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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既符合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同时又适合中国
传统文化的新文化体系、新价值体系、新道德体系
2010年12月，蔡洪滨被任命为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时，他刚刚度过43岁生日不久。作为一位年轻的院长，蔡洪滨教授一直非常低调和务实。有着丰富留美经验的他曾表示“我个人更喜欢做研究”。日前，《中国经济报告》记者就广泛的话题对他作了专访。
中国经济报告：你有在中西方求学的不同经历，在你看来，中国和美国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区别在哪？你如何看待现在国内的经济学研究？
蔡洪滨：在我看来，中国的情况可能并不完全适用所有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国的市场经济与西方非常不一样。在中国，一个简单的现象，你都很难概括。光华管理学院的大多數老师都是从海外回来的，他们对中国的经济问题都非常感兴趣。我跟这些年轻的老师说，你们研究中国的问题，一定要到地方和企业多看看。但在国外不一样，在国外做经济学研究是没有调研这一说的。为什么国外就不害怕脱离实际的问题呢？这就是中国与国外的区别。
具体来说就是，首先，国内的研究还没有达到分工的层面，系统性的数据也不是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多人去收集；有了数据以后，也没有那么多的专家去分析。第二，美国的经济和中国经济不同。在美国，研究一个政策问题，这个政策一出，联邦法案一旦成为法律，各个地方都得执行，不执行就会有人来起诉你。而中国出一个经济政策，在沿海地区是一个执行结果，在中西部又是另外一个执行结果。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多不同的情况，各个地方的执行结果五花八门。根据这些情况，收集一个全国的数据，你根本不知道数据背后的故事是什么。只有到各地了解实际情况，才知道收集到的数据是什么。所以，国外的经济学家不主张调研，但是回到中国一定要做调研。
以国际贸易理论为例，最新的贸易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出口应该是有效率的企业出口，在中国做一些实证研究会发现，这个结论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形式完全不一样，和现有的贸易理论也完全不一样。不能简单说这些理论不对，应该思考，这些理论在中国为什么会不对，不对的原因是它的假设和中国的现实不一样。它的假设是说，一个企业要出口到海外，比开发国内市场要难。但是，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如果你是一家广东、上海的制造企业，你去开发国际市场，比开发成都和西安的市场可能还要容易。所以，不同的理论，在中国的适应程度不同，研究中国问题，就一定要对实际情况非常了解。
20世纪80年代，市场机制的理念被引入，对推动当时中国的经济改革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90年代，中国开始引进系统的教学体系和研究方法。一批从海外留学回来的学者建立了一些学术机构，如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也采取了新的研究和教学方法。21世纪以来，经济学研究进一步扩展，逐渐形成研究中国问题的氛围，研究成果持续增多，水平日益提高。可以说，一方面，经济学研究在中国发展良好，另一方面，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还有很大提升空间。比如，中国的整体研究水平还有待提高，经济学研究人员从数量到质量都还非常不足，经济学研究社区建设还不成熟，学术评价体系和人才市场有待完善，很多领域的研究还只是刚刚开始，等等。当然，也要看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经济学研究正在变得日益重要起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现阶段改革进入了深水区，重要经济问题的解决需要严谨细致深入的经济学分析。讨论和制定重大经济政策的需求对于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中国经济报告： 国外经济学研究一直非常注重模型分析，近年来国内的研究也越来越模型化，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蔡洪滨：国外经济学的分工非常细。有专门出具数据的，有专门分析数据的，还有各个层次的分析。在美国做研究，你拿到一份数字，它说的是什么，那么我们相信这背后就是什么。所以，即使一辈子在学校里做理论，当你碰到一个具体的问题，把不同的文章和研究报告拿过来，基本上就可以掌握比较全面的事实。在别人已经分析出来的很多事实基础上，你可以就这个现象深入挖掘，最终按照自己的理论维度，朝着有意思的方向去探索。
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经济现象都是很复杂的，没有一个模型可以客观、完美地描述清楚现象。模型不是来描述现实的，而是抽象化之后用来发现原来没有发现的东西。模型不是试图更真实地描述现象，而是帮助我们理解真实。
中国经济报告：那么，在你看来，如何才能把西方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中国经济理论研究应如何创新？
蔡洪滨：中国经济理论的创新，从研究方法来讲，我个人认为应该走国际化和本土化相结合的道路，做有世界水平的中国学问。应该说，国际学术界有一些非常好的研究方法，比如在大样本的数据基础上，怎样提炼出有意义的因果关系。这是很好的工具，我们可以很好地利用。有一种看法是，现在要建立中国的经济学，要把经济学研究大本营放在中国来。有些人为此拼凑一些概念，拼凑一些方法，这些是站不住脚或者经不起实践检验的。还有另外一种看法：中国在搞市场经济，西方经济学模型是不是搬到中国来就可以用？我认为这也是非常不对的。我觉得我们需要掌握好方法，只要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好用的分析方法都可以用，但要确实了解中国的情况，把这种好方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样才能做出有意义、有创新性的理论成果。
经济学的主要功能并非为了取悦大众
