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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敬惜字纸”谈起
“读写能力”（literacy）是传播史中经常会被讨论的一个话题。一个有读写能力的人，就是必须能读会写，或者像人们在语言教学中常说的，要做到听、说、读、写“四会”。读书写字这种行为也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识字，在现代的语境下，意味着一个人有沟通能力，或是能够在一个有文化的社会中理解和交流意见及看法，从而参与到这个社会之中。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于“读写能力”是这么定义的：“读写能力意味着能够识别、理解、解释、创造、交流、计算和使用与不同情形相关的印刷或手写材料的能力。读写能力包含了一个连续性的学习过程，这种学习使得个人可以实现自己的目标，发展自己的知识和潜力，充分参与到一个更广泛的社会当中。”由此可见，文盲率在现代是被当做社会问题来解决的，解决之道不是别的，正是教育。
因为我们是在很小的时候开始学习阅读和写作的，所以我们常常忘记，阅读和写作其实需要相当复杂的技巧，需要多年学习和背诵。即使在文化和文明程度最高的社会中，有文化的成人比例也从未达到过百分之百。二○○○年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发现文盲率为百分之六点七二，意味着有八千五百多万人是文盲。另据统计，至少有两千三百万，或者多达七千二百万美国成年人是“功能性文盲”，即不能阅读招聘启事，不理解汽车时刻表，不能填写工作申请表或者写出所要寄出信的目的地。即使在有文化的人当中，也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具有最高水平的阅读和写作技能。
读书写字既然这样难，毫不奇怪，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之中，文字曾经长期是一种特权。有关这种特权，一个有趣的例子是中国悠久的“敬惜字纸”的传统。
鲁迅先生在《门外文谈》中写道：“因为文字是特权者的东西，所以就有了尊严性，并且有了神秘性。中国的字，到现在还很尊严，我们在墙壁上就常看见挂着‘敬惜字纸’的篓子。”在这里，鲁迅说的是一个相沿既久、流传甚广的习俗。
沈从文在《边城》的开头和结尾都写到过一座白塔。
白塔在《边城》这部小说里充满了神秘的象征意味。塔，原指为安置佛陀舍利等物而以砖石等建造成的建筑物。沱江边的白塔，却没有经书、佛陀舍利，没有定光宝珠，没有大和尚降妖伏魔的传说，白塔的其中一面题有“敬惜字纸”四个字——原来白塔是焚烧字纸用的。它叫万名塔，始建于清嘉庆年间，原为古时的“字纸炉”。虽然边城的故事发生在离凤凰几里远的茶峒，但谁又能说作者在描写《边城》里的那座白塔时，眼前没有浮现沱江边这座从小就熟悉的万名塔。
“字纸炉”，又有称“惜字亭”、“化字炉”、“圣迹亭”、“敬字亭”、“敬圣亭”、“文笔亭”的，名称各不相同。除出现在街头坊里外，各地的书院、文庙或较重要的庙宇中也可见它的踪迹。它的形式、大小尽各不同，有的高及数丈，有的不及五尺。但不管如何都会题有“敬惜字纸”四个字。
这些专为焚烧字纸而建的亭子，不少都祀有仓颉的神位（传说中的仓颉，是中国字的创造者，惜字之余自然要敬圣）。“仓圣”创造中国文字，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造字是一件太伟大、太奇妙、太崇高的神圣工作，在初民的社会引起巨大震动。《淮南子·本经训》曰：“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所谓惊天地而泣鬼神者也。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中解释说：“颉有四目，仰观天象。因俪乌龟之迹，遂定书字之形。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知识既可以带来财富，也可以带来灾祸。人们用这种想象的情景，表达自己对仓颉巨大功绩的称颂、感激与崇拜。
