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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这个讲座主要是讲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与危机，莫言是我们讨论问题的一个切入口。
曾经与王安忆开玩笑说，中国作家得诺贝尔就像中六合彩，我就试着说，看看六合彩的六个号码是什么号码——第一，一定要写乡土，第二要写“文革”，第三要繁体字，第四要用现代主义的手法，第五要有好的翻译，第六要在海外有好的评论。
为什么是乡土？因为中国作家、中国文学到今天为止，始终是把写乡土、写农村看作是写中国的民族魂，这个是最能体现我们文学的力量。讲远一点，在今天的世界格局里，所谓的全球化，其实就是西化，用欧洲中心主义的价值观来看，中国也还是乡村。诺贝尔奖以及全球的阅读市场希望一个中国作家得诺贝尔奖，某种程度上能够代表中华文明的话，的确写农村比较符合他们的期待。
第二是“文革”，这个很容易理解。我们的“文革”真正是非常非常特别，将来有没有不知道，至少到目前为止，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你再怎么比都比不出来，所以一旦有一个中国作家要写，大家很期待他写这个。而且，“文革”的重要性不会因为时间的推移而降低。中国发生了很多事情，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文革”不会。
至于繁体字，西方一直想用诺贝尔奖以及其他的很多奖来影响他们认为的所谓不够民主国家的政治变化，所以通常大家有一个期待，这一个得奖的人应该是繁体字的。对于莫言来说，最弱的就是这一项，而且他也开创了某种历史，他是第一个中共党员。这违反了诺奖一贯的政治传统，所以这一点上是有一点突破的。但是莫言的《蛙》，讲了一个非常尖锐的话题——计划生育，而且等到斯德哥尔摩给他颁奖的时候，你再去读他颁奖的词，也讲得非常厉害，所以基本上还符合他们讲的繁体字。
第四现代主义，这个很简单，西方的严肃文学、主流文学，一直是用现代主义。一批在大陆出现的所谓现代主义技巧的作家，一个共同的特点，是直接受到翻译文学的影响。我曾经在80年代到鲁迅文学院讲课，我一听说学生当中有莫言、余华、洪峰，我想这很光荣，我就去了，那也是我第一次跟莫言比较长时间的谈话。
当时我就非常清晰地感觉到，这一批作家的语言源泉相当程度来自于袁可嘉等人的翻译小说。越是受外国文学影响的作品，越容易被翻译回去。换句话说，本来受现代主义翻译作品影响的小说，容易被翻译为英文、法文、德文、瑞典文，因此也比较容易被国际阅读市场接受。这是讲文学、文化流通当中的语言因素所起到的作用。
讲到翻译，我们佩服很多作家，可是为什么这些作家不能得诺贝尔奖呢？一个原因就是翻译。比如沈从文的文字，山上一座塔，塔下一个屋子，前面一个船，船上一个老头，有一个女儿，养了一条黄狗，我们一看就知道一幅中国的山水画出来了。可翻译以后不一定能保持这样。有一种比方说，翻译是媒婆，我觉得错，我最新想到的比方是，翻译是变性手术。当然，翻译有问题并不影响这些作品代表的文学价值，最好的中国文学，不仅表现中国，更期望它表现中文。
John Minford翻译《鹿鼎记》，还专门开过一个研讨会，叫我们帮他翻译韦小宝的粗口，韦小宝的粗口很多，变成英文要怎么传神？可是他们都发现，金庸的小说翻成英文以后，在全世界的阅读市场远远没有达到在华文世界这么高的地位。
第六个就是海外的评奖。莫言的小说最喜欢写这些东西，它纠缠不开的，屎啊、尿啊这些东西通通长篇出现，可是莫言的语言是欧化的语言，是鲁迅文学院出来的。所以莫言小说里面，他是两套语言系统，“我奶奶敞开着胸脯是性解放的先锋”，大家看看，我奶奶这是非常土的，她敞开胸脯迎接他的爷爷余占鳌，在野地里，这是非常乡土的情节，可是他马上加一个“性解放的先锋”，这是一个非常现代的评论。他把一个欧化的语言跟乡土的故事并制了。
莫言最大影响的作品是《红高粱》，莫言自己也认同这个说法。某种程度上，莫言后来一直到今天的作品，都在重复《红高粱》的基本元素。《红高粱》的意义在哪里？它重写了现代史，现代史是什么样的一个历史呢，原来当代文学都知道“三红”——《红日》、《红岩》、《红旗谱》。你要理解中国为什么有革命，而中国的农民为什么在革命当中支持共产党，你就要读《红旗谱》。《红旗谱》把中国的农村大概划分成六种人，或者说六种势力，简单地说就是穷人、地主、国民党、共产党，还有两个关键成分，一个是乡村的寺庙，就是孔教、族长，另外一个就是乡村小学教师，乡村小学教师通常是地下党，他组织了穷苦的农民，最后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以对抗帮助富人的农村的祠堂以及他们背后的国民党反动派。
今天去看主旋律，主要的电视剧也会看到这6个基本力量，基本关系是3对3。《红高粱》却加了第7个成分——土匪。它接续了《水浒》传统，接续了中国文学两大宝贵传统，一是会“淫”，二是会“盗”。这个传统在相当长的时间，被硬性压制，变成了“三红”，所以当《红高粱》把一个土匪作为战争的主人公，一般的人没有做文学评论，但是一个直观的感受是爽。
