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嘲笑宋襄公之仁义太过迂腐；有人则褒奖宋襄公的仁义之举，赞其诠释了贵族精神。其实，宋襄公是否仁义都是值得商榷的。
　　最初读宋襄公的“不鼓不成列”时，心中充满崇敬与感动。不过，全面读了关于宋襄公的历史，就觉得自己当初太想当然了。
　　就拿“不鼓不成列”这件事来说吧，宋襄公到底做没做到仁义，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对待敌人，他的确是讲究风度了，是宁可站着死也不趴下活，是具有贵族精神。但是从他部下的角度衡量呢？他的选择是否残忍呢？讲风度，自己去讲，不能拿别人当炮灰来成就自己的风度。
　　有些读者会强调，春秋时期的战争不会斩尽杀绝，只是点到为止。虽然春秋时的战争不像战国时那么残忍，这个我承认，但是也绝非是点到为止。
　　《左传》里是这样写宋军失败的情形的：“公伤股，门官歼焉。”宋襄公的大腿还伤得不轻，直接使其为此丢掉了性命，而他的亲兵是被歼灭的。倘若宋襄公听从子鱼的话，他们不会败得这么惨，说不定会有很多人保住性命。为此，国人都埋怨宋襄公。宋襄公说：“君子不忍心伤害已经受伤的敌人，不擒捉头发花白的老年人。古人作战，不靠关塞险阻取胜。寡人虽然是殷商亡国的后裔，但不攻击没有摆开阵势的敌人。”子鱼说：“您这是不懂战争……训练士兵，就让他们明白国家耻辱是什么，然后教他们战术，就是为了多杀敌人。敌人受伤而没有死，为什么不可以再杀伤他呢！如果舍不得再伤害他，还不如一开始就不杀伤他；如果怜悯他头发花白，就干脆向他投降。”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部下的残忍。
　　以上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宋襄公“不鼓不成列”的仁义就大打折扣。下面，就是更令人费解的了。
　　以宋国的实力，当时是不足以称霸的，所以宋襄公就想联合称霸，甚至为了称霸还干过用小国国君祭祀的事。司马子鱼说：“古时候六种畜牲不能相互用来祭祀，小的祭祀不杀大牲口，何况用人呢？祭祀是为了人。百姓，是神的主人。杀人祭祀，有谁来享用？”这件事是明确记载于《左传》上的。当然，历史是成功者写的，这其中可能有后世成功者有意损毁宋襄公形象的成分。
　　《左传》对宋襄公的所作所为没有给予明确评价。《公羊传》对宋襄公给予了美誉，“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而《谷梁传》则认为，“泓之战”纯属宋襄公的咎由自取，是他自不量力且有失道义招来的祸患，而他在战争中的表现也很难算仁义。“信之所以为信者，道也。言而不道，何以为道？道之贵者时，其行势也。”对宋襄公的大力褒奖当始于司马迁，司马迁在《史记》里写道：“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褒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然而，韩兆琦在评注《史记》时言：“此史公借《公羊传》之说以发挥自己愤世嫉俗，盖春秋已礼崩乐坏，汉代更人心险恶，故与其赞乖巧不如赞迂拙。”
　　也许，并非是司马迁无视宋襄公的不仁，而是司马迁的所见所闻以及其自身遭遇，让他倍感汉朝仁义尽失，所以他借褒奖宋襄公讽刺当朝，更寄托了他对美好人性的希望。正应了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的那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李零说：“战国时期，大家都说，上古之人道德高，帝王皆行禅让。在位的人，年纪大了，必访贤人，非把天下让给他。而被访的人，都是见权位就躲，遇名誉就让……这是想象，乱世之人对唐虞盛世的想象。缺什么想什么，这是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