中国经济报告：你认为，经济学家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里面，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或者说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蔡洪滨：经济学家当然应该扮演经济学家的角色。经济学的主要功能并非为了取悦大众，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它的最终目标是“of the people，from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属于人民，源自人民，并服务于人民）。经济学在当今中国，好像是一个所谓的显学，大家都在讨论，大家都觉得经济学家很重要。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我是反对这种说法的。说经济学是经世济民的工具，这把经济学太过工具化了。经济学如果能起到这个作用当然好，但是，我认为经济学首先是一种社会科学。我想强调的是它的科学性，经济学跟社会学、心理学及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对所研究问题的分析框架，它的前提条件，需要比较清楚，要在一个比较科学的体系下讨论我们所关注的社会经济现象。 总之，经济学是一种社会科学。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我觉得科学精神首当其冲。科学精神就要求经济学家对所研究的问题，要有深入的分析，要有严谨的态度。
“决定性作用”这一提法排除了任何理论上的含糊
中国经济报告：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开放，是中国的既定国策。你如何评价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决定？
蔡洪滨：《决定》的内容非常丰富，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16个方面60条重大部署。经济体制改革是此次改革中的重点，主要有三个重要突破：第一，更加清晰地明确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这一变化反映了我们对市场化改革的决心更加坚定。“决定性作用”這一提法排除了任何理论上的含糊和不清晰，这应该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探索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最明确的说法。第二，明确提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的目标。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市场体系还是一个不统一、不够开放的市场，也存在很多无序竞争。这一目标的提出对未来如何通过改革构建一个良好的市场，从微观基础上做了非常清晰的阐述。第三，将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放在平等的市场主体地位。《决定》非常明确地指出，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这赋予两种市场主体以平等地位，其实这也是市场经济能够真正发挥效率的一个必要条件。
“调结构”的危害是取代了深层次体制改革
中国经济报告：你曾讲过，传统“调结构”的危害是往往取代了深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这些危害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政府又该在“调结构”中扮演何种角色？
蔡洪滨：一个危害是“调结构”成为一个大筐，什么都往里装，容易掩盖经济中的主要矛盾。对于“调结构”，可谓众说纷纭，但是我们并没有讲清楚究竟要调整什么，为什么调，也没有分清什么是可以调整的结构。更重要的是，“调结构”往往取代了深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得很多亟须推动的改革踏步不前。传统“调结构”的另一个危害是：往往造成更严重的资源配置扭曲。
在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情况下，不存在政府动不动就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的情况。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经济结构是市场运行的自然表现，其本身没有优劣之分。机械地“调结构”是一种计划经济惯性。现在我们也延续了计划经济时“调结构”的一些手段和做法，其实这阻碍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发挥。这也常常体现在政府不断制定的产业政策支持计划上，一轮一轮地“调结构”之后就形成一轮一轮的产能过剩，陷入了一种越调越乱、越乱越调的怪圈。我们应该彻底放弃机械地“调结构”这种做法。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能起的作用，一个是宏观调控，另一个是通过各项改革去完善市场环境，包括法制环境、商业环境、统一开放和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市场主体的公平性等等。只有把这些市场微观机制完善好，才能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真正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使得经济能够相对稳定地运行。
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最核心的因素是增强社会流动性
中国经济报告：你对中等收入陷阱也非常有研究，你认为中国应该如何借鉴别国经验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你曾公开表示，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最核心的因素是增强社会的流动性，为什么？
蔡洪滨：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社会上讨论得很多，能不能化解中等收入陷阱，对于中国未来二三十年的发展至关重要。仔细研究世界各国经验和教训就会发现，有些国家，看其经济政策很一般。比如韩国，韩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去的时候，它用的经济政策，无论是替代政策，还是工业化政策，或者其他政策，从经济理论角度来看，并不完全合理，在其他国家看来，也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另外一个例子是墨西哥。墨西哥可谓占有天时、地利、人和，市场环境优越、交通离美国便利，美国又专门开放了自由贸易，墨西哥自身也进行了很深入的改革，出台了宏观调控政策，但是几十年来，墨西哥经济一直在中等收入水平徘徊。有些经济学家研究它的经济政策，发现它的经济政策并没有问题。所以，没有事实能明显地证明，一个国家某些方面做对了，这个国家就一定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再深入分析，你会发现另外一个问题：哪些国家跨过了中等收入陷阱？是日本、东亚四小龙等国家。哪些国家是陷入中等陷阱最典型的国家？是拉美这些国家。这两类国家的区别并不在于他们的政策和资源禀赋等方面；有一个明显的区别是在社会流动性方面。这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尤其拉美国家，其社会流动性很差，社会结构非常固化。以教育为例，拉美国家的小孩要接受好的教育，最好的机会是必须出生在教育背景很好的家庭；如果出生在父母背景不好的家庭，基本上没有机会得到良好的教育。反观日本、韩国等国，对教育的公平和重视程度，在全球是首屈一指的。这充分反映了这些国家间的最大差异是社会流动性，是全社会的年轻人能不能得到公平的教育机会，能否公平参与市场经济，能不能看到这样一种希望：不管自己的出身怎么样，通过自己的努力就可以改变命运。
