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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王蒙，性情中人，京腔京调，幽默而又不失风度。王蒙是一个思想宝库，他的思维极左时，是作家，他的思维偏右时，是诗人。在当代文坛，王蒙的道德文章众人皆知，但很少有人知道，他的英语水平也很高，到国外，他能用英语与人交谈，大会发言有时也用英语。
在家时，王蒙过着一种极其普通的生活，早早地起床，上午写作几个小时是他多年的习惯。王蒙的生活较有规律，只要不出远门，每天上午总要坐在电脑前忙他的创作，下午和晚上则陪陪家人。王蒙的休闲总喜欢与家人在一起度过，因为他有条不成文的原则：再忙，家庭生活还是十分重要的。
少年得志《青春万岁》
1934年10月15日，王蒙出生于北京，祖籍河北沧州南皮。1948年秋，14岁还差5天的他就唱着革命歌曲参加了地下共产党。在那些日子里，王蒙的最高理想是当一名职业革命家。他还曾想学习建筑工程，战斗在祖国建设的第一线，但他进入大学的申请落空了，于是转而从事文学创作。“我以我血荐文学！”
王蒙早熟，智慧过人，14岁就入了党，15岁当团干部，19岁写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当时，有不少人预言：这个小鬼太聪明了，准疯癫，活不长，顶多活30岁……“我小时候是个病秧子，从小爱看书，不注意营养和卫生，13岁就患了严重的失眠症，到医院就诊，神经衰弱，连医生都大吃一惊……”解放初期，他在北京东四区团委做领导工作，一次给团员讲团课，讲着讲着，突然倒地，听讲的人马上把他送进医院。
命运之神赐予王蒙以厚爱！他恋爱了，女友崔瑞芳是一个1948年参加革命、1949年入党的热血青年，在这一点上与王蒙毫无二致。他们相识在1951年的夏天。那时王蒙是北京东四区团委的干部，崔瑞芳是北京女二中的学生。他们常在一起谈天说地，她觉得王蒙大脑发达，爱读书，有见解，热情澎湃，有崇高理想。但她与王蒙也曾有过断层，她是中学生，情绪极不稳定，时好时坏，一会儿阴天，一会儿晴天。还一度终止过联系。
1954年，崔瑞芳到太原工学院读书去了。身在京城的王蒙接二连三的去信，让崔瑞芳无法也无力抵挡。有时候她早上刚收到王蒙的信，下午就又收到一封。用崔瑞芳的话说就是“一次次地受了他在文字上对我的‘诱惑’”。1956年暑假，崔瑞芳回到北京。8月底，在她即将离京返校的时候，王蒙来到她家并建议出去散步，崔姑娘跟着他。过了片刻，王蒙直率地向她求爱。他真挚地说生活里不能没有崔瑞芳，说没有她的日子里，他的生活是那样的乏味、无趣，并进一步强调说是索然无味。崔瑞芳也同样感到不能没有王蒙。
1956年9月9日，王蒙到太原看望心上人。他很喜欢太原，更舍不得离开崔瑞芳，但他的假期只有5天。话别时，王蒙望着崔瑞芳，流露出一片真情。王蒙说他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将发表在《人民文学》9月号上，崔瑞芳惊喜地祝贺他。火车汽笛的一声鸣响，带走了王蒙，却也把崔姑娘的心带走了。
1957年1月28日，王蒙与崔瑞芳在北京结婚了。他们的婚事办得很简单，婚宴是自家做的炸酱面。没有主婚人，更没有伴娘、伴郎、牵纱童。王蒙穿一身藏蓝色中山服；崔瑞芳着绿色镶花边的中式棉衣。朋友们为他们庆贺，随着唱片里的苏联歌曲《列宁山》形成了大合唱。放意大利歌曲《我的太阳》时，王蒙兴奋得高声唱了起来。大家为他鼓掌，说他真是一个男高音。大家齐声高唱《深深的海洋》歌曲时，使婚庆典礼达到了高峰。
与婚姻结伴而来的厄运
与他们的婚姻结伴而来的是王蒙政治生涯的厄运。1957年11月，王蒙突然接到通知去北京团市委参加“学习”。他和他的作品（主要是《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都遭到了批判。批判会开了整整一天，所有“问题”都猛烈地上纲上线，那架势非把王蒙搞成什么“分子”不可……
