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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始于东南沿海地区的“民工荒”在全国的蔓延，我国劳动力成本呈加速上涨之势。基于2004—2017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分析得出，劳动力成本每增加1%，非农产业就业结构偏离度下降16.21%，这表明，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演进产生正向作用。
[关键词]劳动力成本;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协调演进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21）01-0044-08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丰裕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无疑是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但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始于东南沿海地区的“民工荒”在全国的蔓延，我国劳动力成本呈加速上涨之势。
劳动力成本上升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第一，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一部分企业用价格相对更低的资本和技术替代劳动，一方面会使得装备制造业获益，另一方面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将得到更快发展[1][2][3];企业通过提升劳动力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应对成本提高的压力，由此，促使产业结构升级[4];劳动力成本上升会推动产业在区域间梯度转移[5]。第二，工资除了是成本外还是收入，在跨过刘易斯转折点后，劳动者工资摆脱了制度工资的制约，获得大幅提升，从而提高了劳动者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劳动者收入占比的上升，有利于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和消费层次上升，这也将推动产业结构升级。[1][6]
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就业产生影响。第一，对就业量的影响。一方面，劳动者工资提高，会刺激劳动者增加劳动力的供给，这在一定程度上会缓解招工难问题，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劳动生产率也会随之提升[7][8][9]，提高货币工资使劳动者感到实际工资上升能最大限度地激励劳动者的积极性，以提高劳动的边际产出率，增大厂商用于生产和经营的资本量，更能剌激厂商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就业[10]。另一方面，劳动力成本上升，会降低企业利润，企业也无法投入更多的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由此企业会降低对劳动力的需求。第二，对就业结构的影响。一般来说，劳动力成本在产业间必然存在相对差异变化，相对变化速度也不同。由此，劳动力工资上涨相对较快的产业，其劳动力供给增加会较快，其劳动力需求增加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而这一产业最终就业量是增加还是减少，取决于两方面影响因素比较的结果。由此可见，劳动力成本在产业间的相对差异变化以及相对变化速度的不同会形成不同产业间就业量的再配置，而这实际上就是就业结构的变化过程，即就业量的变化和就业结构的变化具有协同性。
已有文獻对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产业结构升级和就业的影响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为进一步展开深入分析提供了理论和现实基础。但现有文献将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产业结构升级和就业结构影响分开研究的较多，而对于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演进的影响研究较少。
一般而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会推动就业结构优化升级，而与产业结构相匹配的就业结构会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奠定坚实基础。但是，如果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不相适应，就会阻碍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而产业结构得不到优化升级，又势必阻碍就业结构改善，形成两者之间的恶性循环。因此，产业结构必须也必然与就业结构相适应，实现两者的协调发展。由此可见，对于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影响的分析不能截然分开，要从劳动力成本上升如何促进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协调演进的角度进行分析。如果劳动力成本上升不能促进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协调演进，而是阻碍或割裂两者之间的协调演进，则不利于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由此，一是在劳动力成本上升倒逼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同时也要推进就业结构优化升级。一方面，发挥效率工资的作用，培养和吸引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所需要的更多高素质劳动力，由此促进就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激发劳动者生产积极性，促进劳动生产率提升，从而助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另一方面，就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意味着更多的劳动者进入到相对更高收入的行业之中，必然会带来收入结构的优化升级，从而促进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进而发挥带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二是劳动力成本上升，产业间劳动力的相对价格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所引致的劳动力流动应当契合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由此，一方面，第一产业可以很快将过剩劳动力转移出去，而第二、第三产业可以及时获得产业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进而带动就业结构优化升级。另一方面，劳动力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不断优化，也可以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由此可见，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影响的相互促进可以实现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演进。本文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检验，给出一个明确的判断，从而有利于精准施策。
