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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杨绛读到一位英国作家概括的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她将这段话念给钱锺书听。
他说:“我和他一样。”
她答:“我也一样。”
相视一笑后,他们在彼此的眼中看到了爱情最初的模样和光芒。
钱锺书出生于江苏无锡,父亲钱基博是近代著名的古文家,钱锺书自幼钟情于书,恰恰应和了他的名字。他1932年春考入清华大学,入学前已全校闻名。杨绛进入清华大学时,钱锺书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一年。清华园里流传着这位才子的各种传说,他与曹禺、颜毓蘅并称“三杰”。
杨绛也是江苏无锡人。在苏州,杨家也是有名的书香门第,父亲杨荫杭是著名的律师。她的家世背景丝毫不逊于他。
十七岁那年,杨绛高考。那时候,她一心一意要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不巧的是那一年清华招收女生,但南方没有名额,杨绛退而求其次,去了苏州东吴大学政治系。1932年初,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她毅然放弃了留学的机会,去了清华大学当借读生。
也许是命运的指引,冥冥之中安排了她和他的相逢。后来她母亲打趣说:“阿季的脚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清华大学男多女少,加之杨绛才华出众,她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不久就吸引了众多异性的目光。据称:“杨绛肄业清华大学时,才貌冠群芳,男生求为偶者七十余人,谑者戏称杨为七十二煞。”
才女手中的橄榄枝并没有垂青于众多追求者中的任何一个,直到他的出现。
1932年3月,在朋友的引荐下她认识了这位大名鼎鼎的同乡。杨绛初次见到他,只觉此人“穿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压根儿就不是传闻中的翩翩佳公子,与之前的想象相去甚远。然而,在交谈中,钱锺书诙谐的谈吐,机敏的头脑,渊博的学识,还是给杨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两人只是匆匆一见,并没有深入的了解。但就是那么惊鸿一瞥,他却对她念念不忘。他曾在诗歌里追忆见到杨绛的第一眼:“颉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不知腼洗儿时面,曾取红花和雪无。”
二人虽是擦肩而过,但彼此已心存牵挂。但杨绛听说钱锺书已经订婚,钱锺书更是听说杨绛有了男朋友费孝通,双方都开始犹疑,迟迟不肯迈出第一步。
再三思量之后,钱锺书决定说清楚,主动给杨绛写信约她见面。在清华大学工字厅,他看到她,开口第一句话便是:“我没有订婚。”杨绛说:“我也没有男朋友。”
从此两个人交往频繁。钱锺书是名满清华园的大才子,杨绛的才华并不输于他,两个人同是爱读书不喜忙碌于世俗之事的人,性格上的相似加之文学上的共同追求,使得两人愈加惺惺相惜。
每一个人都是孤单上路的,一生所求,就是能遇到另一个“同类”。
他们并没有急于确定恋爱关系,直到学校放假,后知后觉的两个人才发觉到心里对彼此的深深眷恋。杨绛曾在文章里写道:“他放假就回家了。我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坠入爱河了。”
他们在清华一起度过了一年。1933年夏天,钱锺书毕业。婉拒了校方留校继续攻读硕士的盛情邀请,他回到了父亲执教的光华大学。杨绛还没有毕业,继续留在清华读书。
他离开后,写了许多信给她,几乎是一天一封。 可能是钱锺书写信写得太勤,父亲看出了端倪,有一天,老先生趁他不在,擅自拆了杨绛的回信,展信阅罢,对杨绛大加赞赏。原来那封信是杨绛和钱锺书讨论婚嫁问题,她写道:“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亲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终不受障碍。”父亲看完,被女方的明理懂事打动,提笔给杨绛回了一封信,郑重其事把儿子托付给她。