1958年5月，24岁的王蒙被正式定为“右派”。与此同时，王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的出版搁浅了。这一切，崔瑞芳不能接受。她了解王蒙，明明是一个堂堂正正、有正义感、有崇高理想的共产党员，为什么偏要把他推向反面去？按要求，崔瑞芳应该“站稳立场”、“义无反顾”地批判王蒙，但她做不到。王蒙反倒来做夫人的思想工作。尽管他自己思想包袱很重，食无味，睡无眠，情绪一落千丈，但他还是竭力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开导夫人：我自幼受党的教育，现在党给我戴上帽子，就应该戴上，这是纪律，也是对我挽救的一种特别方式。我应该服从，好好地改造……
1958年秋，王蒙被“发配”去北京郊区门头沟肃堂公社桑峪大队接受劳动改造，后来又去潭柘寺一带养猪、种地、栽树、背石头……1961年“五一”节，王蒙又到大兴县三乐庄市委副食生产基地继续接受改造。
1962年，王蒙终于被摘了“帽子”，但仍有人称他为“摘帽右派”。1962年9月，经他过去的一位老领导力荐，王蒙调入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师院从教工宿舍楼里腾出一间小屋给他们住。结婚几年，他们这才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窝”，并有了两个爱情结晶———儿子山儿和石儿，一家4口第一次过上了正常的团圆生活。
尽管年仅28岁的王蒙初尝了人间的荣辱沉浮，但他向往革命、献身文学的激情不泯。1962年，由于文艺政策的调整，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复苏时期。这一年，他的两个短篇小说《眼睛》、《夜雨》分别发表在《北京文艺》和《人民文学》上。几篇作品的发表，使他那被硬压下多年的创作欲望，又无比强烈地升腾起来，几乎占据了他生活的全部。为此，当新疆作协负责人在文联会上遇见他并动员他去新疆时，他马上动心了。他渴望到火热的生活中去，用笔讴歌新的时代。须知，王蒙到北京师范学院任教，当时对一个“摘帽右派”来说，是够理想的了，可王蒙放着舒适安逸的生活不过，却作出了令许多人无法理解的决定———离开首都，到新疆去！而且在作此决定前，没有和在中学任教的夫人商量。等他给崔瑞芳拨通电话时，已成决议：“我要去新疆！”回答得干脆：“你去哪儿，我跟到哪儿！”
1963年12月23日，王蒙带着夫人和两个孩子（一个四岁，一个两岁）迁往新疆。一到乌鲁木齐，还没来得及把家安顿好，王蒙就迫不及待地下去深入生活了。他先后去了吐鲁番和南疆。几个月后，当他返回乌鲁木齐时，带回了一连串描写当地风情的好作品。他兴奋至极，满以为自己的文学创作之路迈上了金光大道。然而，全国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促使文艺政策发生变更。王蒙的作品《红旗如火》本来已经排好版，却在付印前被撤下，接着有人质问自治区党委及文联，为什么把大右派王蒙调到新疆？幸好自治区党委和文联的领导对王蒙非常爱护，想出一种保护性措施———找个边远、偏僻的农村，让王蒙以“劳动锻炼”的名义下去，避开风头。王蒙选择了伊宁。这是个离中苏边境很近、“天高皇帝远”的地方。王蒙千里迢迢来到新疆，原以为可以在创作上有所收获，没想到却又一次被“放逐”。
王蒙举家迁到了边疆的边疆———伊宁巴彦岱公社第二大队。那里全是维吾尔族人，人生地不熟。劳动了一天的王蒙回到小土屋内，躺在床上，心事茫茫。怎么办？转移注意力，学维语，拼命地学。半夜起床小便，摸到床，便自言自语：“卡尔沃特”———床。三个月后，他竟能用维语与人交谈了。他们一家在伊宁一住就是14年。其中的酸甜苦辣自不必说，唯一使王蒙感到欣慰的是，夫人又为他生了个可爱的女儿。
