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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7月的一天，邮递员送来重庆市作家协会的一封挂号信，通知我成为“2018年重庆市作家协会定点深入生活”入选作家之一。
我定点深入生活的地方，叫李市镇，位于重庆市江津区。
第一次和李市结缘，是1984年的夏天。
那时，我因为在报刊上发表了几篇短篇小说，引起了原江津县文化局创作办公室主任陈光楞的关注。在陈光楞的推荐下，我头顶着“后起之秀”的光环，大胆参加了为期40天的骆来山笔会。
筆会期间，与我同居一室的是某小学教师吕平。吕平年长我两岁，已经小有名气，他创作的儿童诗散发于《儿童文学》《少年文艺》等杂志。笔会结束后，当年冬天，他在寄给我的一封信函中客气地说：“欢迎到李市耍一耍。”我也真不客气，选了一个周末，坐船、坐车，花了大半天时间，终于满面灰尘到达李市。
那次李市之行，我有两个收获：一条小街、一个部长。
小街叫猪行街，是小猪崽（本地人称笼子猪儿，就是装在竹笼里出售的小猪）交易比较集中的地方。据说，每到赶场天，笼子猪儿此起彼伏的叫声，从凌晨延续到傍晚，煞是热闹。许多关于买卖笼子猪儿的故事，也从这条小街流布四方。
在猪行街末端，有一座简朴的小院，居住着原李市区公所武装部部长刁明镜一家。
刁部长虽与我年龄悬殊很大，却并不妨碍我俩成为忘年交。若干年后，刁部长退休，搬来江津城区居住，我俩摆龙门阵变得容易了。他是一个极健谈的人，烟瘾大，不喝酒，却欣赏我的酒品——我虽好杯中物，但能控制酒量，不醉酒。于是，差不多十天半月，刁部长就会让家人做几样佳肴，摆上酒盅，邀我去喝酒。他抽叶子烟，家事国事天下事，跟随他吐出的烟雾一圈一圈地飘散于屋内；我手端白瓷杯，风声雨声读书声，忘情于两代人之间的随想交流。此情此景，亦真亦幻，真有点“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味道。
当然，陪在旁边的人还有吕平。此时，我与吕平的关系已由文友变为挚友，吕平的身份也由当年的乡村小学教师成长为重庆市江津区政协秘书长。
第二次和李市结缘，是因为《星星》诗刊发表了组诗《大卫》，作者叫杨光伟。
20世纪80年代，能够在《星星》诗刊发表组诗是一件极荣耀的事，年长我两岁的青年诗人杨光伟（笔名杨广为）做到了。一时间，江津文学界逢会必谈杨光伟。我也未能免俗，争着抢着与他做了文友。一天，我收到他“到李市吃喜酒”的邀请函。原来，他的夫人是李市街上的姑娘，与他是同学。
容许我自夸一下：我年轻时应该是一个好青年，不喝酒、不抽烟、不跳舞、不打牌。破我酒戒者，杨光伟也，而且是在他的婚宴上。其实，这句话有点冤枉他。当年，在婚宴上，他是知道我不喝酒的，因此，给我喝的是一种叫做汽酒的玻璃瓶装饮料，与其他人喝的江津老白干有天壤之别。可即便如此，一瓶汽酒下肚，我很快就撑不住了。几十年后的今天，杨光伟都还记得我当时说的一句话：“遭了，光伟，我醉了。”于是，他急忙把我送到新婚夫人的娘家。待我醒来时，发现睡在一栋木板房的二楼，推开木窗，还可看到不远处有一座石孔桥，溪水从桥下悄悄流过。
自从在李市破了酒戒后，我对酒这个东西慢慢有了好感，年轻的身体很快适应了酒液的流淌。特别是杨光伟调入江津城后，我俩有了更多“把酒问青天”的机会。再后来，随着他担任《江津日报》总编辑、江津广播电视台台长等职务，曾经破了我酒戒的杨光伟，竟然戒酒了。我则相反，自从端上酒杯那天开始，即便家中无宾客，也会独酌一杯自泡的广柑酒。
第三次和李市结缘，正是因为一碗广柑酒。
1991年，我在某乡镇集团公司工作。李市镇素有“柑橘之乡”的美誉，每逢柑橘丰收的季节，来自全国各地的水果商贩就把李市镇大大小小的旅店挤满了。