他和她正式确定了婚恋关系,双方父母依循旧礼,为两人举办了订婚仪式。
订婚后,钱锺书仍在光华大学授课,杨绛回到清华继续念书。
1935年春,钱锺书参加了教育部公费留学资格考试,顺利拿到了去英国牛津大学进修的名额。消息传来,杨绛极为高兴,她毫不犹豫地中断清华学业,决定陪他远赴海外游学。
那一年7月,他们正式结婚。一个月后,夫妻二人离开江南,从上海起航,乘船去了英国,开始两个人六十多年默然相守的生活。
他在牛津大学攻读文学学士学位,而她因为文学院的名额已满,做了旁听生,悉心照料他的生活。
让她意外的是,满腹经纶的才子在生活上却出奇地笨拙:他不会系表带,不会系鞋带上的蝴蝶结,甚至连拿筷子也是一手抓……面对这样一个生活上的“低能儿”,杨绛开始学习洗衣做饭,翻墙爬窗,修灯理柜,处理生活里的一切杂事。昔日的大小姐卸下所有的尊宠,甘愿做一个为丈夫洗手做羹汤的“巧妇人”。钱锺书的母亲也夸奖儿媳“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锺书痴人痴福。”
而钱锺书这位两耳不闻窗外事,自幼受仆人照料的书生,也开始学着做饭。在杨绛住院生女期间,他亲手炖了一锅鸡汤,还包办了三个人的早餐,据说这个传统一直保持到老。
细水流长的岁月里,他和她把日子过得既诗情画意,又充满平常人家的烟火味,他们是红尘中的佳偶,也是精神上相通的伴侣。
他在牛津拿到学位之后,他们又一起去了法国巴黎大学念书。一直到1938年秋天,因杨绛的母亲突然离世,他们带着一岁的女儿回到了硝烟弥漫的中国。
回国后,钱锺书在西南联大执教。杨绛为了陪伴悲伤的父亲,带着女儿独自回到上海,任振华分校的校长。
他和她,一个在昆明,一个在上海,战火硝烟中颠沛流离,相互牵挂,各自生活。
一直到1941年,他回到上海,一家三口才再次團聚。不久,日军攻占了上海,振华分校也解散了。为了维持生计,她做了工部局半日小学的代课老师,而他在震旦女子学院授课,还收了两个拜门的学生。她赶很远的路去郊区上课,包揽了一切家务,自己劈木柴,和他一起自制煤饼,他也一再要求震旦给他加课。这期间,他们唯一的女儿得了骨结核,差点死去。
他们彼此支持,度过了那一段艰难的岁月。在后来的采访中,她这样剖白那段日子:“抗战时期在上海,生活艰难,从大小姐到老妈子,对我来说,角色变化而已,很自然,并不感到委屈。为什么?为爱,出于对丈夫的爱。我爱丈夫,胜过自己。”
爱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爱是相互扶持,爱是从彼此的眼中看到希望。
这样困顿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949年战争结束,他们重返清华校园。原以为生活可以就此安定下来,两个人一起安享这静好的岁月,却不曾想被卷入了另一场劫难中。
“文化大革命”结束,他们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为了弥补浪费掉的光阴,夫妇俩决定什么地方也不去,在家读书写字。两个人把整颗心扑到著书立说上,他先后写出了《管锥编》、《也是集》、《谈艺录》、《七缀集》、《模糊的铜镜》、《槐聚诗存》等一部部经典,这其中也凝聚着她的心血和深不见底的爱。
1994年,钱锺书生病住院,不久,女儿也病重。因为找不到合适的人,杨绛拖着病弱的身体奔波在两家医院,八十高龄的她经常累得瘫软在椅子上。
她说,她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
1997年,他们唯一的女儿去世。一年后,钱锺书病入膏肓。杨绛附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轻轻地帮他合上了眼睛,陪伴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然后,静静期待若干年以后的重逢,她相信,在另一个世界,他定会等她。
也许,异类可以瞬间相互吸引,但能够相守下去的,还是同类。
总会有那么一个人,在他眼中,你是他的独一,她是你的无二。世界这么大,他却只想与你相遇。
