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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小平已经是著名作家，参加过很多次签售讲座乃至赵志明作品研讨会，但其行头完全没有改，还是纯天然做派，一身便宜货，并没有围巾墨镜挂件和秘书之类。这一点令人放心。我遇到过一个作家，就外貌而言可谓丑陋，这本来毫无问题，问题在于他在书上及每一次采访时，照片都P得酷似吴彦祖。面对这种纯属欺骗带来的反差，我只能感慨：其实这样的人很多，幸好我并没有机会一一遇到。
很难想象一个通过写真、摆拍、自拍、手串、手表、皮鞋、风衣、饭局、话说一半、引经据典、展示人脉等手法时刻修饰自己的作者，会在文字上做到坦诚和发自肺腑，这不科学。小平目前与上述举例无缘，他还是以2001年大学毕业之时的心态和姿态混迹北京文化圈，或者反过来说，把现在的他扔到1997-2001年的大学校园，也毫不突兀。非要说区别，那就是肚子大了两到三圈，脂肪触手可及而已。
我和小平是大学同学，在入学之初军训时，身着军装的他像极了伟大领袖邓小平，在教官的带头下我们多年来一直称为他为小平，无论是日常称呼还是手机通信录上都是小平而非赵志明。
大学四年是极其快乐的时光，除了看书学习应付考试之外，三件事情都令人激动。一是打牌，那时流行八十分，宿舍里打得昏天黑地，二是踢球，常常在午饭后来到操场，一直提到天黑，带着一身的腰酸背痛往回走。三是写小说并谈论小说，那时已经有几个论坛但我们不知道，我们还按照老一辈作家的习惯手写或者打字，完稿之后想办法投递，图书馆和宿舍是最主要的地方。这三件事都是小平的最爱，第一件事很简单，三间并排的男生宿舍里总有牌局，小平的技术又很高明，宿舍里总是回荡着他哈哈哈哈的大笑。他甚至一度讥讽这样的牌太简单了，在他老家，都是打四副牌！第二件事相对而言充满了竞争，因为当时流行踢四对四的小场地，篮球架那个框子正好当作球门，进一球换一组人上，场面火爆刺激。在组队问题上需要实力，而小平属于百搭球员，加入任何球队都可以迅速适应，确实有高手组成的球队，比如体育系的，那么小平就尽职尽责做好防守，而他加入一个弱队也能把球队带动起来，看上去挺有战斗力的。最后一件事是关于写小说的，与他同行的人就只有我一个了。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总体而言，我在先他在后，他跟着我混，越混越差，毕业几年后他就好了。当时虽然大家身在中文系，但爱写爱看的人并不多，这帮老同学们到了现在的年龄反而开始发力了，当时估计都在忙着规划婚姻与家庭。我和小平最值得一聊的是，晚上来到宿舍楼下的传达室里看看写写，跟门卫蒋师傅一起抽烟。逐渐，夜深人静了，蒋师傅鼾声如雷，我们两个争论得面红耳赤，中途在走廊上的煤炉上煮一锅方便面分而食之，我抽烟，他偶尔吸一根，凌晨时分回宿舍睡觉。
因为一起写小说，我们在另外两件事上有时候也配合，一起组队踢球，打牌对家。但在这些事上我们差别很大。我是一个永远心不在焉的人，当我踢球时，我向往着打牌；当我看书时，我又会有写点什么的冲动；当我在工作时，我会想着是不是该写点什么大部头的巨著……我没有因为感到惭愧羞耻，但它确实困扰我很久，这个时候，小平的形象会伟岸起来，清晰起来，不亚于任何一个文坛大师。小平是一个特别安心的人，安心做事情，安心玩，安心扯淡喝酒，对任何正在干的事他都没有显露出烦躁或游离，直到突然不再干了。正是靠着这份安心，他在北京混了十年之后，终于以一种爆发式的姿态被更多的人认可和喜欢。当然，大家喜欢的不是他的安心写作，这个不重要，大家喜欢的是他带着强烈的个人色彩和独到天赋的作品，喜欢他那种不加修饰的文学感觉，还有他由此而产生出来的一系列小说作品，一种与主流小说界那种投名状式的因袭传承截然不同的作品。
