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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必须在基层或相关职业岗位的实际工作中逐步得到锻炼和提高
上级公务员从下级工作岗位产生是我国历史上的重要用人经验，也是世界各国高级官员产生的一般规律
全国31个省新任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的一大特点，即多省任职经历大大加强，富地方经验。在9位新任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中，吉林新省长巴音朝鲁具有三省任职经历，北京新市长王安顺、贵州新省长陈敏尔均具有两省（市）任职经历。
重视地方履历是我国用人的重要传统
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具有丰富的政府管理和用人经验。我国古代著名思想家韩非子在他的《显学篇》中曾谈到：“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夫有功者必赏，则爵禄厚而愈劝；迁官袭级，则官职大而愈治。”韩非子的政论提出了我国古代用人的一个重要原则，即朝廷重臣多从地方官员中选用的原则。历史上不少对社会做出贡献的名臣、名相都是从地方官员中选拔起来的。
唐朝名相张九龄曾专门上书唐玄宗李隆基，主张重视地方官人选，选官应重贤能，不循资历等，以便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更优秀的人才。在我国历史上，地方官被选拔担任朝廷要职的例子不胜枚举。即使是在门阀士族占据统治地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东晋名相桓温也曾任过扬州牧、荆州刺史，谢安任过荆州司马、吴郡太守，前秦贤相王猛曾任过始平县令、京兆尹等职。这些经历和施政经验对其后来宰相生涯产生过重要作用。
实行科举制度以后，地方长官进入朝廷担任要职更是日趋普遍。唐宋时期的名相大多具有地方工作经历。唐朝名相姚崇任过同州刺史，宋璟任过广州都督，他们二人前后衔接、励精图治，辅佐唐玄宗开创了 “开元盛世”，把一个充满内忧外患的帝国，改变为政治、经济、文化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大唐王朝。唐（武周）时期的名相狄仁杰曾任过并州都督府法曹、宁州刺史、豫州刺史、彭泽令、复州刺史、魏州刺史等官，后官拜凤阁鸾台平章事、内史，封为梁国公。在武则天当政时，狄仁杰以不畏权贵著称，是我国历史上以廉洁勤政著称的清官，后人称之为“唐室砥柱”。
曾被称为“吕端大事不糊涂”的北宋名相吕端，在宋太宗、宋真宗当朝时期，曾在定州、成都、蔡州、开封等地担任地方官，从一名州县地方官吏，逐步升至枢密直学士、参知政事和宰相。以为人刚直、敢于直谏著称的宰相寇准在太平兴国五年中进士后，曾任过归州巴东、大名府成安县知县，后迁任郓州通判、山南东道节度使，后进位为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在辽兵入边的情况下，他主战抗敌，反对南迁，遂成就了“澶渊之盟”。唐宋是我国封建经济、文化发达的时期，其用人方针和施政经验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官员实际工作能力需在基层工作中逐步锻炼和提高
国家官员产生于地方也是世界各国政府运作的实际需要。随着现代经济、社会运行的日趋复杂化，各国政府承受的管理压力也越来越大，因此就需要大批有能力的人才来参加政府，成为政府各个部门的公务员。一个公务员的工作能力一方面取决于在学校所学到的专业知识，另一个方面就是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随着大学的普及和现代科学技术的进展，多数国家的公务员已具有大学或研究生以上的学历，专业知识结构已基本能够满足本职工作的需要，但入职公务员在实际工作能力方面千差万别。因此，各国政府无不重视公务员和行政管理人员的实际能力的培养。
但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不可能像学位或学历那样可以通过学校培训来取得，它必须在基层或相关职业岗位的实际工作中逐步得到锻炼和提高。为解决公务员的实际工作经验和工作能力问题，就产生了公务员逐级晋升的阶梯设计，即晋升到上一级的工作职位必须经过下一级工作职位的锻炼，这样就逐步形成了公务员的工龄、薪资、绩效、晋升等相联系的公务员人事管理体系。由于公务员的工作履历是与其工作经验的积累、工作能力提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各国公务员管理中，大都将前期任职经历作为职务晋升的重要依据。