那年冬天，我带着三辆解放牌大卡车挤进两岔乡（现江津区李市镇两岔村）收购柑橘。待收购任务完成后，天色已暗。按计划，我们一行人应该立即动身，连夜赶回江津城。就在这时，一个衣着单薄的乡村少年挑着一担柑橘找到我，希望我买下来。乡村少年说，他父亲生病在床，急需用钱，他这担柑橘因为皮相不好看，好几个商贩都拒绝了。说到情真处，乡村少年已眼蒙泪雾。我看着对方稚嫩的脸庞，情不自禁地想起自己14岁独自谋生到江津火车站当“棒棒”的苦难日子，于是动了恻隐之心，立刻按当天果品最高价格买下。同时，我决定延缓行程，在收购点旁找了一家小餐馆，借口是“大家辛苦一天，吃了晚饭再走”，实则是想找个机会，让面前这个冷得发抖的乡村少年好好打一顿牙祭。刚好，路边有一家临时用楠竹与竹席搭建起来的小饭店，本地人叫棚棚店。也许，棚棚店原本就是只做柑橘销售季节的生意，因此，菜肴品种非常简单，数量上讲究堆垛（量大）。除了铁锅中冒着热气的老荫茶尽管喝以外，酒水没有选择，只有黑瓦罐泡的广柑酒。
那天晚上，在那家棚棚店，油腻腻的木桌上摆着三口搪瓷盆，盛满三样荤菜：干豇豆炖猪蹄、黄豆红烧肉、冬白菜炒回锅肉。一只大土碗中盛满广柑酒，依次轮流着喝。饭后，我从工作笔记本上扯下一张内页纸，写下我的地址，交给了乡村少年。第二年开春后，我在公司把一份很多人不愿干的差事交给了他。
自此，我成为乡村少年口中的“欢哥”。
乡村少年后来的人生路，越走越远！
今天，离那个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晚上，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了。当年那个衣着单薄的乡村少年，现在的身份是广东一家合资企业的部门负责人。逢年过节，他回江津，必来看望“欢哥”。我接待他的席桌上，干豇豆炖猪蹄、黄豆红烧肉、冬白菜炒回锅肉，总有一样会出现。我俩互斟对饮的酒水，不用猜，从无变化：广柑酒……
2018年，重庆市作家协会给予我定点深入生活的机会，让我又在往事中深扎李市，沉住气，静下心，将那些看似平凡却充满生活气息的陈年旧事梳理出来，心中不免感慨万千：几十年的时光和缘分在李市镇悠悠流淌而过，我们也在这些时光中不断成长变化。可贵的是，那些在时间里慢慢堆积起来的情感，一如那碗广柑酒，越品越醇厚。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中篇小说集《青年十九》等十余部文学作品）
我定点深入生活的地方，叫李市镇，位于重庆市江津区。
第一次和李市结缘，是1984年的夏天。
那时，我因为在报刊上发表了几篇短篇小说，引起了原江津县文化局创作办公室主任陈光楞的关注。在陈光楞的推荐下，我头顶着“后起之秀”的光环，大胆参加了为期40天的骆来山笔会。
筆会期间，与我同居一室的是某小学教师吕平。吕平年长我两岁，已经小有名气，他创作的儿童诗散发于《儿童文学》《少年文艺》等杂志。笔会结束后，当年冬天，他在寄给我的一封信函中客气地说：“欢迎到李市耍一耍。”我也真不客气，选了一个周末，坐船、坐车，花了大半天时间，终于满面灰尘到达李市。
那次李市之行，我有两个收获：一条小街、一个部长。
小街叫猪行街，是小猪崽（本地人称笼子猪儿，就是装在竹笼里出售的小猪）交易比较集中的地方。据说，每到赶场天，笼子猪儿此起彼伏的叫声，从凌晨延续到傍晚，煞是热闹。许多关于买卖笼子猪儿的故事，也从这条小街流布四方。
在猪行街末端，有一座简朴的小院，居住着原李市区公所武装部部长刁明镜一家。
刁部长虽与我年龄悬殊很大，却并不妨碍我俩成为忘年交。若干年后，刁部长退休，搬来江津城区居住，我俩摆龙门阵变得容易了。他是一个极健谈的人，烟瘾大，不喝酒，却欣赏我的酒品——我虽好杯中物，但能控制酒量，不醉酒。于是，差不多十天半月，刁部长就会让家人做几样佳肴，摆上酒盅，邀我去喝酒。他抽叶子烟，家事国事天下事，跟随他吐出的烟雾一圈一圈地飘散于屋内；我手端白瓷杯，风声雨声读书声，忘情于两代人之间的随想交流。此情此景，亦真亦幻，真有点“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味道。
当然，陪在旁边的人还有吕平。此时，我与吕平的关系已由文友变为挚友，吕平的身份也由当年的乡村小学教师成长为重庆市江津区政协秘书长。
第二次和李市结缘，是因为《星星》诗刊发表了组诗《大卫》，作者叫杨光伟。