汉字，并非仓颉一人创造，在他之前与同时，已有别人创造的零星的简单的图形笔画，他予以收集、整理、加工、提高，加上自己的创造，集大成为众多的汉字。《荀子·解蔽》中说：“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仓颉创造整理出大批汉字，这是划时代的创举。
华夏民族一直把仓圣造字引为自豪。如余光中所说：“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而无论赤县也好神州也好中国也好，变来变去，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当必然常在。因为一个方块字是一个天地。太初有字，于是汉族的心灵他祖先的回忆和希望便有了寄托。”（《听听那冷雨》）
正是为了这种回忆和希望，中华大地到处有字纸炉的踪迹。以台湾为例，台湾客家人至今仍保有浓厚的“敬惜字纸”的传统旧习，他们称“字纸炉”为“圣迹亭”。桃园龙潭圣迹亭是现存的此类建筑中较具规模而保存较为完善的。
龙潭圣迹亭创建于清光绪元年（一八七五），是台湾现存敬字亭中规模最大的，包括了建筑群和完整的“圣人形”对称空间的庭园，还有中轴线贯穿“三进”庭园的“朝圣之路”，是属于世界级的文字崇祀古迹。
古时圣迹亭每年在仓颉公、文昌帝君生日，或是农历正月初九“天公生”之日（玉皇大帝的诞辰），举行仓颉纪念恩典。当天，秀才以上之人着衣冠，童生着新的衣服，读书人准备牲礼、果品，举行所谓“祭圣人”的仪式，显扬并感谢制字先师仓颉的功绩。之后再将敬字亭内焚烧字纸后留下的灰烬清出，倒入被称为“香亭”的木盒子内，随着沿路鼓乐吹奏，由文人抬至溪河边，行恭送纸灰入海仪式，称为“行圣迹”或“恭送圣迹”。由此可看出，古人对于字纸、文化的敬惜观念，远超过现代人之想象。在儒家倡导的教育体制熏陶下，鸿学大儒与目不识丁的贩夫走卒都知敬惜字纸，“敬字亭”就是这种观念的具体表现。
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里，教育不普及，广大人民对那些少如凤毛麟角能识文断字的读书人衷心敬重，而对文字则更是无限敬仰得近乎神化了。据《燕京旧俗志》载：“污践字纸，即系污蔑孔圣，罪恶极重，倘敢不惜字纸，几乎与不敬神佛，不孝父母同科罪。”清朝时，社会上有大量的《惜字律》被看做是文昌帝君制定的天条圣律而流传，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惜字律》、《惜字征验录》、《文昌帝君惜字律》、《文昌惜字功过律》等文本。《惜字征验录》中有许多如乞儿拾字纸转世富贵，穷书生惜字科甲连绵，乃至瞽者转明、愚者转智等等的感应故事，不胜枚举。
第一场伟大的传播革命
百岁老人周有光在《世界文字发展史》中说：“语言使人类别于禽兽，文字使文明别于野蛮，教育使先进别于落后。”
语言与人类相伴而生——在几百万年前就有了语言。《圣经·约翰福音》开头即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里的“道”，英文是“word”，就是“言”，天主教圣经译为“圣言”。其实，在赞颂圣言的时候，《圣经》也在礼赞书写。这是因为，将语言用象征的写印方式记录下来的能力并不像说话那样出于遗传，写作是一种技术，一种人类的发明物。
周有光说：“语言可能开始于三百万年前的早期‘直立人’，成熟于三十万年前的早期‘智人’。文字萌芽于一万年前‘农业化’（畜牧和耕种）开始之后，世界许多地方遗留下来新石器时期的刻符和岩画。文字成熟于五千五百年前农业和手工业的初步上升时期，最早的文化摇篮（两河流域和埃及）这时候有了能够按照语词次序书写语言的文字。”
这两种代表人类早期文化的重要文字，在公元初期先后消亡了。在公元前一千五百年，世界上最早的字母出现在迦南的闪米特人中。《旧约全书》就是用这种字母表的一个版本书写的。它是世界上所有字母的祖先。腓尼基人把闪米特字母传到希腊，遇到了使用上的困难，因为希腊人说话富于元音，而腓尼基字母缺乏元音字母。聪明的希腊人在公元前九世纪补充了元音字母。从此，拼音技术就发展成熟了。（公元前一千三百年以前，中国黄河流域的殷商帝国创造了甲骨文，这是汉字的祖先。）
