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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杨绛读到一位英国作家概括的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她将这段话念给钱锺书听。
他说：“我和他一样。”
她答：“我也一样。”
相视一笑后，他们在彼此的眼中看到了爱情最初的模样和光芒。
钱锺书出生于江苏无锡，父亲钱基博是近代著名的古文家，钱锺书自幼钟情于书，恰恰应和了他的名字。他1932年春考入清华大学，入学前已全校闻名。杨绛进入清华大学时，钱锺书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一年。清华园里流传着这位才子的各种传说，他与曹禺、颜毓蘅并称“三杰”。
杨绛也是江苏无锡人。在苏州，杨家也是有名的书香门第，父亲杨荫杭是著名的律师。她的家世背景丝毫不逊于他。
十七岁那年，杨绛高考。那时候，她一心一意要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不巧的是那一年清华招收女生，但南方没有名额，杨绛退而求其次，去了苏州东吴大学政治系。1932年初，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她毅然放弃了留学的机会，去了清华大学当借读生。
也许是命运的指引，冥冥之中安排了她和他的相逢。后来她母亲打趣说：“阿季的脚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清华大学男多女少，加之杨绛才华出众，她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不久就吸引了众多异性的目光。据称：“杨绛肄业清华大学时，才貌冠群芳，男生求为偶者七十余人，谑者戏称杨为七十二煞。”
才女手中的橄榄枝并没有垂青于众多追求者中的任何一个，直到他的出现。
1932年3月，在朋友的引荐下她认识了这位大名鼎鼎的同乡。杨绛初次见到他，只觉此人“穿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压根儿就不是传闻中的翩翩佳公子，与之前的想象相去甚远。然而，在交谈中，钱锺书诙谐的谈吐，机敏的头脑，渊博的学识，还是给杨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两人只是匆匆一见，并没有深入的了解。但就是那么惊鸿一瞥，他却对她念念不忘。他曾在诗歌里追忆见到杨绛的第一眼：“颉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不知腼洗儿时面，曾取红花和雪无。”
二人虽是擦肩而过，但彼此已心存牵挂。但杨绛听说钱锺书已经订婚，钱锺书更是听说杨绛有了男朋友费孝通，双方都开始犹疑，迟迟不肯迈出第一步。
再三思量之后，钱锺书决定说清楚，主动给杨绛写信约她见面。在清华大学工字厅，他看到她，开口第一句话便是：“我没有订婚。”杨绛说：“我也没有男朋友。”
从此两个人交往频繁。钱锺书是名满清华园的大才子，杨绛的才华并不输于他，两个人同是爱读书不喜忙碌于世俗之事的人，性格上的相似加之文学上的共同追求，使得两人愈加惺惺相惜。
每一个人都是孤单上路的，一生所求，就是能遇到另一个“同类”。
他们并没有急于确定恋爱关系，直到学校放假，后知后觉的两个人才发觉到心里对彼此的深深眷恋。杨绛曾在文章里写道：“他放假就回家了。我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坠入爱河了。”
他们在清华一起度过了一年。1933年夏天，钱锺书毕业。婉拒了校方留校继续攻读硕士的盛情邀请，他回到了父亲执教的光华大学。杨绛还没有毕业，继续留在清华读书。
他离开后，写了许多信给她，几乎是一天一封。 可能是钱锺书写信写得太勤，父亲看出了端倪，有一天，老先生趁他不在，擅自拆了杨绛的回信，展信阅罢，对杨绛大加赞赏。原来那封信是杨绛和钱锺书讨论婚嫁问题，她写道：“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亲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终不受障碍。”父亲看完，被女方的明理懂事打动，提笔给杨绛回了一封信，郑重其事把儿子托付给她。
