能源等成本加大,人民币汇率上升侵蚀利润,以及出口退税减少等等多重压力。而2009年,主要面临的则是市场需求不足和税费负担过重的难题。
从货币政策来看,由于中国金融体系的高度垄断性,中小企业要想从银行体系中贷到款很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的余地可能还有一些,但作用似乎也已不大。起重要作用的还是财政政策。给予大企业用增值税转型的方式减税,向大项目投资,向低收入人群发放补贴,以及对家电下乡进行财政补助等等,虽然都能从一定程度上拉动投资、扩大消费,但是关键是对能大量吸收劳动力就业的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减免税费。如果一方面给大企业注资和实施优惠,向大项目投资,给低收入人群补助,另一方面却忽视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生存问题,对它们没有更好的政策,使其大量地倒闭和停工,从而向外挤出更多的劳动力,即使将速度拉起来了,替代了中小企业大量倒闭形成的速度损失,但与损失的就业,包括损失的吸收了大量劳动力就业的增长相比,实在得不偿失。
为此建议:一是尽快改革和理顺一些政府部门和行政性事业单位的财政拨款体制。财政增加工商、质检、卫生防疫等向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收费部门和行政性事业机构的支出,废除对其实行的收支两条线、超收奖励和罚款分成体制,全部转变为财政拨款供养。政府各部门和事业性机构税外无道理设置收费和罚款等创收项目,擅自设置,应当视为违法行为。二是在税收体制和行为上实行三个“废除”。即废除目前实际上实行的年财政和税收硬性高速度增长的计划指标和任务制度;废除许多地方不按照税法对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收税,而是进行比实际税率要高,甚至高得多的包税行规;废除对税务人员超额完成税收任务实行奖励,以刺激税务人员收过头税的各地通行规则。三是给能大量吸收劳动力就业的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减税。对企业投资人、经理层、中高管人员、技术人员等等,降低其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率。
此外,中央和国务院应高度关注2009年地方政府由于财政收入支出的缺口加大,可能对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这些急需要减免收费和税收的经济主体,反其道而行之,加大收费和收税的力度,来尽量缩小财政收支缺口。这样,将会导致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更多地倒闭破产,从而挤出更多的劳动力,使实际的失业率更高。
在目前困难时期,地、县、乡三级地方政府在支出刚性的情况下,应当允许一部分经济发达,未来税源充足的地方政府发债。收入上要通过地方政府发债,将城乡居民在银行中的存款搬出来,变成需求。允许地方政府发债,主要是一些建设项目发债,使地方政府的债务公开和正规化。这样,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能积极地得以平衡,对于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则应加大中央的转移支付力度。
(王安庆,1970年生,河南民权人,中共辽宁省委党校副教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研究)
一、 从投资—储蓄曲线和流动性偏好—货币供给曲线角度分析
我国的投资—储蓄曲线(IS曲线)有下列两方面的特点:
一是虽右下倾斜但极为陡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我国居民的消费倾向较低,而且10余年来消费倾向呈现下降的趋势。第二,利率对投资的影响系数长期较小,目前更是处于“投资陷阱”阶段。在需求不足、国家希望通过降息刺激投资的情况下,投资者对投资前景作出的多是悲观预期,难以找到或者说缺乏有利可图的投资项目,降息也难以改变“缺少投资引诱”的局面,利率政策又表现出在刺激投资需求方面无能为力。第三,现阶段利率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系数很小,“消费陷阱”现象短期内难以消除。
二是短期内能有效推动投资—储蓄曲线右移的因素有限,除政府购买外,其他因素短期内难以促使投资—储蓄曲线大幅右移,甚至有的因素在阻碍其右移。如人民币升值导致的产品国际竞争力的下降、自发性投资的限制和自发性消费的不足等。
扩张性财政支出政策,能够刺激总需求,但也有挤出效应。财政政策有效与否,关键取决于这一政策的对内(民间需求)对外(净出口需求)的两个挤出效应的大小,大则无效,小则有效。政府支出增加在货币市场的融资需求,必然对利率有拉高作用。由于流动性偏好—货币供给曲线(LM曲线)平坦、民间货币需求有强伸缩性,这种拉高作用是很有限的;再者由于投资—储蓄曲线陡峭,利率的拉高对居民消费和投资的负面影响力也较弱,所以,目前我国财政支出对国内民间支出的挤出效应很小。对外的挤出效应是指财政扩张拉动进口从而对外贸净出口需求产生的不利影响。这种影响的大小可以从进口倾向的大小来考察,目前,我国进口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不到15%,估计进口倾向与此大体相当。因此,如果财政支出的投向控制得当,对外的挤出效应也是很小的,即财政政策有效。
另一方面,目前,我国货币政策具有局限性,一是由于我国的货币供给存在供给粘性、增速缓慢,不能有效地推动流动性—货币供给曲线的右下移动,使连续降息政策没有得到货币供给增长的有效配合,限制了降息作用的发挥。二是我国目前处于投资陷阱、消费陷阱阶段,投资—储蓄曲线陡峭,即使货币供给能够满足降息对货币需求增长的要求,但货币供给增长和利率下调也难以有效地刺激需求。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的传递机制是:货币供给增加=>利率下降=>消费和投资增加=>收入增加。从这一机制可以看出,在经济处于投资陷阱和消费陷阱的情况下,利率下降对消费和投资缺乏刺激作用,进而对经济活动水平缺乏影响力。
