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炎林和父亲庄希泉都是归侨革命者，也都是致力为祖国架金桥的侨领。庄希泉是著名爱国侨领、实业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曾任全国政协第五、六届副主席。庄炎林是全国政协第六、七、八届委员。父子俩先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务院华侨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并分别任过全国侨联第二、第四届主席，在侨界传为佳话。
　　祖籍安溪县龙门镇的庄炎林，１９２１年出生于上海。他童年和少年时跟随父母在上海、厦门等地奔波。庄炎林耳濡目染父亲庄希泉和母亲余佩皋的爱国革命行为，牢记父亲“永爱中华，此志不渝”的教导，很早就立下报国之志。１９３８年，年仅１６岁的庄炎林参加革命，从事抗日救亡活动。１９４０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期间，庄炎林在广西、广东搞地下工作，参加游击战争。１９４２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被日本占领，抗战进入最艰难的时期，庄希泉从香港转移到广西，以华侨身份掩护地下党员开展工作。当时中共广西地下组织遭到破坏，陷入困境。为了帮助地下党度过难关，庄希泉、庄炎林父子请示广西省委并征得同意，带领几个同志跋山涉水，冲破重重封锁，到达澳门，再由庄炎林等三人冒险潜入沦陷的香港，运出并变卖家产，所得资金悉数捐作党的活动经费，而庄希泉父子却勤俭节约，过着清贫的生活。
　　抗战胜利后，庄炎林由党组织调往上海，先后任上海《华侨通讯社》记者、上海《经济周报》编辑、上海各界人民团体联合秘书处负责人和地下党报《上海人民报》总编辑。
　　上海解放后，庄炎林接受中共华东局组织部长、福建省委书记张鼎承的任务，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上海知识青年随军南下服务团招生办主任，负责招收上海知识青年及学生，从中选拔２５００多人组成南下服务团，随军南下解放福建。建国后，庄炎林历任福建省青年联合会主席、青年团福建省委书记、中共福建省委文教部和宣传部副部长、闽江水电工程局党委第一书记、南平地委书记、福建省人民委员会秘书长等职。
　　“十年动乱”期间，庄炎林惨遭诬陷、打击迫害，１９７０年“解放”后被下放到闽北邵武县山区“插队落户”。１９７２年调晋江工作。１９７４年调对外经济联络部，被派出国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坦桑尼亚经济代表，负责我国援建长达１９６８公里的坦赞铁路等几十个经济援建项目。经援最高峰时在场的中国专家和技工多达１６０００多人。由于环境艰苦，疾病流行，又缺医少药，我援建人员中有１００多位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庄炎林怀着一颗为国争光的赤子之心，咬紧牙关，带领一批又一批援建人员，战胜了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历经三年多时间，坚持到胜利完成任务才回国复命。
　　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伊始，庄炎林任刚成立的中国旅游总局副局长兼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副总经理。封闭多年的国门一打开，探亲者、旅游者潮涌而来。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接待能力都有限、服务设施陈旧、经营管理落后，一些华侨和港澳同胞到桂林旅游，饭店爆满，只好打地铺，他们写了打油诗：“桂林山水甲天下，我来桂林睡地上。”
　　为了摆脱困境，开创旅游事业的新局面，党中央、国务院成立了由副总理谷牧、陈慕华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为组长的“利用侨资、外资建设旅游饭店领导小组”，中国旅游总局局长卢绪章兼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副局长庄炎林兼任常务副主任，具体负责这项工作。
　　出生于华侨家庭且在华侨华人中颇有威望的庄炎林，很快找到一个理想的投资者，他是美籍华人建筑师，是廖公（承志）的远亲陈宣远。陈拟与我方合作，在北京建国门外建一座具有国际水平的旅游饭店，条件是：全部资金由陈筹集，分别作为双方投资（中方占５１％），双方共同建造与经营，收入按投资比例分成，共担风险，共负盈亏，合资１０年后还清本息，由中方以一美元购得全部所有权。可是这对中方十分有利的合作条件，在当时却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人指责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有人说这是“卖国主义”。
　　这件事惊动了中南海。有关文件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和正副总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共１６人圈阅批示之后，建国饭店才得以作为中外合资的试点企业，于１９８０年６月正式破土动工兴建。期间工程还遭到一些人的干扰，工地篱笆被拆掉，混凝土搅拌机被推倒，经打报告给邓小平，小平批示：“有理也不得取闹，何况无理。”才得以解决。
　　建国饭店开业后，北京市旅游局认为第一年至少亏损１００万元，而庄炎林和陈宣远则认为至少盈利１００万元。结果第一年盈利１５０万元，第二年盈利４００多万元，第三年盈利８００多万元，第四年盈利１５００多万元，不到五年还清本息，十年所创的利税等于建国饭店投资的７．６倍。国务院发出文件，号召全国旅游饭店的管理服务学“建国”，建国饭店成为中外合资饭店的“样板”。
