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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的乡村经济治理历经百年发展，先后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探索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曲折发展时期、战略性转折时期以及新时代全面发展时期，创造了一条适合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经济治理之路。100年来乡村经济治理的历史演进，为下一时期创新乡村经济治理方式提供了重要启示，即坚持“以民为本”的核心价值理念，坚持对治理方式、治理手段的创新，坚持以基层党组织引领乡村经济治理。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乡村振兴;经济治理
中图分类号：D267;F323
DOI：10.13784/j.cnki.22-1299/d.2021.03.001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乡村治理的研究总结颇多，讨论的内容多聚焦于乡村治理中的行政与自治、民主与治理、政治与体制等方面。[1]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其中的经济治理可以说是乡村治理体系的首要部分。100年来，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直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每一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都对乡村经济治理之路不断进行探索，我国农业建设与农村风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回首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乡村经济治理的百年发展历程，总结治理经验，对于进一步把握乡村经济治理的发展规律，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乡村经济治理的百年历程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乡村经济治理形成、发展时期（1921-1949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对于社会各阶级的了解还不够深入，其工作重心一开始主要在城市。由于未能正确认识到农民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导致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总结经验与教训，开始认识到了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性，其工作重心开始由城市转向农村。随着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党中央逐步确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最终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中共二大指出，中国广大农民群众具有极大的革命热情，是革命运动中最重要的要素。[2]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开始意识到农民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为了动员农民参加革命夺取战争胜利，开始施行新的利益分配的土地政策。1925年《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中指出虽然现阶段实行减租、整顿水利、减税、废除陋规、收回盐税管理权减少盐税等过渡政策，但是如果不能实现“耕地农有”的目标，农民依旧不会参加革命。土地问题成为了动员农民参与革命的决定性因素，[3]正是基于对这一情况的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开始实施土地改革政策。1926年11月，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以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农民运动为工作重点，发动了一场空前的农村大革命。1927年初，毛泽东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了32天考察，完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批驳了党内外责难农民运动的种种谬论，论述了农民革命运动的伟大意义。1927年，“八七会议”上党中央正式提出要进行土地革命。1928年，《井冈山土地法》颁布实施，明确了农民以革命手段仅取得土地的使用权，所有权仍归国家所有。1929年《兴国土地法》对土地没收对象有了新的界定。1937年中国共产党在洛川会议上提出“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并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正式提出“减租减息、调节粮食、赈济灾荒”的土地政策。1947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土地会议，会议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提出要废除具有封建和半封建性质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土地政策从“耕地农有”到“减租减息”再到“耕者有其田”，切实满足了农民的利益需求，对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除土地政策外，党中央还对农村合作社进行了初步探索，同时还建立了多种规模的金融机构促进农业生产。1933年，党中央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中指出，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中心，应当是发展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同年川陕省工农银行、川陕省造币厂相继成立，对革命根据地的民生和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支撑作用。1947年，《目前我们的形势和任务》中指出，革命胜利后接管的各类企业以后可以向农村合作社方向发展。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党中央对于农村经济治理的探索，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建立农村合作社、建立早期金融机构等经济政策的探索实践，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稳定了社会秩序，恢复了农业生产，为革命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曲折发展时期（1949-1978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连年战乱带来的经济落后、粮食短缺等情况，为了巩固新生政权恢复国家经济，解放和發展生产力，党中央毅然决定采取苏联式计划经济体制，同时延续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土地改革思想。
1950年，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其主要内容是没收地主的土地并按照公平原则统一进行分配。到1952年底，全国90%的农村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转变为农民土地所有制。虽然土改的完成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是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例如，出现碎片化不利于国家的集中开发和建设，出现买卖兼并的情况，加大了贫富差距，形成了新的分化。[4]面对新问题的出现以及支持城市工业化的需要，1953年，中共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农村开展了合作化和集体化运动，实现了从互助组到初级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高级生产合作社的推进。农业合作社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完成。1958年《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指出：“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引导农民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进一步过渡到共产主义而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5]人民公社化运动对支持我国现代化，特别是工业现代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通过征税和对工农产品实施“剪刀差”实现了短期内快速将农村的资源集中起来，集中力量支持工业发展（陈锡文等，2009）。[6]同年，“以粮为纲”的“大跃进”也快速掀起，“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只要求量的增加而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浮夸风蔓延，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经济发展遭受巨大创伤。 这一时期的农村经济治理方式由土地改革转变为建立农业合作社再到实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国共产党制定这一政策的出发点是正确的，但出现了违背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情况。实践证明，单纯采用苏联模式是行不通的，这为下一时期的农村经济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