也许有人会讲，上文中提到的公务员晋升路径可能是就政府机构中业务类公务员所言，对于政务类公务员的产生或许不是这样。事实上，在西方发达国家，对于选举所产生的政务类公务员也基本上遵循着大体相同的职业生涯路径，即高级职位的政府选任官员大多具有低级职位的政府选任官员的职业背景。在美国，一个政治官员在竞选州长前，可能已经担任过州内县的行政司法官、市长、州议员或州检察长的职业岗位，正是在这些岗位上经受了磨练，积累了行政经验和人脉，从而为竞选更高一级的政治职位打下了基础。同时原来所在岗位上的工作業绩也是向选民展示自己具有实际工作能力的重要依据。同理，在美国竞选联邦一级政治职位的候选人多半要有州一级的工作经验或工作业绩，竞选总统或联邦参议员的候选人大都具有州长或市长的职业生涯背景。所以，美国政治学家通常将竞选成为美国总统的道路称为州长道路和参议员道路，即要想成功竞选美国总统需要在当选前担任过州长或联邦参议员。其他国家的选任官员多数也具有相似的不成文的职业生涯背景要求。
省级领导者有着非凡的综合治理能力
如上所述，中央官员从地方产生，上级公务员从下级工作岗位产生是我国历史上的重要用人经验，也是世界各国高级官员产生的一般规律。之所以遵循这样一种规律，是因为政府公务员特别是省级官员需要具有处理各方面复杂问题的工作能力。经过低级岗位的经验和能力积累，一个人就能够比较容易地掌握更高一级工作岗位的实际工作能力，从而更好地迎接新工作岗位的挑战。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一个省（或直辖市、自治区）的人口规模就与欧洲一个国家的规模大体相当，担任省级领导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广泛的能力锻炼。从粮食生产、招商引资、产业政策、基础设施建设，到群众上访、社会治安、教育投入、社会保障、反腐倡廉等，各个领域的问题都要涉及，能够驾驭这样一种复杂的局面，需要有非凡的综合管理能力。
近年来，我国不少地方领导干部在解决城乡征地矛盾、群众上访、劳资纠纷、社会治安等引起的突发事件方面积累了不少丰富的经验，增长了管理才干，这些都对提高我国社会的综合治理能力有重大的帮助。
当前我国正处于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关键时期，又处于社会矛盾高发期的“中等收入陷阱”阶段，加上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超大规模的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同时进行的先例，中国的治理无疑会越来越复杂。因此，选拔品学兼优、能力突出的省级领导干部就显得尤为迫切。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北京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
责编/马静 美编/石玉
上级公务员从下级工作岗位产生是我国历史上的重要用人经验，也是世界各国高级官员产生的一般规律
全国31个省新任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的一大特点，即多省任职经历大大加强，富地方经验。在9位新任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中，吉林新省长巴音朝鲁具有三省任职经历，北京新市长王安顺、贵州新省长陈敏尔均具有两省（市）任职经历。
重视地方履历是我国用人的重要传统
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具有丰富的政府管理和用人经验。我国古代著名思想家韩非子在他的《显学篇》中曾谈到：“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夫有功者必赏，则爵禄厚而愈劝；迁官袭级，则官职大而愈治。”韩非子的政论提出了我国古代用人的一个重要原则，即朝廷重臣多从地方官员中选用的原则。历史上不少对社会做出贡献的名臣、名相都是从地方官员中选拔起来的。
唐朝名相张九龄曾专门上书唐玄宗李隆基，主张重视地方官人选，选官应重贤能，不循资历等，以便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更优秀的人才。在我国历史上，地方官被选拔担任朝廷要职的例子不胜枚举。即使是在门阀士族占据统治地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东晋名相桓温也曾任过扬州牧、荆州刺史，谢安任过荆州司马、吴郡太守，前秦贤相王猛曾任过始平县令、京兆尹等职。这些经历和施政经验对其后来宰相生涯产生过重要作用。
实行科举制度以后，地方长官进入朝廷担任要职更是日趋普遍。唐宋时期的名相大多具有地方工作经历。唐朝名相姚崇任过同州刺史，宋璟任过广州都督，他们二人前后衔接、励精图治，辅佐唐玄宗开创了 “开元盛世”，把一个充满内忧外患的帝国，改变为政治、经济、文化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大唐王朝。唐（武周）时期的名相狄仁杰曾任过并州都督府法曹、宁州刺史、豫州刺史、彭泽令、复州刺史、魏州刺史等官，后官拜凤阁鸾台平章事、内史，封为梁国公。在武则天当政时，狄仁杰以不畏权贵著称，是我国历史上以廉洁勤政著称的清官，后人称之为“唐室砥柱”。