中国有很多非常一流的作家，如果我们打一个比方说，田径上有单项有全能，莫言没有一个单项能赢得了他们，但是莫言是全能冠军。莫言是在做他自己，写他自己。
曾经与王安忆开玩笑说，中国作家得诺贝尔就像中六合彩，我就试着说，看看六合彩的六个号码是什么号码——第一，一定要写乡土，第二要写“文革”，第三要繁体字，第四要用现代主义的手法，第五要有好的翻译，第六要在海外有好的评论。
为什么是乡土？因为中国作家、中国文学到今天为止，始终是把写乡土、写农村看作是写中国的民族魂，这个是最能体现我们文学的力量。讲远一点，在今天的世界格局里，所谓的全球化，其实就是西化，用欧洲中心主义的价值观来看，中国也还是乡村。诺贝尔奖以及全球的阅读市场希望一个中国作家得诺贝尔奖，某种程度上能够代表中华文明的话，的确写农村比较符合他们的期待。
第二是“文革”，这个很容易理解。我们的“文革”真正是非常非常特别，将来有没有不知道，至少到目前为止，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你再怎么比都比不出来，所以一旦有一个中国作家要写，大家很期待他写这个。而且，“文革”的重要性不会因为时间的推移而降低。中国发生了很多事情，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文革”不会。
至于繁体字，西方一直想用诺贝尔奖以及其他的很多奖来影响他们认为的所谓不够民主国家的政治变化，所以通常大家有一个期待，这一个得奖的人应该是繁体字的。对于莫言来说，最弱的就是这一项，而且他也开创了某种历史，他是第一个中共党员。这违反了诺奖一贯的政治传统，所以这一点上是有一点突破的。但是莫言的《蛙》，讲了一个非常尖锐的话题——计划生育，而且等到斯德哥尔摩给他颁奖的时候，你再去读他颁奖的词，也讲得非常厉害，所以基本上还符合他们讲的繁体字。
第四现代主义，这个很简单，西方的严肃文学、主流文学，一直是用现代主义。一批在大陆出现的所谓现代主义技巧的作家，一个共同的特点，是直接受到翻译文学的影响。我曾经在80年代到鲁迅文学院讲课，我一听说学生当中有莫言、余华、洪峰，我想这很光荣，我就去了，那也是我第一次跟莫言比较长时间的谈话。
当时我就非常清晰地感觉到，这一批作家的语言源泉相当程度来自于袁可嘉等人的翻译小说。越是受外国文学影响的作品，越容易被翻译回去。换句话说，本来受现代主义翻译作品影响的小说，容易被翻译为英文、法文、德文、瑞典文，因此也比较容易被国际阅读市场接受。这是讲文学、文化流通当中的语言因素所起到的作用。
讲到翻译，我们佩服很多作家，可是为什么这些作家不能得诺贝尔奖呢？一个原因就是翻译。比如沈从文的文字，山上一座塔，塔下一个屋子，前面一个船，船上一个老头，有一个女儿，养了一条黄狗，我们一看就知道一幅中国的山水画出来了。可翻译以后不一定能保持这样。有一种比方说，翻译是媒婆，我觉得错，我最新想到的比方是，翻译是变性手术。当然，翻译有问题并不影响这些作品代表的文学价值，最好的中国文学，不仅表现中国，更期望它表现中文。
John Minford翻译《鹿鼎记》，还专门开过一个研讨会，叫我们帮他翻译韦小宝的粗口，韦小宝的粗口很多，变成英文要怎么传神？可是他们都发现，金庸的小说翻成英文以后，在全世界的阅读市场远远没有达到在华文世界这么高的地位。
第六个就是海外的评奖。莫言的小说最喜欢写这些东西，它纠缠不开的，屎啊、尿啊这些东西通通长篇出现，可是莫言的语言是欧化的语言，是鲁迅文学院出来的。所以莫言小说里面，他是两套语言系统，“我奶奶敞开着胸脯是性解放的先锋”，大家看看，我奶奶这是非常土的，她敞开胸脯迎接他的爷爷余占鳌，在野地里，这是非常乡土的情节，可是他马上加一个“性解放的先锋”，这是一个非常现代的评论。他把一个欧化的语言跟乡土的故事并制了。
莫言最大影响的作品是《红高粱》，莫言自己也认同这个说法。某种程度上，莫言后来一直到今天的作品，都在重复《红高粱》的基本元素。《红高粱》的意义在哪里？它重写了现代史，现代史是什么样的一个历史呢，原来当代文学都知道“三红”——《红日》、《红岩》、《红旗谱》。你要理解中国为什么有革命，而中国的农民为什么在革命当中支持共产党，你就要读《红旗谱》。《红旗谱》把中国的农村大概划分成六种人，或者说六种势力，简单地说就是穷人、地主、国民党、共产党，还有两个关键成分，一个是乡村的寺庙，就是孔教、族长，另外一个就是乡村小学教师，乡村小学教师通常是地下党，他组织了穷苦的农民，最后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以对抗帮助富人的农村的祠堂以及他们背后的国民党反动派。
今天去看主旋律，主要的电视剧也会看到这6个基本力量，基本关系是3对3。《红高粱》却加了第7个成分——土匪。它接续了《水浒》传统，接续了中国文学两大宝贵传统，一是会“淫”，二是会“盗”。这个传统在相当长的时间，被硬性压制，变成了“三红”，所以当《红高粱》把一个土匪作为战争的主人公，一般的人没有做文学评论，但是一个直观的感受是爽。
中国有很多非常一流的作家，如果我们打一个比方说，田径上有单项有全能，莫言没有一个单项能赢得了他们，但是莫言是全能冠军。莫言是在做他自己，写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