在伊宁，王蒙一直为不能写作而苦恼万分。特别是"文革"后期，他学会了抽烟喝酒，脾气变得很急躁，有时还毫无来由地冲着夫人和孩子大嚷一通。他不敢写信，更不要说写小说了。当收到朋友们的信时，尽管都是些“你在他乡还好吗”之类，但他都得撕个粉碎，并迅速处理掉，这样才能保证谁也找不到问题。不能创作，只能阅读那个年代所允许阅读的书籍，他几乎能够背诵维、汉两种版本的毛主席语录。
创作的多面性及丰硕成果
“四人帮”被粉碎后，王蒙重新获得发表作品的权利。1978年第5期《人民文学》杂志刊登了他的短篇小说《队长、书记、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王蒙拿到样刊时，王蒙高兴得流下了眼泪。他终于盼到了这一天！接下来是一连串让他高兴得透不过气来的喜事：“右派”平反，作品得奖，多灾多难的长篇处女作《青春万岁》出版发行……
1979年6月，王蒙携家人又回到了阔别整整16年的京城，没有房子，只能暂住在北京市文化局招待所里。那里的条件很差，院子窄，房间小。而他住的又是差中最差的一间，9平方米的小屋，潮、闷不说，屋外还有一个水池子，刷碗的，洗衣的，洗脸洗脚的，嘈杂之声不绝于耳。王蒙努力想把丢失了的时间夺回来，三伏天，他紧闭门窗、光着膀子、穿着短裤伏在小学生用的小二屉桌上挥笔疾书。谁能想到，著名的中篇小说《布礼》，短篇小说《悠悠寸草心》，以及《表姐》、《夜的眼》、《友人和烟》等大量作品，就是在这又潮、又闷、又喧哗的斗室里完成的。销迹文坛20余年的王蒙，文思如喷泉。他的作品，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他是全国优秀短篇小说作者中唯一的三年连续获奖者。他的短篇小说《说客盈门》、《风筝飘带》，分别获1980年人民日报、北京文学的一等奖。《蝴蝶》获1979～1980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一等奖。他的名字，一下子传遍了海内外。
1986年，王蒙担任了文化部部长。任职期间，他分别于1987年、1988年，把歌剧演唱家帕瓦罗蒂和多明戈引到了中国；他还支持剧场的建设和艺术节的设立；允许歌舞厅等娱乐设施的存在（之前，这种场所被当成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而严加禁止）。
1989年末，王蒙卸去了这一令多少人羡慕的文化部长的职务。他“早就对中央领导说过，只当三年半的文化部长。三年半的体验足够了”。当有外国记者问到作为一个脚踏实地受众多读者厚爱的作家，为什么要接受文化部长这样一个高位时，王蒙曾这样回答：“政府工作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体验，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各种体验都是重要的。但至于我什么时候乐意把这些经历写出来，那就是另一回事儿了。”有出版商曾就有关他的政界生活的写作征求过他的意见，但他拒绝了。卸下部长职务后，王蒙还担任着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笔会副会长和中国国际友协副会长等要职。
1993年12月，王蒙那丰富的想象力、创作的多面性及丰硕成果在他出版的文集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洋洋500万字的10卷华章，由北京华谊出版社隆重推出。长、中、短篇小说、文学评论、随笔与诗歌的大汇编，标志着王蒙自1953年到1992年的创作成果———但这只是20年，而不是40年的成果。众所周知，由于政治的原因，王蒙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后期几乎没有写过什么东西。