曾被称为“吕端大事不糊涂”的北宋名相吕端，在宋太宗、宋真宗当朝时期，曾在定州、成都、蔡州、开封等地担任地方官，从一名州县地方官吏，逐步升至枢密直学士、参知政事和宰相。以为人刚直、敢于直谏著称的宰相寇准在太平兴国五年中进士后，曾任过归州巴东、大名府成安县知县，后迁任郓州通判、山南东道节度使，后进位为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在辽兵入边的情况下，他主战抗敌，反对南迁，遂成就了“澶渊之盟”。唐宋是我国封建经济、文化发达的时期，其用人方针和施政经验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官员实际工作能力需在基层工作中逐步锻炼和提高
国家官员产生于地方也是世界各国政府运作的实际需要。随着现代经济、社会运行的日趋复杂化，各国政府承受的管理压力也越来越大，因此就需要大批有能力的人才来参加政府，成为政府各个部门的公务员。一个公务员的工作能力一方面取决于在学校所学到的专业知识，另一个方面就是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随着大学的普及和现代科学技术的进展，多数国家的公务员已具有大学或研究生以上的学历，专业知识结构已基本能够满足本职工作的需要，但入职公务员在实际工作能力方面千差万别。因此，各国政府无不重视公务员和行政管理人员的实际能力的培养。
但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不可能像学位或学历那样可以通过学校培训来取得，它必须在基层或相关职业岗位的实际工作中逐步得到锻炼和提高。为解决公务员的实际工作经验和工作能力问题，就产生了公务员逐级晋升的阶梯设计，即晋升到上一级的工作职位必须经过下一级工作职位的锻炼，这样就逐步形成了公务员的工龄、薪资、绩效、晋升等相联系的公务员人事管理体系。由于公务员的工作履历是与其工作经验的积累、工作能力提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各国公务员管理中，大都将前期任职经历作为职务晋升的重要依据。
也许有人会讲，上文中提到的公务员晋升路径可能是就政府机构中业务类公务员所言，对于政务类公务员的产生或许不是这样。事实上，在西方发达国家，对于选举所产生的政务类公务员也基本上遵循着大体相同的职业生涯路径，即高级职位的政府选任官员大多具有低级职位的政府选任官员的职业背景。在美国，一个政治官员在竞选州长前，可能已经担任过州内县的行政司法官、市长、州议员或州检察长的职业岗位，正是在这些岗位上经受了磨练，积累了行政经验和人脉，从而为竞选更高一级的政治职位打下了基础。同时原来所在岗位上的工作業绩也是向选民展示自己具有实际工作能力的重要依据。同理，在美国竞选联邦一级政治职位的候选人多半要有州一级的工作经验或工作业绩，竞选总统或联邦参议员的候选人大都具有州长或市长的职业生涯背景。所以，美国政治学家通常将竞选成为美国总统的道路称为州长道路和参议员道路，即要想成功竞选美国总统需要在当选前担任过州长或联邦参议员。其他国家的选任官员多数也具有相似的不成文的职业生涯背景要求。
省级领导者有着非凡的综合治理能力
如上所述，中央官员从地方产生，上级公务员从下级工作岗位产生是我国历史上的重要用人经验，也是世界各国高级官员产生的一般规律。之所以遵循这样一种规律，是因为政府公务员特别是省级官员需要具有处理各方面复杂问题的工作能力。经过低级岗位的经验和能力积累，一个人就能够比较容易地掌握更高一级工作岗位的实际工作能力，从而更好地迎接新工作岗位的挑战。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一个省（或直辖市、自治区）的人口规模就与欧洲一个国家的规模大体相当，担任省级领导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广泛的能力锻炼。从粮食生产、招商引资、产业政策、基础设施建设，到群众上访、社会治安、教育投入、社会保障、反腐倡廉等，各个领域的问题都要涉及，能够驾驭这样一种复杂的局面，需要有非凡的综合管理能力。
近年来，我国不少地方领导干部在解决城乡征地矛盾、群众上访、劳资纠纷、社会治安等引起的突发事件方面积累了不少丰富的经验，增长了管理才干，这些都对提高我国社会的综合治理能力有重大的帮助。
当前我国正处于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关键时期，又处于社会矛盾高发期的“中等收入陷阱”阶段，加上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超大规模的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同时进行的先例，中国的治理无疑会越来越复杂。因此，选拔品学兼优、能力突出的省级领导干部就显得尤为迫切。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北京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
责编/马静 美编/石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