在一个专业上的成功依赖于对大量隐秘性知识的了解的社会里，书常常是用来查询而非阅读的。几乎有四分之一买书的花费集中在商业、法律、医学、技术或宗教书籍上。另外占据巨大数量的是学校的教科书。图书销售商的生意依赖于人们买书，但不依赖于人们读书。这对他们而言真是幸事，但对严肃读者来说是不是，就不得而知了。
也许最吓人的有关图书的数据是，根据盖洛普调查，承认自己在过去一年中未读过任何书的美国人，从一九七八到一九九○年翻了一番，由百分之八增加到百分之十六。“我的生活中无法离开书。”托马斯·杰斐逊有一次对约翰·亚当斯承认说。显然，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了书，也可以生活得很好。阅读曾经是特权和地位的象征，是追求快乐的手段，如今，对多数人而言，读书仅仅是为了即时的快感和实用，如果他们还在读书的话。
杂志似乎更适合电视时代，因为它们比起书来消耗更少的时间，而且其中有很多的图片。然而，因为杂志的种类如此繁多，要想证明或是否认杂志的衰落都不是一件容易之事。有关人们阅读杂志的时间是多了还是少了的最好指标，是比如像马里兰大学的约翰·罗宾逊所编制的“时间使用研究”（time-use studies）。研究显示，在典型的一天，阅读杂志的人群的比例从一九四六年的百分之三十八下降到一九八五年的百分之二十八（“About time: Thanks for Reading This,”American Demographics, May 1990)。
有关报纸读者的数据要清楚和灰暗得多。同一项研究显示，“前一天阅读过报纸”的人群从一九四六年的百分之八十五下降到一九六五年的百分之七十三再到一九八五年的百分之五十五。而且这种下降是同美国人受到的正式教育的迅猛提高同步发生的。如果教育仍然能够刺激阅读的欲望，那么所有有关阅读的数据都应该向上走。而实情却并非如此，说明了教育系统的质量，以及接受教育的学生的兴趣所在。
阅读遭遇的困难并不难于解释。一百年以前，当没有马戏团或戏班子来村镇上的时候，那些寻找娱乐的人们只有有限的选择：吃饭，喝酒，闲逛，生殖，唱歌跳舞，闲聊，阅读。那些寻求信息的人只有后两种选择。我们祖先当中的许多人没有阅读能力，但那些能够阅读的人依赖它，就像杰斐逊一样，他与书相分离的那种绝望感是今天的我们难以想象的。
印刷的文字，在那个年代，具有一种神奇的承载力量。“没有一艘战舰会像一本书，带领我们前往遥远的大陆。”美国诗人艾米莉·狄金森写道。现在，这样的旅程不只一条，有很多种办法可以让我们看到超越自身直接体验的事物。从另一个角度看，形象在取代文字成为精神负载的核心手段。人们已经无法像从前那样思考了，因为他们的思维当中现在充满了移动的形象。法国研究阅读史的专家罗杰·卡蒂埃认为，书写的抵抗力出乎意料地顽强。也许他说得对。然而，口传叙事的抵抗力也很顽强，但还是将自己的文化重要性转移了大半给书写和印刷物。
形象的崛起，像当年文字的崛起那样，引来很多忧心忡忡的批评。也许人们不得不承认正在发生的这又一场传播革命，但他们的承认却不无懊恼。这不是个轻松的话题。我们谈论的不仅是当下，还有未来。我们会漂向何方？我们希望漂向何方？这些都是很严竣的问题。在如此重要的问题上，我们需要的，可不只是悲叹、懊悔、愤怒，还有痴想。
帕特里克·亨利说：“除了以史为鉴，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判断未来的方法。”视频革命所带来的波动与当年文字革命的动荡程度将可以相提并论。两相比较，新技术所展现的舞台并无太多的不同之处，其所引发的变革的深刻性也类似。甚至就连其中的焦虑与愤怒都很接近。
其实，在上一场伟大的传播革命中，透特是对的，而苏格拉底却是错的。书写的确是智慧的良方。书写引发的传播革命使得埃及人、巴比伦人、希伯来人、基督徒和穆斯林的智性发展成为可能；它创造了希腊和罗马的文化丰功，中国、印度和日本的文化伟业。
现在，我们身处另一场伟大的传播革命的早期阶段，文字的辉煌将会被移动形象所掩盖，虽然充分开掘移动形象的潜力的技术还有待成形，但这种潜力的巨大是毋庸置疑的。比起在白纸上印出的黑字来，移动形象更能够调动我们的感官。在一个视频当中我们能看到很多的东西，更不用说听到了。移动形象可以切入、切出、叠加、变调或是干脆改变视角，以此牢固地抓住观众的注意力；还可以在视频中加入电脑图形和文字。
观看成为一项更为复杂的活动，我们可以从不只一个视角来观看。视频由此可以带给我们崭新的精神景象，引我们抵达新的哲学之地，就像旧日的文字书写一样。这将是阅读的未来。