自20世纪90年代始，王蒙除了不间断地发表了大量的小说、随笔、散文作品，其大部分时间便是创作他的“季节”系列长篇小说，并连续推出《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和《狂欢的季节》四部。四部“季节”恰似一年四季，先是恋爱，后是失态，再者踌躇，终有狂欢，喜怒哀乐，生生死死达130万字之巨。200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将王蒙的四部长篇重新隆重推出。2001年，王蒙的四部“季节”长篇获第三届“人民文学奖”。他将10万元大奖捐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倡议设立面向30岁以下、文学新人奖。人民文学出版社按王蒙的意愿，设立了“春天文学奖”，每年奖励一位30岁以下的文学创作成就显著的青年作者。
2003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在书中，王蒙结合自己几十年的体验，剖析人生的各个环节，讲述人行于世的种种道理。全书有11个章节，不论内容还是体例，都是一本既好读，又有强烈的现实参照性的读物。
2004年1月，王蒙的长篇小说新作《青狐》出版。这部小说以女性为主人公，描写她的爱情、性格、欲望，描写她的理想、才华、热情与她的环境、教养、历史角色之间的巨大的不平衡，刻画了一个可爱可笑、可敬可悲的女性形象。虽然王蒙决心超越自己，突破“季节”系列的写作模式，在长篇小说创作中实行“变法”，但他的敏锐和犀利一如以往。他总是能出人意表、举重若轻地写出人性中更为真实的东西，写出社会文化动荡变迁的更深一层的因与果。
迄今为止，王蒙已推出了100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其数量之大，写作质量之高，堪称当代文坛的翘楚。王蒙说他的作品会比他自己更长久，“我不在的时候，也许有一个青年会为我的某一篇散文而微笑，也许有一个少女会为我的某一篇诗歌而动容，也许有一位长者会为我的某一篇小说而熬煎。至少有理由相信，我的作品会比我走更远的路，单是这样想一想已经够让人激动的了。”
王蒙智慧、幽默、超然、自信、大度、练达、礼貌、很尊重别人。这位生活中看上去并不超凡脱俗的人，给了我们许多超越生活的东西。
在家时，王蒙过着一种极其普通的生活，早早地起床，上午写作几个小时是他多年的习惯。王蒙的生活较有规律，只要不出远门，每天上午总要坐在电脑前忙他的创作，下午和晚上则陪陪家人。王蒙的休闲总喜欢与家人在一起度过，因为他有条不成文的原则：再忙，家庭生活还是十分重要的。
少年得志《青春万岁》
1934年10月15日，王蒙出生于北京，祖籍河北沧州南皮。1948年秋，14岁还差5天的他就唱着革命歌曲参加了地下共产党。在那些日子里，王蒙的最高理想是当一名职业革命家。他还曾想学习建筑工程，战斗在祖国建设的第一线，但他进入大学的申请落空了，于是转而从事文学创作。“我以我血荐文学！”
王蒙早熟，智慧过人，14岁就入了党，15岁当团干部，19岁写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当时，有不少人预言：这个小鬼太聪明了，准疯癫，活不长，顶多活30岁……“我小时候是个病秧子，从小爱看书，不注意营养和卫生，13岁就患了严重的失眠症，到医院就诊，神经衰弱，连医生都大吃一惊……”解放初期，他在北京东四区团委做领导工作，一次给团员讲团课，讲着讲着，突然倒地，听讲的人马上把他送进医院。
命运之神赐予王蒙以厚爱！他恋爱了，女友崔瑞芳是一个1948年参加革命、1949年入党的热血青年，在这一点上与王蒙毫无二致。他们相识在1951年的夏天。那时王蒙是北京东四区团委的干部，崔瑞芳是北京女二中的学生。他们常在一起谈天说地，她觉得王蒙大脑发达，爱读书，有见解，热情澎湃，有崇高理想。但她与王蒙也曾有过断层，她是中学生，情绪极不稳定，时好时坏，一会儿阴天，一会儿晴天。还一度终止过联系。
