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里面有个词叫“Cabin Fever”，直译就是小木屋高烧症，实际上是形容一个人由于天气原因，要在小木屋里憋着，久而久之就想入非非，发高烧自说自话。
　　昨天赶到纽约参加一年一度的WWD时尚行业CEO峰会，谁知居然和台风“桑迪”一起登陆，所以到纽约就接到通知，会议取消了，地铁停了，博物馆、商店、餐厅都关了，主办方很温馨地打电话来说，报销所有酒店的送餐服务。我就在屋里憋了一天半，得了“小木屋高烧症病”。以下纯属发病后的一派狂言。
　　如果我当大官儿，我要求管教育、创意产业和外宣。教育太重要了，记得大概十年前，美国的移动通讯普及率还不如中国，转眼就超过了我们——硬件上有iPad、软件上有各种社交网络和信息。在美国买了一本书叫《移动大浪潮》，作者是个美国IT精英，他预测智慧移动设备将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今后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熟悉的很多东西会被智慧移动设备取代——比如书店在美国正在消失中；报纸、杂志等刊物也在转换为电子读物。他说在数码时代，信息会像我窗外的台风一样，横扫。面对这样的未来，中国的教育制度必须改革，因为如果信息迎面袭来，我们需要的是冷静的思考和判断能力。而中国的教育制度的缺陷就是没有启发学生自己的思考能力。愚民容易统治，但是不容易管理。
　　教育不改革，中国还会第二次落后，会浪费掉现在的机会。我个人认为，教育改革很简单，就是引进竞争机制，允许私立学校办学；编写一些能够培养独立思考能力的教材。自己没编出来之前就翻译、有选择地引进。如果我们造鞋、造玩具的机器可以大批引进，为什么不能引进造人才的机制？
　　创意产业的问题就是建设中国品牌的问题，是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的问题。微博上一个网友发私信来说，自从钓鱼岛争端之后就不买优衣裤了，问为什么中国没有能力做一个像样的服装品牌，只有服装制造和销售市场。我认为创意产业的特征是从想法开始，不是从资本开始，所以往往是从小到大，不像国企，个个都是大象的块头。可是在创意产业上，中国中层干部犯两个错误：
　　一、喜欢规模，总得弄个大家伙。问题是大公司不需要政府帮助，他们交税就是了，比如我一个朋友的公司是纽交所的上市公司，却在中国国内年年享受创意产业优惠待遇，也就是用中国纳税人的钱补贴海外股民。而真正需要帮助的创产公司，连个流动资金贷款都拿不到。有时候就是干等死。我要是当大官儿，就成立一个创意产业委员会，专门监督所有基层的创意产业鼓励政策，保证确实落实到企业上，同时协调各种国有资源给创意产业用，比如各大机场的部分广告牌。
　　二、崇洋媚外，一说创意，海外的和尚真的好念经。前些日子，我莫名其妙地去参加了一个什么3D电影标准检验发布会。实际上就是美国导演、商人卡梅隆在天津成立了公司，要把他那套拍3D的技术在中国市场兜售。你猜谁是第一个买主？居然是地方政府！斥巨资拍一个叫《皇城北京》的3D纪录宣传片。这就是双层崇洋媚外，一是3D电影真的有持久性吗？这个技术不是1960年代在美国走过一遭，后来被市场淘汰了吗？连我闺女都嫌戴眼镜烦。二是一个城市宣传片为什么要拍3D呢？戴着眼镜看《阿凡达》还有不少人，可是戴着眼镜看《皇城北京》就不多了，何况这种宣传片适合在机场等公共场所的大LED银屏上播放，难道我们指望大家出门都带着3D眼镜？
　　最后说外宣，其实我真的不想管。但是有点看不下去。在纽约，要了解中国，外国人还是去当年胡适创办的中国学院和洛克菲勒的亚洲基金会，如果跟这两个机构共同策划些活动，效率会高得多。
　　还有一天，台风“桑迪”就走了。我就可以后悔说这些话了。顺便解释一下，我用“小木屋高烧症”这个词，不是因为我崇洋媚外，而这种文章，中文大概只能叫“黄粱美梦”，那比“小木屋高烧症”要严重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