二、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和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演进的趋势
以蔡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2004年左右我国跨越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在此之后，劳动力成本呈现稳步和迅速提高的趋势，因此本文研究的时点选择从2004年开始，研究我国劳动成本上升对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演进的影响。
（一）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趋势
本文以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作为衡量劳动力成本的指标。由表1可见，一是2004—2017年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年均上涨12.73%，扣除物价影响，实际上升9.86%。二是2004—2017年，除个别年份外，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实际工资指数均高于人均GDP指数，平均高出1个百分点。三是2004—2011年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实际平均工资低于实际全社会劳动生产率，而从2012年开始，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实际平均工资高于实际全社会劳动生产率。
（二）我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演进的趋势
本文以非农产业结构偏离度作为衡量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演进的指标，其计算方法是用非农产值比重减去非农就业比重。由表2可见，一是2004—2017年，非农产值比重呈现持续上升趋势，年均上涨4.60%。二是2004—2017年，非农就业比重也呈现持续上升趋势，年均上涨2.48%。三是2004—2017年，非农产业结构偏离度呈现持续下降趋势，年均下降4.22%。 三、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演进影响的计量检验
本文选取非农产业结构偏离度（Y）为因变量，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X）为自变量，自变量以2004年为基期进行平减处理。同时选取人均GDP、实际全社会劳动生产率（LP）、劳动力人数（L）、技术进步（A）作为控制变量。本文所采用的为2004—2017年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相关数据，以上数据均根据“国家数据”网站公布数据整理得出。同时为了减少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对实证的影响，本文对指标进行自然对数处理。
（一）面板数据模型的设定
lnYit=α0+β1 lnXit+β2 lnLPit+β3 lnGDPit+β4 lnLit+β5 Ait， （1）
（i=1，…N;t=1，…T.）
其中N表示个体截面成员的个数，T表示每个截面成员的观察时期总数，参数αo表示模型的常数项，β表示对应于解释变量的待估参数，随机误差项相互独立，且满足零均值、同方差假设。
（二）面板数据的可行性检验
1.单位根检验。在对面板数据测量之前，首先要做的就是检验面板数据的平稳程度，避免“虚假回归”出现，在协整分析之前首先要对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以确定变量的单整阶数。
由表3可以看出，仅有部分解释变量的括号内的结果（P值）小于0.05，表明变量之间存在单位根。要将面板数据进行一阶差分，再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以看出，各个变量括号内的值（P值）均小于0.05，意味着一阶差分不存在单位根，可以进行接下来的协整检验。
2.协整检验。对解释变量以及被解释变量进行Kao检验，P值为0.0000，小于置信度0.05，这表明各变量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假定不成立，其存在着协整关系，可以进行下一步，建立影响模型以及回归分析。
（三）面板数据的模型选择与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
1.面板数据的模型选择。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统计量为184.746095，P值为0.0000，拒绝了建立随机效应模型的原假设，故本研究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同时，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截面数据较时间序列数据多，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可以更好地消除截面异方差，回归结果可决系数更高，解释能力进一步加强，模型拟合效果较好。
同时，通过使用Eviews6.0测量得出变系数模型、变截距模型、不变参数模型的残差项的平方和，S1=0.272722，S2=2.982737，S3=34.50105，并将各值带入公式（2）和公式（3）计算，经过计算得出F2=111.16，F1=10.27，均大于给定的F临界值，说明均拒绝原假设。故得出，本研究选用的面板数据模型应采用固定效应的变系数模型对面板数据进行接下来的回归分析。
F2=（S3-S1）*[NT-N（k+1）]/[S1*（N-1）（k+1）]～F[（N-1）（k+1），N（T-k-1）] （2）
F1=（S2-S1）*[NT-N（k+1）]/[S1*（N-1）k]～F[（N-1）k，N（T-k-1）] （3）
2.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本研究采取固定效應的变系数模型对各个变量进行测量，所得的结果如表5所示。表5的检验结果显示，模型整体效果显著，解释变量X以及控制变量实际全社会劳动生产率（LP）、劳动力人数（L）和技术进步（A）等回归系数显著，且通过了检验，因此可得到模型的回归方程为：
Y=4.7862-0.1622lnX+0.35806lnLP-0.39070lnL-0.0156A （4）