●战略性转折时期（1979-2012年）
面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国民经济困难及粮食短缺的情况，党中央这一时期的主要目标是调动农民积极性，恢复农村生产力，解决农民温饱问题。党中央在这一时期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废除了人民公社，实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取消粮食统购政策，全面取消农业税等措施。上述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空前解放，很好地解决了粮食产量不足与农民收入过低问题，促进了我国农村经济发展。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会议确立了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改革举措。同年党中央开始探索改革粮食收购制度，自此粮食流通由计划调节转变为计划、市场调节相结合的阶段。1983年，《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中决定正式取消人民公社。1985年起党中央开始对粮食统购统销制度进行改革，这一措施的实施增加了农民收入，使农产品的流通开始市场化。1993年，《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宣布：“经过十多年来的改革，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已经不适合当前发展，适应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购销体制正在形成。”至此，粮食统购统销制度成为历史，农民收入大幅增加。2004年起各地市相继实施农业税费改革。2005年，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九次会议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除取消征收农业税外，还实行了农民直接补贴的财政支农政策，农村生产力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了进一步提高。2007-2012年党中央对于农村的政策整体围绕“多予、少取、放活”展开并呈现多元化的趋势，除了每年强调增加对“三农”的支持以外，还对农业现代化建设与农村公共服务建设，农村综合改革与粮食安全稳定方面作出了指示。
●新时代全面发展时期（2013年至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一系列重要探索，党中央自2013年起，连续9年发布围绕“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对乡村治理工作作出了明确指示，自此我国的乡村经济治理进入了体系化和完备化的阶段。（见表）
从一览表中可以看出，我国的乡村经济治理手段越来越丰富，覆盖面越来越广泛。在乡村治理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创新思路，实施了许多新政策来促進农村的发展。2013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推进改革创新，创新农业经营体系，首次提出发展家庭农场与农业合作社;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粮食安全战略”“探索建立农产品目标价格制度”“承包地的三权分置”;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党中央首次提出了“三产融合”的概念，并提出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与实施耕地质量提升保护活动;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推动农业绿色发展和培育壮大新产业、新业态等创新措施;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围绕改革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调整展开，首次提出了要抓好“三区、三园、一体”的建设，支持有条件的乡村建设田园综合体;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构想，提出要推进生态宜居、产业繁荣、乡村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要求;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精准施策”巩固扶贫成果;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建设“四好农村路”和“美好家园”;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设立脱贫后衔接过渡期，实施人居环境整治五年行动。新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农村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明显提高，缩小了城乡差距。
二、中国共产党乡村经济治理的经验启示
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对乡村经济治理政策的不断探索使我国农业出现历史性的飞跃。我国的乡村经济治理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曲折发展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及新时代全面发展时期，从乡村经济治理的演进历程来看，其政策的本质既与每个阶段的发展任务相适应，又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目标相契合，100年来乡村经济治理的历史演进，为今后创新乡村经济治理方式提供了重要启示。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价值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增进人民福祉，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16]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并贯彻始终。100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和目标任务虽然发生过变化，但是党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塑造了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为人民谋幸福的乡村经济治理之策。中国作为一个以农为本的大国，历来重视农业的发展，而农业要想发展好，农村与农民的问题都必须要解决好。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关心农民的切身利益，政策的颁布也围绕提升农民的幸福感展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从提出“耕地农有”到“耕者有其田”再到新中国成立后颁布土地法明确规定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核心是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农民真正意义上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农民主体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激发。[17]改革开放后，党中央决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很好地解决了农民群体的温饱问题，随后实行的“四项补贴”、取消农业税、取消粮食统购统销、建立农产品价格保护制度，农民收入不断增加。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围绕乡村治理又提出了许多政策，涉及到农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农民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水平都有了提升，农村社会风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坚持创新治理方式、治理手段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的乡村经济治理方式实现了创造性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土地问题是关系到能否动员农民参与到革命当中，并顺利夺取内外战争胜利的关键，由此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系列土地革命政策。新中国成立后针对农村生产力落后的状况，党中央一方面通过立法明确了农民成为土地的拥有者，大大激发了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发展农业合作社等集体经营形式，提高了生产效率。