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今年4月，清华大学高调庆祝百年华诞，盛况空前。清华校友胡锦涛先生在讲话中回顾了校史：“建校伊始，清华秉持科学救国理想，倡导‘中西融会、古今贯通、文理渗透’，一批学界泰斗在清华园里潜心治学、精育良才，形成了名师荟萃、鸿儒辉映的盛况，很快发展成为我国最好的大学之一，填补了我国现代科技的诸多空白。”
史无前例的盛大校庆，在民间和互联网上引发了热议，议论的焦点是中国的高等教育。
校训与学术精神
关于清华校训是8个字还是16个字的问题，也是网络争论中的话题之一，这是需要澄清的：2006年5月，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先生在一次演讲中，以24个字总结清华传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东西文化，荟萃一堂”。不料以讹传讹，有人误将“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窜入校训，于是有了清华16字校训被腰斩的传闻。
历史上清华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8个字，典出《周易》乾、坤二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1915年冬，梁启超先生来校，即以《君子》为题发表演讲，提倡“吸收新文明，改良我社会，促进我政治”。他认为清华应该是培养君子的地方，勉励大家“崇德修学，勉为真君子，异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此后，清华即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校训，并制作校徽。
梁启超与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后三位均未列入清华百年“光荣榜”），开创了清华学术史上最辉煌的时代。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后两年，国学院停办，同人为王国维先生树立纪念碑，陈寅恪撰铭曰：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先生认为只有摆脱“俗谛”才能发扬真理，并以所撰碑文自豪。立碑24年后（1953年），他在《对科学院的答复》这封著名的信中重申：“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并诠释说：“‘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同时提出到中科院就职的两项条件：一、“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王国维纪念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推倒，1981年重立。
曾主持清华国学院院务的吴宓，是倡导“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学衡派主将，后来又在外文系推行其导师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想，参照美国名校课程所制定的四年学程，规定了“博雅”与“专精”两项原则，强调“了解西洋文明之精神；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最终在梅贻琦长校期间，形成了“中西融会、古今贯通、文理渗透”的清华特色。
清华校训和先贤们的大学精神，与蔡元培先生主持北大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异曲同工，相映成辉。如今二校行之又当如何？
校长与办学宗旨
从1911年清华学堂成立到1948年解放军进北平，清华共有过10位校长：周自齐、唐国安、周诒春、张煜全、金邦正、曹云祥、温应星、罗家伦、吴南轩、梅贻琦。其中因不受师生欢迎而去职的是张煜全、金邦正、罗家伦、吴南轩，而吴南轩的任期只有一个多月。被奉系军阀派任校长的温应星，曾就学于美国西点军校，是校长中惟一的军人，任期只有两个月。
清华的首任校长（当时称“监督”）周自齐是早期留美学生，曾服务于晚清外交界，民元以来历任山东都督兼民政长、中国银行总裁、财政总长、交通总长、陆军总长，署理过国务总理，曾摄行大总统职。他在1909年7月出任游美学务处总办，主持筹建游美肄业馆（清华学堂的前身），择定清华园为校址，1911年2月兼任清华学堂监督，聘请教员，招收学生460人，清华学堂于1911年4月29日正式开学。这位清华的开山鼻祖，“文革”中被掘墓刨棺，其侄孙最近披露：周老夫人被红卫兵打死后切下头颅（这恰好与我知晓的一段往事重合，现正在印证中）。
第三任校长周诒春倡导“着重德智体三育”的方针，推行“端品励学”和体育“强迫运动”，“素以养成完全人格为宗旨”。他率先提出了将清华由留美预备学校改办为完全大学的计划，并得到批准。他筹划并主持修建了清华园内著名的早期四大建筑——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和大礼堂。