由这一回归方程可见，一是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回归系数为-0.162153，即劳动力成本每增加1%，非农产业结构偏离度就下降16.22%。由此可见，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演进产生正向作用。二是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回归系数是0.3580，即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每增加1%，非农产业结构偏离度就上升35.80%。由此可见，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对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演进产生负向作用。这表明，在我国实际平均工资高于实际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情况下，企业不再主要关注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其会更加注重使用劳动生产率更高的劳动力，从而使得一些成本低但效率也低的劳动力被淘汰。三是劳动力人数的回归系数是-0.390730，即劳动力人数每增加1%，非农产业结构偏离度就下降39.07%。由此可见，劳动力人数上升对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演进产生正向作用。这表明，在存在“民工荒”的情况下，有利于新增的劳动力进入到对其有相应需求的产业之中。四是技术进步的回归系数是-0.015552，即技术进步每增加1%，非农产业结构偏离度就下降1.56%。由此可见，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演进产生正向作用。这表明，在我国，技术进步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相比于“消灭”的就业机会，“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由以上计量结果可见，一是劳动力成本上升促进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演进的关键在于高素质劳动力。劳动力成本上升形成的效率工资效应不但可以吸引更多的高素质劳动力，还可以激发劳动者生产积极性，促进劳动生产率提升，从而有利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之间的良性互动。二是劳动力人数增加推动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演进要建立在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基础之上，也即劳动力流动应当契合区域内和区域间产业结构调整，从而实现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空间平衡。三是企业创新和技术进步会对一些传统产业就业产生负面影响，但其在改造传统产业与创立新兴产业的同时也创造了大量的新的就业机会，从而实现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四、政策建议
（一）提高劳动者技能，培养高素质科技人才
为了更好地应对产业结构升级对更高层次劳动力的需求，提高劳动者技能和素质是必然选择，这也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高层次的人口红利，保证经济长期持续增长。这就要求：第一，加强学校教育。切实实现和巩固农村义务教育的普及化，提高高中升学率，高等教育招生向农村地区倾斜。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加快培养高新技术领域人才。提升高等职业教育。第二，提高农民工、农村劳动力、下岗再就业等群体的职业培训力度。对于这三类群体的职业培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农民工无疑是我国目前普通劳动力的主体，也是未来最有潜力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农村劳动力，一方面是农业发展需要的具有较高职业素养与专业技能的现代农业劳动力的源泉，另一方面也是农民工的源泉，其素质的提升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下岗工人是城镇十分重要的就业群体，提升这一群体的技能，实现其再就业，也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深层次矛盾必须面对的问题。对以上群体的教育和培训，可以企业和高校为依托，打造校企合作模式，建立适应不同层次劳动力需求的生产研究开发与实训基地、职业技术型教育与培训基地。
（二）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区域间转移，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
一是东部高劳动力成本地区可以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低劳动力成本地区有序转移，并激励劳动力随之转移。二是逐步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比我国劳动力成本更为低廉国家转移，分享这些国家的人口红利，同时带动国内劳动力走出去[11]。特别是，以“一带一路”倡议和区域振兴发展战略为契机，推动产业在我国不同区域以及沿线国家间的梯度转移和有效对接，实现生产要素和资源在区域间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
（三）加大政府的扶持力度
一是加强对企业自主创新研发的财税支持，一方面，要建立有利于企业用资本和技术替代劳动的财税政策;另一方面，要允许企业人力资本折旧，使其成本在税前扣除[12]。二是通过税收政策加强对高端人才的激励，如对高端技术人员在技术成果和技术服务方面的收入实行税收减免等[13]。三是完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对接机制，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梯度转移，加大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政策支持，促进和保持就业稳定，保障和改善基本民生。
参考文献：
[1]阳立高，谢锐，贺正楚，等.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数据的实证分析[J].中国软科学，2014，（12）：136-147.
[2]原小能，唐成伟.劳动力成本、交易成本与产业结构升级[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5）：133-143.
[3]肖尧，杨校美.劳动力成本与工业结构调整的统计检验[J].统计研究，2016，（11）：49-55.
[4]张国庆，林玳玳.劳动报酬的提高必然降低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吗——基于2002年以来我国制造业的数据分析[J].宏观经济研究，2016，（9）：100-105+129.
[5]张本波.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因素和影响[J].宏观经济管理，2008，（8）：40-42.
[6]李文博，陳贵富.工资水平、劳动力供求结构与产业发展型式——以福建省为例[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5）：5-13.
[7] Campbell，C M.Do Firms Pay Efficiency Wages？Evidence with Data at the Firm Level[J].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1993，（3）：442-470.
[8]王建华，李红涛.工资上涨对就业、物价及劳动生产率的动态影响：基于PVAR模型的实证分析[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3，（1）：92-100.
[9]曾国华，王跃梅.劳动力成本与工业竞争力：理论模型及实证检验[J].财经论丛，2011，（3）：14-18.
