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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时代的符号，更不是每首歌都能被烙上时代印记。或许是才旦卓玛将来自世界屋脊的风和藏羚羊的倾诉，进行了完美地融合，或许是全国人民翻身做主人，那种吃水不忘挖井人的感恩之情；当悠扬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的歌曲一经她的演唱，便被广为流传。建国60周年后的今天，唱首《唱支山歌给党听》，依然是全国人民表达对党的忠诚、感恩之情的最佳方式。
西藏解放，是这块神秘的土地所经历的史无前例的变革。奴隶一夜之间翻身变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而历史又有意无意地选择了一个普通的藏族女孩，让她一夜之间成为跨越两个时代的一座桥梁，她就是著名藏族女高音歌唱家才旦卓玛。
目不识丁的农奴女
岁月如梭。虽然当年朴实、真诚的藏族女高音歌唱家才旦卓玛已容颜不再，但“是新中国将我从一个农奴的女儿培养成为人民的歌手，让西藏人民的生活变得如此美好，叫我怎能不歌唱？”如今的才旦卓玛，依然用歌声来回报着对祖国的爱。
其实，尽管有无数荣誉相随，但她的生活道路并不平坦。“尤其是解放前，西藏依然是奴隶制社会，奴隶是生活在最底层，最苦而最穷的，奴隶是完全可以买卖的。农奴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比奴隶稍微好一点，租种奴隶主的地，租住奴隶主的房子，每隔一段时间就要交给奴隶主地和房子一半的租钱。在旧西藏，农奴的孩子只不过是农奴主的一只‘牧羊犬’”。
才旦卓玛出生于一个农奴家庭，幼小时也曾放牛牧羊，过着艰辛的生活。父亲是社会地位低下的银匠，父母还曾长年为农奴主种过地。在那样的社会里，农奴和他们的子女毫无人格尊严，更没有读书识字的权利。
直到西藏和平解放以后，才旦卓玛的命运才真正得到了改变。
才旦卓玛14岁那年，希望的曙光终于照到了雪山上。解放军部队进驻西藏，日喀则实现了和平解放。当时，才旦卓玛和广大藏胞一样，“由于听信过歪曲的宣传，对共产党很恐惧”。但当亲眼看到解放军宁可饿肚子也不拿老百姓的东西，宁可冻着也不占老百姓的房子，她才感到他们和旧藏兵根本不一样，是真正给穷苦人带来吉祥的“菩萨兵”。
家乡成立了妇联，才旦卓玛积极参加活动。她爱唱歌，穷人家的孩子没有什么娱乐，三四个小伙伴就在山坡上互相对唱。优美的嗓音在妇联的宣传工作中得到了施展，这一带的父老乡亲都愿意听才旦卓玛的歌声。才旦卓玛唱得更起劲了，没多久她就加入了共青团。
1956年，西藏青年参观团到北京参观学习，才旦卓玛幸运地成了其中的一员。政府给参观团的成员每人制作了一套新装。穿着它，才旦卓玛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参观了北京城，还到了东北、上海、南京……一路上，他们受到了热烈欢迎。才旦卓玛暗想：过去农奴的地位低，女农奴的地位更低下。今天我们真是扬眉吐气、翻身解放了。
西藏富有灵气的山水赋予才旦卓玛天生的好歌喉，经民间艺人穷布仁次的悉心指导，学唱藏族民歌和古典歌舞曲“囊玛”。
1956年11月，才旦卓玛被日喀则文工团吸收为学员。没多久，从来没读过书的才旦卓玛被保送进了第一所西藏公学“陕西咸阳西藏公学院”（今西藏民族学院）学习。半年后，文化部委托上海音乐学院办个民族班到这里挑学生，当时学校有两位老师到西安来考试。才旦卓玛说：“我当时没有文化，唱了《牧歌》和《献给毛主席》这两首歌，听了一下声音情况，就考上了。”
师恩如歌
1958年底，才旦卓玛离开家乡来到上海，进入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民族班学习。
不懂汉语的才旦卓玛很少出门。“一个人，汉话不会说，路又不知道怎么走，人家帮我去，不可能人家天天去帮你，也不可能的。所以我就规规矩矩地在学校里，有课就上课，上完了以后，老师给的功课就练一练。”才旦卓玛经常偷偷哭泣，也产生过回家的念头。
才旦卓玛坦言，如果按照上海音乐学院的要求，她是没有机会进去学习的。“进学校的学生首先都要达到一些标准，例如，文化要多少标准，基础的音乐知识要达到什么标准之类的，都是很必要的。像我们这样刚刚进去的时候，连语言都不通。把自己的名字都写得弯弯曲曲的，都不懂。”