在第六任校长曹云祥任内，北洋政府外交部批准将清华学校改组成大学部、留美预备部、研究院三部分。1925年5月大学部正式成立，设17个系，清华历史进入了第一个发展期。曹校长主持开办清华国学研究院，延致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汇通中西文化，倡导教育和学术独立。清华历经“大官时代”（周自齐）和“大楼时代”（周诒春）的草创，迎来了“大师时代”。
随着国民党北伐的胜利，清华的学术自由进入了与“党化教育”的磨合期。1928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接管清华学校，改称国立清华大学，脱离外交部，直辖于教育部，罗家伦出任第八任校长。据台湾清华校史记载：他长校期间，增聘名师，裁并学系，招收女生，添造宿舍，裁汰冗员，结束旧制留美预备部，停办国学研究院，创设与大学各系相关联的研究所，对清华大学的发展有所建树。但他作风专断，不尊重师生意见，引起师生的“驱罗”运动，不到两年即被迫辞职。
1931年10月，梅贻琦出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他是清华第十位也是任期最长的校长，主张“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其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至今被人传诵。在他长校的17年里，清华大学延聘国内外著名学者来校执教，全校设有文、理、工、法、农5个学院26个系，发展为国内外颇有影响的学府。
抗战期间，梅贻琦兼任西南联合大学常委，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主持校务，为中国高等教育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他在抗战胜利后继续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直到1948年12月离开大陆。1955年，梅贻琦用清华基金会利息，筹备清华大学在新竹复校（诺贝尔奖获得者李远哲曾在此就读），此后主持校务直至1962年逝世。他把一生奉献给了清华，始终恪守清华的教育理念，与政治保持距离，保存并延续了清华的血脉。
“光荣榜”与大师之殇
清华百年校庆出现的“光荣榜”中，有25位被引为骄傲的“清华人”。其中有8位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大师：梁启超、冯友兰、陈岱孙、费孝通、钱钟书、吴晗、曹禺、季羡林；8位自然科学学科和工程技术领域奠基人和开拓者：叶企孙、茅以升、竺可桢、华罗庚、钱三强、钱学森、邓稼先、钱伟长；两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两位民主志士：闻一多、朱自清；1952年“院系调整”后留校执教的4位名师：刘仙洲、梁思成、马约翰、张光斗；一位校长：蒋南翔（清华“一二九”学运领袖）。他们中有些人兼具清华学生和教师的身份，有些人则仅占其中一项。
这25人中，曾就读于清华（含西南联大）的有15人：叶企孙、梁思成、闻一多、陈岱孙、费孝通、钱钟书、钱伟长、邓稼先、杨振宁、李政道、季羡林、钱三强、曹禺、吴晗、华罗庚（华罗庚只上过初中，是被梅贻琦校長破格培养、提拔的特例）；其中除曹禺、吴晗、华罗庚3人不是留学生外，多数考取了美、英、法庚款官费留学（仅季羡林是留德交换生）。茅以升、竺可桢、钱学森、张光斗4人原非清华学生，但考取了清华名下的官费留学。学成回国后，仅张光斗到清华执教，其余3人后来与清华没有什么瓜葛。如果一定要收入清华账本，同样状况的还有一位更大的名人——1910年考取清华学校庚款留美官费生的胡适。
榜上执教于清华的14人中，除梁启超、闻一多、朱自清3人先期逝世外，其余各位在1949年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均受过不同程度的冲击。冯友兰、陈岱孙、费孝通、钱钟书4人在1952年“院系调整”后永远脱离清华，吴晗另有高就，留校继续执教的有叶企孙、钱伟长、梁思成、刘仙洲、马约翰、张光斗6人。去留诸君的结局也颇耐寻味：吴晗积极从政，1957年光荣入党，后因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成为“文革”第一牺牲品，遭迫害而死；梁思成为保护北京古建筑，50年代横遭批判，“文革”中郁郁而终；叶企孙“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入狱，出狱后被迫害致死；钱伟长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革”结束后仍不见容于清华，转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
这25人有一共同特点：都不是1949年以后清华培养的人才。而清华人自己津津乐道的，则是1949年后从清华大学毕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14人，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16人，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检察长2人，部级正职20人。
