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8月，我出生在四川开县（今重庆开州区）。在开县读完小学、中学后考入了省立万县高中。1949年高中毕业时，正值新旧政权交替，社会动荡，没有大学可考，我只有回到老家当了一名小学教员。
　　1950年8月，在区妇联工作的姐姐回家告诉我：西南军区军政干校正在招生。听到这个消息，无大学可读的我，当即前往报名，并顺利地被录取，分到驻扎在江津（现属重庆）的15军44师随校。
　　在15军随校仅学习了几个月，到12月时，军长秦基伟从北京开会回来，向我们传达说：他代表15军全体战士向中央申请要求当中国人民志愿军，到朝鲜抗美援朝去。中央已经批准我军调驻机动位置，随时准备开往朝鲜。
　　于是15军不再称番号了，改为“唐山部”。经过短暂的战前动员，1951年1月20日，我们正式从江津出发，来到安东市（今辽宁丹东市）的前一站昌图。在这里，部队给我们发了枪，发的還是“汉阳造”，每个学员也被允许打几发子弹，实际操作一下武器。

　　我记得这里的风沙很大，早上出操时，那风沙刮在脸上刺痛刺痛的。我们还按要求，每人写了自愿上前线抗美援朝的志愿书。
　　在昌图仓促训练了几天后，我们开到了安东。在这里发了装备，我分到了一支苏式726步枪，50发子弹，一袋干粮炒面。秦基伟军长还亲自给我们作了战前动员报告。
　　三天后的夜里，我们就将正式到达朝鲜，每两个人分一辆胶皮轮推车，上面装满了后勤物资。我记得我推的车子上堆放的是药品。我们就这样推着胶轮车上了鸭绿江大桥，上级规定我们每一辆胶轮车要保持三米的距离。我们推着胶轮车默默地行进在鸭绿江大桥上，可以清晰地看见桥上布满了飞机扫射的弹孔，这使得一些战士十分紧张，结果有3辆胶轮车掉到了江里。
　　过了鸭绿江，我们没有停步，继续朝着朝鲜纵深走去，一直到天快亮了，我们才在原地山沟和山坡上休息。上级告诫我们，在进入朝鲜后，我们随时会遇到敌机空袭，空袭时，我们要就地趴下，不准乱跑，如果跑就会开枪就地正法，也不要朝飞机打枪，怕暴露目标。
　　进入朝鲜的第二天，我们就遭到了敌机空袭，我就地趴在草丛里，蓦地感觉脚上被什么东西咬了一下，手一摸，居然有血，我明白是弹片划伤了我的脚。好在只是轻微划伤，血很快就止住了，空袭过后，我没当回事地爬起来就跟着部队走了。不过，由于敌机投下的炸弹太响，我的耳朵震聋了好半天，之后由于多次遇到空袭，我的耳膜被震坏了，听力一直很差，别人要在我耳边大声讲话我才能听得清楚。
　　我们白天行军，夜晚休息，到什么地方去，有什么任务，我们一概不知，部队的纪律也不让问。走了几天，走了多远我们也不清楚，只记得过一条江时，才听说这是大同江，江上的桥被炸毁了，我们还依稀看见断桥处有汽车挂在上面。我们临时用木头搭桥，桥搭好了，但由于要走车，我们被通知两人抬着胶轮车涉水过去。没走多远水就到了大腿根处，我见水太深过不去，就退了回去，这才又允许我们从桥上过去，但规定必须跑步过桥。由于边跑步边拉车，有些难度，致使有好几辆胶轮车和拉车的战士掉进了河中，但幸好我们过桥时敌机没来轰炸。
　　过桥不久，山中就有敌特打信号弹，立刻就有敌机飞来向我们轰炸扫射，我赶紧趴在一个小河沟里。当敌机投下照明弹时，我正好看见前面不远有一个战士掉下山去了。紧接着，敌机一阵扫射，弹着点就在我面前不到半尺远，而在我身后不远处的一颗燃烧弹，烧死了好几个战士 。这是我经历的最惊险的一次夜行军，倘若我趴的位置再前或再后一点，我就有可能牺牲在朝鲜战场上了。
　　我们这次行军一直到“三八线”附近才停了下来。这时才得知，我们是来参加第五次战役的。
　　等到了前线，我得到通知：把枪留下来，调我到师政治部。到了师政治部，我被分到秘书科，负责编“电讯报”和“战斗报”。我每天的任务是：早上打开收音机，收听国内的新闻，将有关朝鲜战争的新闻记录下来；听完后，就下到部队搜集连队里的战地记者和宣传员写的有关战地的稿件。所有的稿件编写完后，我就开始排版、刻钢板，将所编的“电讯报”和“战斗报”刻印出来，每次刻印500份，发送到各个班去。
　　所有这些都由我一个人完成，所以很辛苦。但在师政治部比在连队生活好多了，在这里不必天天吃炒面干粮，我们可以吃到高粱米饭，有时甚至可以吃到大米稀饭。有一次吃大米稀饭时，由于没有菜，炊事员不知从哪里搞来一点糖精丢在稀饭里，我到现在还记得那美美的滋味。不过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就地寻找野菜佐餐。
