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说说世界的不确定性。知识爆炸、各种复杂的像新冠肺炎病毒这类事情层出不穷，美国打压中国已成新常态，所有這一切并不可怕，要来的总会来，你怕也没用。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的态度是终身学习，这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最好办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财富蕴藏其中》一书中提出21世纪教育的四大支柱是学会学习、学会生存、学会共同生活、学会做事。面对不可知的未来，唯一不变的是学习。但是光学习是不够的，还要提高一个层次，即研究。一般而言，学习是掌握前人的积累，研究是发现和掌控未来。即使讲创新，也是要通过研究才会有，仅仅有个想法叫创意，没有研究永远得不到最后有效的结果。人类之所以能够比其他物种发展得好，就是因为人会学习和研究。
　　一、工作研究与科学研究
　　我们现在的科研工作中研究居多。全国教育科研规划办曾经让我参加过一次讨论工作研究跟科学研究的区别的会议。我当时表达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想法，即两者是有区别的。工作研究就是为了解决工作中的“某个”具体问题，通过研究和实践提出具体措施、办法等，并去解决。而科学研究要对工作中的问题进行抽象，把以此形成的共性问题作为研究对象，而且还要对问题形成的原因作层层深入的探究，由此产出新知识、形成新见解、提炼新规律。
　　当前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所做的大量工作中，可看到既有工作研究，又有科学研究，而且还在深化之中。又如对上海在PISA测试中取得的良好成绩，虽已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似乎还可以深入研究。比如成绩的取得与我们的传统教育有什么关系？与上海的课改有什么关系？另外，教师队伍的高素质和教研工作的成效是已有研究中的共识，但我国师范生的生源与芬兰等国家相比并没有优势且有差距，而这个差距又是如何弥补的？所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
　　我们做科研的人一定要独立思考，要有价值判断能力，特别是要有批判性思考的能力。这个批判并非总找人家不足的地方，即短处，而是应从不同视角、从更深的层次进行质疑、剖析和思考。当前，教育的口号、名言、新词、新论，通过新媒体“包围”着我们，各种专家论坛（而且很多是国际性的）、评比和评估“引导”着我们，保持冷静、淡定、清醒、犀利是不容易的，但对科研人员而言这些却是必须的。面对复杂而不确定的现在和未来，科学精神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底线，这也应该成为每个科研人的底色。
　　现在有些现象应引起重视。一所学校，出了几个“成才”（得奖）的学生，就大讲特讲办学的业绩。反之，有几个反例，就大讲特讲教育的失败。这从科研来讲，以几个例子就下结论，属于证据不足。由于教育的复杂性，教育研究中的“实证”是比较薄弱的。因此教育科研人员要特别加强证据意识，真正体现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二、上海群众性教育科研发展历程的简要回顾
　　为了反思当前的教育科研工作，我们先简要回顾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的普教科研的状况。那个时候已经恢复高考，全国科学大会召开，提出教育三个面向等，在改革开放的大旗下，普教战线群情昂扬，当时社会的普遍的期盼是恢复秩序提升质量，因此也涌现了大量的有关教学方法的改革。正是在这种氛围的推动下，教育科研在第一线的校长和教师的追求中蓬勃生长起来了。
　　为加强对教师的指导和培养，1981年暑假，上海市教育局首次为中小学骨干教师举办教育科研的系统讲座（此后又连续办了好几期）。1982年正式成立了上海市教科所，这成为上海普教科研事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上海市教科所是全国第一所为地区教育服务的科研专门机构，当时明确了它的工作方针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在后续发展中，进一步确定了其具体职责是：根据上海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重点开展课题研究；申报和承担国家课题；对区县和基层学校，承担普及、指导和管理功能。在九十年代，上海市教科所及区县教科室，通过申报获得批准的国家级课题数量，在全国的同类研究机构中名列前茅。