确实，才旦卓玛刚到上海音乐学院学习时连汉语都不会说，汉语文化课、乐理从头学起。“完全是国家为了培养少数民族艺术人才。特别是在西藏，因为西藏解放的很晚，这种艺术人才特别缺少。”
她说自己刚到上海时笑话很多。老师上乐理课，在上面写着简谱，看老师写的1、2、3，才旦卓玛不知道是什么，后来问旁边一个从青海来的藏族同学那是什么意思？同学说那就是简谱，还告诉才旦卓玛下面还有划好多道道，那才是全谱。
那时上海音乐学院的学习环境很好。“学校里大部分都是汉族学生，但是他们也没有对少数民族看不起。我就好像是和自己家乡的人在一起的感觉一样，自己心里就是这么觉得”。
尤其幸运的是，才旦卓玛在上海音乐学院遇上了几位好老师。“一位是当时的系主任周小燕，一位就是王品素老师”。那时，朴实的藏族姑娘才旦卓玛深得老师和同学们的喜爱，特别是她的主课老师王品素对她更是关爱有加。
王品素教才旦卓玛的时候也是非常困难，一是她们语言不通，二是王品素对西藏的音乐接触也很少，不了解藏族唱歌与一般民族唱歌的发声方法完全不一样。“练声时，我连传统的‘咿、呀、噢’都唱不出来，王老师就干脆随形而变，让我用藏语练声，让我对着太阳、月亮用藏语呼喊它们，那种感觉仿佛回到了草原。起初，我和老师的教与学几乎也是哑语式的，连比带划，我盯着老师的嘴巴，感受着那温柔的声音；我看着老师的微笑，猜测着她的心意。老师非常耐心，一遍遍地做示范，直到我表示明白了。”
当时，才旦卓玛学得很困难，老师教得也很困难。老师最后干脆说：“那么这样吧，干脆我先当你的学生，你先把我教出来。”于是，才旦卓玛和王品素老师来了个换位教学。才旦卓玛把自己那些独特的唱法唱给王老师听，同时也教王老师说藏语。然后王老师就把这些唱法放到练声曲当中去，“比如说教那个‘太阳出来了’，‘尼、玛、夏、就’，就是这样教”。
“抢”过来的歌曲
1962年对于才旦卓玛来说，是一生命运的大转折。这一年，也是她苦尽甘来的日子。这年她随中国青年代表团参加了世界青年联欢节的演出，并获得大奖而归。
随着演出活动的增多，才旦卓玛渐渐被人熟知，也得到了许多赞誉。这时，王品素语重心长地对她说：“你现在参加演出有了名气，千万不要觉得自己了不起，不要骄傲自满。作为共产党员，要永远谦虚谨慎。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回西藏为家乡服务，为人民歌唱。”这一番话让才旦卓玛受用终生。
回忆最早演唱《唱支山歌给党听》时的情景，才旦卓玛真诚地说：“这支歌的原唱不是我，是我努力从别人那里‘抢’来的。”
1963年，全国掀起学习雷锋的热潮，人们从雷锋的日记中找到《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诗抄，后经过作曲家朱践耳谱曲，才有了这首非常动听的歌曲。当时的首唱是任桂珍。
一天早晨，才旦卓玛在校园的广播中听到这首歌：“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一字字一句句，分明唱出了才旦卓玛这个翻身解放的农奴女儿的心声，她看到过西藏农奴的辛酸生活，目睹了农奴翻身做主的幸福生活，亲身感受到了党的温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自己这个走在大学校园里的农奴的女儿，回想自己所经历的苦难和幸福，才旦卓玛不禁潸然泪下，激动难耐。一股歌唱的激情在她胸中迸发，她找到王品素，要求唱这首歌。
王品素担心才旦卓玛因此丢掉自己的风格，便说：“你是唱藏民族歌曲的，行吗？不要丢了风格。”才旦卓玛急得快要落泪：“歌里唱的就是和我一样的心声。我一定要唱！”
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连汉语都说不利落的才旦卓玛为什么要唱一首汉族创作的歌曲，但是老师懂得她的心思。王品素费了不少周折给才旦卓玛找到了曲谱，又一字一句地给她抠汉语歌词，还请到了这首歌的作曲朱践耳老师来听才旦卓玛的演唱。结果朱践耳和王品素一样被才旦卓玛打动了，他们感觉到了，这是发自内心的感动，是心灵深处的歌唱。到了给学院汇报演出时，才旦卓玛的演唱一鸣惊人。