中国消费被低估，投资被高估
中国经济报告：你之前曾说过中国的消费被严重低估，世行报告也认为中国消费是被低估的。理由何在？
蔡洪滨：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学术界有不少批评的声音。体现在当前政策导向中的一种主流观点是内需失衡，即所谓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投资过多，消费太少”。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错误的判断，其主要原因是对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存在误读。我认为，如果按国际可比口径算，中国消费被严重低估了。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中国的住房消费被低估。美国住房消费占家庭消费的20%，占GDP的14%。其计算方法是：如果你租房住，租金就是你的住房消费；如果你是自住房，也按等价租金来计算。中国的住房消费仅仅占居民消费的8%，占GDP的3%，比例相对较低，主要原因是统计口径不一致。我们不是按等价房租计算，而是对房子的历史价格按照50年折旧来算。如果按国际同口径计算，中国住房消费占GDP的比重至少被低估了5%。 第二，服务部门的消费被严重低估。发达国家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在70%以上，发展中国家印度是57%，泰国是53%，而中国仅45%。人们经常拿这个数据来论证中国经济结构不合理，服务业比重太低，但是数据背后的不可比性往往被人们忽略。以医疗和教育消费为例，中国医疗价格是国家管制的，教育价格也被人为扭曲，都未能反映真实的市场价值，被严重低估。中国服务业存在大量的家政、中介等非正式的现金交易，其劳动产出没有纳入统计。此外，在中国特殊的会计制度下，政府部门的“三公”消费、企事业单位的各项招待费用，这些条目都没有被统计成消费。我们曾经用世行大范围的企业调查数据做过一个研究，发现中国企业的差旅费和招待费占GDP的比重远远高于国际水平，这些不同形式的消费，在中国的会计制度中都变成了企业成本。如果用以上因素对统计结果进行调整，我觉得最保守估计，中国的消费占GDP的比重可以提高大概10个百分点。
第三，投资。中国的投资占GDP的比重多年来被严重高估。将每年各省公布的当地GDP数据加总起来，都要高于中国统计局公布的全国GDP数据。例如，2009年各省GDP高出全国2万多亿元，2012年高出5.76万亿元，2013年高出6万多亿元。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是各省之间在统计中存在重复计算，二是地方政府的政绩注水，这两者都主要集中在投资领域。
综合考虑以上因素，我认为中国经济中消费被低估了10%，投资被高估了10%，两相抵消，跟公布的GDP总数可能差不多。现在官方统计投资占GDP比重47%，其实，其比重应该减少10%，也就是37%左右。日本、韩国早期经济增长的时候，投资占GDP比重也是40%左右。据此判断，中国经济不存在严重失衡问题，投资比例仍在正常区间。有人说37%的投资比例还是过高，美国现在投资仅占17%，发达国家普遍不到20%。这种简单类比是非常错误的。经济学上并没有最佳投资比一说，因为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情况都不一样。投資比例多少算合适，不能一概而论，没有人能明确告诉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比例应该是多少。
中国经济报告：这种错误的估计会对中国经济政策造成何种影响？又该如何纠正呢？
蔡洪滨：对经济形势的错误判断，干扰了我们对政策导向的选择。中国经济现在增速放缓，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在所谓的调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框架下，一些正常的合理投资受到质疑，新开工项目投资增速明显放缓。不但公共投资的积极性下降，民间投资积极性也受影响，很多民营企业家持观望态度。
刺激消费抑制投资，也就是所谓的再平衡，不会使中国经济回到正确的轨道，只会使经济在错误轨道上越行越远。中国经济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民营企业投资没有信心，没有可能做长期投资，这是经济持续下滑的最深层原因。如果这种认知错误中加以改变，中国经济还会持续下行，真的有可能导致衰退甚至危机。
我们要纠正这个错误判断，就必须回归经济增长的本质。官方所谓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都是从需求角度讲，总需求的调整只是短期调节宏观经济的平衡，解决不了经济的长期增长问题。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和健康增长要依靠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是通过技术进步和生产要素质量改进提升生产率，这才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唱衰中国的言论并不正确
中国经济报告：有人说中国股市长期疲软，房地产成交率也不高，行业也不景气，中国经济在走下坡路，国际上很多人也在担心中国经济。你对中国经济的现状持何看法？
蔡洪滨：我个人的看法正好相反，短期内我们没什么问题，我们现在短期调控的能力应该还是不错的，但是长期来看，面临很多挑战。从短期来看，我还是持谨慎乐观的态度。我觉得我们在预测经济形势的时候，往往会犯一个常见的错误：如果当下大家感觉比较好，就会认为以后会一直好下去；如果当下稍微碰到点困难，这种悲观情绪就会使得所有人预期看空。事实上，中国现在的经济确实困难很大，而且这些困难可能比官方数据所显示的还要严重得多。但是，如果我们观察经济增长的一些基本力量，我认为这些困难都是短期的，中国经济短期内走出这种困境问题不大。所以，对于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发展，我还是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中国经济报告：国外也有一些经济学家在唱衰中国，你对此如何评价？
蔡洪滨：前段时间的确很多西方经济学家都在唱衰中国，认为中国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是比美国次贷危机更严重的一次危机，对于世界经济是一个难以想象的灾难。这些经济学家用他们的方法看中国，用他们所熟悉的模型和分析框架看中国，往往会看走眼。这些方法本身没有错，理论逻辑也没有错，但是背后的假设并不符合中国实际。比如，不少经济学家说美国货币政策中最主要的一个理论是货币主义，货币主义最简单的公式是说整个社会的价格水平乘以社会经济总量等于货币供应量乘以货币流通速度。这个公式有四个变量，如果经济总量一下子很难改变的话，价格和货币供应量就联系在一起。从大面上讲，这没有错，或者说没有太大的错，对美国来说是挺适合的。但据此判断中国房价的走势，就是简单照搬。在美国，上述公式的四个变量中，两个变量较为固定，基本不变，另外两个变量之间具有线性关系。在中国，还没有这样类似深入的研究，货币流通速度在中国实际上是经常变化的，不是一个不变的因素。所以，有的时候货币供给量增加了，价格不一定上升，因为货币流通速度变化了。这个假设在美国和在中国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唱衰中国的言论也不都是正确的。