1954年，崔瑞芳到太原工学院读书去了。身在京城的王蒙接二连三的去信，让崔瑞芳无法也无力抵挡。有时候她早上刚收到王蒙的信，下午就又收到一封。用崔瑞芳的话说就是“一次次地受了他在文字上对我的‘诱惑’”。1956年暑假，崔瑞芳回到北京。8月底，在她即将离京返校的时候，王蒙来到她家并建议出去散步，崔姑娘跟着他。过了片刻，王蒙直率地向她求爱。他真挚地说生活里不能没有崔瑞芳，说没有她的日子里，他的生活是那样的乏味、无趣，并进一步强调说是索然无味。崔瑞芳也同样感到不能没有王蒙。
1956年9月9日，王蒙到太原看望心上人。他很喜欢太原，更舍不得离开崔瑞芳，但他的假期只有5天。话别时，王蒙望着崔瑞芳，流露出一片真情。王蒙说他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将发表在《人民文学》9月号上，崔瑞芳惊喜地祝贺他。火车汽笛的一声鸣响，带走了王蒙，却也把崔姑娘的心带走了。
1957年1月28日，王蒙与崔瑞芳在北京结婚了。他们的婚事办得很简单，婚宴是自家做的炸酱面。没有主婚人，更没有伴娘、伴郎、牵纱童。王蒙穿一身藏蓝色中山服；崔瑞芳着绿色镶花边的中式棉衣。朋友们为他们庆贺，随着唱片里的苏联歌曲《列宁山》形成了大合唱。放意大利歌曲《我的太阳》时，王蒙兴奋得高声唱了起来。大家为他鼓掌，说他真是一个男高音。大家齐声高唱《深深的海洋》歌曲时，使婚庆典礼达到了高峰。
与婚姻结伴而来的厄运
与他们的婚姻结伴而来的是王蒙政治生涯的厄运。1957年11月，王蒙突然接到通知去北京团市委参加“学习”。他和他的作品（主要是《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都遭到了批判。批判会开了整整一天，所有“问题”都猛烈地上纲上线，那架势非把王蒙搞成什么“分子”不可……
1958年5月，24岁的王蒙被正式定为“右派”。与此同时，王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的出版搁浅了。这一切，崔瑞芳不能接受。她了解王蒙，明明是一个堂堂正正、有正义感、有崇高理想的共产党员，为什么偏要把他推向反面去？按要求，崔瑞芳应该“站稳立场”、“义无反顾”地批判王蒙，但她做不到。王蒙反倒来做夫人的思想工作。尽管他自己思想包袱很重，食无味，睡无眠，情绪一落千丈，但他还是竭力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开导夫人：我自幼受党的教育，现在党给我戴上帽子，就应该戴上，这是纪律，也是对我挽救的一种特别方式。我应该服从，好好地改造……
1958年秋，王蒙被“发配”去北京郊区门头沟肃堂公社桑峪大队接受劳动改造，后来又去潭柘寺一带养猪、种地、栽树、背石头……1961年“五一”节，王蒙又到大兴县三乐庄市委副食生产基地继续接受改造。
1962年，王蒙终于被摘了“帽子”，但仍有人称他为“摘帽右派”。1962年9月，经他过去的一位老领导力荐，王蒙调入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师院从教工宿舍楼里腾出一间小屋给他们住。结婚几年，他们这才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窝”，并有了两个爱情结晶———儿子山儿和石儿，一家4口第一次过上了正常的团圆生活。
尽管年仅28岁的王蒙初尝了人间的荣辱沉浮，但他向往革命、献身文学的激情不泯。1962年，由于文艺政策的调整，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复苏时期。这一年，他的两个短篇小说《眼睛》、《夜雨》分别发表在《北京文艺》和《人民文学》上。几篇作品的发表，使他那被硬压下多年的创作欲望，又无比强烈地升腾起来，几乎占据了他生活的全部。为此，当新疆作协负责人在文联会上遇见他并动员他去新疆时，他马上动心了。他渴望到火热的生活中去，用笔讴歌新的时代。须知，王蒙到北京师范学院任教，当时对一个“摘帽右派”来说，是够理想的了，可王蒙放着舒适安逸的生活不过，却作出了令许多人无法理解的决定———离开首都，到新疆去！而且在作此决定前，没有和在中学任教的夫人商量。等他给崔瑞芳拨通电话时，已成决议：“我要去新疆！”回答得干脆：“你去哪儿，我跟到哪儿！”