后来，在“上海之春音乐节”上，才旦卓玛演唱了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受到听众喜爱。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录制、播放，《唱支山歌给党听》顿时风靡大江南北，才旦卓玛的名字开始家喻户晓。
“我出名了，老师反而冷静得多，她提醒我说：你没有理由骄傲，因为一切都是党给的，党为了培养你这样一个藏族学生付出了多大代价。荣誉是观众给的，不为观众歌唱，不更加努力就对不起观众对你的爱。”才旦卓玛动情地说，老师说了很多，惟独没有提她自己。
“老师不但给了我艺术生命，教会我如何做人，更让我有了自己的信念。”很多年过去了，王品素已经辞世，然而每每年节，才旦卓玛都会怀着感恩的心默默祈福，告慰天堂中的恩师。
民族声乐应有个性
对于上了年纪的观众来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承载了太多的记忆。每一个从1960年代走过的人都无法不记得才旦卓玛，因为她的歌声就像那个时代的血液，流淌在时代的脉搏里，也牢牢地扎根在每位观众的心中。40多年前《东方红》首演的时候，才旦卓玛正当壮年，美妙的歌喉从《东方红》飞向世界。
1963年，国家筹备庆祝国庆15周年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当时才旦卓玛正在参加一个大型歌舞演出，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看后，对才旦卓玛的演唱很是欣赏。周恩来说：“《东方红》的演出最好有各民族的演员，在各地的一定要调回来。”于是，被选中的才旦卓玛作为从西藏走出来的第一代歌手来到了北京。
1964年10月2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以其豪迈磅礴的气势和雄伟壮阔的场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首次与观众见面。演出取得巨大成功并成为“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红色艺术和时代经典。这台周恩来总理倡导编排的作品，动用了3000多人的宏大阵容，聚集了当年最权威最著名的艺术家，共创作出9部大型舞蹈、18部歌舞表演及6部大合唱。才旦卓玛在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演唱了《百万农奴站起来》，以一个翻身农奴儿女的深情和高亢优美的歌声，打动了全国人民的心。
“《东方红》演出结束后，毛主席接见演员代表，我就坐在他老人家的身后。当时，周总理看到了我，就介绍给主席，告诉主席我就是刚才唱《百万农奴站起来》的藏族姑娘。主席回过身，微笑着向我问好，然后把手伸向了我，我一下子握住了主席的大手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主席的手特别大、特别温暖、特别有力量。主席握着我的手教导我要好好唱歌，要为西藏人民多作贡献，我当时兴奋得眼泪不停地流，根本说不出话来了。后来，所有的演员都争相和我握手，他们认定我的手上还有主席传递的温度。”才旦卓玛微笑着回忆道。
尽管才旦卓玛当上了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但一点架子也没有。她经常下到西藏的农区、牧区，只要老百姓有要求，她说唱就唱。她说：“我在办公室里也待不住，整天搞批文，我不是那样的人。组织上也知道，我不是那块材料。”现在，才旦卓玛常常挂在嘴边的还是：“我的成长，离不开革命老前辈的的关怀，人民的支持。所以我要用我的歌声回馈大家。人退休了歌不能退休，在我的生活里不能没有歌声。只要我的身体允许，我会不停地唱下去。”
近年来，民族音乐成为音乐市场消费的热点，一首蒙古族民歌《吉祥三宝》点燃了音乐爱好者对少数民族音乐的热望。但是，一些民族音乐的发展过于讲究包装和策划，往往失去了这些音乐中最宝贵的民族特色。
才旦卓玛说：“现在很多民族音乐或多或少有向流行音乐靠拢的趋势。这就像是盖房子，不能全部都盖成了洋房，既没有特色，也不一定就适合居住的需要。民族音乐的发展没有包装不行，但不能过度包装；要借鉴流行音乐的制作方法和打开市场的技巧，但不能完全走上‘流行’之路。”