常来中国的美国人对中国经济往往会很乐观，从来没来过中国的美国人，对中国经济往往比较悲观。虽然这些常来中国的美国人也不见得对中国经济有多了解，至少他们看到的东西多一些。对于美国人来讲，很容易把他们看美国的角度自然地套用在中国。实际上，这两个国家的背景、制度、国情差别太大，制度、文化发展阶段都有相当大的不同。另外，中国确实很复杂，像我们这种在海外学习、工作过很长时间的人，回到中国后，要真正对中国有了解，也需要相当多的实践，需要非常用心地去了解，更不用说对中国不熟悉的国外学者了。 理性看待中国GDP成为全球第一
中国经济报告：据世行的一个报告，按照PPP（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GDP2014年已经超过美国。你的判断呢？你认为，应如何理性看待中国GDP成为全球第一？
蔡洪滨：我自己并不觉得这是一个重要事件。第一，购买力平价这一方法存在着相当大的争议，它的计算方法有很多随意和主观的因素在里面。有时候用作国际比较，有一定意义，但它依然不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指标。第二，即使我们认可PPP的做法和指标，拿总量来做这个比较的意义也不是很大。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指标是人民的生活水平、人均收入，或者简单一点，人均GDP的水平。我刚才讲了，中美还是处于非常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国人均GDP只有美国的五分之一左右，所以，过分强调中国的整体数量很大，并没有太大意义。
人力资本投资可能是影响长期增长的最重要因素
中国经济报告：在长期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蔡洪滨：在国外的经济增长理论中，经济增长要素由资本、技术、劳动力这几个因素构成。西方的经济制度保护产权，其作用是让人们有积极性投资于资本、投资于创造。所以，西方的经济理论关注资本积累和创造的积极性，他们并没有关注的一点是劳动力的投入。不是说他们不重视劳动力，西方这些理论也认为，劳动力不只是指一个人能否干活，而是指这个人能干多少活，所以是人力资本的概念。但是，现有的经济理论从来没有关注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为什么在有的社会，年轻人愿意读书，愿意去学各种各样的技能，愿意提高自己的劳动生产力；而在有的社会，年轻人愿意呆在家里面，愿意看电视，愿意聚在一起抽烟、赌博、在街上闲逛。观察年轻人的状态，你就知道社会有没有活力。实际上，人力资本投资可能是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未来中国既要重视正式制度建设，更不能忽视非正式制度建设
中国经济报告：你认为，中国未来的发展要着重注意哪些方面？
蔡洪滨：我认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当然要强调市场机制的完善，当然要强调法制建设，当然要强调政府行为的规范。还有，我们绝对不能够忽视非正式制度的建立。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既符合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同时又适合中国传统文化的新文化体系、新价值体系、新道德体系。这个问题对于未来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原因在于，我们的正式制度，市场也好、政府也好、法制也好，都有很大缺陷，所以，需要在非正式制度建设上面更加着力。
中国经济未来面临的挑战的确很大，但中国经济总量很庞大，要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需要时间和耐心，关键要保证投资质量和效率。
中国经济报告：你为何重点指出非正式制度建设？
蔡洪滨：从制度学派的观点来看，制度分为两种，一种是正式制度，一种是非正式制度。这些所谓非正式的制度就是文化价值体系、道德体系在一个社会里对公民行为的规范和影响。比如说北京的堵车，有人说新的交通规则——闯黄灯扣6分——加剧了这一现象。其实我们想一下这个红绿灯制度，尤其是黄灯，它的设立本意上是为了红灯和绿灯之间有一个缓冲，要司机根据自己的现实情况，该过的、能过的快点过，不能过的快点停。这个黄绿灯制度实际上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在其他国家都实行得很好，但是在中国就出现问题了，因为很多司机没有把黄灯当做一个缓冲器。所以，交管部门开始下重手，把闯黄灯的处罚变成闯红灯的处罚。这个现象说明，再好的制度设计，其运行好坏，取决于文化的因素、习俗的因素、人的規范和人的道德水准。
模型不是试图更真实地描述现象，而是帮助我们理解真实
蔡洪滨。CFP供图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其社会流动性很差，社会结构非常固化
中国经济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民营企业投资没有信心，没有可能做长期投资，这是经济持续下滑的最深层原因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经济新常态孕育持久新机会。
蔡洪滨简介：
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1988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数学系并获学士学位，1991年获得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97年获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97年至2005年任教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2005年至今任教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曾任应用经济系主任、院长助理、副院长。2010年12月至今，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教授还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政协委员、民盟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以及民盟北京市副主委等社会职务。
蔡洪滨教授长期致力于博弈论、产业组织、公司金融和中国经济等领域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在经济学、金融学国际顶级刊物上发表20余篇论文，并有众多的中文研究成果发表在国内顶级学术期刊。领导完成多项国家部委委托的重点课题。2006年获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称号。2007年获国家自然科学杰出青年科学基金。2008年被聘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1年当选为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会士（Fellow），并于2012年被选为理事会理事。