“读写能力”（literacy）是传播史中经常会被讨论的一个话题。一个有读写能力的人，就是必须能读会写，或者像人们在语言教学中常说的，要做到听、说、读、写“四会”。读书写字这种行为也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识字，在现代的语境下，意味着一个人有沟通能力，或是能够在一个有文化的社会中理解和交流意见及看法，从而参与到这个社会之中。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于“读写能力”是这么定义的：“读写能力意味着能够识别、理解、解释、创造、交流、计算和使用与不同情形相关的印刷或手写材料的能力。读写能力包含了一个连续性的学习过程，这种学习使得个人可以实现自己的目标，发展自己的知识和潜力，充分参与到一个更广泛的社会当中。”由此可见，文盲率在现代是被当做社会问题来解决的，解决之道不是别的，正是教育。
因为我们是在很小的时候开始学习阅读和写作的，所以我们常常忘记，阅读和写作其实需要相当复杂的技巧，需要多年学习和背诵。即使在文化和文明程度最高的社会中，有文化的成人比例也从未达到过百分之百。二○○○年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发现文盲率为百分之六点七二，意味着有八千五百多万人是文盲。另据统计，至少有两千三百万，或者多达七千二百万美国成年人是“功能性文盲”，即不能阅读招聘启事，不理解汽车时刻表，不能填写工作申请表或者写出所要寄出信的目的地。即使在有文化的人当中，也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具有最高水平的阅读和写作技能。
读书写字既然这样难，毫不奇怪，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之中，文字曾经长期是一种特权。有关这种特权，一个有趣的例子是中国悠久的“敬惜字纸”的传统。
鲁迅先生在《门外文谈》中写道：“因为文字是特权者的东西，所以就有了尊严性，并且有了神秘性。中国的字，到现在还很尊严，我们在墙壁上就常看见挂着‘敬惜字纸’的篓子。”在这里，鲁迅说的是一个相沿既久、流传甚广的习俗。
沈从文在《边城》的开头和结尾都写到过一座白塔。
白塔在《边城》这部小说里充满了神秘的象征意味。塔，原指为安置佛陀舍利等物而以砖石等建造成的建筑物。沱江边的白塔，却没有经书、佛陀舍利，没有定光宝珠，没有大和尚降妖伏魔的传说，白塔的其中一面题有“敬惜字纸”四个字——原来白塔是焚烧字纸用的。它叫万名塔，始建于清嘉庆年间，原为古时的“字纸炉”。虽然边城的故事发生在离凤凰几里远的茶峒，但谁又能说作者在描写《边城》里的那座白塔时，眼前没有浮现沱江边这座从小就熟悉的万名塔。
“字纸炉”，又有称“惜字亭”、“化字炉”、“圣迹亭”、“敬字亭”、“敬圣亭”、“文笔亭”的，名称各不相同。除出现在街头坊里外，各地的书院、文庙或较重要的庙宇中也可见它的踪迹。它的形式、大小尽各不同，有的高及数丈，有的不及五尺。但不管如何都会题有“敬惜字纸”四个字。
这些专为焚烧字纸而建的亭子，不少都祀有仓颉的神位（传说中的仓颉，是中国字的创造者，惜字之余自然要敬圣）。“仓圣”创造中国文字，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造字是一件太伟大、太奇妙、太崇高的神圣工作，在初民的社会引起巨大震动。《淮南子·本经训》曰：“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所谓惊天地而泣鬼神者也。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中解释说：“颉有四目，仰观天象。因俪乌龟之迹，遂定书字之形。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知识既可以带来财富，也可以带来灾祸。人们用这种想象的情景，表达自己对仓颉巨大功绩的称颂、感激与崇拜。