[10]杨俊青.论工资上升对劳动者的激励与就业——一个有别于凯恩斯就业理论的就业模型[J].中国人口科学，2005，（5）：54-57.
[11]李红松，吴小雪，张智勇.技术进步就业挤出效应的产业技术特征研究——基于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数据[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6，（2）：75-79.
[12]江静，刘志彪，于明超.生产者服务业发展与制造业效率提升：基于地区和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J].世界经济，2007，（8）：52-62.
[13]刘丹鹭，夏杰长.供给侧改革的增长效应：以生产者服务业减税为例[J].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16，（4）：4-15.
责任编辑 魏亚男
[收稿日期]2020-11-1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衡量标准、路径和机制研究”（16BJL061），主持人周健。
[作者简介]周 健（1976— ），男，辽宁黑山人，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政治经济学和劳动济学研究。
郭鑫涛（1995— ），女，山西长治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沁县支行职员，主要从事劳动经济学研究。
[关键词]劳动力成本;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协调演进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21）01-0044-08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丰裕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无疑是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但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始于东南沿海地区的“民工荒”在全国的蔓延，我国劳动力成本呈加速上涨之势。
劳动力成本上升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第一，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一部分企业用价格相对更低的资本和技术替代劳动，一方面会使得装备制造业获益，另一方面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将得到更快发展[1][2][3];企业通过提升劳动力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应对成本提高的压力，由此，促使产业结构升级[4];劳动力成本上升会推动产业在区域间梯度转移[5]。第二，工资除了是成本外还是收入，在跨过刘易斯转折点后，劳动者工资摆脱了制度工资的制约，获得大幅提升，从而提高了劳动者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劳动者收入占比的上升，有利于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和消费层次上升，这也将推动产业结构升级。[1][6]
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就业产生影响。第一，对就业量的影响。一方面，劳动者工资提高，会刺激劳动者增加劳动力的供给，这在一定程度上会缓解招工难问题，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劳动生产率也会随之提升[7][8][9]，提高货币工资使劳动者感到实际工资上升能最大限度地激励劳动者的积极性，以提高劳动的边际产出率，增大厂商用于生产和经营的资本量，更能剌激厂商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就业[10]。另一方面，劳动力成本上升，会降低企业利润，企业也无法投入更多的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由此企业会降低对劳动力的需求。第二，对就业结构的影响。一般来说，劳动力成本在产业间必然存在相对差异变化，相对变化速度也不同。由此，劳动力工资上涨相对较快的产业，其劳动力供给增加会较快，其劳动力需求增加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而这一产业最终就业量是增加还是减少，取决于两方面影响因素比较的结果。由此可见，劳动力成本在产业间的相对差异变化以及相对变化速度的不同会形成不同产业间就业量的再配置，而这实际上就是就业结构的变化过程，即就业量的变化和就业结构的变化具有协同性。
已有文獻对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产业结构升级和就业的影响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为进一步展开深入分析提供了理论和现实基础。但现有文献将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产业结构升级和就业结构影响分开研究的较多，而对于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演进的影响研究较少。
一般而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会推动就业结构优化升级，而与产业结构相匹配的就业结构会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奠定坚实基础。但是，如果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不相适应，就会阻碍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而产业结构得不到优化升级，又势必阻碍就业结构改善，形成两者之间的恶性循环。因此，产业结构必须也必然与就业结构相适应，实现两者的协调发展。由此可见，对于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影响的分析不能截然分开，要从劳动力成本上升如何促进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协调演进的角度进行分析。如果劳动力成本上升不能促进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协调演进，而是阻碍或割裂两者之间的协调演进，则不利于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由此，一是在劳动力成本上升倒逼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同时也要推进就业结构优化升级。一方面，发挥效率工资的作用，培养和吸引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所需要的更多高素质劳动力，由此促进就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激发劳动者生产积极性，促进劳动生产率提升，从而助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另一方面，就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意味着更多的劳动者进入到相对更高收入的行业之中，必然会带来收入结构的优化升级，从而促进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进而发挥带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二是劳动力成本上升，产业间劳动力的相对价格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所引致的劳动力流动应当契合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由此，一方面，第一产业可以很快将过剩劳动力转移出去，而第二、第三产业可以及时获得产业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进而带动就业结构优化升级。