2004年11月初，我出差去武汉，在酒店里看电视上小布什连任的新闻，这时父亲打电话告诉我，他也连任了，连任村长。于是我对那个时间的记忆无比深刻，因为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父亲和小布什都连任了，一是小平离开南京去了北京。去北京后一段时间很煎熬，地大物博人多的北京让他屡屡疲于奔命，生意好做钱难要的俗话在小平身上应验了，何况小平这么一个不加修饰的人也不会把生意做得多大。对此，曹寇用他那独到的语音和语气愤怒地说：小平你就不要瞎折腾了，你就专心当一个著名作家，弄个京城文化名人干干。我觉得很有道理，心慈手软耳根软、生活中充满了不能触及的底线的小平不会在这个逆向淘汰的世道混得多好，只会相反，那么，当一个著名作家反而容易多了。我附和曹寇说：估计得十年，十年应该可以混成京城文化名人。
从2004年去北京到2013年获华语传媒大奖，并跻身豆瓣网红，确实用了十年。关于北京十年的惨痛遭遇，比如身无分文，比如有了点钱一头扎进路边的洗头房七八分钟后就付钱出来了，比如一些好姑娘总也追不到手，只能跟她们喝酒，比如身边会有很垃圾的朋友和特别好的朋友，比如十年间的故乡，这些都不展开说了，一是留给小平本人来写，二是这样的状态还没有完全结束，或许会一直延续，直到小平离开北京。但这十年之间小平也没有操练出一套发愤图强的计谋，写出若干作品以求得认可，完全没有，他按照自己的性情继续写。由于那段时间的重点在生存和喝酒上，性情给出的判断是少写，于是就少写，甚至长时间不写。后来在在豆瓣，以及《我亲爱的精神病患者》一书里的作品，都写于2003年前后，都是按照我们大学时代的惯性而写，都是因“他们论坛”而写。那个时候的小平已经技惊四座，让很多中老年作家、中青年作家和青少年作家敬仰不已，而且和曹寇那种气势逼人的风格不同，明白人会发现，赵志明无从模仿，除了字里行间，他几乎没有标签和技术手段。那时的小平，已经手握《鬼脸城墙》《夜晚飞行记》《歌声》《一家人的晚上》《我们都是长痔疮的人》《一根火柴》《两只鸭子》《打赌五块钱》《还钱的故事》等一大堆佳作，这些佳作因为既没有攀附上社会文化的主旋律也没有跟上作为专业技能的小说的主旋律，一直局限于少数人的阅读和珍藏。好在，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小平的小说，被其中的真实、浓烈、悲情和单刀直入等气息吸引，越来越愿意谈论赵志明，虽然略晚，但不是特别晚。小平已经出版了三本小说集，接下来会出版第二个三本，第三个三本，以至于著作等身。唯有如此，才能形成一种气势和排场，才能有吸附力和引导，告诉更多的人，小说除了常见的拿捏和常见的腔调之外，还有更多可能，甚至告诉人们何为小说，什么又不是。
我写小平往事或现状，多少有些尴尬，因为除了一直没有中断写小说这件事不输给他之外，其他的很难以比肩，我写他难免给人“我的朋友某某某”之类的抵触。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朋友一词越来越苛刻，无论生活还是写作。在生活中，很多没有实力亦没有地位的人总是通过凝眉、瞪眼、撇嘴、严峻、反驳、反对、闭口不语、欲言又止等举止让自己看上既有地位又有实力，令人伤心。我觉得非滔滔不绝不能成为朋友，小平就是一个重量级的话痨。在写作上，很多人总是想法设法拔高其写作本身和作品的价值意义，有人以惯常且堕落的评批词汇说他几句他就四处引用，有时甚至自己亲自动手乃至安排别人把自己往上拔。我倾向于拉低自己的写作，放眼更长的时空，我们这一代人的写作充满了过度色彩，充满了深层次的扭曲和压制，如果抛弃可怜的自珍自爱，我们产生比肩往昔的文字杰作的可能性实在渺茫。无论面对身边的大妈或经理还是面对历史，我们的写作不重要，小平大抵持同样观点。