　　在这个阶段，涌现出一批改革的典型，同时也是教育科研的典型，例如青浦顾冷沅数学教学改革实验、一师附小倪谷音愉快教育、闸北八中刘京海成功教育等。此时在区县和学校第一线产生了一批教育科研的先行者。
　　1988年我从上师大调到市教育局工作，教科所和普教科研工作属我分管的工作。在我了解和熟悉这方面工作的过程中，第一线校长、教师为改变学校面貌的那种奋进精神和改革热情，在攻坚克难中那种学习科研、学习先进的渴求和投入，都深深地打动着我。我前面二十五年的工作经历，既做过教师（中学教师和大学教师），也做过研究，对上述情况完全赞同，完全认同，同时也尽力为此摇旗呐喊。
　　当时，有些人对教师搞科研是有不同看法的，记得当时的上海有些教育杂志上有文章说教师不是科研工作者，不应该倡导教师搞科研。对此，我们就教师科研的价值、定位、内容和方法进行了内部讨论。通过研讨，提出教师工作本质就包含研究，首先是要研究学生，还要研究教什么和怎样教。由于时代在不断发展，对教育的要求在不断发展，那这个研究必然是持续的，而且是与时俱进的。当时，我们提出教师的科研应是一种群众性教育科研活动，相关文章发表在《教育研究》杂志上。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中期，全市召开多次普教科研课题规划会议，制定了《上海市普教科研课题管理暂行办法》，明确教育科研课题分级管理体制，着重解决好普及与提高、重点与一般、专业性研究与群众性研究等问题。
　　这期间，我们与原国家教委教育科研规划办公室共同承担了国家重点规划课题“教育科研的机制与管理研究”。这是全国第一项关于科研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题。该课题吸取了上海在科研管理方面的一些经验，对课题申报、评审、过程指导，成果鉴定与推广，以及评奖等一系列的工作制定了相应的规定。这对全国教育科研事业的规范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上海市教育局的推动和各区县的支持下，1991年全市各区县全部建立了科研机构。1992年，全市已有十分之一的学校建立了科研组室，并在相当多的中小学和幼儿园设置了科研联络员，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市、区县、学校上下贯通的教育科研网络。学校建立科研组室是上海群众性教育科研的特色，也是上海普教教科研事业处于重要位置的标志之一。 　　在九十年代初，为提高全体中小幼教师的科研能力，依據“上海市中小学教师进修规定”，开设了教科研能力培训的必修课程，编写了教材并通过电视台开播，规定中小幼教师全体参加，并进行考核和学分管理。
　　上海普教科研十分重视成果的推广工作，既有作为推广而进行的经验交流、成果分享等活动，还专门设立了成果推广奖，为鼓励重要课题研究不断深化，并同步进行推广。1997年，上海市教委为推动教育科研的新发展，促进已有优秀成果的深化研究和推广应用，创造性地建立并命名了首批由特级教师领衔的五个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基地，分别是顾泠沅领衔的青浦实验研究所、刘京海领衔的成功教育研究所、倪谷音领衔的愉快教育研究所、徐崇文领衔的学习指导研究所、张思忠外语教学法研究所。这些市级科研基地市、区共建，充分发调动了区级教育行政部门的积极性，逐步建成各自研究领域的研究中心、信息中心、培训中心、推广中心，取得了较好的效果。2001年后又陆续命名了一批，如创造教育研究所、科技教育研究所等，至今已有十多所。二十多年过去了，虽然有的科研基地由于人事更迭未能传承下来，但大多数基地至今仍发挥着引领和辐射的作用，对推进区域教育改革与发展，以及研究型教师梯队的形成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
　　上海的教育科学研究从初创走向成熟，凝聚了教育行政部门、大专院校、各类各级教育科研单位，以及专家和第一线校长和教师的智慧和心血。它立足一线需要，服务一线改革；聚焦真实问题，推进实践变革；集聚多方资源，既成事又成人，所有这些经验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
　　回顾往事，历历在目。我有幸与科研结缘起于本科学习（物理学），那时老师带着我与一些同学组成学习小组，从学习狭义相对论开始，逐步深入对理论物理的学习和研究。1963年我被分配到一所薄弱初中任教，这项学习与研究一直坚持着。我切身体会到，研究有一种持续的推动力和能量，它带来一种洞察力和思考力，它会给人一种幸福感。从物理到教育，其研究是相通的。当时我工作的学校，学生主要是外地（苏北）务工人员子女，基础薄弱。1964年我当班主任时改教数学，我就“自说自话”地进行复式教学（当时并不知道这个名词），课后对学生作业进行面批面改，看到效果不错，也自得其乐。当年这些做法是十分感性的，既没有理论指导，也没有经验借鉴，只是从学生的反应中去体会、改进和坚持。后来回想，其实这是我早期对群众性教育科研的参与和体验，从而产生了认同。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