传统文化的新文化体系、新价值体系、新道德体系
2010年12月，蔡洪滨被任命为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时，他刚刚度过43岁生日不久。作为一位年轻的院长，蔡洪滨教授一直非常低调和务实。有着丰富留美经验的他曾表示“我个人更喜欢做研究”。日前，《中国经济报告》记者就广泛的话题对他作了专访。
中国经济报告：你有在中西方求学的不同经历，在你看来，中国和美国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区别在哪？你如何看待现在国内的经济学研究？
蔡洪滨：在我看来，中国的情况可能并不完全适用所有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国的市场经济与西方非常不一样。在中国，一个简单的现象，你都很难概括。光华管理学院的大多數老师都是从海外回来的，他们对中国的经济问题都非常感兴趣。我跟这些年轻的老师说，你们研究中国的问题，一定要到地方和企业多看看。但在国外不一样，在国外做经济学研究是没有调研这一说的。为什么国外就不害怕脱离实际的问题呢？这就是中国与国外的区别。
具体来说就是，首先，国内的研究还没有达到分工的层面，系统性的数据也不是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多人去收集；有了数据以后，也没有那么多的专家去分析。第二，美国的经济和中国经济不同。在美国，研究一个政策问题，这个政策一出，联邦法案一旦成为法律，各个地方都得执行，不执行就会有人来起诉你。而中国出一个经济政策，在沿海地区是一个执行结果，在中西部又是另外一个执行结果。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多不同的情况，各个地方的执行结果五花八门。根据这些情况，收集一个全国的数据，你根本不知道数据背后的故事是什么。只有到各地了解实际情况，才知道收集到的数据是什么。所以，国外的经济学家不主张调研，但是回到中国一定要做调研。
以国际贸易理论为例，最新的贸易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出口应该是有效率的企业出口，在中国做一些实证研究会发现，这个结论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形式完全不一样，和现有的贸易理论也完全不一样。不能简单说这些理论不对，应该思考，这些理论在中国为什么会不对，不对的原因是它的假设和中国的现实不一样。它的假设是说，一个企业要出口到海外，比开发国内市场要难。但是，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如果你是一家广东、上海的制造企业，你去开发国际市场，比开发成都和西安的市场可能还要容易。所以，不同的理论，在中国的适应程度不同，研究中国问题，就一定要对实际情况非常了解。
20世纪80年代，市场机制的理念被引入，对推动当时中国的经济改革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90年代，中国开始引进系统的教学体系和研究方法。一批从海外留学回来的学者建立了一些学术机构，如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也采取了新的研究和教学方法。21世纪以来，经济学研究进一步扩展，逐渐形成研究中国问题的氛围，研究成果持续增多，水平日益提高。可以说，一方面，经济学研究在中国发展良好，另一方面，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还有很大提升空间。比如，中国的整体研究水平还有待提高，经济学研究人员从数量到质量都还非常不足，经济学研究社区建设还不成熟，学术评价体系和人才市场有待完善，很多领域的研究还只是刚刚开始，等等。当然，也要看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经济学研究正在变得日益重要起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现阶段改革进入了深水区，重要经济问题的解决需要严谨细致深入的经济学分析。讨论和制定重大经济政策的需求对于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中国经济报告： 国外经济学研究一直非常注重模型分析，近年来国内的研究也越来越模型化，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蔡洪滨：国外经济学的分工非常细。有专门出具数据的，有专门分析数据的，还有各个层次的分析。在美国做研究，你拿到一份数字，它说的是什么，那么我们相信这背后就是什么。所以，即使一辈子在学校里做理论，当你碰到一个具体的问题，把不同的文章和研究报告拿过来，基本上就可以掌握比较全面的事实。在别人已经分析出来的很多事实基础上，你可以就这个现象深入挖掘，最终按照自己的理论维度，朝着有意思的方向去探索。
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经济现象都是很复杂的，没有一个模型可以客观、完美地描述清楚现象。模型不是来描述现实的，而是抽象化之后用来发现原来没有发现的东西。模型不是试图更真实地描述现象，而是帮助我们理解真实。
中国经济报告：那么，在你看来，如何才能把西方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中国经济理论研究应如何创新？
蔡洪滨：中国经济理论的创新，从研究方法来讲，我个人认为应该走国际化和本土化相结合的道路，做有世界水平的中国学问。应该说，国际学术界有一些非常好的研究方法，比如在大样本的数据基础上，怎样提炼出有意义的因果关系。这是很好的工具，我们可以很好地利用。有一种看法是，现在要建立中国的经济学，要把经济学研究大本营放在中国来。有些人为此拼凑一些概念，拼凑一些方法，这些是站不住脚或者经不起实践检验的。还有另外一种看法：中国在搞市场经济，西方经济学模型是不是搬到中国来就可以用？我认为这也是非常不对的。我觉得我们需要掌握好方法，只要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好用的分析方法都可以用，但要确实了解中国的情况，把这种好方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样才能做出有意义、有创新性的理论成果。
经济学的主要功能并非为了取悦大众
中国经济报告：你认为，经济学家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里面，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或者说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蔡洪滨：经济学家当然应该扮演经济学家的角色。经济学的主要功能并非为了取悦大众，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它的最终目标是“of the people，from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属于人民，源自人民，并服务于人民）。经济学在当今中国，好像是一个所谓的显学，大家都在讨论，大家都觉得经济学家很重要。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我是反对这种说法的。说经济学是经世济民的工具，这把经济学太过工具化了。经济学如果能起到这个作用当然好，但是，我认为经济学首先是一种社会科学。我想强调的是它的科学性，经济学跟社会学、心理学及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对所研究问题的分析框架，它的前提条件，需要比较清楚，要在一个比较科学的体系下讨论我们所关注的社会经济现象。 总之，经济学是一种社会科学。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我觉得科学精神首当其冲。科学精神就要求经济学家对所研究的问题，要有深入的分析，要有严谨的态度。