1963年12月23日，王蒙带着夫人和两个孩子（一个四岁，一个两岁）迁往新疆。一到乌鲁木齐，还没来得及把家安顿好，王蒙就迫不及待地下去深入生活了。他先后去了吐鲁番和南疆。几个月后，当他返回乌鲁木齐时，带回了一连串描写当地风情的好作品。他兴奋至极，满以为自己的文学创作之路迈上了金光大道。然而，全国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促使文艺政策发生变更。王蒙的作品《红旗如火》本来已经排好版，却在付印前被撤下，接着有人质问自治区党委及文联，为什么把大右派王蒙调到新疆？幸好自治区党委和文联的领导对王蒙非常爱护，想出一种保护性措施———找个边远、偏僻的农村，让王蒙以“劳动锻炼”的名义下去，避开风头。王蒙选择了伊宁。这是个离中苏边境很近、“天高皇帝远”的地方。王蒙千里迢迢来到新疆，原以为可以在创作上有所收获，没想到却又一次被“放逐”。
王蒙举家迁到了边疆的边疆———伊宁巴彦岱公社第二大队。那里全是维吾尔族人，人生地不熟。劳动了一天的王蒙回到小土屋内，躺在床上，心事茫茫。怎么办？转移注意力，学维语，拼命地学。半夜起床小便，摸到床，便自言自语：“卡尔沃特”———床。三个月后，他竟能用维语与人交谈了。他们一家在伊宁一住就是14年。其中的酸甜苦辣自不必说，唯一使王蒙感到欣慰的是，夫人又为他生了个可爱的女儿。
在伊宁，王蒙一直为不能写作而苦恼万分。特别是"文革"后期，他学会了抽烟喝酒，脾气变得很急躁，有时还毫无来由地冲着夫人和孩子大嚷一通。他不敢写信，更不要说写小说了。当收到朋友们的信时，尽管都是些“你在他乡还好吗”之类，但他都得撕个粉碎，并迅速处理掉，这样才能保证谁也找不到问题。不能创作，只能阅读那个年代所允许阅读的书籍，他几乎能够背诵维、汉两种版本的毛主席语录。
创作的多面性及丰硕成果
“四人帮”被粉碎后，王蒙重新获得发表作品的权利。1978年第5期《人民文学》杂志刊登了他的短篇小说《队长、书记、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王蒙拿到样刊时，王蒙高兴得流下了眼泪。他终于盼到了这一天！接下来是一连串让他高兴得透不过气来的喜事：“右派”平反，作品得奖，多灾多难的长篇处女作《青春万岁》出版发行……
1979年6月，王蒙携家人又回到了阔别整整16年的京城，没有房子，只能暂住在北京市文化局招待所里。那里的条件很差，院子窄，房间小。而他住的又是差中最差的一间，9平方米的小屋，潮、闷不说，屋外还有一个水池子，刷碗的，洗衣的，洗脸洗脚的，嘈杂之声不绝于耳。王蒙努力想把丢失了的时间夺回来，三伏天，他紧闭门窗、光着膀子、穿着短裤伏在小学生用的小二屉桌上挥笔疾书。谁能想到，著名的中篇小说《布礼》，短篇小说《悠悠寸草心》，以及《表姐》、《夜的眼》、《友人和烟》等大量作品，就是在这又潮、又闷、又喧哗的斗室里完成的。销迹文坛20余年的王蒙，文思如喷泉。他的作品，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他是全国优秀短篇小说作者中唯一的三年连续获奖者。他的短篇小说《说客盈门》、《风筝飘带》，分别获1980年人民日报、北京文学的一等奖。《蝴蝶》获1979～1980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一等奖。他的名字，一下子传遍了海内外。
1986年，王蒙担任了文化部部长。任职期间，他分别于1987年、1988年，把歌剧演唱家帕瓦罗蒂和多明戈引到了中国；他还支持剧场的建设和艺术节的设立；允许歌舞厅等娱乐设施的存在（之前，这种场所被当成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而严加禁止）。