但愿我们都能找寻到自己的那个“同类”,牵手阅尽人世的风景,途经爱情,目睹爱情,最终相信爱情。
他说:“我和他一样。”
她答:“我也一样。”
相视一笑后,他们在彼此的眼中看到了爱情最初的模样和光芒。
钱锺书出生于江苏无锡,父亲钱基博是近代著名的古文家,钱锺书自幼钟情于书,恰恰应和了他的名字。他1932年春考入清华大学,入学前已全校闻名。杨绛进入清华大学时,钱锺书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一年。清华园里流传着这位才子的各种传说,他与曹禺、颜毓蘅并称“三杰”。
杨绛也是江苏无锡人。在苏州,杨家也是有名的书香门第,父亲杨荫杭是著名的律师。她的家世背景丝毫不逊于他。
十七岁那年,杨绛高考。那时候,她一心一意要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不巧的是那一年清华招收女生,但南方没有名额,杨绛退而求其次,去了苏州东吴大学政治系。1932年初,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她毅然放弃了留学的机会,去了清华大学当借读生。
也许是命运的指引,冥冥之中安排了她和他的相逢。后来她母亲打趣说:“阿季的脚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清华大学男多女少,加之杨绛才华出众,她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不久就吸引了众多异性的目光。据称:“杨绛肄业清华大学时,才貌冠群芳,男生求为偶者七十余人,谑者戏称杨为七十二煞。”
才女手中的橄榄枝并没有垂青于众多追求者中的任何一个,直到他的出现。
1932年3月,在朋友的引荐下她认识了这位大名鼎鼎的同乡。杨绛初次见到他,只觉此人“穿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压根儿就不是传闻中的翩翩佳公子,与之前的想象相去甚远。然而,在交谈中,钱锺书诙谐的谈吐,机敏的头脑,渊博的学识,还是给杨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两人只是匆匆一见,并没有深入的了解。但就是那么惊鸿一瞥,他却对她念念不忘。他曾在诗歌里追忆见到杨绛的第一眼:“颉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不知腼洗儿时面,曾取红花和雪无。”
二人虽是擦肩而过,但彼此已心存牵挂。但杨绛听说钱锺书已经订婚,钱锺书更是听说杨绛有了男朋友费孝通,双方都开始犹疑,迟迟不肯迈出第一步。
再三思量之后,钱锺书决定说清楚,主动给杨绛写信约她见面。在清华大学工字厅,他看到她,开口第一句话便是:“我没有订婚。”杨绛说:“我也没有男朋友。”
从此两个人交往频繁。钱锺书是名满清华园的大才子,杨绛的才华并不输于他,两个人同是爱读书不喜忙碌于世俗之事的人,性格上的相似加之文学上的共同追求,使得两人愈加惺惺相惜。
每一个人都是孤单上路的,一生所求,就是能遇到另一个“同类”。
他们并没有急于确定恋爱关系,直到学校放假,后知后觉的两个人才发觉到心里对彼此的深深眷恋。杨绛曾在文章里写道:“他放假就回家了。我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坠入爱河了。”
他们在清华一起度过了一年。1933年夏天,钱锺书毕业。婉拒了校方留校继续攻读硕士的盛情邀请,他回到了父亲执教的光华大学。杨绛还没有毕业,继续留在清华读书。
他离开后,写了许多信给她,几乎是一天一封。 可能是钱锺书写信写得太勤,父亲看出了端倪,有一天,老先生趁他不在,擅自拆了杨绛的回信,展信阅罢,对杨绛大加赞赏。原来那封信是杨绛和钱锺书讨论婚嫁问题,她写道:“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亲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终不受障碍。”父亲看完,被女方的明理懂事打动,提笔给杨绛回了一封信,郑重其事把儿子托付给她。