改革开放后，党中央通过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自负盈亏”，农民的收入明显增加，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极大提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打破了我国农村旧的经营管理体制，[18]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经营积极性。2004年起农业税逐步取消，国家财政补助也直接落实到农民身上;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连续发布与“三农”有关的“中央一号文件”，创新经济政策与管理方式，提升了治理能力。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在探索和实践中不断总结和深化，其政策的提出与我国的国情相适应，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经济治理之路。 ●坚持以基层党组织引领乡村经济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巩固乡村治理的基础是要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2004—2021年，连续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核心引领作用，持续抓落实，促进乡村振兴，强化党的政治领导功能、经济引导功能、文化服务功能。中国共产党在乡村经济治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100年来正是因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的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公共服务等方面取得了历史性发展，基层党组织作为乡村治理的排头兵、先锋队，起到对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作用，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是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与效能的关键，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政治基础和组织基础。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乡村经济治理的演进历程表明，乡村治理始终是国家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经济治理又是乡村治理的重要部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乡村经济治理既要遵循其内在的发展规律，又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经济治理道路。百年探索的成功经验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将农民利益放在首要位置，提出的治理政策都是在总结上一阶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行的制度创新，依据现实情况提出的治理措施，推进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时代乡村振兴必须立足中国国情，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必将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治理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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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佚名.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2.
[6]陈锡文.中国农村制度变迁60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30-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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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新华社.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J]. 中国农民合作社，2017，（5）.
[12]开启三农工作新篇章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J]. 中国农村科技，20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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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施意见[N]. 湖南日报，2021-03-29.
[16]刘祖春.百年共进：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2）.
[17]滕明君，张昱.建党百年来乡村治理范式的嬗变逻辑及新时代启示[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3）.
[18] 丁志刚，王杰.中国乡村治理70年：历史演进与逻辑理路[J].中国农村观察，2019，（4）.
作者简介
李汉瑾，山东理工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农村发展、三农问题。
责任编辑 姜杰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乡村振兴;经济治理
中图分类号：D267;F323
DOI：10.13784/j.cnki.22-1299/d.2021.03.001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乡村治理的研究总结颇多，讨论的内容多聚焦于乡村治理中的行政与自治、民主与治理、政治与体制等方面。[1]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其中的经济治理可以说是乡村治理体系的首要部分。100年来，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直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每一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都对乡村经济治理之路不断进行探索，我国农业建设与农村风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回首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乡村经济治理的百年发展历程，总结治理经验，对于进一步把握乡村经济治理的发展规律，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乡村经济治理的百年历程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乡村经济治理形成、发展时期（1921-1949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对于社会各阶级的了解还不够深入，其工作重心一开始主要在城市。由于未能正确认识到农民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导致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总结经验与教训，开始认识到了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性，其工作重心开始由城市转向农村。随着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党中央逐步确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最终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中共二大指出，中国广大农民群众具有极大的革命热情，是革命运动中最重要的要素。[2]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开始意识到农民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为了动员农民参加革命夺取战争胜利，开始施行新的利益分配的土地政策。1925年《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中指出虽然现阶段实行减租、整顿水利、减税、废除陋规、收回盐税管理权减少盐税等过渡政策，但是如果不能实现“耕地农有”的目标，农民依旧不会参加革命。土地问题成为了动员农民参与革命的决定性因素，[3]正是基于对这一情况的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开始实施土地改革政策。1926年11月，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以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农民运动为工作重点，发动了一场空前的农村大革命。