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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不上网的我，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与期待，还是在七点一刻，离开电视的《新闻联播》，用手机上网了。因为这些天，无论是媒体上还是朋友中，都在热议着莫言有可能获得今年诺贝尔文学奖，而且今晚北京时间十九点就会揭晓。甚至有人告诉我，欧洲博彩中心的赔率，莫言已经排到第一名了。
打开手机上的新浪网，首页上赫然一条标题：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这太令人惊诧了！这消息是真的吗？我连忙点开这条新闻，果然像朋友告诉我的：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彼得·隆恩德于当地时间中午（北京时间晚七时）在瑞典文学院会议厅揭晓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这位常任秘书先后用瑞典语和英语宣布了获奖者的姓名：中国作家莫言！授奖辞是这样说的：“他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和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
这消息的确是真的了！七点半整，我给莫言发信息表示祝贺：“莫言兄，我从新浪网上看到你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衷心祝贺你！你为中国平民写作，也为中国平民争了口气！”
莫言是我最敬重的当代作家之一。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作家出版社供职时，就开始读他的作品，出版他的书。
那个年代，社会已经浮躁起来，纯文学作品销路不畅。换句话说，就是出版纯文学作品，出版社是要赔钱的。而时任社长兼总编辑的老作家从维熙，十分关注年轻作家的成长，提出出版一套“文学新星丛书”的构想：为青年作家出版第一本小说集，一次出5本，推出5位年轻作家。第一系列的5本中就有莫言的中短篇小说集《透明的胡萝卜》。
应该说，那个时候刚刚20多岁的莫言就已经显示出文学的才华，得到了老一代作家的重视和首肯。尔后，他默默无声的创作形成井喷的态势。短短几年时间，他就创作了大量的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作家出版社又为莫言出版了他的第一套文集，厚厚的5大本：第一卷《红高粱》，第二卷《酩酊图》，第三卷《再爆炸》，第四卷《鲜女人》，第五卷《道神嫖》。
莫言的作品始终关注平民，关注平民的喜怒哀乐。他笔下的各种各样的平民，各种各样的农民，各种各样的农村妇女，都给我留下刻骨铭心的震撼。但我真正理解他创作的原动力，理解他文思的源泉，还是在2007年。
当时，我已经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供职。那年12月，中国作协组织了几位作家与到访的韩国作家代表团对谈。因为我们文学馆有同声翻译系统，所以，对谈的地点就选在了文学馆。对谈发言的第一位中国作家就是莫言。
莫言讲述了他农村家庭的贫困，讲述了他“文化大革命”中的辍学，讲述了他在解放军大熔炉里的历练，更讲述了他对文学的痴迷。他声音不高，语调也不那么抑扬顿挫，但是他讲的关于他的那些故事却是感人的，以致深深打动了我。他说，他每次回到山东高密老家，推开院门，都会看到母亲坐在小木凳上，瑟缩着身体，一下一下地剁着猪草。那一刻，他几乎闻到了母亲剁猪草的声音。后来，一位韩国作家当场提问：为什么是“闻到了母亲剁猪草的声音”？莫言回答：我不仅仅闻到声音，甚至能闻到各种猪草的颜色。因为那是生我养我的母亲一生劳作的样子，那样子深深扎入我的心肺。她给了我最初始写作的原动力。那就是山东的妇女，那就是中国的女性。我的写作离不开她们，离不开父老乡亲，更离不开脚下的这块土地。听着莫言深情地回答，我眼睛里充满了泪花。
莫言就是以这样的深情，书写着平民的世界，书写着平民的命运，书写着平民脚下的土地。他出版了那么多平民百姓喜闻乐见的作品，却从不以作家自居，更不会以著名作家自居。在生活中，他几乎就是一介平民。
有一次，我在办公室接到莫言从山东高密打来的一个电话：“荣胜，这事非得麻烦你了。”一问之下，原来他家乡高密非要在他的母校办个莫言文学馆不可，他最钟情的中篇小说《透明的胡萝卜》手稿，如果不能在家乡的文学馆展出，就缺少了他文学创作的开端，而这部手稿当时已经捐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荣胜，你说这事怎么办？要回来不是，不要回来也不是。”听着电话里近乎自言自语的嘟囔，我几乎能想象得出电话那一头的莫言为难的样子。“哈哈，就这事啊！”我笑了，“好办，你看这样行不行：原稿既然捐了，就保存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吧！因为我们馆的保存条件是全中国最现代化的，可以做到永久保存。肯定比你家乡的条件好。我可以给你高仿复制一份，跟原稿一模一样，连纸张的破损、发旧的颜色都不会差。”“真的吗？”莫言似乎还有点不大相信。我告诉他，没问题，所有纸质的原件长期展览都要做成复制件，而且复制件褪色了，还可以给你再复制。后来，莫言在高密看到了连他自己都不相信是复制件的“原稿”，打电话给我，一连说了好几个“谢谢”。