“决定性作用”这一提法排除了任何理论上的含糊
中国经济报告：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开放，是中国的既定国策。你如何评价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决定？
蔡洪滨：《决定》的内容非常丰富，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16个方面60条重大部署。经济体制改革是此次改革中的重点，主要有三个重要突破：第一，更加清晰地明确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这一变化反映了我们对市场化改革的决心更加坚定。“决定性作用”這一提法排除了任何理论上的含糊和不清晰，这应该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探索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最明确的说法。第二，明确提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的目标。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市场体系还是一个不统一、不够开放的市场，也存在很多无序竞争。这一目标的提出对未来如何通过改革构建一个良好的市场，从微观基础上做了非常清晰的阐述。第三，将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放在平等的市场主体地位。《决定》非常明确地指出，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这赋予两种市场主体以平等地位，其实这也是市场经济能够真正发挥效率的一个必要条件。
“调结构”的危害是取代了深层次体制改革
中国经济报告：你曾讲过，传统“调结构”的危害是往往取代了深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这些危害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政府又该在“调结构”中扮演何种角色？
蔡洪滨：一个危害是“调结构”成为一个大筐，什么都往里装，容易掩盖经济中的主要矛盾。对于“调结构”，可谓众说纷纭，但是我们并没有讲清楚究竟要调整什么，为什么调，也没有分清什么是可以调整的结构。更重要的是，“调结构”往往取代了深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得很多亟须推动的改革踏步不前。传统“调结构”的另一个危害是：往往造成更严重的资源配置扭曲。
在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情况下，不存在政府动不动就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的情况。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经济结构是市场运行的自然表现，其本身没有优劣之分。机械地“调结构”是一种计划经济惯性。现在我们也延续了计划经济时“调结构”的一些手段和做法，其实这阻碍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发挥。这也常常体现在政府不断制定的产业政策支持计划上，一轮一轮地“调结构”之后就形成一轮一轮的产能过剩，陷入了一种越调越乱、越乱越调的怪圈。我们应该彻底放弃机械地“调结构”这种做法。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能起的作用，一个是宏观调控，另一个是通过各项改革去完善市场环境，包括法制环境、商业环境、统一开放和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市场主体的公平性等等。只有把这些市场微观机制完善好，才能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真正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使得经济能够相对稳定地运行。
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最核心的因素是增强社会流动性
中国经济报告：你对中等收入陷阱也非常有研究，你认为中国应该如何借鉴别国经验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你曾公开表示，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最核心的因素是增强社会的流动性，为什么？
蔡洪滨：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社会上讨论得很多，能不能化解中等收入陷阱，对于中国未来二三十年的发展至关重要。仔细研究世界各国经验和教训就会发现，有些国家，看其经济政策很一般。比如韩国，韩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去的时候，它用的经济政策，无论是替代政策，还是工业化政策，或者其他政策，从经济理论角度来看，并不完全合理，在其他国家看来，也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另外一个例子是墨西哥。墨西哥可谓占有天时、地利、人和，市场环境优越、交通离美国便利，美国又专门开放了自由贸易，墨西哥自身也进行了很深入的改革，出台了宏观调控政策，但是几十年来，墨西哥经济一直在中等收入水平徘徊。有些经济学家研究它的经济政策，发现它的经济政策并没有问题。所以，没有事实能明显地证明，一个国家某些方面做对了，这个国家就一定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再深入分析，你会发现另外一个问题：哪些国家跨过了中等收入陷阱？是日本、东亚四小龙等国家。哪些国家是陷入中等陷阱最典型的国家？是拉美这些国家。这两类国家的区别并不在于他们的政策和资源禀赋等方面；有一个明显的区别是在社会流动性方面。这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尤其拉美国家，其社会流动性很差，社会结构非常固化。以教育为例，拉美国家的小孩要接受好的教育，最好的机会是必须出生在教育背景很好的家庭；如果出生在父母背景不好的家庭，基本上没有机会得到良好的教育。反观日本、韩国等国，对教育的公平和重视程度，在全球是首屈一指的。这充分反映了这些国家间的最大差异是社会流动性，是全社会的年轻人能不能得到公平的教育机会，能否公平参与市场经济，能不能看到这样一种希望：不管自己的出身怎么样，通过自己的努力就可以改变命运。
中国消费被低估，投资被高估
