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只要是戎马出身的皇帝、总统或主席，一般都非常看不起商人，在他们看来，财富当然应从枪杆子里猎取，斤斤计较的办法太啰嗦了。
　　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代雄主，他当然也很看不起商人。有一回，他曾对重臣房玄龄嘱咐说：“朝廷的各种官位，都是为贤人们准备的，那些工商杂流，即便人才出众，也只可以让他们多多发财，一定不能授以官职，使得他们能够与贤人君子并肩而立，同席而食。”这段话在后世非常出名，被历代治国者奉为圭臬。此外，唐太宗还在服饰上对各种身份的国民进行特别的标识，五品以上的官员可以穿紫袍，六品以下的穿绯绿的官服，胥吏的衣服是青色的，一般百姓是白色的，军士是黄色的，而商贾则必须是黑色的。
　　尽管如此，唐太宗还是有用得着商人的地方。
　　任何统治者要名垂青史，都得干好两件事，一是轻赋薄徭，二是官员清廉，李世民明白这个理。唐代的税赋很轻，公元626年，李世民即位当月就颁布诏令，下令把潼关以东的关卡全部停废，以让货物自由交易。同时，唐朝严禁官员经商。
　　轻赋薄徭和官员清廉当然可以起到休养民间的作用，但是也引发了另外的一个问题：税赋收得少了，行政性费用也就捉襟见肘了，政府哪里有钱来养活这些官吏，以保证他们不贪污、不受贿、不以权谋私？于是，唐太宗就想出了一个十分古怪的主意—“公廨钱”制度，就是对富豪家庭定向征收一笔“特别财产税”，以此来养活政府的官员。
　　早在高祖时期，朝廷就对天下的富商进行了一次资产清查，并规定“每岁一造册，三年一造籍”。在把人数基本摸清楚的前提下，到了公元637年（贞观十一年），唐太宗下达诏书，容许长安70多所衙门，每所可选“身能估贩、家足资财”的商人九名，号称“捉钱令史”，每人贷予“公廨钱”5万钱，用于商业活动，每月纳利息4000钱，一年4.8万钱，以单利计算，年利率约为100%。这一政策很快在全国各州普遍实行。
　　当时被征收特别税的商人家庭约为7000户。唐朝初期，官员人数非常之少，贞观年间，中央政权机构中的文武官员最少时只有643人，也就是长安城的700来位“捉钱令史”，每人养活一个官员。
　　公廨钱制度在唐代执行了很久，玄宗初年，年利率降低为70%，继而再降到50%，每笔强迫贷款金额也有降低。被选中的商人所获权益，早期是当官吏，后来则改为免除徭役。唐太宗发明的这个制度，在后世的学术界引起过很大的争议。褒之者认为，这一制度虽然“粗糙”却很直接，政府养活了官员又巧妙地避免了广征税赋。贬之者则认为，这是对富有家庭的一次强制性的制度盘剥，它虽然比汉武帝的算缗令温和一些，不过本质却是一致的。另外，100%的高利率亦是对全国金融市场的破坏，富户很可能以类似利率放贷给一般平民，从而导致全社会资金流通成本的抬高。
　　不管怎样，唐太宗用“公廨钱”的办法确实起到了高薪养廉的作用，唐初吏治为历代最好。
　　专栏读到这里，你也许会傻乎乎地冒出一个念头—不瞒你说，我当年也冒出过这个念头—我们现在能不能也试一下“公廨钱”制度，在北京城里选一批“优质商人”出来，比如潘石屹、任志强他们，也每人每年出一笔钱养活城里的那些官员？
　　再一想，好像比较难。唐太宗时，长安城里只有600多个官员。现在，北京城里可有多少官呢？若普及到全国，唐代养官1.8万人，而现在的公务员总数据说已经超过5000万人，天下的商人好像真还没有这个数。
　　于是，算了吧，高薪养廉的事，咱们得另想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