他和她正式确定了婚恋关系,双方父母依循旧礼,为两人举办了订婚仪式。
订婚后,钱锺书仍在光华大学授课,杨绛回到清华继续念书。
1935年春,钱锺书参加了教育部公费留学资格考试,顺利拿到了去英国牛津大学进修的名额。消息传来,杨绛极为高兴,她毫不犹豫地中断清华学业,决定陪他远赴海外游学。
那一年7月,他们正式结婚。一个月后,夫妻二人离开江南,从上海起航,乘船去了英国,开始两个人六十多年默然相守的生活。
他在牛津大学攻读文学学士学位,而她因为文学院的名额已满,做了旁听生,悉心照料他的生活。
让她意外的是,满腹经纶的才子在生活上却出奇地笨拙:他不会系表带,不会系鞋带上的蝴蝶结,甚至连拿筷子也是一手抓……面对这样一个生活上的“低能儿”,杨绛开始学习洗衣做饭,翻墙爬窗,修灯理柜,处理生活里的一切杂事。昔日的大小姐卸下所有的尊宠,甘愿做一个为丈夫洗手做羹汤的“巧妇人”。钱锺书的母亲也夸奖儿媳“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锺书痴人痴福。”
而钱锺书这位两耳不闻窗外事,自幼受仆人照料的书生,也开始学着做饭。在杨绛住院生女期间,他亲手炖了一锅鸡汤,还包办了三个人的早餐,据说这个传统一直保持到老。
细水流长的岁月里,他和她把日子过得既诗情画意,又充满平常人家的烟火味,他们是红尘中的佳偶,也是精神上相通的伴侣。
他在牛津拿到学位之后,他们又一起去了法国巴黎大学念书。一直到1938年秋天,因杨绛的母亲突然离世,他们带着一岁的女儿回到了硝烟弥漫的中国。
回国后,钱锺书在西南联大执教。杨绛为了陪伴悲伤的父亲,带着女儿独自回到上海,任振华分校的校长。
他和她,一个在昆明,一个在上海,战火硝烟中颠沛流离,相互牵挂,各自生活。
一直到1941年,他回到上海,一家三口才再次團聚。不久,日军攻占了上海,振华分校也解散了。为了维持生计,她做了工部局半日小学的代课老师,而他在震旦女子学院授课,还收了两个拜门的学生。她赶很远的路去郊区上课,包揽了一切家务,自己劈木柴,和他一起自制煤饼,他也一再要求震旦给他加课。这期间,他们唯一的女儿得了骨结核,差点死去。
他们彼此支持,度过了那一段艰难的岁月。在后来的采访中,她这样剖白那段日子:“抗战时期在上海,生活艰难,从大小姐到老妈子,对我来说,角色变化而已,很自然,并不感到委屈。为什么?为爱,出于对丈夫的爱。我爱丈夫,胜过自己。”
爱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爱是相互扶持,爱是从彼此的眼中看到希望。
这样困顿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949年战争结束,他们重返清华校园。原以为生活可以就此安定下来,两个人一起安享这静好的岁月,却不曾想被卷入了另一场劫难中。
“文化大革命”结束,他们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为了弥补浪费掉的光阴,夫妇俩决定什么地方也不去,在家读书写字。两个人把整颗心扑到著书立说上,他先后写出了《管锥编》、《也是集》、《谈艺录》、《七缀集》、《模糊的铜镜》、《槐聚诗存》等一部部经典,这其中也凝聚着她的心血和深不见底的爱。
1994年,钱锺书生病住院,不久,女儿也病重。因为找不到合适的人,杨绛拖着病弱的身体奔波在两家医院,八十高龄的她经常累得瘫软在椅子上。
她说,她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
1997年,他们唯一的女儿去世。一年后,钱锺书病入膏肓。杨绛附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轻轻地帮他合上了眼睛,陪伴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然后,静静期待若干年以后的重逢,她相信,在另一个世界,他定会等她。
也许,异类可以瞬间相互吸引,但能够相守下去的,还是同类。
总会有那么一个人,在他眼中,你是他的独一,她是你的无二。世界这么大,他却只想与你相遇。
但愿我们都能找寻到自己的那个“同类”,牵手阅尽人世的风景,途经爱情,目睹爱情,最终相信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