另一方面，劳动力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不断优化，也可以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由此可见，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影响的相互促进可以实现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演进。本文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检验，给出一个明确的判断，从而有利于精准施策。
二、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和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演进的趋势
以蔡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2004年左右我国跨越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在此之后，劳动力成本呈现稳步和迅速提高的趋势，因此本文研究的时点选择从2004年开始，研究我国劳动成本上升对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演进的影响。
（一）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趋势
本文以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作为衡量劳动力成本的指标。由表1可见，一是2004—2017年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年均上涨12.73%，扣除物价影响，实际上升9.86%。二是2004—2017年，除个别年份外，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实际工资指数均高于人均GDP指数，平均高出1个百分点。三是2004—2011年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实际平均工资低于实际全社会劳动生产率，而从2012年开始，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实际平均工资高于实际全社会劳动生产率。
（二）我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演进的趋势
本文以非农产业结构偏离度作为衡量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演进的指标，其计算方法是用非农产值比重减去非农就业比重。由表2可见，一是2004—2017年，非农产值比重呈现持续上升趋势，年均上涨4.60%。二是2004—2017年，非农就业比重也呈现持续上升趋势，年均上涨2.48%。三是2004—2017年，非农产业结构偏离度呈现持续下降趋势，年均下降4.22%。 三、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演进影响的计量检验
本文选取非农产业结构偏离度（Y）为因变量，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X）为自变量，自变量以2004年为基期进行平减处理。同时选取人均GDP、实际全社会劳动生产率（LP）、劳动力人数（L）、技术进步（A）作为控制变量。本文所采用的为2004—2017年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相关数据，以上数据均根据“国家数据”网站公布数据整理得出。同时为了减少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对实证的影响，本文对指标进行自然对数处理。
（一）面板数据模型的设定
lnYit=α0+β1 lnXit+β2 lnLPit+β3 lnGDPit+β4 lnLit+β5 Ait， （1）
（i=1，…N;t=1，…T.）
其中N表示个体截面成员的个数，T表示每个截面成员的观察时期总数，参数αo表示模型的常数项，β表示对应于解释变量的待估参数，随机误差项相互独立，且满足零均值、同方差假设。
（二）面板数据的可行性检验
1.单位根检验。在对面板数据测量之前，首先要做的就是检验面板数据的平稳程度，避免“虚假回归”出现，在协整分析之前首先要对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以确定变量的单整阶数。
由表3可以看出，仅有部分解释变量的括号内的结果（P值）小于0.05，表明变量之间存在单位根。要将面板数据进行一阶差分，再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以看出，各个变量括号内的值（P值）均小于0.05，意味着一阶差分不存在单位根，可以进行接下来的协整检验。
2.协整检验。对解释变量以及被解释变量进行Kao检验，P值为0.0000，小于置信度0.05，这表明各变量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假定不成立，其存在着协整关系，可以进行下一步，建立影响模型以及回归分析。
（三）面板数据的模型选择与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
1.面板数据的模型选择。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统计量为184.746095，P值为0.0000，拒绝了建立随机效应模型的原假设，故本研究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同时，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截面数据较时间序列数据多，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可以更好地消除截面异方差，回归结果可决系数更高，解释能力进一步加强，模型拟合效果较好。
同时，通过使用Eviews6.0测量得出变系数模型、变截距模型、不变参数模型的残差项的平方和，S1=0.272722，S2=2.982737，S3=34.50105，并将各值带入公式（2）和公式（3）计算，经过计算得出F2=111.16，F1=10.27，均大于给定的F临界值，说明均拒绝原假设。故得出，本研究选用的面板数据模型应采用固定效应的变系数模型对面板数据进行接下来的回归分析。
F2=（S3-S1）*[NT-N（k+1）]/[S1*（N-1）（k+1）]～F[（N-1）（k+1），N（T-k-1）] （2）
F1=（S2-S1）*[NT-N（k+1）]/[S1*（N-1）k]～F[（N-1）k，N（T-k-1）] （3）
2.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本研究采取固定效應的变系数模型对各个变量进行测量，所得的结果如表5所示。表5的检验结果显示，模型整体效果显著，解释变量X以及控制变量实际全社会劳动生产率（LP）、劳动力人数（L）和技术进步（A）等回归系数显著，且通过了检验，因此可得到模型的回归方程为：
Y=4.7862-0.1622lnX+0.35806lnLP-0.39070lnL-0.0156A （4）