汉字，并非仓颉一人创造，在他之前与同时，已有别人创造的零星的简单的图形笔画，他予以收集、整理、加工、提高，加上自己的创造，集大成为众多的汉字。《荀子·解蔽》中说：“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仓颉创造整理出大批汉字，这是划时代的创举。
华夏民族一直把仓圣造字引为自豪。如余光中所说：“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而无论赤县也好神州也好中国也好，变来变去，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当必然常在。因为一个方块字是一个天地。太初有字，于是汉族的心灵他祖先的回忆和希望便有了寄托。”（《听听那冷雨》）
正是为了这种回忆和希望，中华大地到处有字纸炉的踪迹。以台湾为例，台湾客家人至今仍保有浓厚的“敬惜字纸”的传统旧习，他们称“字纸炉”为“圣迹亭”。桃园龙潭圣迹亭是现存的此类建筑中较具规模而保存较为完善的。
龙潭圣迹亭创建于清光绪元年（一八七五），是台湾现存敬字亭中规模最大的，包括了建筑群和完整的“圣人形”对称空间的庭园，还有中轴线贯穿“三进”庭园的“朝圣之路”，是属于世界级的文字崇祀古迹。
古时圣迹亭每年在仓颉公、文昌帝君生日，或是农历正月初九“天公生”之日（玉皇大帝的诞辰），举行仓颉纪念恩典。当天，秀才以上之人着衣冠，童生着新的衣服，读书人准备牲礼、果品，举行所谓“祭圣人”的仪式，显扬并感谢制字先师仓颉的功绩。之后再将敬字亭内焚烧字纸后留下的灰烬清出，倒入被称为“香亭”的木盒子内，随着沿路鼓乐吹奏，由文人抬至溪河边，行恭送纸灰入海仪式，称为“行圣迹”或“恭送圣迹”。由此可看出，古人对于字纸、文化的敬惜观念，远超过现代人之想象。在儒家倡导的教育体制熏陶下，鸿学大儒与目不识丁的贩夫走卒都知敬惜字纸，“敬字亭”就是这种观念的具体表现。
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里，教育不普及，广大人民对那些少如凤毛麟角能识文断字的读书人衷心敬重，而对文字则更是无限敬仰得近乎神化了。据《燕京旧俗志》载：“污践字纸，即系污蔑孔圣，罪恶极重，倘敢不惜字纸，几乎与不敬神佛，不孝父母同科罪。”清朝时，社会上有大量的《惜字律》被看做是文昌帝君制定的天条圣律而流传，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惜字律》、《惜字征验录》、《文昌帝君惜字律》、《文昌惜字功过律》等文本。《惜字征验录》中有许多如乞儿拾字纸转世富贵，穷书生惜字科甲连绵，乃至瞽者转明、愚者转智等等的感应故事，不胜枚举。
第一场伟大的传播革命
百岁老人周有光在《世界文字发展史》中说：“语言使人类别于禽兽，文字使文明别于野蛮，教育使先进别于落后。”
语言与人类相伴而生——在几百万年前就有了语言。《圣经·约翰福音》开头即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里的“道”，英文是“word”，就是“言”，天主教圣经译为“圣言”。其实，在赞颂圣言的时候，《圣经》也在礼赞书写。这是因为，将语言用象征的写印方式记录下来的能力并不像说话那样出于遗传，写作是一种技术，一种人类的发明物。
周有光说：“语言可能开始于三百万年前的早期‘直立人’，成熟于三十万年前的早期‘智人’。文字萌芽于一万年前‘农业化’（畜牧和耕种）开始之后，世界许多地方遗留下来新石器时期的刻符和岩画。文字成熟于五千五百年前农业和手工业的初步上升时期，最早的文化摇篮（两河流域和埃及）这时候有了能够按照语词次序书写语言的文字。”
这两种代表人类早期文化的重要文字，在公元初期先后消亡了。在公元前一千五百年，世界上最早的字母出现在迦南的闪米特人中。《旧约全书》就是用这种字母表的一个版本书写的。它是世界上所有字母的祖先。腓尼基人把闪米特字母传到希腊，遇到了使用上的困难，因为希腊人说话富于元音，而腓尼基字母缺乏元音字母。聪明的希腊人在公元前九世纪补充了元音字母。从此，拼音技术就发展成熟了。（公元前一千三百年以前，中国黄河流域的殷商帝国创造了甲骨文，这是汉字的祖先。）
在一个专业上的成功依赖于对大量隐秘性知识的了解的社会里，书常常是用来查询而非阅读的。几乎有四分之一买书的花费集中在商业、法律、医学、技术或宗教书籍上。另外占据巨大数量的是学校的教科书。图书销售商的生意依赖于人们买书，但不依赖于人们读书。这对他们而言真是幸事，但对严肃读者来说是不是，就不得而知了。
