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局势跌宕起伏的今天，我们要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避免“乱花飞渡迷人眼”，关键在于能够抓住国际政治问题的要害。
　　美国已经不是当年的美国，它战线过长，不得不让日本当它的“枪头”。中国与美日之间，围绕着东亚和西南太平洋“再平衡”的博弈，包括“文攻”和“武卫”两个方面。在这两个方面中，究竟哪一个是本呢？对于美日来说，“文攻”是本，价值观外交、争夺话语权、利用“普适价值”在国际舞台上孤立中国是本，所谓以“战术被动换取战略主动”。
　　对中国来说，对于美日所兜售的价值观的剖析远不够有力，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美日霸权主义意识形态的斗争，远没有形成思想、舆论上的瓦解力量，必须承认，这还是我们的弱项，长此以往，则会影响我们将战术之主动，转变为战略上的主动。
　　而美国的如意算盘有一个致命的盲区，就是日本。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美国最不了解（但美国却自以为最了解）的国家，那么，这个国家就是日本。

日本政治的危险性

　　明治维新后，日本保持了以武士和特权精英为主体的政治体制，这种从统治者“家臣”中发展出的武士政治具有鲜明的二重性，一方面是“事大主义”，即追随强权，另一方面则是“下克上”，即投机主义。“事大主义”和“投机主义”的结合，正是日本政治的危险之所在。
　　近代以来，日本从未实现过真正的独立自主。自1872年起至1911年为止，明治政府在近40年的交涉后，最终在表面上废除了江户幕府与英美法荷等西方列强签署的不平等条约，但实际上，日本能够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这是通过做列强的“打手”来实现的，例如，正是为了鼓励日本在亚洲牵制中国和俄国，1902年和1905年英国才两次制定《英日同盟协定》。
　　从表面上看，在二战结束之后，美国似乎“发明”了一套制约日本的办法，以至于日本资深外交官孙崎享感叹说：日本战败后的70年历史，就是日本政界、官僚体系、经济界、媒体界内的“对美追随派”排挤“脱美自主派”的延续。为什么在各种“选举”中，日本亲美势力胜多负少？美国的办法也不是简单地控制日本，而是控制日本政客，因为精于情报收集的美国政府，掌握着以贪污腐败为名搞臭搞倒日本政治家的砝码。这也就是田中角荣、细川护熙、鸠山由纪夫等被孙崎享归类于“脱美自主派”代表人物，一律因经济问题下台的原因。
　　但是，美国人却并没有看到，这套战略反过来也被日本所利用、所控制。那些被美国尽心挑选、支持的日本政客，身上披着美国这身“老虎皮”，怀里却揣着狐狸的心肠。而其典型代表就是安倍晋三。
　　美国在历史上是吃过日本的大亏的。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扩张政策始终在“北上”与“南进”之间徘徊。美国当年的如意算盘，就是祸水北引，即鼓励日本的“大陆政策派”去围堵苏联，但是，它忘记了日本与美国一样，一直声称自己是个“海洋霸权”，日本要称霸世界，唯有效法西方列强，以“短平快”的海盗方式，夺取制海权，而只有夺取了制海权，才能封锁和进攻大陆，结果是日本断然发动太平洋战争，力图在海上一举击溃美国，这其实是日本战略思维的必然结果。
　　美国不断扶持日本，自己的实力却相对衰落。日本的“搅局”，日益造成了美国不能控制的局面。安倍上台后表面上宣称是美国价值观的拥趸，却全面否定侵略历史和二战胜利成果，甚至在国际事务中“逢中俄必反”，表面上似乎是迎合美国，实际上是把美国推向国际秩序的反面。安倍宣称要夺回“强大日本”，“建设新国家”—这无疑是公开宣称，美国不过是日本重回霸主地位的一个跳板、一纸通行证。