中国经济报告：你之前曾说过中国的消费被严重低估，世行报告也认为中国消费是被低估的。理由何在？
蔡洪滨：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学术界有不少批评的声音。体现在当前政策导向中的一种主流观点是内需失衡，即所谓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投资过多，消费太少”。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错误的判断，其主要原因是对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存在误读。我认为，如果按国际可比口径算，中国消费被严重低估了。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中国的住房消费被低估。美国住房消费占家庭消费的20%，占GDP的14%。其计算方法是：如果你租房住，租金就是你的住房消费；如果你是自住房，也按等价租金来计算。中国的住房消费仅仅占居民消费的8%，占GDP的3%，比例相对较低，主要原因是统计口径不一致。我们不是按等价房租计算，而是对房子的历史价格按照50年折旧来算。如果按国际同口径计算，中国住房消费占GDP的比重至少被低估了5%。 第二，服务部门的消费被严重低估。发达国家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在70%以上，发展中国家印度是57%，泰国是53%，而中国仅45%。人们经常拿这个数据来论证中国经济结构不合理，服务业比重太低，但是数据背后的不可比性往往被人们忽略。以医疗和教育消费为例，中国医疗价格是国家管制的，教育价格也被人为扭曲，都未能反映真实的市场价值，被严重低估。中国服务业存在大量的家政、中介等非正式的现金交易，其劳动产出没有纳入统计。此外，在中国特殊的会计制度下，政府部门的“三公”消费、企事业单位的各项招待费用，这些条目都没有被统计成消费。我们曾经用世行大范围的企业调查数据做过一个研究，发现中国企业的差旅费和招待费占GDP的比重远远高于国际水平，这些不同形式的消费，在中国的会计制度中都变成了企业成本。如果用以上因素对统计结果进行调整，我觉得最保守估计，中国的消费占GDP的比重可以提高大概10个百分点。
第三，投资。中国的投资占GDP的比重多年来被严重高估。将每年各省公布的当地GDP数据加总起来，都要高于中国统计局公布的全国GDP数据。例如，2009年各省GDP高出全国2万多亿元，2012年高出5.76万亿元，2013年高出6万多亿元。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是各省之间在统计中存在重复计算，二是地方政府的政绩注水，这两者都主要集中在投资领域。
综合考虑以上因素，我认为中国经济中消费被低估了10%，投资被高估了10%，两相抵消，跟公布的GDP总数可能差不多。现在官方统计投资占GDP比重47%，其实，其比重应该减少10%，也就是37%左右。日本、韩国早期经济增长的时候，投资占GDP比重也是40%左右。据此判断，中国经济不存在严重失衡问题，投资比例仍在正常区间。有人说37%的投资比例还是过高，美国现在投资仅占17%，发达国家普遍不到20%。这种简单类比是非常错误的。经济学上并没有最佳投资比一说，因为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情况都不一样。投資比例多少算合适，不能一概而论，没有人能明确告诉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比例应该是多少。
中国经济报告：这种错误的估计会对中国经济政策造成何种影响？又该如何纠正呢？
蔡洪滨：对经济形势的错误判断，干扰了我们对政策导向的选择。中国经济现在增速放缓，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在所谓的调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框架下，一些正常的合理投资受到质疑，新开工项目投资增速明显放缓。不但公共投资的积极性下降，民间投资积极性也受影响，很多民营企业家持观望态度。
刺激消费抑制投资，也就是所谓的再平衡，不会使中国经济回到正确的轨道，只会使经济在错误轨道上越行越远。中国经济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民营企业投资没有信心，没有可能做长期投资，这是经济持续下滑的最深层原因。如果这种认知错误中加以改变，中国经济还会持续下行，真的有可能导致衰退甚至危机。
我们要纠正这个错误判断，就必须回归经济增长的本质。官方所谓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都是从需求角度讲，总需求的调整只是短期调节宏观经济的平衡，解决不了经济的长期增长问题。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和健康增长要依靠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是通过技术进步和生产要素质量改进提升生产率，这才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唱衰中国的言论并不正确
中国经济报告：有人说中国股市长期疲软，房地产成交率也不高，行业也不景气，中国经济在走下坡路，国际上很多人也在担心中国经济。你对中国经济的现状持何看法？
蔡洪滨：我个人的看法正好相反，短期内我们没什么问题，我们现在短期调控的能力应该还是不错的，但是长期来看，面临很多挑战。从短期来看，我还是持谨慎乐观的态度。我觉得我们在预测经济形势的时候，往往会犯一个常见的错误：如果当下大家感觉比较好，就会认为以后会一直好下去；如果当下稍微碰到点困难，这种悲观情绪就会使得所有人预期看空。事实上，中国现在的经济确实困难很大，而且这些困难可能比官方数据所显示的还要严重得多。但是，如果我们观察经济增长的一些基本力量，我认为这些困难都是短期的，中国经济短期内走出这种困境问题不大。所以，对于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发展，我还是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中国经济报告：国外也有一些经济学家在唱衰中国，你对此如何评价？
蔡洪滨：前段时间的确很多西方经济学家都在唱衰中国，认为中国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是比美国次贷危机更严重的一次危机，对于世界经济是一个难以想象的灾难。这些经济学家用他们的方法看中国，用他们所熟悉的模型和分析框架看中国，往往会看走眼。这些方法本身没有错，理论逻辑也没有错，但是背后的假设并不符合中国实际。比如，不少经济学家说美国货币政策中最主要的一个理论是货币主义，货币主义最简单的公式是说整个社会的价格水平乘以社会经济总量等于货币供应量乘以货币流通速度。这个公式有四个变量，如果经济总量一下子很难改变的话，价格和货币供应量就联系在一起。从大面上讲，这没有错，或者说没有太大的错，对美国来说是挺适合的。但据此判断中国房价的走势，就是简单照搬。在美国，上述公式的四个变量中，两个变量较为固定，基本不变，另外两个变量之间具有线性关系。在中国，还没有这样类似深入的研究，货币流通速度在中国实际上是经常变化的，不是一个不变的因素。所以，有的时候货币供给量增加了，价格不一定上升，因为货币流通速度变化了。这个假设在美国和在中国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唱衰中国的言论也不都是正确的。