就我记忆所及，由于各种原因未列入“光荣榜”的清华名师有：人文学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梁思永、吴宓、张申府、蒋廷黻、陶希圣、叶公超、萧公权、张荫麟、雷海宗、俞平伯、夏鼐、杨树达、唐兰、王力、潘光旦、金岳霖、汤用彤、贺麟、张岱年、钱端升、张奚若；自然科学学者周培源、吴有训、熊庆来、萨本栋、张子高、黄子卿、赵忠尧、王竹溪、赵九章、黄万里、顾毓琇、陈省身、任之恭、吴大猷、沈君山……等等。其中除早逝、离职及1949年出走者外，文、理科学者大多在1952年“院系调整”中调离清华。
未列入“光荣榜”的清华校友就更多了：胡适、梁实秋、孙立人、吴国桢、俞国华、殷海光、浦薛凤、杨联升、何炳棣、侯德榜、张钰哲、杨廷宝、王淦昌、叶笃正、郭永怀、唐敖庆、李远哲、罗隆基、王造时、王铁崖、吴组缃、林庚、李长之、谢国桢、陈鹤琴、洪深、端木蕻良……无法一一尽述。
“光荣榜”上惟一健在者，是99岁的张光斗教授。在三门峡工程和三峡工程上马论争中，其言行立场至今争议不断。对这两个工程坚持反对意见的是他的同事，被称为中国“科学的良心”的黄万里教授。“西化”与“苏化”
中国儒家传统囿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成见，视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而传统典籍的经史子集科目，也缺乏科学的分类。应试教育专为科举而设，以儒家经典、八股诗赋为主，历来不重视自然科学。清末以来，中西文化对撞背景下出现的新式大学教育模式，开始有了科学的分科，重视与世界主流文明的接轨融合，传授先进的科学技术。
清华大学的前身是留美预备学堂，隶属外交部，历任校长多为留美学生，办学经费来自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清华早期历史上多次发生驱赶校长的事件，即便是曹云祥、罗家伦这样锐意改革的校长，也未摆脱被赶走的命运。每当校长出缺，由教授组成的校务委员会就会代行管理之责。“教授治校”是清华的传统，清华大学教授会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其权限为：审议改进教学及研究事业以及学风的方案；学生成绩的审核与学位的授予；从教授中推荐各院院长及教务长。教授会由校长召集和主持，但教授会成员也可以自行建议集会。这是一种美国式的校园民主管理模式。
清华历来被认为是“西化”程度很高的学府之一，但观察清华国学院的价值取向，其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个性定位，超越了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北大，这与院务主持人吴宓的教育理念有很大关系。梅貽琦任校长后，推行“通才教育”，主张“通识为本，专识为末”；“使教育于适当的技术化外，应当取得充分的社会化和人文化”。清华学术精神和教育传统，历来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是普适的而非排他的，是通才教育而非工具教育。
20世纪上半叶崛起的中国高等院校，沐浴欧风美雨，呼吸学术自由。世纪下半叶“一边倒”之后，“西化”教育体系迅速被“苏化”的工具教育模式取代。1952年的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是一场空前的教育灾难，许多高校被分拆，大力发展独立建制的工科院校，综合性院校明显减少；高校丧失教学自主权，人文社科类专业如社会学、政治学等被停止和取消，私立教育退出历史舞台。有教会背景或西方资助的大学首当其冲：燕京、辅仁、齐鲁、圣约翰、震旦、沪江、金陵、东吴、之江、岭南等高校消失；清华大学遭到肢解，原有的文、理、法、农学院被裁并到其他院校。一座有着作育通才历史传统的综合性大学，从此成为单一学科的“工程师摇篮”；直到“文革”结束后才逐步恢复文理学科建制，但学术传承斩断之后，重构的躯壳要召回灵魂，尚路途迢迢。
在“苏化”格局和历次政治运动中，清华大学以“又红又专”的口号取代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教授治校”的自治传统遭批判废黜，校长成了有行政级别的高官。工具教育的宗旨，是将人制造成大机器上的标准件，有独立思考的人才，往往被视为不合格品而遭淘汰。人性扭曲和功利性技术思维之下，不再涌现学术大师，没有培养出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即便是被引以为荣的“两弹一星”元勋校友，也都是国外院校培养的研究生。
2005年，病榻上的钱学森向温家宝总理建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回顾一个甲子以来的中国高等教育，前30年被“院系调整”改造为“标准件”生产线，再被“反右”剥夺学术自由，“文革”中沦为派性战场；后30年虽逐渐走出“苏化”办学框架，但“官学”意识形态犹存，并在“教育产业化”中多有向“学店”演变之忧。清华的命运是60年间中国高等教育的缩影，现任校长称将在2020年“总体上建成世界一流大学”。若无诸般大小折腾，“第一流大学”早已不是梦想。