关于目前的青年民族歌手，才旦卓玛觉得“还是缺乏个性。因为一听都差不多，听不出来是谁唱的，所以我希望每个唱民族声乐的演员应该抓住自己的个性”。她强调，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歌唱演员，为全国人民服务，就是拿自己本民族的东西，来回报全国人民，来为他们演唱。
西藏解放，是这块神秘的土地所经历的史无前例的变革。奴隶一夜之间翻身变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而历史又有意无意地选择了一个普通的藏族女孩，让她一夜之间成为跨越两个时代的一座桥梁，她就是著名藏族女高音歌唱家才旦卓玛。
目不识丁的农奴女
岁月如梭。虽然当年朴实、真诚的藏族女高音歌唱家才旦卓玛已容颜不再，但“是新中国将我从一个农奴的女儿培养成为人民的歌手，让西藏人民的生活变得如此美好，叫我怎能不歌唱？”如今的才旦卓玛，依然用歌声来回报着对祖国的爱。
其实，尽管有无数荣誉相随，但她的生活道路并不平坦。“尤其是解放前，西藏依然是奴隶制社会，奴隶是生活在最底层，最苦而最穷的，奴隶是完全可以买卖的。农奴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比奴隶稍微好一点，租种奴隶主的地，租住奴隶主的房子，每隔一段时间就要交给奴隶主地和房子一半的租钱。在旧西藏，农奴的孩子只不过是农奴主的一只‘牧羊犬’”。
才旦卓玛出生于一个农奴家庭，幼小时也曾放牛牧羊，过着艰辛的生活。父亲是社会地位低下的银匠，父母还曾长年为农奴主种过地。在那样的社会里，农奴和他们的子女毫无人格尊严，更没有读书识字的权利。
直到西藏和平解放以后，才旦卓玛的命运才真正得到了改变。
才旦卓玛14岁那年，希望的曙光终于照到了雪山上。解放军部队进驻西藏，日喀则实现了和平解放。当时，才旦卓玛和广大藏胞一样，“由于听信过歪曲的宣传，对共产党很恐惧”。但当亲眼看到解放军宁可饿肚子也不拿老百姓的东西，宁可冻着也不占老百姓的房子，她才感到他们和旧藏兵根本不一样，是真正给穷苦人带来吉祥的“菩萨兵”。
家乡成立了妇联，才旦卓玛积极参加活动。她爱唱歌，穷人家的孩子没有什么娱乐，三四个小伙伴就在山坡上互相对唱。优美的嗓音在妇联的宣传工作中得到了施展，这一带的父老乡亲都愿意听才旦卓玛的歌声。才旦卓玛唱得更起劲了，没多久她就加入了共青团。
1956年，西藏青年参观团到北京参观学习，才旦卓玛幸运地成了其中的一员。政府给参观团的成员每人制作了一套新装。穿着它，才旦卓玛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参观了北京城，还到了东北、上海、南京……一路上，他们受到了热烈欢迎。才旦卓玛暗想：过去农奴的地位低，女农奴的地位更低下。今天我们真是扬眉吐气、翻身解放了。
西藏富有灵气的山水赋予才旦卓玛天生的好歌喉，经民间艺人穷布仁次的悉心指导，学唱藏族民歌和古典歌舞曲“囊玛”。
1956年11月，才旦卓玛被日喀则文工团吸收为学员。没多久，从来没读过书的才旦卓玛被保送进了第一所西藏公学“陕西咸阳西藏公学院”（今西藏民族学院）学习。半年后，文化部委托上海音乐学院办个民族班到这里挑学生，当时学校有两位老师到西安来考试。才旦卓玛说：“我当时没有文化，唱了《牧歌》和《献给毛主席》这两首歌，听了一下声音情况，就考上了。”
师恩如歌
1958年底，才旦卓玛离开家乡来到上海，进入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民族班学习。
不懂汉语的才旦卓玛很少出门。“一个人，汉话不会说，路又不知道怎么走，人家帮我去，不可能人家天天去帮你，也不可能的。所以我就规规矩矩地在学校里，有课就上课，上完了以后，老师给的功课就练一练。”才旦卓玛经常偷偷哭泣，也产生过回家的念头。
才旦卓玛坦言，如果按照上海音乐学院的要求，她是没有机会进去学习的。“进学校的学生首先都要达到一些标准，例如，文化要多少标准，基础的音乐知识要达到什么标准之类的，都是很必要的。像我们这样刚刚进去的时候，连语言都不通。把自己的名字都写得弯弯曲曲的，都不懂。”
确实，才旦卓玛刚到上海音乐学院学习时连汉语都不会说，汉语文化课、乐理从头学起。“完全是国家为了培养少数民族艺术人才。特别是在西藏，因为西藏解放的很晚，这种艺术人才特别缺少。”
她说自己刚到上海时笑话很多。老师上乐理课，在上面写着简谱，看老师写的1、2、3，才旦卓玛不知道是什么，后来问旁边一个从青海来的藏族同学那是什么意思？同学说那就是简谱，还告诉才旦卓玛下面还有划好多道道，那才是全谱。