在目前我国的投资—储蓄曲线陡峭、流动性偏好—货币供给曲线平坦的情况下,货币政策不能有效地刺激消费、投资与收入增长,在人民币不贬值、国家难以采用汇率政策刺激外需的情况下,在居民和企业的自发性消费和投资需求不能有效放大的情况下,在降息不能有效刺激消费和投资的情况下,国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扩大政府购买(主要是公共投资)来推动投资—储蓄曲线右移,刺激需求,缓解失业和经济滑坡的压力,短期内是正确的选择。
但是,在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要有相应的货币政策措施予以配合,尽可能消除对国内居民和企业支出的挤出效应;要本着对经济的长远发展有利的原则,选择适当的财政开支项目,控制好财政资金的投向,尤其要避免“投资饥渴”情况下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的再重复;要在进行项目工程建设当中尽可能选用国内生产的产品和物资,控制对国外净出口需求产生的挤出效应,减轻对国际收支产生的不利影响,使得在促进国民经济对内平衡的同时能够兼顾对外平衡。
二、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作用分析
2009年3月,我国又对4万亿的投向进行了调整,减少了对基础设施建设和节能减排、生态工程方面的投资,增加了民生工程的投入。从今年的实际情况来看,目前最为严重的不仅仅是增长速度下行的问题,而是伴随中小企业倒闭和停工,以及包括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企业的不景气,将造成大量的农民工、大学生和其他劳动力失业。据估算,2009年全社会实际失业率可能高达14%。因此,保增长,是保能就业的GDP的增长;扩内需,最为基础的是劳动者有保住和增加工作的机会,有工作才能有收入,有收入才能有支出,有支出才能保内需和扩大内需;而调结构,则是在企业规模结构上发展能大量增加就业的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在产业结构上大力发展能大量增加就业的服务业。2008年,面临的是劳动合同法实施带来的成本上升,央行过度紧缩导致资金流枯竭,原材料和能源等成本加大,人民币汇率上升侵蚀利润,以及出口退税减少等等多重压力。而2009年,主要面临的则是市场需求不足和税费负担过重的难题。
从货币政策来看,由于中国金融体系的高度垄断性,中小企业要想从银行体系中贷到款很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的余地可能还有一些,但作用似乎也已不大。起重要作用的还是财政政策。给予大企业用增值税转型的方式减税,向大项目投资,向低收入人群发放补贴,以及对家电下乡进行财政补助等等,虽然都能从一定程度上拉动投资、扩大消费,但是关键是对能大量吸收劳动力就业的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减免税费。如果一方面给大企业注资和实施优惠,向大项目投资,给低收入人群补助,另一方面却忽视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生存问题,对它们没有更好的政策,使其大量地倒闭和停工,从而向外挤出更多的劳动力,即使将速度拉起来了,替代了中小企业大量倒闭形成的速度损失,但与损失的就业,包括损失的吸收了大量劳动力就业的增长相比,实在得不偿失。
为此建议:一是尽快改革和理顺一些政府部门和行政性事业单位的财政拨款体制。财政增加工商、质检、卫生防疫等向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收费部门和行政性事业机构的支出,废除对其实行的收支两条线、超收奖励和罚款分成体制,全部转变为财政拨款供养。政府各部门和事业性机构税外无道理设置收费和罚款等创收项目,擅自设置,应当视为违法行为。二是在税收体制和行为上实行三个“废除”。即废除目前实际上实行的年财政和税收硬性高速度增长的计划指标和任务制度;废除许多地方不按照税法对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收税,而是进行比实际税率要高,甚至高得多的包税行规;废除对税务人员超额完成税收任务实行奖励,以刺激税务人员收过头税的各地通行规则。三是给能大量吸收劳动力就业的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减税。对企业投资人、经理层、中高管人员、技术人员等等,降低其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率。
此外,中央和国务院应高度关注2009年地方政府由于财政收入支出的缺口加大,可能对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这些急需要减免收费和税收的经济主体,反其道而行之,加大收费和收税的力度,来尽量缩小财政收支缺口。这样,将会导致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更多地倒闭破产,从而挤出更多的劳动力,使实际的失业率更高。
在目前困难时期,地、县、乡三级地方政府在支出刚性的情况下,应当允许一部分经济发达,未来税源充足的地方政府发债。收入上要通过地方政府发债,将城乡居民在银行中的存款搬出来,变成需求。允许地方政府发债,主要是一些建设项目发债,使地方政府的债务公开和正规化。这样,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能积极地得以平衡,对于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则应加大中央的转移支付力度。
(王安庆,1970年生,河南民权人,中共辽宁省委党校副教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