常来中国的美国人对中国经济往往会很乐观，从来没来过中国的美国人，对中国经济往往比较悲观。虽然这些常来中国的美国人也不见得对中国经济有多了解，至少他们看到的东西多一些。对于美国人来讲，很容易把他们看美国的角度自然地套用在中国。实际上，这两个国家的背景、制度、国情差别太大，制度、文化发展阶段都有相当大的不同。另外，中国确实很复杂，像我们这种在海外学习、工作过很长时间的人，回到中国后，要真正对中国有了解，也需要相当多的实践，需要非常用心地去了解，更不用说对中国不熟悉的国外学者了。 理性看待中国GDP成为全球第一
中国经济报告：据世行的一个报告，按照PPP（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GDP2014年已经超过美国。你的判断呢？你认为，应如何理性看待中国GDP成为全球第一？
蔡洪滨：我自己并不觉得这是一个重要事件。第一，购买力平价这一方法存在着相当大的争议，它的计算方法有很多随意和主观的因素在里面。有时候用作国际比较，有一定意义，但它依然不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指标。第二，即使我们认可PPP的做法和指标，拿总量来做这个比较的意义也不是很大。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指标是人民的生活水平、人均收入，或者简单一点，人均GDP的水平。我刚才讲了，中美还是处于非常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国人均GDP只有美国的五分之一左右，所以，过分强调中国的整体数量很大，并没有太大意义。
人力资本投资可能是影响长期增长的最重要因素
中国经济报告：在长期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蔡洪滨：在国外的经济增长理论中，经济增长要素由资本、技术、劳动力这几个因素构成。西方的经济制度保护产权，其作用是让人们有积极性投资于资本、投资于创造。所以，西方的经济理论关注资本积累和创造的积极性，他们并没有关注的一点是劳动力的投入。不是说他们不重视劳动力，西方这些理论也认为，劳动力不只是指一个人能否干活，而是指这个人能干多少活，所以是人力资本的概念。但是，现有的经济理论从来没有关注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为什么在有的社会，年轻人愿意读书，愿意去学各种各样的技能，愿意提高自己的劳动生产力；而在有的社会，年轻人愿意呆在家里面，愿意看电视，愿意聚在一起抽烟、赌博、在街上闲逛。观察年轻人的状态，你就知道社会有没有活力。实际上，人力资本投资可能是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未来中国既要重视正式制度建设，更不能忽视非正式制度建设
中国经济报告：你认为，中国未来的发展要着重注意哪些方面？
蔡洪滨：我认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当然要强调市场机制的完善，当然要强调法制建设，当然要强调政府行为的规范。还有，我们绝对不能够忽视非正式制度的建立。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既符合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同时又适合中国传统文化的新文化体系、新价值体系、新道德体系。这个问题对于未来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原因在于，我们的正式制度，市场也好、政府也好、法制也好，都有很大缺陷，所以，需要在非正式制度建设上面更加着力。
中国经济未来面临的挑战的确很大，但中国经济总量很庞大，要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需要时间和耐心，关键要保证投资质量和效率。
中国经济报告：你为何重点指出非正式制度建设？
蔡洪滨：从制度学派的观点来看，制度分为两种，一种是正式制度，一种是非正式制度。这些所谓非正式的制度就是文化价值体系、道德体系在一个社会里对公民行为的规范和影响。比如说北京的堵车，有人说新的交通规则——闯黄灯扣6分——加剧了这一现象。其实我们想一下这个红绿灯制度，尤其是黄灯，它的设立本意上是为了红灯和绿灯之间有一个缓冲，要司机根据自己的现实情况，该过的、能过的快点过，不能过的快点停。这个黄绿灯制度实际上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在其他国家都实行得很好，但是在中国就出现问题了，因为很多司机没有把黄灯当做一个缓冲器。所以，交管部门开始下重手，把闯黄灯的处罚变成闯红灯的处罚。这个现象说明，再好的制度设计，其运行好坏，取决于文化的因素、习俗的因素、人的規范和人的道德水准。
模型不是试图更真实地描述现象，而是帮助我们理解真实
蔡洪滨。CFP供图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其社会流动性很差，社会结构非常固化
中国经济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民营企业投资没有信心，没有可能做长期投资，这是经济持续下滑的最深层原因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经济新常态孕育持久新机会。
蔡洪滨简介：
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1988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数学系并获学士学位，1991年获得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97年获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97年至2005年任教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2005年至今任教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曾任应用经济系主任、院长助理、副院长。2010年12月至今，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教授还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政协委员、民盟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以及民盟北京市副主委等社会职务。
蔡洪滨教授长期致力于博弈论、产业组织、公司金融和中国经济等领域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在经济学、金融学国际顶级刊物上发表20余篇论文，并有众多的中文研究成果发表在国内顶级学术期刊。领导完成多项国家部委委托的重点课题。2006年获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称号。2007年获国家自然科学杰出青年科学基金。2008年被聘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1年当选为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会士（Fellow），并于2012年被选为理事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