他和她正式确定了婚恋关系，双方父母依循旧礼，为两人举办了订婚仪式。
订婚后，钱锺书仍在光华大学授课，杨绛回到清华继续念书。
1935年春，钱锺书参加了教育部公费留学资格考试，顺利拿到了去英国牛津大学进修的名额。消息传来，杨绛极为高兴，她毫不犹豫地中断清华学业，决定陪他远赴海外游学。
那一年7月，他们正式结婚。一个月后，夫妻二人离开江南，从上海起航，乘船去了英国，开始两个人六十多年默然相守的生活。
他在牛津大学攻读文学学士学位，而她因为文学院的名额已满，做了旁听生，悉心照料他的生活。
让她意外的是，满腹经纶的才子在生活上却出奇地笨拙：他不会系表带，不会系鞋带上的蝴蝶结，甚至连拿筷子也是一手抓……面对这样一个生活上的“低能儿”，杨绛开始学习洗衣做饭，翻墙爬窗，修灯理柜，处理生活里的一切杂事。昔日的大小姐卸下所有的尊宠，甘愿做一个为丈夫洗手做羹汤的“巧妇人”。钱锺书的母亲也夸奖儿媳“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锺书痴人痴福。”
而钱锺书这位两耳不闻窗外事，自幼受仆人照料的书生，也开始学着做饭。在杨绛住院生女期间，他亲手炖了一锅鸡汤，还包办了三个人的早餐，据说这个传统一直保持到老。
细水流长的岁月里，他和她把日子过得既诗情画意，又充满平常人家的烟火味，他们是红尘中的佳偶，也是精神上相通的伴侣。
他在牛津拿到学位之后，他们又一起去了法国巴黎大学念书。一直到1938年秋天，因杨绛的母亲突然离世，他们带着一岁的女儿回到了硝烟弥漫的中国。
回国后，钱锺书在西南联大执教。杨绛为了陪伴悲伤的父亲，带着女儿独自回到上海，任振华分校的校长。
他和她，一个在昆明，一个在上海，战火硝烟中颠沛流离，相互牵挂，各自生活。
一直到1941年，他回到上海，一家三口才再次團聚。不久，日军攻占了上海，振华分校也解散了。为了维持生计，她做了工部局半日小学的代课老师，而他在震旦女子学院授课，还收了两个拜门的学生。她赶很远的路去郊区上课，包揽了一切家务，自己劈木柴，和他一起自制煤饼，他也一再要求震旦给他加课。这期间，他们唯一的女儿得了骨结核，差点死去。
他们彼此支持，度过了那一段艰难的岁月。在后来的采访中，她这样剖白那段日子：“抗战时期在上海，生活艰难，从大小姐到老妈子，对我来说，角色变化而已，很自然，并不感到委屈。为什么？为爱，出于对丈夫的爱。我爱丈夫，胜过自己。”
爱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爱是相互扶持，爱是从彼此的眼中看到希望。
这样困顿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949年战争结束，他们重返清华校园。原以为生活可以就此安定下来，两个人一起安享这静好的岁月，却不曾想被卷入了另一场劫难中。
“文化大革命”结束，他们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为了弥补浪费掉的光阴，夫妇俩决定什么地方也不去，在家读书写字。两个人把整颗心扑到著书立说上，他先后写出了《管锥编》、《也是集》、《谈艺录》、《七缀集》、《模糊的铜镜》、《槐聚诗存》等一部部经典，这其中也凝聚着她的心血和深不见底的爱。
1994年，钱锺书生病住院，不久，女儿也病重。因为找不到合适的人，杨绛拖着病弱的身体奔波在两家医院，八十高龄的她经常累得瘫软在椅子上。
她说，她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
1997年，他们唯一的女儿去世。一年后，钱锺书病入膏肓。杨绛附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轻轻地帮他合上了眼睛，陪伴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然后，静静期待若干年以后的重逢，她相信，在另一个世界，他定会等她。
也许，异类可以瞬间相互吸引，但能够相守下去的，还是同类。
总会有那么一个人，在他眼中，你是他的独一，她是你的无二。世界这么大，他却只想与你相遇。