梁启超当年以“宽厚犹大地之博，无所不载”诠释“厚德载物”，说透了就是学术思想的多元化。校园躯壳之内，一旦失去“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就惟有感叹“大师之后再无大师”了。
史无前例的盛大校庆，在民间和互联网上引发了热议，议论的焦点是中国的高等教育。
校训与学术精神
关于清华校训是8个字还是16个字的问题，也是网络争论中的话题之一，这是需要澄清的：2006年5月，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先生在一次演讲中，以24个字总结清华传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东西文化，荟萃一堂”。不料以讹传讹，有人误将“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窜入校训，于是有了清华16字校训被腰斩的传闻。
历史上清华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8个字，典出《周易》乾、坤二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1915年冬，梁启超先生来校，即以《君子》为题发表演讲，提倡“吸收新文明，改良我社会，促进我政治”。他认为清华应该是培养君子的地方，勉励大家“崇德修学，勉为真君子，异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此后，清华即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校训，并制作校徽。
梁启超与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后三位均未列入清华百年“光荣榜”），开创了清华学术史上最辉煌的时代。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后两年，国学院停办，同人为王国维先生树立纪念碑，陈寅恪撰铭曰：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先生认为只有摆脱“俗谛”才能发扬真理，并以所撰碑文自豪。立碑24年后（1953年），他在《对科学院的答复》这封著名的信中重申：“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并诠释说：“‘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同时提出到中科院就职的两项条件：一、“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王国维纪念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推倒，1981年重立。
曾主持清华国学院院务的吴宓，是倡导“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学衡派主将，后来又在外文系推行其导师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想，参照美国名校课程所制定的四年学程，规定了“博雅”与“专精”两项原则，强调“了解西洋文明之精神；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最终在梅贻琦长校期间，形成了“中西融会、古今贯通、文理渗透”的清华特色。
清华校训和先贤们的大学精神，与蔡元培先生主持北大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异曲同工，相映成辉。如今二校行之又当如何？
校长与办学宗旨
从1911年清华学堂成立到1948年解放军进北平，清华共有过10位校长：周自齐、唐国安、周诒春、张煜全、金邦正、曹云祥、温应星、罗家伦、吴南轩、梅贻琦。其中因不受师生欢迎而去职的是张煜全、金邦正、罗家伦、吴南轩，而吴南轩的任期只有一个多月。被奉系军阀派任校长的温应星，曾就学于美国西点军校，是校长中惟一的军人，任期只有两个月。
清华的首任校长（当时称“监督”）周自齐是早期留美学生，曾服务于晚清外交界，民元以来历任山东都督兼民政长、中国银行总裁、财政总长、交通总长、陆军总长，署理过国务总理，曾摄行大总统职。他在1909年7月出任游美学务处总办，主持筹建游美肄业馆（清华学堂的前身），择定清华园为校址，1911年2月兼任清华学堂监督，聘请教员，招收学生460人，清华学堂于1911年4月29日正式开学。这位清华的开山鼻祖，“文革”中被掘墓刨棺，其侄孙最近披露：周老夫人被红卫兵打死后切下头颅（这恰好与我知晓的一段往事重合，现正在印证中）。
第三任校长周诒春倡导“着重德智体三育”的方针，推行“端品励学”和体育“强迫运动”，“素以养成完全人格为宗旨”。他率先提出了将清华由留美预备学校改办为完全大学的计划，并得到批准。他筹划并主持修建了清华园内著名的早期四大建筑——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和大礼堂。
在第六任校长曹云祥任内，北洋政府外交部批准将清华学校改组成大学部、留美预备部、研究院三部分。1925年5月大学部正式成立，设17个系，清华历史进入了第一个发展期。曹校长主持开办清华国学研究院，延致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汇通中西文化，倡导教育和学术独立。清华历经“大官时代”（周自齐）和“大楼时代”（周诒春）的草创，迎来了“大师时代”。