1927年初，毛泽东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了32天考察，完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批驳了党内外责难农民运动的种种谬论，论述了农民革命运动的伟大意义。1927年，“八七会议”上党中央正式提出要进行土地革命。1928年，《井冈山土地法》颁布实施，明确了农民以革命手段仅取得土地的使用权，所有权仍归国家所有。1929年《兴国土地法》对土地没收对象有了新的界定。1937年中国共产党在洛川会议上提出“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并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正式提出“减租减息、调节粮食、赈济灾荒”的土地政策。1947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土地会议，会议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提出要废除具有封建和半封建性质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土地政策从“耕地农有”到“减租减息”再到“耕者有其田”，切实满足了农民的利益需求，对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除土地政策外，党中央还对农村合作社进行了初步探索，同时还建立了多种规模的金融机构促进农业生产。1933年，党中央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中指出，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中心，应当是发展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同年川陕省工农银行、川陕省造币厂相继成立，对革命根据地的民生和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支撑作用。1947年，《目前我们的形势和任务》中指出，革命胜利后接管的各类企业以后可以向农村合作社方向发展。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党中央对于农村经济治理的探索，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建立农村合作社、建立早期金融机构等经济政策的探索实践，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稳定了社会秩序，恢复了农业生产，为革命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曲折发展时期（1949-1978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连年战乱带来的经济落后、粮食短缺等情况，为了巩固新生政权恢复国家经济，解放和發展生产力，党中央毅然决定采取苏联式计划经济体制，同时延续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土地改革思想。
1950年，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其主要内容是没收地主的土地并按照公平原则统一进行分配。到1952年底，全国90%的农村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转变为农民土地所有制。虽然土改的完成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是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例如，出现碎片化不利于国家的集中开发和建设，出现买卖兼并的情况，加大了贫富差距，形成了新的分化。[4]面对新问题的出现以及支持城市工业化的需要，1953年，中共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农村开展了合作化和集体化运动，实现了从互助组到初级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高级生产合作社的推进。农业合作社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完成。1958年《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指出：“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引导农民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进一步过渡到共产主义而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5]人民公社化运动对支持我国现代化，特别是工业现代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通过征税和对工农产品实施“剪刀差”实现了短期内快速将农村的资源集中起来，集中力量支持工业发展（陈锡文等，2009）。[6]同年，“以粮为纲”的“大跃进”也快速掀起，“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只要求量的增加而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浮夸风蔓延，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经济发展遭受巨大创伤。 这一时期的农村经济治理方式由土地改革转变为建立农业合作社再到实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国共产党制定这一政策的出发点是正确的，但出现了违背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情况。实践证明，单纯采用苏联模式是行不通的，这为下一时期的农村经济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
●战略性转折时期（1979-2012年）
面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国民经济困难及粮食短缺的情况，党中央这一时期的主要目标是调动农民积极性，恢复农村生产力，解决农民温饱问题。党中央在这一时期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废除了人民公社，实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取消粮食统购政策，全面取消农业税等措施。上述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空前解放，很好地解决了粮食产量不足与农民收入过低问题，促进了我国农村经济发展。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会议确立了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改革举措。同年党中央开始探索改革粮食收购制度，自此粮食流通由计划调节转变为计划、市场调节相结合的阶段。1983年，《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中决定正式取消人民公社。1985年起党中央开始对粮食统购统销制度进行改革，这一措施的实施增加了农民收入，使农产品的流通开始市场化。1993年，《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宣布：“经过十多年来的改革，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已经不适合当前发展，适应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购销体制正在形成。”至此，粮食统购统销制度成为历史，农民收入大幅增加。2004年起各地市相继实施农业税费改革。2005年，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九次会议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除取消征收农业税外，还实行了农民直接补贴的财政支农政策，农村生产力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了进一步提高。2007-2012年党中央对于农村的政策整体围绕“多予、少取、放活”展开并呈现多元化的趋势，除了每年强调增加对“三农”的支持以外，还对农业现代化建设与农村公共服务建设，农村综合改革与粮食安全稳定方面作出了指示。
●新时代全面发展时期（2013年至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一系列重要探索，党中央自2013年起，连续9年发布围绕“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对乡村治理工作作出了明确指示，自此我国的乡村经济治理进入了体系化和完备化的阶段。（见表）
