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大诗人刘禹锡，素有“诗豪”之美誉，虽胸怀大志，也被人们认为具备做宰相的才能，但他为官五十载，最高也只是个“刺史”，而且大部分时间是在贫穷的或者偏远之地度过的，一直到七十二岁去世后，才被唐文宗封了一个户部尚书的称号。总体上说，刘禹锡因为很高的诗歌造诣而成名，又是因为写诗屡遭贬谪，几乎终生没有得到朝廷的信任和重用。
　　贞元九年，也就是公元793年，21岁的刘禹锡考取进士并做了监察御史。805年，33岁时因参与以消除宦官专权和减轻老百姓赋税为主要内容的“永贞革新”失败，被贬到湖南常德任司马，直到十年之后的815年春天，才被召还回到京城西安，因为别离西安已久，对这里的一切感到很不适应，更看不惯那些当权权贵的做派和嘴脸，心中颇是郁闷。闲暇之余便和朋友们一起去玄都观观赏桃花，刘禹锡身置云霞般灿烂的桃花林里，觉得景物依旧，身边之人却完全不同，联想到自己十年怀才不遇被贬谪，而那些德才皆无者却个个位高权重，意气风发。两相对比，感触良多，就借物抒怀，写下了一首名为《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亦即《玄都观桃花》的诗：“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京城里大街小巷到处喧嚣嘈杂，尘土飞扬，这是去玄都观看花的人闹腾的吗？很多人观赏桃花回来后，还兴高采烈地谈论着自己的感受，而大家是否知道，玄都观这么多盛开的桃树，全是刘禹锡离京后所栽下的。细细品来，的确有借桃花讽刺朝中那些得宠的新官吏，因为，这些权贵们几乎都是他被贬后才被提拔上来的。
　　刘禹锡早就拥有着不少“粉丝”，这篇新作品一问世，很快在众人中传开。那些先前就看不惯刘禹锡的旧官和新贵，认为他写这首诗明显就是居心不良，就不断向皇帝进献谗言，唐宪宗本就有些担心刘禹锡回京后会惹事，便来了个两厢都不得罪，采用明升暗降的方法，把刘禹锡派到比常德更荒凉更遥远的贵州遵义去做刺史，后来又调他到广东连州、四川奉节以及安徽和县等南方偏僻之地为官，直到裴度当了宰相后，再把他召回长安时，时光已经过了十四年，当年的热血青年已经差不多是花甲老人了。
　　重新回到京城的时候，依然是春天。随着年龄的增长，刘禹锡心态平和了许多，但却没有忘记玄都观的桃花，旧地重游，才知道那个种下桃树的道士已经仙逝，观里的桃园因缺乏打理，已呈荒芜之态。此情此景，他不仅毫无凄凉之意，反倒油然而生出一种豪迈自负之情，因为昔日打击迫害他的那些高官们，大都辉煌不再，甚至很多人已经离开了人世，而他刘禹锡却气宇轩昂地出现在京城，岂不让人志得意满？于是，他在心潮澎湃中挥笔写下《再游玄都观》：“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眼下的玄都观已是今非昔比了，偌大的庭院里居然有一半的地方布满着青苔，艳丽的桃花都凋谢完毕，而那些看似不入流的菜花却在尽情地竞相开放着。种桃树的道士已经看不到身影，而前次赏花的刘禹锡却完好无损地回来了。
　　一些大臣读到刘禹锡这首诗后，认为他不仅对过去没有丝毫之自省，反而在诗中尽显狂妄放肆之态和讥讽朝政之意，万万不可以重新重用，便不断地在皇帝面前弹劾他，皇帝觉得言之有理，感到把这种“死不悔改”之人放在京城难以让人省心，刘禹锡再次被外派为官，后经多次调动，才让他到相对繁华和富庶的苏州担任刺史，虽然职位没升上来，人也变得垂垂老迈。但苏州毕竟是个好地方，也多少对他有点安慰。可是，他上任没多久就碰到了水灾，他积极采取开仓放粮和减役免赋等多项有益措施，带领人民战胜了灾害。苏州人民很是爱戴和感激他，专为他和其他两位前任刺史修建了“三贤堂”。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这是出自他《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中的诗句，实际上是刘禹锡为官生涯的自我真实写照，他像个皮球似的被当权者们踢来踢去，他只能被动而又坦然地去接受。如果换成别人，早就玩世不恭，甚至是悲观厌世了，但刘禹锡一生失意不失志，对未来一直抱着美好的憧憬，就如他一直把持着在他诗里所说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理念一般。每到一处，都会尽力工作，尽力去为老百姓做些实事，也会吸收当地的优秀文化，他的很多诗词是吸取南方民歌之精髓后而写成的。这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值得今人去追忆和景仰。
　　编辑 杨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