　　当时敌特的活动十分猖獗，我们遇到的轰炸经常都是因为敌特发的信号。有一次，我们师部和军部都遭到了敌机的空袭，我所住的防空洞附近被炸了一个很大的坑，一棵几个人都抱不拢的大树被炸倒，附近的一个村庄燃起了大火，所有的民房都被烧光了。这次空袭中，我们师部和军部都有人员伤亡。空袭过后，我们帮助当地居民解决住的问题，先挖个地坑，然后在地坑上面盖上圆木，再在圆木上搭上树枝，当地居民就在这样的房屋里面生活。
　　第五次战役后，我们部队补充了一批新兵，为了帮助新兵提高思想认识，部队开始了“三查”学习：查思想、查斗志、查作风。其中一个主要方式就是让战士诉苦，通过诉苦，让战士们更恨美帝。
　　部队“三查”结束后，又开始了行军，这次行军到什么地方去，我们同样不知道，依然是夜里行军，而且一直走的是小路、山路。这次我们遇到了雨季，每天就在雨中行走，有时爬山，感觉衣服越穿越重。尽管这样，瞌睡虫还是缠绕着我。有时原地休息时，我坐在石头上就睡着了。有时边打瞌睡边跟着部队爬山，爬到山顶，天快亮了，才清醒过来。
　　有一次部队宿营在一个高山下的谷底，有条小溪十分清澈，我赶紧拿出毛巾想洗把脸，可毛巾浸到水里后，拿出来时迅速结冰，根本擦不了脸。有老兵告诉我：在这样的天气不能这样洗脸，要用手直接捧水洗，洗完再用干毛巾擦。 　　这次行军让我记忆最深的是在过一条河时，正好处在敌人的封锁线，敌机随时会过来扫射。而河面上已结冰，只有河中间有条激流。为了快速通过，部队只有就近砍了一些圆木搭在河上。我脚上穿着一双笨重的大头鞋，快速通过时脚下不小心一滑，掉进河里，好在我将圆木抱住，才没被激流冲走。由于河水齐腰深，我的棉裤全湿透了。等我上岸后，想弯下腰将鞋里的水倒掉时，却弯不下腰来，因为整个下身已结冰，特别是膝盖，像是箍了一個铁套，以至于冰碴把膝盖都磨掉了一层皮。无奈，我只有原地不停地跳动，一是想把冰碴抖掉，二是来抵御刺骨的寒气。但这时部队又出发了，我想跟上部队，但双脚和下半身被冰皮鞋和冰棉裤裹着，十分沉重，难以迈开腿。
　　我艰难地一步一步往前挪着，有战友见状，就要我坐到拉炮的马上，我见马拉着炮本来就吃力，就谢绝了。事后有老战士说：幸亏你当时没坐马，要坐在马上，你那冻僵的腿就保不住了。我就这样艰难地往前挪，累了就坐下来休息一会儿。休息时，听见拉炮的马走在铺满碎石的路上，马蹄嗒嗒地响着，声音十分清脆，再低头看，只见马蹄在碎石路上踏出了点点火花。
　　这一幕在我脑中记忆深刻，后来闲暇时我就这个场景题了一首诗：铁蹄声声火星溅，战地行军夜无眠；冰雪大地征程远，风潇潇兮五更寒。
　　那时我正年轻，所以尽管环境是那样艰苦，但心里却充满了浪漫主义激情。那一夜我硬是穿着结冰的棉裤一直坚持跟上部队，直到天亮了，部队宿营下来，我才赶紧烧火，将棉裤烤干。
　　但这次落水给我的身体造成了永久性的伤害，到30岁时，我常常感觉膝盖疼痛，经医院诊断，这是在朝鲜战场上冻伤落下的后遗症。当时和我一起住院治疗的还有几个战友，他们都跟我一样，是在朝鲜战场上冻伤了腿。这几个战友后来都只活到60岁就去世了，而我虽然至今还活着，但冻伤的腿只能靠拄着拐杖艰难地挪行。
　　这次行军又走了几天后，在穿过一条公路时，我看到几辆被打毁的美军坦克，蓦地想起，这个场景是我们出国进入朝鲜时曾看到过的。这样看来，莫非我们是在回国的路上？我心里琢磨着，但却不敢跟战友们说。果然不出我所料，几天后，我们真的走过鸭绿江大桥，回到了安东。
　　在安东住了两天，列车又把我们拉回到河北邢台。在这里我们才得知，我们回国是为了换新炮参加下一次战役。我军炮团当时使用的还是抗战时期缴获的日军的小钢炮，这种炮射程短，和美军的炮比起来相差太远，在朝鲜战场根本起不到作用。针对这种情况，中国向苏联购买了大批的榴弹炮和高射炮。我们这次回国，除了换炮外，还要学习新炮的操作技术。在这大半年的学习训练之中，我还立了一次三等功。
　　1952年9月，我军炮团在更换了新的装备后，又开赴朝鲜战场，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而我虽然也渴望再上前线，但部队考虑到我在炮兵训练中成熟的业务能力，将我留了下来，以便继续训练新的炮兵，好随时补充到部队中去。
　　就这样，我离开了朝鲜战场。而今每当想到我在朝鲜战场的日日夜夜，依然激动不已，那是我值得骄傲的青春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