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内地市值排前50的上市公司中，有34位政府退休高官任独立董事，其中不乏副部级以上高官。调查称，全部A股上市公司中聘请的前官员总数达1599人，其中467人在上市公司的职务是独立董事。有专家指出，企业聘官员并不看重其“工作能力”，其用意和目的只能意会。
　　退休高官到企业当高管、做顾问，这种“颐养天年”的方式，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国家，其实都司空见惯。在日本就有一个惯例，金融当局的官员退休后可以到民间银行部门担任要职，这就是所谓的“下凡”现象，通过这种方式，以往清贫的官僚可以获得高额报酬和退休金。而在美国，政府高官和商界高管之间的角色转换更是稀松平常，以至有了一个专门的术语来形容，即“旋转门”（Revolving Door）。
　　美国审计署曾发布一份报告，2004年至2006年两年间，共有2435名前五角大楼官员被52家防务承包商聘用，其中7家大型公司聘用的人数就达1581人，报告估计，至少有422人从军界进入企业界之后与从前所在部门有业务往来。此外，在国会，有40％的离退职国会议员在过了法定的回避期后进入了游说公司，摇身一变成为说客。当然，美国“旋转门”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美国总统，他们除了写自传、忙演讲、出席商业活动之外，另一个吸金的途径，就是担任各大财团的顾问。
　　奇怪的是，美国大多数民众对“旋转门”似乎并不排斥。财发够了，到政府部门过过官瘾，不想当官了，就下海捞钱，这些角色转换似乎也切合美国的自由主义精神。当然，这并不表示美国的“旋转门”没有问题，转出麻烦，转出腐败，也一直是美国民众热议的话题。不过，美国的法律和制度也一直在成熟当中。从1978年的《政府道德法》起，对“旋转门”可能造成的利益冲突和腐败问题，美国司法就开始了严格的限制。比如，对前政府官员从事游说、谈判等活动设置1年、2年、5年或终身不等的冷却期等。
　　官员致仕后能够甘于寂寞，养养花，种种草，或者写写回忆录，“卒老于文字之间”，这种精神固然可贵。但是，谁也不能阻挡他们“发挥余热”的自由。对于退休高官的“旋转门”，借鉴国外的经验，我认为可以从两方面进行规范。
　　第一，加强对高官职后权力的消磁。根据我国《公务员法》第102条，“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3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2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这应该算是我国关于“旋转门”的限制条款了。但是，这一条款到目前为止，仍缺乏具体的认定标准，而且，责令改正、清退、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等处罚措施显然太轻，再加上官员财产不公开、执法机制不完善等原因，《公务员法》第102条基本流于形式。
　　第二，降低高级官员的任期，增强流动性。腐败的重要条件是关系网，而这需要长期的积累过程。在中国，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是官僚阶层的日益固化，高级官员选任的终身化、长期化无疑为腐败及权力的期权化大开了方便之门。官员的流动，不仅仅是官向商、官向学的转化，也包括商界、学界向政府部门的职位转换。以美国为例，除联邦法官外，其他高级政府官员就任时间平均不到2年。一朝天子一朝臣，高级官员的流动，大大降低了建立“熟人网”的可能性。人一走，茶就凉，即使官员引退后进入企业，企业看重的也是他的经验，而不是人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