那时上海音乐学院的学习环境很好。“学校里大部分都是汉族学生，但是他们也没有对少数民族看不起。我就好像是和自己家乡的人在一起的感觉一样，自己心里就是这么觉得”。
尤其幸运的是，才旦卓玛在上海音乐学院遇上了几位好老师。“一位是当时的系主任周小燕，一位就是王品素老师”。那时，朴实的藏族姑娘才旦卓玛深得老师和同学们的喜爱，特别是她的主课老师王品素对她更是关爱有加。
王品素教才旦卓玛的时候也是非常困难，一是她们语言不通，二是王品素对西藏的音乐接触也很少，不了解藏族唱歌与一般民族唱歌的发声方法完全不一样。“练声时，我连传统的‘咿、呀、噢’都唱不出来，王老师就干脆随形而变，让我用藏语练声，让我对着太阳、月亮用藏语呼喊它们，那种感觉仿佛回到了草原。起初，我和老师的教与学几乎也是哑语式的，连比带划，我盯着老师的嘴巴，感受着那温柔的声音；我看着老师的微笑，猜测着她的心意。老师非常耐心，一遍遍地做示范，直到我表示明白了。”
当时，才旦卓玛学得很困难，老师教得也很困难。老师最后干脆说：“那么这样吧，干脆我先当你的学生，你先把我教出来。”于是，才旦卓玛和王品素老师来了个换位教学。才旦卓玛把自己那些独特的唱法唱给王老师听，同时也教王老师说藏语。然后王老师就把这些唱法放到练声曲当中去，“比如说教那个‘太阳出来了’，‘尼、玛、夏、就’，就是这样教”。
“抢”过来的歌曲
1962年对于才旦卓玛来说，是一生命运的大转折。这一年，也是她苦尽甘来的日子。这年她随中国青年代表团参加了世界青年联欢节的演出，并获得大奖而归。
随着演出活动的增多，才旦卓玛渐渐被人熟知，也得到了许多赞誉。这时，王品素语重心长地对她说：“你现在参加演出有了名气，千万不要觉得自己了不起，不要骄傲自满。作为共产党员，要永远谦虚谨慎。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回西藏为家乡服务，为人民歌唱。”这一番话让才旦卓玛受用终生。
回忆最早演唱《唱支山歌给党听》时的情景，才旦卓玛真诚地说：“这支歌的原唱不是我，是我努力从别人那里‘抢’来的。”
1963年，全国掀起学习雷锋的热潮，人们从雷锋的日记中找到《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诗抄，后经过作曲家朱践耳谱曲，才有了这首非常动听的歌曲。当时的首唱是任桂珍。
一天早晨，才旦卓玛在校园的广播中听到这首歌：“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一字字一句句，分明唱出了才旦卓玛这个翻身解放的农奴女儿的心声，她看到过西藏农奴的辛酸生活，目睹了农奴翻身做主的幸福生活，亲身感受到了党的温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自己这个走在大学校园里的农奴的女儿，回想自己所经历的苦难和幸福，才旦卓玛不禁潸然泪下，激动难耐。一股歌唱的激情在她胸中迸发，她找到王品素，要求唱这首歌。
王品素担心才旦卓玛因此丢掉自己的风格，便说：“你是唱藏民族歌曲的，行吗？不要丢了风格。”才旦卓玛急得快要落泪：“歌里唱的就是和我一样的心声。我一定要唱！”
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连汉语都说不利落的才旦卓玛为什么要唱一首汉族创作的歌曲，但是老师懂得她的心思。王品素费了不少周折给才旦卓玛找到了曲谱，又一字一句地给她抠汉语歌词，还请到了这首歌的作曲朱践耳老师来听才旦卓玛的演唱。结果朱践耳和王品素一样被才旦卓玛打动了，他们感觉到了，这是发自内心的感动，是心灵深处的歌唱。到了给学院汇报演出时，才旦卓玛的演唱一鸣惊人。
后来，在“上海之春音乐节”上，才旦卓玛演唱了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受到听众喜爱。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录制、播放，《唱支山歌给党听》顿时风靡大江南北，才旦卓玛的名字开始家喻户晓。
“我出名了，老师反而冷静得多，她提醒我说：你没有理由骄傲，因为一切都是党给的，党为了培养你这样一个藏族学生付出了多大代价。荣誉是观众给的，不为观众歌唱，不更加努力就对不起观众对你的爱。”才旦卓玛动情地说，老师说了很多，惟独没有提她自己。