莫言就是这样一位像平民一样的作家。他有求于人时，总是唯恐麻烦别人，总是如此客气。要是赶上别人求他，他则是唯恐给人家的事办得不周到。
去年8月，我去香港探亲，顺便到《明报》工业中心拜访了老朋友、时任香港《明报月刊》总编辑、香港作家联会会长的潘耀明先生。
那天，正赶上香港作联永久会址落成典礼，我被临时邀请参加。散会前，潘先生拉着我的手对我说：“李先生，我知道你跟内地很多作家是好朋友，想拜托你求几位著名作家给作联永久会址题辞。”说着，他给我列出一个名单，还特意指着莫言的名字嘱咐我：“莫言的题辞一定要帮我弄到，我特别喜欢他的作品，我们也是老朋友了。”
回到北京，我逐一给名单上包括莫言在内的作家们打了电话。他们都很爽快地答应了。一个多星期后，我收到莫言发给我的信息：“荣胜：字已写好，请派人来取。”我这才想起来，没有告诉莫言香港潘耀明的联系方式。
字取回来了，竟是两个大信封，一个上面写着“潘耀明先生”，一个上面写着“李荣胜”。我连忙打开写着我的名字的信封，一张四尺宣纸的墨宝展现在眼前：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最后还附有“莫言左书（落款下钤有一方“莫言”的篆字名章）”。
让我说什么好呢？本来是我代潘耀明先生求他题辞，他却连同我也一起写了一条字。他是蜚声文坛的著名作家，我只是作协普普通通的工作人员，他对我就像平民百姓间朋友对朋友一样，没有高下之别，没有距离之分。莫言这种放下身段，如平民一样的真诚，让我发自内心地感动。我拨通电话，也一连向他说了好几声“谢谢”。
莫言就是这样一个人，努力地书写平民，也努力地让自己做一平民。从不张扬，从不盛气凌人，总是怀着平民对平民那样的一份真诚。记得2002年10月，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赴法国，参加雨果诞辰200周年纪念活动。我在巴黎郊外雨果故居的座谈会上作了一个发言，题目是：《平民百姓永远爱戴为他们写作的人》。法国作家雨果因其一生为平民写作，在他去世100多年后，人们仍然爱戴他、纪念他。今天，莫言因书写平民而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我对他衷心祝贺的同时还充满着期待，期待他像雨果一样，一生为平民百姓写作，平民百姓也将永远爱戴他。
（作者为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曾任作家出版社副社长、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
打开手机上的新浪网，首页上赫然一条标题：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这太令人惊诧了！这消息是真的吗？我连忙点开这条新闻，果然像朋友告诉我的：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彼得·隆恩德于当地时间中午（北京时间晚七时）在瑞典文学院会议厅揭晓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这位常任秘书先后用瑞典语和英语宣布了获奖者的姓名：中国作家莫言！授奖辞是这样说的：“他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和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
这消息的确是真的了！七点半整，我给莫言发信息表示祝贺：“莫言兄，我从新浪网上看到你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衷心祝贺你！你为中国平民写作，也为中国平民争了口气！”
莫言是我最敬重的当代作家之一。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作家出版社供职时，就开始读他的作品，出版他的书。
那个年代，社会已经浮躁起来，纯文学作品销路不畅。换句话说，就是出版纯文学作品，出版社是要赔钱的。而时任社长兼总编辑的老作家从维熙，十分关注年轻作家的成长，提出出版一套“文学新星丛书”的构想：为青年作家出版第一本小说集，一次出5本，推出5位年轻作家。第一系列的5本中就有莫言的中短篇小说集《透明的胡萝卜》。
应该说，那个时候刚刚20多岁的莫言就已经显示出文学的才华，得到了老一代作家的重视和首肯。尔后，他默默无声的创作形成井喷的态势。短短几年时间，他就创作了大量的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作家出版社又为莫言出版了他的第一套文集，厚厚的5大本：第一卷《红高粱》，第二卷《酩酊图》，第三卷《再爆炸》，第四卷《鲜女人》，第五卷《道神嫖》。