1989年末，王蒙卸去了这一令多少人羡慕的文化部长的职务。他“早就对中央领导说过，只当三年半的文化部长。三年半的体验足够了”。当有外国记者问到作为一个脚踏实地受众多读者厚爱的作家，为什么要接受文化部长这样一个高位时，王蒙曾这样回答：“政府工作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体验，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各种体验都是重要的。但至于我什么时候乐意把这些经历写出来，那就是另一回事儿了。”有出版商曾就有关他的政界生活的写作征求过他的意见，但他拒绝了。卸下部长职务后，王蒙还担任着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笔会副会长和中国国际友协副会长等要职。
1993年12月，王蒙那丰富的想象力、创作的多面性及丰硕成果在他出版的文集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洋洋500万字的10卷华章，由北京华谊出版社隆重推出。长、中、短篇小说、文学评论、随笔与诗歌的大汇编，标志着王蒙自1953年到1992年的创作成果———但这只是20年，而不是40年的成果。众所周知，由于政治的原因，王蒙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后期几乎没有写过什么东西。
自20世纪90年代始，王蒙除了不间断地发表了大量的小说、随笔、散文作品，其大部分时间便是创作他的“季节”系列长篇小说，并连续推出《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和《狂欢的季节》四部。四部“季节”恰似一年四季，先是恋爱，后是失态，再者踌躇，终有狂欢，喜怒哀乐，生生死死达130万字之巨。200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将王蒙的四部长篇重新隆重推出。2001年，王蒙的四部“季节”长篇获第三届“人民文学奖”。他将10万元大奖捐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倡议设立面向30岁以下、文学新人奖。人民文学出版社按王蒙的意愿，设立了“春天文学奖”，每年奖励一位30岁以下的文学创作成就显著的青年作者。
2003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在书中，王蒙结合自己几十年的体验，剖析人生的各个环节，讲述人行于世的种种道理。全书有11个章节，不论内容还是体例，都是一本既好读，又有强烈的现实参照性的读物。
2004年1月，王蒙的长篇小说新作《青狐》出版。这部小说以女性为主人公，描写她的爱情、性格、欲望，描写她的理想、才华、热情与她的环境、教养、历史角色之间的巨大的不平衡，刻画了一个可爱可笑、可敬可悲的女性形象。虽然王蒙决心超越自己，突破“季节”系列的写作模式，在长篇小说创作中实行“变法”，但他的敏锐和犀利一如以往。他总是能出人意表、举重若轻地写出人性中更为真实的东西，写出社会文化动荡变迁的更深一层的因与果。
迄今为止，王蒙已推出了100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其数量之大，写作质量之高，堪称当代文坛的翘楚。王蒙说他的作品会比他自己更长久，“我不在的时候，也许有一个青年会为我的某一篇散文而微笑，也许有一个少女会为我的某一篇诗歌而动容，也许有一位长者会为我的某一篇小说而熬煎。至少有理由相信，我的作品会比我走更远的路，单是这样想一想已经够让人激动的了。”
王蒙智慧、幽默、超然、自信、大度、练达、礼貌、很尊重别人。这位生活中看上去并不超凡脱俗的人，给了我们许多超越生活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