也许最吓人的有关图书的数据是，根据盖洛普调查，承认自己在过去一年中未读过任何书的美国人，从一九七八到一九九○年翻了一番，由百分之八增加到百分之十六。“我的生活中无法离开书。”托马斯·杰斐逊有一次对约翰·亚当斯承认说。显然，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了书，也可以生活得很好。阅读曾经是特权和地位的象征，是追求快乐的手段，如今，对多数人而言，读书仅仅是为了即时的快感和实用，如果他们还在读书的话。
杂志似乎更适合电视时代，因为它们比起书来消耗更少的时间，而且其中有很多的图片。然而，因为杂志的种类如此繁多，要想证明或是否认杂志的衰落都不是一件容易之事。有关人们阅读杂志的时间是多了还是少了的最好指标，是比如像马里兰大学的约翰·罗宾逊所编制的“时间使用研究”（time-use studies）。研究显示，在典型的一天，阅读杂志的人群的比例从一九四六年的百分之三十八下降到一九八五年的百分之二十八（“About time: Thanks for Reading This,”American Demographics, May 1990)。
有关报纸读者的数据要清楚和灰暗得多。同一项研究显示，“前一天阅读过报纸”的人群从一九四六年的百分之八十五下降到一九六五年的百分之七十三再到一九八五年的百分之五十五。而且这种下降是同美国人受到的正式教育的迅猛提高同步发生的。如果教育仍然能够刺激阅读的欲望，那么所有有关阅读的数据都应该向上走。而实情却并非如此，说明了教育系统的质量，以及接受教育的学生的兴趣所在。
阅读遭遇的困难并不难于解释。一百年以前，当没有马戏团或戏班子来村镇上的时候，那些寻找娱乐的人们只有有限的选择：吃饭，喝酒，闲逛，生殖，唱歌跳舞，闲聊，阅读。那些寻求信息的人只有后两种选择。我们祖先当中的许多人没有阅读能力，但那些能够阅读的人依赖它，就像杰斐逊一样，他与书相分离的那种绝望感是今天的我们难以想象的。
印刷的文字，在那个年代，具有一种神奇的承载力量。“没有一艘战舰会像一本书，带领我们前往遥远的大陆。”美国诗人艾米莉·狄金森写道。现在，这样的旅程不只一条，有很多种办法可以让我们看到超越自身直接体验的事物。从另一个角度看，形象在取代文字成为精神负载的核心手段。人们已经无法像从前那样思考了，因为他们的思维当中现在充满了移动的形象。法国研究阅读史的专家罗杰·卡蒂埃认为，书写的抵抗力出乎意料地顽强。也许他说得对。然而，口传叙事的抵抗力也很顽强，但还是将自己的文化重要性转移了大半给书写和印刷物。
形象的崛起，像当年文字的崛起那样，引来很多忧心忡忡的批评。也许人们不得不承认正在发生的这又一场传播革命，但他们的承认却不无懊恼。这不是个轻松的话题。我们谈论的不仅是当下，还有未来。我们会漂向何方？我们希望漂向何方？这些都是很严竣的问题。在如此重要的问题上，我们需要的，可不只是悲叹、懊悔、愤怒，还有痴想。
帕特里克·亨利说：“除了以史为鉴，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判断未来的方法。”视频革命所带来的波动与当年文字革命的动荡程度将可以相提并论。两相比较，新技术所展现的舞台并无太多的不同之处，其所引发的变革的深刻性也类似。甚至就连其中的焦虑与愤怒都很接近。
其实，在上一场伟大的传播革命中，透特是对的，而苏格拉底却是错的。书写的确是智慧的良方。书写引发的传播革命使得埃及人、巴比伦人、希伯来人、基督徒和穆斯林的智性发展成为可能；它创造了希腊和罗马的文化丰功，中国、印度和日本的文化伟业。
现在，我们身处另一场伟大的传播革命的早期阶段，文字的辉煌将会被移动形象所掩盖，虽然充分开掘移动形象的潜力的技术还有待成形，但这种潜力的巨大是毋庸置疑的。比起在白纸上印出的黑字来，移动形象更能够调动我们的感官。在一个视频当中我们能看到很多的东西，更不用说听到了。移动形象可以切入、切出、叠加、变调或是干脆改变视角，以此牢固地抓住观众的注意力；还可以在视频中加入电脑图形和文字。
观看成为一项更为复杂的活动，我们可以从不只一个视角来观看。视频由此可以带给我们崭新的精神景象，引我们抵达新的哲学之地，就像旧日的文字书写一样。这将是阅读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