但愿我们都能找寻到自己的那个“同类”，牵手阅尽人世的风景，途经爱情，目睹爱情，最终相信爱情。
他说：“我和他一样。”
她答：“我也一样。”
相视一笑后，他们在彼此的眼中看到了爱情最初的模样和光芒。
钱锺书出生于江苏无锡，父亲钱基博是近代著名的古文家，钱锺书自幼钟情于书，恰恰应和了他的名字。他1932年春考入清华大学，入学前已全校闻名。杨绛进入清华大学时，钱锺书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一年。清华园里流传着这位才子的各种传说，他与曹禺、颜毓蘅并称“三杰”。
杨绛也是江苏无锡人。在苏州，杨家也是有名的书香门第，父亲杨荫杭是著名的律师。她的家世背景丝毫不逊于他。
十七岁那年，杨绛高考。那时候，她一心一意要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不巧的是那一年清华招收女生，但南方没有名额，杨绛退而求其次，去了苏州东吴大学政治系。1932年初，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她毅然放弃了留学的机会，去了清华大学当借读生。
也许是命运的指引，冥冥之中安排了她和他的相逢。后来她母亲打趣说：“阿季的脚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清华大学男多女少，加之杨绛才华出众，她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不久就吸引了众多异性的目光。据称：“杨绛肄业清华大学时，才貌冠群芳，男生求为偶者七十余人，谑者戏称杨为七十二煞。”
才女手中的橄榄枝并没有垂青于众多追求者中的任何一个，直到他的出现。
1932年3月，在朋友的引荐下她认识了这位大名鼎鼎的同乡。杨绛初次见到他，只觉此人“穿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压根儿就不是传闻中的翩翩佳公子，与之前的想象相去甚远。然而，在交谈中，钱锺书诙谐的谈吐，机敏的头脑，渊博的学识，还是给杨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两人只是匆匆一见，并没有深入的了解。但就是那么惊鸿一瞥，他却对她念念不忘。他曾在诗歌里追忆见到杨绛的第一眼：“颉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不知腼洗儿时面，曾取红花和雪无。”
二人虽是擦肩而过，但彼此已心存牵挂。但杨绛听说钱锺书已经订婚，钱锺书更是听说杨绛有了男朋友费孝通，双方都开始犹疑，迟迟不肯迈出第一步。
再三思量之后，钱锺书决定说清楚，主动给杨绛写信约她见面。在清华大学工字厅，他看到她，开口第一句话便是：“我没有订婚。”杨绛说：“我也没有男朋友。”
从此两个人交往频繁。钱锺书是名满清华园的大才子，杨绛的才华并不输于他，两个人同是爱读书不喜忙碌于世俗之事的人，性格上的相似加之文学上的共同追求，使得两人愈加惺惺相惜。
每一个人都是孤单上路的，一生所求，就是能遇到另一个“同类”。
他们并没有急于确定恋爱关系，直到学校放假，后知后觉的两个人才发觉到心里对彼此的深深眷恋。杨绛曾在文章里写道：“他放假就回家了。我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坠入爱河了。”
他们在清华一起度过了一年。1933年夏天，钱锺书毕业。婉拒了校方留校继续攻读硕士的盛情邀请，他回到了父亲执教的光华大学。杨绛还没有毕业，继续留在清华读书。
他离开后，写了许多信给她，几乎是一天一封。 可能是钱锺书写信写得太勤，父亲看出了端倪，有一天，老先生趁他不在，擅自拆了杨绛的回信，展信阅罢，对杨绛大加赞赏。原来那封信是杨绛和钱锺书讨论婚嫁问题，她写道：“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亲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终不受障碍。”父亲看完，被女方的明理懂事打动，提笔给杨绛回了一封信，郑重其事把儿子托付给她。