莫言的作品始终关注平民，关注平民的喜怒哀乐。他笔下的各种各样的平民，各种各样的农民，各种各样的农村妇女，都给我留下刻骨铭心的震撼。但我真正理解他创作的原动力，理解他文思的源泉，还是在2007年。
当时，我已经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供职。那年12月，中国作协组织了几位作家与到访的韩国作家代表团对谈。因为我们文学馆有同声翻译系统，所以，对谈的地点就选在了文学馆。对谈发言的第一位中国作家就是莫言。
莫言讲述了他农村家庭的贫困，讲述了他“文化大革命”中的辍学，讲述了他在解放军大熔炉里的历练，更讲述了他对文学的痴迷。他声音不高，语调也不那么抑扬顿挫，但是他讲的关于他的那些故事却是感人的，以致深深打动了我。他说，他每次回到山东高密老家，推开院门，都会看到母亲坐在小木凳上，瑟缩着身体，一下一下地剁着猪草。那一刻，他几乎闻到了母亲剁猪草的声音。后来，一位韩国作家当场提问：为什么是“闻到了母亲剁猪草的声音”？莫言回答：我不仅仅闻到声音，甚至能闻到各种猪草的颜色。因为那是生我养我的母亲一生劳作的样子，那样子深深扎入我的心肺。她给了我最初始写作的原动力。那就是山东的妇女，那就是中国的女性。我的写作离不开她们，离不开父老乡亲，更离不开脚下的这块土地。听着莫言深情地回答，我眼睛里充满了泪花。
莫言就是以这样的深情，书写着平民的世界，书写着平民的命运，书写着平民脚下的土地。他出版了那么多平民百姓喜闻乐见的作品，却从不以作家自居，更不会以著名作家自居。在生活中，他几乎就是一介平民。
有一次，我在办公室接到莫言从山东高密打来的一个电话：“荣胜，这事非得麻烦你了。”一问之下，原来他家乡高密非要在他的母校办个莫言文学馆不可，他最钟情的中篇小说《透明的胡萝卜》手稿，如果不能在家乡的文学馆展出，就缺少了他文学创作的开端，而这部手稿当时已经捐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荣胜，你说这事怎么办？要回来不是，不要回来也不是。”听着电话里近乎自言自语的嘟囔，我几乎能想象得出电话那一头的莫言为难的样子。“哈哈，就这事啊！”我笑了，“好办，你看这样行不行：原稿既然捐了，就保存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吧！因为我们馆的保存条件是全中国最现代化的，可以做到永久保存。肯定比你家乡的条件好。我可以给你高仿复制一份，跟原稿一模一样，连纸张的破损、发旧的颜色都不会差。”“真的吗？”莫言似乎还有点不大相信。我告诉他，没问题，所有纸质的原件长期展览都要做成复制件，而且复制件褪色了，还可以给你再复制。后来，莫言在高密看到了连他自己都不相信是复制件的“原稿”，打电话给我，一连说了好几个“谢谢”。
莫言就是这样一位像平民一样的作家。他有求于人时，总是唯恐麻烦别人，总是如此客气。要是赶上别人求他，他则是唯恐给人家的事办得不周到。
去年8月，我去香港探亲，顺便到《明报》工业中心拜访了老朋友、时任香港《明报月刊》总编辑、香港作家联会会长的潘耀明先生。
那天，正赶上香港作联永久会址落成典礼，我被临时邀请参加。散会前，潘先生拉着我的手对我说：“李先生，我知道你跟内地很多作家是好朋友，想拜托你求几位著名作家给作联永久会址题辞。”说着，他给我列出一个名单，还特意指着莫言的名字嘱咐我：“莫言的题辞一定要帮我弄到，我特别喜欢他的作品，我们也是老朋友了。”
回到北京，我逐一给名单上包括莫言在内的作家们打了电话。他们都很爽快地答应了。一个多星期后，我收到莫言发给我的信息：“荣胜：字已写好，请派人来取。”我这才想起来，没有告诉莫言香港潘耀明的联系方式。
字取回来了，竟是两个大信封，一个上面写着“潘耀明先生”，一个上面写着“李荣胜”。我连忙打开写着我的名字的信封，一张四尺宣纸的墨宝展现在眼前：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最后还附有“莫言左书（落款下钤有一方“莫言”的篆字名章）”。
让我说什么好呢？本来是我代潘耀明先生求他题辞，他却连同我也一起写了一条字。他是蜚声文坛的著名作家，我只是作协普普通通的工作人员，他对我就像平民百姓间朋友对朋友一样，没有高下之别，没有距离之分。莫言这种放下身段，如平民一样的真诚，让我发自内心地感动。我拨通电话，也一连向他说了好几声“谢谢”。
莫言就是这样一个人，努力地书写平民，也努力地让自己做一平民。从不张扬，从不盛气凌人，总是怀着平民对平民那样的一份真诚。记得2002年10月，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赴法国，参加雨果诞辰200周年纪念活动。我在巴黎郊外雨果故居的座谈会上作了一个发言，题目是：《平民百姓永远爱戴为他们写作的人》。法国作家雨果因其一生为平民写作，在他去世100多年后，人们仍然爱戴他、纪念他。今天，莫言因书写平民而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我对他衷心祝贺的同时还充满着期待，期待他像雨果一样，一生为平民百姓写作，平民百姓也将永远爱戴他。
（作者为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曾任作家出版社副社长、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