“老师不但给了我艺术生命，教会我如何做人，更让我有了自己的信念。”很多年过去了，王品素已经辞世，然而每每年节，才旦卓玛都会怀着感恩的心默默祈福，告慰天堂中的恩师。
民族声乐应有个性
对于上了年纪的观众来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承载了太多的记忆。每一个从1960年代走过的人都无法不记得才旦卓玛，因为她的歌声就像那个时代的血液，流淌在时代的脉搏里，也牢牢地扎根在每位观众的心中。40多年前《东方红》首演的时候，才旦卓玛正当壮年，美妙的歌喉从《东方红》飞向世界。
1963年，国家筹备庆祝国庆15周年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当时才旦卓玛正在参加一个大型歌舞演出，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看后，对才旦卓玛的演唱很是欣赏。周恩来说：“《东方红》的演出最好有各民族的演员，在各地的一定要调回来。”于是，被选中的才旦卓玛作为从西藏走出来的第一代歌手来到了北京。
1964年10月2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以其豪迈磅礴的气势和雄伟壮阔的场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首次与观众见面。演出取得巨大成功并成为“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红色艺术和时代经典。这台周恩来总理倡导编排的作品，动用了3000多人的宏大阵容，聚集了当年最权威最著名的艺术家，共创作出9部大型舞蹈、18部歌舞表演及6部大合唱。才旦卓玛在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演唱了《百万农奴站起来》，以一个翻身农奴儿女的深情和高亢优美的歌声，打动了全国人民的心。
“《东方红》演出结束后，毛主席接见演员代表，我就坐在他老人家的身后。当时，周总理看到了我，就介绍给主席，告诉主席我就是刚才唱《百万农奴站起来》的藏族姑娘。主席回过身，微笑着向我问好，然后把手伸向了我，我一下子握住了主席的大手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主席的手特别大、特别温暖、特别有力量。主席握着我的手教导我要好好唱歌，要为西藏人民多作贡献，我当时兴奋得眼泪不停地流，根本说不出话来了。后来，所有的演员都争相和我握手，他们认定我的手上还有主席传递的温度。”才旦卓玛微笑着回忆道。
尽管才旦卓玛当上了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但一点架子也没有。她经常下到西藏的农区、牧区，只要老百姓有要求，她说唱就唱。她说：“我在办公室里也待不住，整天搞批文，我不是那样的人。组织上也知道，我不是那块材料。”现在，才旦卓玛常常挂在嘴边的还是：“我的成长，离不开革命老前辈的的关怀，人民的支持。所以我要用我的歌声回馈大家。人退休了歌不能退休，在我的生活里不能没有歌声。只要我的身体允许，我会不停地唱下去。”
近年来，民族音乐成为音乐市场消费的热点，一首蒙古族民歌《吉祥三宝》点燃了音乐爱好者对少数民族音乐的热望。但是，一些民族音乐的发展过于讲究包装和策划，往往失去了这些音乐中最宝贵的民族特色。
才旦卓玛说：“现在很多民族音乐或多或少有向流行音乐靠拢的趋势。这就像是盖房子，不能全部都盖成了洋房，既没有特色，也不一定就适合居住的需要。民族音乐的发展没有包装不行，但不能过度包装；要借鉴流行音乐的制作方法和打开市场的技巧，但不能完全走上‘流行’之路。”
关于目前的青年民族歌手，才旦卓玛觉得“还是缺乏个性。因为一听都差不多，听不出来是谁唱的，所以我希望每个唱民族声乐的演员应该抓住自己的个性”。她强调，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歌唱演员，为全国人民服务，就是拿自己本民族的东西，来回报全国人民，来为他们演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