20世纪80年代，能够在《星星》诗刊发表组诗是一件极荣耀的事，年长我两岁的青年诗人杨光伟（笔名杨广为）做到了。一时间，江津文学界逢会必谈杨光伟。我也未能免俗，争着抢着与他做了文友。一天，我收到他“到李市吃喜酒”的邀请函。原来，他的夫人是李市街上的姑娘，与他是同学。
容许我自夸一下：我年轻时应该是一个好青年，不喝酒、不抽烟、不跳舞、不打牌。破我酒戒者，杨光伟也，而且是在他的婚宴上。其实，这句话有点冤枉他。当年，在婚宴上，他是知道我不喝酒的，因此，给我喝的是一种叫做汽酒的玻璃瓶装饮料，与其他人喝的江津老白干有天壤之别。可即便如此，一瓶汽酒下肚，我很快就撑不住了。几十年后的今天，杨光伟都还记得我当时说的一句话：“遭了，光伟，我醉了。”于是，他急忙把我送到新婚夫人的娘家。待我醒来时，发现睡在一栋木板房的二楼，推开木窗，还可看到不远处有一座石孔桥，溪水从桥下悄悄流过。
自从在李市破了酒戒后，我对酒这个东西慢慢有了好感，年轻的身体很快适应了酒液的流淌。特别是杨光伟调入江津城后，我俩有了更多“把酒问青天”的机会。再后来，随着他担任《江津日报》总编辑、江津广播电视台台长等职务，曾经破了我酒戒的杨光伟，竟然戒酒了。我则相反，自从端上酒杯那天开始，即便家中无宾客，也会独酌一杯自泡的广柑酒。
第三次和李市结缘，正是因为一碗广柑酒。
1991年，我在某乡镇集团公司工作。李市镇素有“柑橘之乡”的美誉，每逢柑橘丰收的季节，来自全国各地的水果商贩就把李市镇大大小小的旅店挤满了。
那年冬天，我带着三辆解放牌大卡车挤进两岔乡（现江津区李市镇两岔村）收购柑橘。待收购任务完成后，天色已暗。按计划，我们一行人应该立即动身，连夜赶回江津城。就在这时，一个衣着单薄的乡村少年挑着一担柑橘找到我，希望我买下来。乡村少年说，他父亲生病在床，急需用钱，他这担柑橘因为皮相不好看，好几个商贩都拒绝了。说到情真处，乡村少年已眼蒙泪雾。我看着对方稚嫩的脸庞，情不自禁地想起自己14岁独自谋生到江津火车站当“棒棒”的苦难日子，于是动了恻隐之心，立刻按当天果品最高价格买下。同时，我决定延缓行程，在收购点旁找了一家小餐馆，借口是“大家辛苦一天，吃了晚饭再走”，实则是想找个机会，让面前这个冷得发抖的乡村少年好好打一顿牙祭。刚好，路边有一家临时用楠竹与竹席搭建起来的小饭店，本地人叫棚棚店。也许，棚棚店原本就是只做柑橘销售季节的生意，因此，菜肴品种非常简单，数量上讲究堆垛（量大）。除了铁锅中冒着热气的老荫茶尽管喝以外，酒水没有选择，只有黑瓦罐泡的广柑酒。
那天晚上，在那家棚棚店，油腻腻的木桌上摆着三口搪瓷盆，盛满三样荤菜：干豇豆炖猪蹄、黄豆红烧肉、冬白菜炒回锅肉。一只大土碗中盛满广柑酒，依次轮流着喝。饭后，我从工作笔记本上扯下一张内页纸，写下我的地址，交给了乡村少年。第二年开春后，我在公司把一份很多人不愿干的差事交给了他。
自此，我成为乡村少年口中的“欢哥”。
乡村少年后来的人生路，越走越远！
今天，离那个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晚上，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了。当年那个衣着单薄的乡村少年，现在的身份是广东一家合资企业的部门负责人。逢年过节，他回江津，必来看望“欢哥”。我接待他的席桌上，干豇豆炖猪蹄、黄豆红烧肉、冬白菜炒回锅肉，总有一样会出现。我俩互斟对饮的酒水，不用猜，从无变化：广柑酒……
2018年，重庆市作家协会给予我定点深入生活的机会，让我又在往事中深扎李市，沉住气，静下心，将那些看似平凡却充满生活气息的陈年旧事梳理出来，心中不免感慨万千：几十年的时光和缘分在李市镇悠悠流淌而过，我们也在这些时光中不断成长变化。可贵的是，那些在时间里慢慢堆积起来的情感，一如那碗广柑酒，越品越醇厚。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中篇小说集《青年十九》等十余部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