也就是说，无论生活中还是写作上，我们尚无原则性的分歧，那么顺着大学时代的惯性，跟著名作家赵志明当好朋友，并且写他，我还是乐意且坦荡。
很难想象一个通过写真、摆拍、自拍、手串、手表、皮鞋、风衣、饭局、话说一半、引经据典、展示人脉等手法时刻修饰自己的作者，会在文字上做到坦诚和发自肺腑，这不科学。小平目前与上述举例无缘，他还是以2001年大学毕业之时的心态和姿态混迹北京文化圈，或者反过来说，把现在的他扔到1997-2001年的大学校园，也毫不突兀。非要说区别，那就是肚子大了两到三圈，脂肪触手可及而已。
我和小平是大学同学，在入学之初军训时，身着军装的他像极了伟大领袖邓小平，在教官的带头下我们多年来一直称为他为小平，无论是日常称呼还是手机通信录上都是小平而非赵志明。
大学四年是极其快乐的时光，除了看书学习应付考试之外，三件事情都令人激动。一是打牌，那时流行八十分，宿舍里打得昏天黑地，二是踢球，常常在午饭后来到操场，一直提到天黑，带着一身的腰酸背痛往回走。三是写小说并谈论小说，那时已经有几个论坛但我们不知道，我们还按照老一辈作家的习惯手写或者打字，完稿之后想办法投递，图书馆和宿舍是最主要的地方。这三件事都是小平的最爱，第一件事很简单，三间并排的男生宿舍里总有牌局，小平的技术又很高明，宿舍里总是回荡着他哈哈哈哈的大笑。他甚至一度讥讽这样的牌太简单了，在他老家，都是打四副牌！第二件事相对而言充满了竞争，因为当时流行踢四对四的小场地，篮球架那个框子正好当作球门，进一球换一组人上，场面火爆刺激。在组队问题上需要实力，而小平属于百搭球员，加入任何球队都可以迅速适应，确实有高手组成的球队，比如体育系的，那么小平就尽职尽责做好防守，而他加入一个弱队也能把球队带动起来，看上去挺有战斗力的。最后一件事是关于写小说的，与他同行的人就只有我一个了。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总体而言，我在先他在后，他跟着我混，越混越差，毕业几年后他就好了。当时虽然大家身在中文系，但爱写爱看的人并不多，这帮老同学们到了现在的年龄反而开始发力了，当时估计都在忙着规划婚姻与家庭。我和小平最值得一聊的是，晚上来到宿舍楼下的传达室里看看写写，跟门卫蒋师傅一起抽烟。逐渐，夜深人静了，蒋师傅鼾声如雷，我们两个争论得面红耳赤，中途在走廊上的煤炉上煮一锅方便面分而食之，我抽烟，他偶尔吸一根，凌晨时分回宿舍睡觉。
因为一起写小说，我们在另外两件事上有时候也配合，一起组队踢球，打牌对家。但在这些事上我们差别很大。我是一个永远心不在焉的人，当我踢球时，我向往着打牌；当我看书时，我又会有写点什么的冲动；当我在工作时，我会想着是不是该写点什么大部头的巨著……我没有因为感到惭愧羞耻，但它确实困扰我很久，这个时候，小平的形象会伟岸起来，清晰起来，不亚于任何一个文坛大师。小平是一个特别安心的人，安心做事情，安心玩，安心扯淡喝酒，对任何正在干的事他都没有显露出烦躁或游离，直到突然不再干了。正是靠着这份安心，他在北京混了十年之后，终于以一种爆发式的姿态被更多的人认可和喜欢。当然，大家喜欢的不是他的安心写作，这个不重要，大家喜欢的是他带着强烈的个人色彩和独到天赋的作品，喜欢他那种不加修饰的文学感觉，还有他由此而产生出来的一系列小说作品，一种与主流小说界那种投名状式的因袭传承截然不同的作品。