随着国民党北伐的胜利，清华的学术自由进入了与“党化教育”的磨合期。1928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接管清华学校，改称国立清华大学，脱离外交部，直辖于教育部，罗家伦出任第八任校长。据台湾清华校史记载：他长校期间，增聘名师，裁并学系，招收女生，添造宿舍，裁汰冗员，结束旧制留美预备部，停办国学研究院，创设与大学各系相关联的研究所，对清华大学的发展有所建树。但他作风专断，不尊重师生意见，引起师生的“驱罗”运动，不到两年即被迫辞职。
1931年10月，梅贻琦出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他是清华第十位也是任期最长的校长，主张“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其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至今被人传诵。在他长校的17年里，清华大学延聘国内外著名学者来校执教，全校设有文、理、工、法、农5个学院26个系，发展为国内外颇有影响的学府。
抗战期间，梅贻琦兼任西南联合大学常委，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主持校务，为中国高等教育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他在抗战胜利后继续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直到1948年12月离开大陆。1955年，梅贻琦用清华基金会利息，筹备清华大学在新竹复校（诺贝尔奖获得者李远哲曾在此就读），此后主持校务直至1962年逝世。他把一生奉献给了清华，始终恪守清华的教育理念，与政治保持距离，保存并延续了清华的血脉。
“光荣榜”与大师之殇
清华百年校庆出现的“光荣榜”中，有25位被引为骄傲的“清华人”。其中有8位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大师：梁启超、冯友兰、陈岱孙、费孝通、钱钟书、吴晗、曹禺、季羡林；8位自然科学学科和工程技术领域奠基人和开拓者：叶企孙、茅以升、竺可桢、华罗庚、钱三强、钱学森、邓稼先、钱伟长；两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两位民主志士：闻一多、朱自清；1952年“院系调整”后留校执教的4位名师：刘仙洲、梁思成、马约翰、张光斗；一位校长：蒋南翔（清华“一二九”学运领袖）。他们中有些人兼具清华学生和教师的身份，有些人则仅占其中一项。
这25人中，曾就读于清华（含西南联大）的有15人：叶企孙、梁思成、闻一多、陈岱孙、费孝通、钱钟书、钱伟长、邓稼先、杨振宁、李政道、季羡林、钱三强、曹禺、吴晗、华罗庚（华罗庚只上过初中，是被梅贻琦校長破格培养、提拔的特例）；其中除曹禺、吴晗、华罗庚3人不是留学生外，多数考取了美、英、法庚款官费留学（仅季羡林是留德交换生）。茅以升、竺可桢、钱学森、张光斗4人原非清华学生，但考取了清华名下的官费留学。学成回国后，仅张光斗到清华执教，其余3人后来与清华没有什么瓜葛。如果一定要收入清华账本，同样状况的还有一位更大的名人——1910年考取清华学校庚款留美官费生的胡适。
榜上执教于清华的14人中，除梁启超、闻一多、朱自清3人先期逝世外，其余各位在1949年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均受过不同程度的冲击。冯友兰、陈岱孙、费孝通、钱钟书4人在1952年“院系调整”后永远脱离清华，吴晗另有高就，留校继续执教的有叶企孙、钱伟长、梁思成、刘仙洲、马约翰、张光斗6人。去留诸君的结局也颇耐寻味：吴晗积极从政，1957年光荣入党，后因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成为“文革”第一牺牲品，遭迫害而死；梁思成为保护北京古建筑，50年代横遭批判，“文革”中郁郁而终；叶企孙“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入狱，出狱后被迫害致死；钱伟长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革”结束后仍不见容于清华，转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
这25人有一共同特点：都不是1949年以后清华培养的人才。而清华人自己津津乐道的，则是1949年后从清华大学毕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14人，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16人，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检察长2人，部级正职20人。