他和她正式确定了婚恋关系，双方父母依循旧礼，为两人举办了订婚仪式。
订婚后，钱锺书仍在光华大学授课，杨绛回到清华继续念书。
1935年春，钱锺书参加了教育部公费留学资格考试，顺利拿到了去英国牛津大学进修的名额。消息传来，杨绛极为高兴，她毫不犹豫地中断清华学业，决定陪他远赴海外游学。
那一年7月，他们正式结婚。一个月后，夫妻二人离开江南，从上海起航，乘船去了英国，开始两个人六十多年默然相守的生活。
他在牛津大学攻读文学学士学位，而她因为文学院的名额已满，做了旁听生，悉心照料他的生活。
让她意外的是，满腹经纶的才子在生活上却出奇地笨拙：他不会系表带，不会系鞋带上的蝴蝶结，甚至连拿筷子也是一手抓……面对这样一个生活上的“低能儿”，杨绛开始学习洗衣做饭，翻墙爬窗，修灯理柜，处理生活里的一切杂事。昔日的大小姐卸下所有的尊宠，甘愿做一个为丈夫洗手做羹汤的“巧妇人”。钱锺书的母亲也夸奖儿媳“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锺书痴人痴福。”
而钱锺书这位两耳不闻窗外事，自幼受仆人照料的书生，也开始学着做饭。在杨绛住院生女期间，他亲手炖了一锅鸡汤，还包办了三个人的早餐，据说这个传统一直保持到老。
细水流长的岁月里，他和她把日子过得既诗情画意，又充满平常人家的烟火味，他们是红尘中的佳偶，也是精神上相通的伴侣。
他在牛津拿到学位之后，他们又一起去了法国巴黎大学念书。一直到1938年秋天，因杨绛的母亲突然离世，他们带着一岁的女儿回到了硝烟弥漫的中国。
回国后，钱锺书在西南联大执教。杨绛为了陪伴悲伤的父亲，带着女儿独自回到上海，任振华分校的校长。
他和她，一个在昆明，一个在上海，战火硝烟中颠沛流离，相互牵挂，各自生活。
一直到1941年，他回到上海，一家三口才再次團聚。不久，日军攻占了上海，振华分校也解散了。为了维持生计，她做了工部局半日小学的代课老师，而他在震旦女子学院授课，还收了两个拜门的学生。她赶很远的路去郊区上课，包揽了一切家务，自己劈木柴，和他一起自制煤饼，他也一再要求震旦给他加课。这期间，他们唯一的女儿得了骨结核，差点死去。
他们彼此支持，度过了那一段艰难的岁月。在后来的采访中，她这样剖白那段日子：“抗战时期在上海，生活艰难，从大小姐到老妈子，对我来说，角色变化而已，很自然，并不感到委屈。为什么？为爱，出于对丈夫的爱。我爱丈夫，胜过自己。”
爱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爱是相互扶持，爱是从彼此的眼中看到希望。
这样困顿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949年战争结束，他们重返清华校园。原以为生活可以就此安定下来，两个人一起安享这静好的岁月，却不曾想被卷入了另一场劫难中。
“文化大革命”结束，他们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为了弥补浪费掉的光阴，夫妇俩决定什么地方也不去，在家读书写字。两个人把整颗心扑到著书立说上，他先后写出了《管锥编》、《也是集》、《谈艺录》、《七缀集》、《模糊的铜镜》、《槐聚诗存》等一部部经典，这其中也凝聚着她的心血和深不见底的爱。
1994年，钱锺书生病住院，不久，女儿也病重。因为找不到合适的人，杨绛拖着病弱的身体奔波在两家医院，八十高龄的她经常累得瘫软在椅子上。
她说，她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
1997年，他们唯一的女儿去世。一年后，钱锺书病入膏肓。杨绛附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轻轻地帮他合上了眼睛，陪伴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然后，静静期待若干年以后的重逢，她相信，在另一个世界，他定会等她。
也许，异类可以瞬间相互吸引，但能够相守下去的，还是同类。
总会有那么一个人，在他眼中，你是他的独一，她是你的无二。世界这么大，他却只想与你相遇。
但愿我们都能找寻到自己的那个“同类”，牵手阅尽人世的风景，途经爱情，目睹爱情，最终相信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