由这一回归方程可见，一是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回归系数为-0.162153，即劳动力成本每增加1%，非农产业结构偏离度就下降16.22%。由此可见，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演进产生正向作用。二是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回归系数是0.3580，即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每增加1%，非农产业结构偏离度就上升35.80%。由此可见，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对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演进产生负向作用。这表明，在我国实际平均工资高于实际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情况下，企业不再主要关注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其会更加注重使用劳动生产率更高的劳动力，从而使得一些成本低但效率也低的劳动力被淘汰。三是劳动力人数的回归系数是-0.390730，即劳动力人数每增加1%，非农产业结构偏离度就下降39.07%。由此可见，劳动力人数上升对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演进产生正向作用。这表明，在存在“民工荒”的情况下，有利于新增的劳动力进入到对其有相应需求的产业之中。四是技术进步的回归系数是-0.015552，即技术进步每增加1%，非农产业结构偏离度就下降1.56%。由此可见，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演进产生正向作用。这表明，在我国，技术进步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相比于“消灭”的就业机会，“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由以上计量结果可见，一是劳动力成本上升促进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演进的关键在于高素质劳动力。劳动力成本上升形成的效率工资效应不但可以吸引更多的高素质劳动力，还可以激发劳动者生产积极性，促进劳动生产率提升，从而有利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之间的良性互动。二是劳动力人数增加推动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演进要建立在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基础之上，也即劳动力流动应当契合区域内和区域间产业结构调整，从而实现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空间平衡。三是企业创新和技术进步会对一些传统产业就业产生负面影响，但其在改造传统产业与创立新兴产业的同时也创造了大量的新的就业机会，从而实现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四、政策建议
（一）提高劳动者技能，培养高素质科技人才
为了更好地应对产业结构升级对更高层次劳动力的需求，提高劳动者技能和素质是必然选择，这也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高层次的人口红利，保证经济长期持续增长。这就要求：第一，加强学校教育。切实实现和巩固农村义务教育的普及化，提高高中升学率，高等教育招生向农村地区倾斜。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加快培养高新技术领域人才。提升高等职业教育。第二，提高农民工、农村劳动力、下岗再就业等群体的职业培训力度。对于这三类群体的职业培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农民工无疑是我国目前普通劳动力的主体，也是未来最有潜力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农村劳动力，一方面是农业发展需要的具有较高职业素养与专业技能的现代农业劳动力的源泉，另一方面也是农民工的源泉，其素质的提升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下岗工人是城镇十分重要的就业群体，提升这一群体的技能，实现其再就业，也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深层次矛盾必须面对的问题。对以上群体的教育和培训，可以企业和高校为依托，打造校企合作模式，建立适应不同层次劳动力需求的生产研究开发与实训基地、职业技术型教育与培训基地。
（二）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区域间转移，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
一是东部高劳动力成本地区可以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低劳动力成本地区有序转移，并激励劳动力随之转移。二是逐步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比我国劳动力成本更为低廉国家转移，分享这些国家的人口红利，同时带动国内劳动力走出去[11]。特别是，以“一带一路”倡议和区域振兴发展战略为契机，推动产业在我国不同区域以及沿线国家间的梯度转移和有效对接，实现生产要素和资源在区域间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
（三）加大政府的扶持力度
一是加强对企业自主创新研发的财税支持，一方面，要建立有利于企业用资本和技术替代劳动的财税政策;另一方面，要允许企业人力资本折旧，使其成本在税前扣除[12]。二是通过税收政策加强对高端人才的激励，如对高端技术人员在技术成果和技术服务方面的收入实行税收减免等[13]。三是完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对接机制，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梯度转移，加大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政策支持，促进和保持就业稳定，保障和改善基本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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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刘丹鹭，夏杰长.供给侧改革的增长效应：以生产者服务业减税为例[J].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16，（4）：4-15.
责任编辑 魏亚男
[收稿日期]2020-11-1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衡量标准、路径和机制研究”（16BJL061），主持人周健。
[作者简介]周 健（1976— ），男，辽宁黑山人，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政治经济学和劳动济学研究。
郭鑫涛（1995— ），女，山西长治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沁县支行职员，主要从事劳动经济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