就我记忆所及，由于各种原因未列入“光荣榜”的清华名师有：人文学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梁思永、吴宓、张申府、蒋廷黻、陶希圣、叶公超、萧公权、张荫麟、雷海宗、俞平伯、夏鼐、杨树达、唐兰、王力、潘光旦、金岳霖、汤用彤、贺麟、张岱年、钱端升、张奚若；自然科学学者周培源、吴有训、熊庆来、萨本栋、张子高、黄子卿、赵忠尧、王竹溪、赵九章、黄万里、顾毓琇、陈省身、任之恭、吴大猷、沈君山……等等。其中除早逝、离职及1949年出走者外，文、理科学者大多在1952年“院系调整”中调离清华。
未列入“光荣榜”的清华校友就更多了：胡适、梁实秋、孙立人、吴国桢、俞国华、殷海光、浦薛凤、杨联升、何炳棣、侯德榜、张钰哲、杨廷宝、王淦昌、叶笃正、郭永怀、唐敖庆、李远哲、罗隆基、王造时、王铁崖、吴组缃、林庚、李长之、谢国桢、陈鹤琴、洪深、端木蕻良……无法一一尽述。
“光荣榜”上惟一健在者，是99岁的张光斗教授。在三门峡工程和三峡工程上马论争中，其言行立场至今争议不断。对这两个工程坚持反对意见的是他的同事，被称为中国“科学的良心”的黄万里教授。“西化”与“苏化”
中国儒家传统囿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成见，视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而传统典籍的经史子集科目，也缺乏科学的分类。应试教育专为科举而设，以儒家经典、八股诗赋为主，历来不重视自然科学。清末以来，中西文化对撞背景下出现的新式大学教育模式，开始有了科学的分科，重视与世界主流文明的接轨融合，传授先进的科学技术。
清华大学的前身是留美预备学堂，隶属外交部，历任校长多为留美学生，办学经费来自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清华早期历史上多次发生驱赶校长的事件，即便是曹云祥、罗家伦这样锐意改革的校长，也未摆脱被赶走的命运。每当校长出缺，由教授组成的校务委员会就会代行管理之责。“教授治校”是清华的传统，清华大学教授会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其权限为：审议改进教学及研究事业以及学风的方案；学生成绩的审核与学位的授予；从教授中推荐各院院长及教务长。教授会由校长召集和主持，但教授会成员也可以自行建议集会。这是一种美国式的校园民主管理模式。
清华历来被认为是“西化”程度很高的学府之一，但观察清华国学院的价值取向，其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个性定位，超越了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北大，这与院务主持人吴宓的教育理念有很大关系。梅貽琦任校长后，推行“通才教育”，主张“通识为本，专识为末”；“使教育于适当的技术化外，应当取得充分的社会化和人文化”。清华学术精神和教育传统，历来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是普适的而非排他的，是通才教育而非工具教育。
20世纪上半叶崛起的中国高等院校，沐浴欧风美雨，呼吸学术自由。世纪下半叶“一边倒”之后，“西化”教育体系迅速被“苏化”的工具教育模式取代。1952年的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是一场空前的教育灾难，许多高校被分拆，大力发展独立建制的工科院校，综合性院校明显减少；高校丧失教学自主权，人文社科类专业如社会学、政治学等被停止和取消，私立教育退出历史舞台。有教会背景或西方资助的大学首当其冲：燕京、辅仁、齐鲁、圣约翰、震旦、沪江、金陵、东吴、之江、岭南等高校消失；清华大学遭到肢解，原有的文、理、法、农学院被裁并到其他院校。一座有着作育通才历史传统的综合性大学，从此成为单一学科的“工程师摇篮”；直到“文革”结束后才逐步恢复文理学科建制，但学术传承斩断之后，重构的躯壳要召回灵魂，尚路途迢迢。
在“苏化”格局和历次政治运动中，清华大学以“又红又专”的口号取代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教授治校”的自治传统遭批判废黜，校长成了有行政级别的高官。工具教育的宗旨，是将人制造成大机器上的标准件，有独立思考的人才，往往被视为不合格品而遭淘汰。人性扭曲和功利性技术思维之下，不再涌现学术大师，没有培养出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即便是被引以为荣的“两弹一星”元勋校友，也都是国外院校培养的研究生。
2005年，病榻上的钱学森向温家宝总理建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回顾一个甲子以来的中国高等教育，前30年被“院系调整”改造为“标准件”生产线，再被“反右”剥夺学术自由，“文革”中沦为派性战场；后30年虽逐渐走出“苏化”办学框架，但“官学”意识形态犹存，并在“教育产业化”中多有向“学店”演变之忧。清华的命运是60年间中国高等教育的缩影，现任校长称将在2020年“总体上建成世界一流大学”。若无诸般大小折腾，“第一流大学”早已不是梦想。
梁启超当年以“宽厚犹大地之博，无所不载”诠释“厚德载物”，说透了就是学术思想的多元化。校园躯壳之内，一旦失去“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就惟有感叹“大师之后再无大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