从一览表中可以看出，我国的乡村经济治理手段越来越丰富，覆盖面越来越广泛。在乡村治理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创新思路，实施了许多新政策来促進农村的发展。2013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推进改革创新，创新农业经营体系，首次提出发展家庭农场与农业合作社;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粮食安全战略”“探索建立农产品目标价格制度”“承包地的三权分置”;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党中央首次提出了“三产融合”的概念，并提出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与实施耕地质量提升保护活动;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推动农业绿色发展和培育壮大新产业、新业态等创新措施;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围绕改革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调整展开，首次提出了要抓好“三区、三园、一体”的建设，支持有条件的乡村建设田园综合体;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构想，提出要推进生态宜居、产业繁荣、乡村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要求;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精准施策”巩固扶贫成果;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建设“四好农村路”和“美好家园”;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设立脱贫后衔接过渡期，实施人居环境整治五年行动。新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农村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明显提高，缩小了城乡差距。
二、中国共产党乡村经济治理的经验启示
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对乡村经济治理政策的不断探索使我国农业出现历史性的飞跃。我国的乡村经济治理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曲折发展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及新时代全面发展时期，从乡村经济治理的演进历程来看，其政策的本质既与每个阶段的发展任务相适应，又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目标相契合，100年来乡村经济治理的历史演进，为今后创新乡村经济治理方式提供了重要启示。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价值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增进人民福祉，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16]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并贯彻始终。100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和目标任务虽然发生过变化，但是党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塑造了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为人民谋幸福的乡村经济治理之策。中国作为一个以农为本的大国，历来重视农业的发展，而农业要想发展好，农村与农民的问题都必须要解决好。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关心农民的切身利益，政策的颁布也围绕提升农民的幸福感展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从提出“耕地农有”到“耕者有其田”再到新中国成立后颁布土地法明确规定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核心是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农民真正意义上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农民主体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激发。[17]改革开放后，党中央决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很好地解决了农民群体的温饱问题，随后实行的“四项补贴”、取消农业税、取消粮食统购统销、建立农产品价格保护制度，农民收入不断增加。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围绕乡村治理又提出了许多政策，涉及到农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农民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水平都有了提升，农村社会风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坚持创新治理方式、治理手段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的乡村经济治理方式实现了创造性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土地问题是关系到能否动员农民参与到革命当中，并顺利夺取内外战争胜利的关键，由此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系列土地革命政策。新中国成立后针对农村生产力落后的状况，党中央一方面通过立法明确了农民成为土地的拥有者，大大激发了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发展农业合作社等集体经营形式，提高了生产效率。改革开放后，党中央通过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自负盈亏”，农民的收入明显增加，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极大提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打破了我国农村旧的经营管理体制，[18]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经营积极性。2004年起农业税逐步取消，国家财政补助也直接落实到农民身上;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连续发布与“三农”有关的“中央一号文件”，创新经济政策与管理方式，提升了治理能力。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在探索和实践中不断总结和深化，其政策的提出与我国的国情相适应，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经济治理之路。 ●坚持以基层党组织引领乡村经济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巩固乡村治理的基础是要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2004—2021年，连续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核心引领作用，持续抓落实，促进乡村振兴，强化党的政治领导功能、经济引导功能、文化服务功能。中国共产党在乡村经济治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100年来正是因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的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公共服务等方面取得了历史性发展，基层党组织作为乡村治理的排头兵、先锋队，起到对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作用，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是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与效能的关键，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政治基础和组织基础。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乡村经济治理的演进历程表明，乡村治理始终是国家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经济治理又是乡村治理的重要部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乡村经济治理既要遵循其内在的发展规律，又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经济治理道路。百年探索的成功经验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将农民利益放在首要位置，提出的治理政策都是在总结上一阶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行的制度创新，依据现实情况提出的治理措施，推进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时代乡村振兴必须立足中国国情，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必将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治理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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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汉瑾，山东理工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农村发展、三农问题。
责任编辑 姜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