2004年11月初，我出差去武汉，在酒店里看电视上小布什连任的新闻，这时父亲打电话告诉我，他也连任了，连任村长。于是我对那个时间的记忆无比深刻，因为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父亲和小布什都连任了，一是小平离开南京去了北京。去北京后一段时间很煎熬，地大物博人多的北京让他屡屡疲于奔命，生意好做钱难要的俗话在小平身上应验了，何况小平这么一个不加修饰的人也不会把生意做得多大。对此，曹寇用他那独到的语音和语气愤怒地说：小平你就不要瞎折腾了，你就专心当一个著名作家，弄个京城文化名人干干。我觉得很有道理，心慈手软耳根软、生活中充满了不能触及的底线的小平不会在这个逆向淘汰的世道混得多好，只会相反，那么，当一个著名作家反而容易多了。我附和曹寇说：估计得十年，十年应该可以混成京城文化名人。
从2004年去北京到2013年获华语传媒大奖，并跻身豆瓣网红，确实用了十年。关于北京十年的惨痛遭遇，比如身无分文，比如有了点钱一头扎进路边的洗头房七八分钟后就付钱出来了，比如一些好姑娘总也追不到手，只能跟她们喝酒，比如身边会有很垃圾的朋友和特别好的朋友，比如十年间的故乡，这些都不展开说了，一是留给小平本人来写，二是这样的状态还没有完全结束，或许会一直延续，直到小平离开北京。但这十年之间小平也没有操练出一套发愤图强的计谋，写出若干作品以求得认可，完全没有，他按照自己的性情继续写。由于那段时间的重点在生存和喝酒上，性情给出的判断是少写，于是就少写，甚至长时间不写。后来在在豆瓣，以及《我亲爱的精神病患者》一书里的作品，都写于2003年前后，都是按照我们大学时代的惯性而写，都是因“他们论坛”而写。那个时候的小平已经技惊四座，让很多中老年作家、中青年作家和青少年作家敬仰不已，而且和曹寇那种气势逼人的风格不同，明白人会发现，赵志明无从模仿，除了字里行间，他几乎没有标签和技术手段。那时的小平，已经手握《鬼脸城墙》《夜晚飞行记》《歌声》《一家人的晚上》《我们都是长痔疮的人》《一根火柴》《两只鸭子》《打赌五块钱》《还钱的故事》等一大堆佳作，这些佳作因为既没有攀附上社会文化的主旋律也没有跟上作为专业技能的小说的主旋律，一直局限于少数人的阅读和珍藏。好在，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小平的小说，被其中的真实、浓烈、悲情和单刀直入等气息吸引，越来越愿意谈论赵志明，虽然略晚，但不是特别晚。小平已经出版了三本小说集，接下来会出版第二个三本，第三个三本，以至于著作等身。唯有如此，才能形成一种气势和排场，才能有吸附力和引导，告诉更多的人，小说除了常见的拿捏和常见的腔调之外，还有更多可能，甚至告诉人们何为小说，什么又不是。
我写小平往事或现状，多少有些尴尬，因为除了一直没有中断写小说这件事不输给他之外，其他的很难以比肩，我写他难免给人“我的朋友某某某”之类的抵触。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朋友一词越来越苛刻，无论生活还是写作。在生活中，很多没有实力亦没有地位的人总是通过凝眉、瞪眼、撇嘴、严峻、反驳、反对、闭口不语、欲言又止等举止让自己看上既有地位又有实力，令人伤心。我觉得非滔滔不绝不能成为朋友，小平就是一个重量级的话痨。在写作上，很多人总是想法设法拔高其写作本身和作品的价值意义，有人以惯常且堕落的评批词汇说他几句他就四处引用，有时甚至自己亲自动手乃至安排别人把自己往上拔。我倾向于拉低自己的写作，放眼更长的时空，我们这一代人的写作充满了过度色彩，充满了深层次的扭曲和压制，如果抛弃可怜的自珍自爱，我们产生比肩往昔的文字杰作的可能性实在渺茫。无论面对身边的大妈或经理还是面对历史，我们的写作不重要，小平大抵持同样观点。
也就是说，无论生活中还是写作上，我们尚无原则性的分歧，那么顺着大学时代的惯性，跟著名作家赵志明当好朋友，并且写他，我还是乐意且坦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