　　新加坡籍华人企业家罗新权，为实现父母遗愿，拟在北京投巨资建造一座亚洲规模最大，集旅游饭店、公寓、办公楼、超级市场、体育俱乐部、幼儿园、国际学校等设施为一体的综合性饭店——丽都饭店，条件是土地、市政建设配套由中方解决，其余全部由外方投资，建成后盈利按中方２０％、外方８０％分配，外方负责偿还本息，合营１５年后饭店归中方所有。这是体现互惠互利的原则，对中方非常有利的。庄炎林积极引进这个外资项目，并于１９８３年动工兴建。
　　丽都饭店建设时，一封匿名信把庄炎林推到被审查的位置上。信中称庄炎林主持的中外合资丽都饭店“上当受骗，损失严重”，“外方不出一块钱，中方损失几千万美元”。庄炎林立即向中央领导作报告说明情况，并做了实事求是的可行性分析。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第二封匿名信又诬告庄炎林“编造假账，欺骗中央”！为了彻底搞清“丽都”的问题，中央派出庞大的审查组进驻“丽都”。许多人害怕了，施工单位、合作单位要求散伙，外方投资者认为中国政策不稳定，情愿放弃已投入的１０００万美元打道回府。
　　面对现实，庄炎林没有因为自己受到诬陷而退却，却因一个有利国家建设的大型合作项目将化为乌有而心痛。为了保护华侨华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庄炎林以坦荡胸怀和忍辱负重的精神，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恳切地说服外方，使丽都饭店工程得以继续施工。
　　经过长时间的调查，事实证明庄炎林是清白的，调查组最后得出结论：对庄炎林的告状纯属诬陷，中方既不存在“上当受骗，损失严重”，庄炎林也不存在“编造假账”，更不存在“欺骗中央”、“贪污受贿”的问题。庄炎林的高风亮节和豁达胸怀受到人们的敬重。
　　改革开放初期，庄炎林与世界船王、香港著名实业家包玉刚先生洽谈，包玉刚拟捐资１０００万美元给中国旅游总局，在北京兴建一家现代化旅游饭店。包玉刚只有一个要求，就是饭店命名为“兆龙饭店”，以纪念他的父亲包兆龙。庄炎林认为这对国家有利，拟同意接受。然而，此事遭到不少人反对，认为这是“为资本主义树碑立传”。此事又报告请示了邓小平，邓小平说：人家无偿捐资１０００万美元，给我们建设饭店，只要求命名“兆龙饭店”，这对我们有利，为什么不可以呢？邓小平还欣然命笔题写了“兆龙饭店”四个大字，事情才得以解决。１９８１年，邓小平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包玉刚捐资仪式，接见包玉刚父子。在捐资仪式上，邓小平接过包玉刚的１０００万美元支票转交给庄炎林，对包兆龙、包玉刚父子说：“我们现在刚刚改革开放，办事的效率实在不高，为了一个店名和确定建设地点，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并对庄炎林说：“现在可以抓紧建设了。”此外，邓小平还破例参加兆龙饭店的开业典礼，挥动剪刀剪彩。这是他唯一的一次为中外合资饭店开业剪彩。此事轰动世界，一直在海内外传为佳话。
　　庄炎林以建设旅游饭店作为引进侨资、外资的突破口，在担任国家旅游局领导期间，经他谈成功的侨资外资合作的大中型项目达数十个，包括北京长城饭店、丽都饭店，南京金陵饭店、上海虹桥饭店、广州中山温泉饭店，广州白天鹅饭店、中国大酒店、花园大酒店等都是由他进行联络、谈判、组织论证，一一建设起来的。
　　１９８１年，庄炎林任国务院侨办副主任兼中国旅行社总社社长， １９８８年调任全国侨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他出身华侨家庭，曾侨居海外，又长期在福建侨乡、国务院侨办和全国侨联工作，与“侨”结下了不解之缘，对“侨”倾注了全部的爱。他对归侨、侨眷和侨胞有着深厚感情，满腔热情为侨服务，深受归侨侨眷和侨胞的崇敬。在１９８９年１２月召开的第四次全国侨代会上，他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侨联主席。
　　庄炎林认为，我国是个侨民众多的国家，国内有归侨侨眷３０００多万人，海外有华侨华人３０００多万人，他们拥有的资金超过万亿美元，在世界上与犹太人、阿拉伯人并列为三大金融势力。华侨华人不仅人多财多，且有许多杰出人才，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经营管理、信息渠道、市场网络等各个方面，都有独特的优势，最重要的是华侨历来有爱国爱乡的光荣传统。对此，庄炎林强调各级侨联组织要了解熟悉侨情，对侨有深厚感情，认真为侨办事情，按照“健全机构，艰苦创业；兴办实业，广泛联系；积极服务，多作贡献”的精神，使侨联成为充满生机并真正得到广大群众信赖的“归侨侨眷之家”和“侨胞之家”。
　　心中总装着“侨”字，与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有着深厚感情的庄炎林，广泛联络侨界人士，经常到全国各地及海外参加各种涉侨活动。１９９３年，泉州举办“纪念李光前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庄炎林曾专程赶来泉州参加会议。
　　庄炎林离休后仍然离而不休。１９９９年１１月，他到马来西亚云顶参加第四届世界安溪乡亲联谊会，广泛接触海外华人。２００１年４月，由深圳侨商会和总商会举办的“中国民间工商社团交流会”在深圳举行，千余名华商代表出席，庄炎林作为深圳侨商会名誉主席出席会议。２００１年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第三届世界庄严宗亲恳亲大会和２００４年在马来西亚云顶举行的第四届世界庄严恳亲大会，庄炎林都前往参加。他认为这有利于促进海内外华裔子孙的联系，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庄炎林至今依然天南海北四处奔波，为振兴中华奉献余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