日本为什么不肯悔罪

　　美国把日本视为“天然盟友”，甚至某些西方国家自以为对日本抱有“天然好感”的原因，除了战略利益的考量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们自以为日本与自己“价值观相同”，认为日本“最像西方”，日本最愿意向西方学习。但是，日本的历史观存在着重大问题，这不仅是对日本自己的历史认识有问题，日本对于世界历史的认识，问题则更大。
　　今天，全世界都在思考一个问题：日本这个犯下了战争罪的国家为什么不肯悔罪，而是长期推卸战争责任呢？答案可能是各种各样的，但其中最值得深思的是，日本近代以来走上了“全盤西化”的道路，也把西方最坏的东西学到了手，特别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国强必霸、恃强凌弱的霸权主义。
　　日本的西化的开始，也是日本的军国主义化的开始。日俄战争以降，日本就开始实行国家的军事化管理。日本引进西方经验，首先是训练那些习惯于穿草鞋的新兵穿皮鞋走正步。日本人重视时间的习惯也是在军队中训练出来的，1940年，精工手表制造商“精工舍”开始生产日本陆海军专用的圆形款式手表。此外，“日本标准语”也诞生于日本军队，为的就是传达命令迅速清晰。而在明治初期，日本东西两地的武士还因为方言不通彼此难以交流。日本社会军事化的烙印延续至今，许多被称道为日本人的“优秀品质”，其实就是通过军事化管理形成的。
　　相当一部分日本人至今仍认为，西方的，就是文明的、好的，也是值得学习和效仿的。于是，日本由此形成的一系列匪夷所思的思维，也就不奇怪了。比如说对于发动侵略战争，日本国内最流行的论调之一是：国强必霸就是西方的“公理”，既然西方列强都发动过侵略战争，日本为什么就不能发动侵略战争？日本与英美唯一的区别只在于日本打败了，所以得被迫接受惩罚。日本右翼认为东京审判非法，其逻辑根源就在于此。
　　再比如，日本既然已经率先西化了，那就成为了文明国家，文明国家殖民落后国家，帮助他们走向现代化，这有什么错？日本殖民亚洲“有理论”、“有功论”，就是从这个“文明/野蛮”逻辑里面推出来的。

　　由于日本的历史教育对于发动侵略战争的介绍有限且片面，日本民众更容易也更习惯接受那些参拜靖国神社政要们的堂皇说辞。

　　根据这样的逻辑，日本右翼政客认为，即使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向西方宣战是自取灭亡，从而被迫承认失败并向西方道歉，但日本对于被它侵略和殖民的亚洲国家就没有什么可道歉的。
　　日本1945年战败后，明确承认日本发动了一场侵略战争的领导人，其实是前首相细川护熙。1993年8月10日，细川护熙在首相就职记者会上表态指出：“我认为早先的那场大战是一场侵略战争，是一场错误的战争。”但是，这段正视历史的发言却在日本国内引发轩然大波，针对细川说到的“早先的那场大战”，大部分日本政客认为这就是指1941年12月爆发的太平洋战争，而不是指1931年至1945年为止的15年侵略战争，更不是指自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发动的所有侵略战争。而日本明确否认《波茨坦公告》和《开罗宣言》，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因为《波茨坦公告》以及《开罗宣言》明确指出，日本必须放弃自甲午战争以来，历次侵略战争所掠夺的领土。
　　日本为什么不肯悔罪？日本为什么会走上错误的、危险的发展道路？一个重要原因是：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把现代化理解为全盘西化，他们认为即使西方坏的东西、即使西方人作恶，那也是“文明”的一部分，导致日本不可避免地走向了与西方“比坏”的道路。

“有神的国家”

　　美国与日本在价值观上还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安倍所谓美国和日本都是“有神的国家”，都是“保护宗教自由的国家”。
　　日本确实是个有神的国家，但与基督教的“一神论”不同，日本是个“多神”的国家，更重要的是，利用宗教问题脱罪，即为侵略战争辩解，这是日本意识形态的重要特征。
　　在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进程中，被政治异化的宗教不仅限于神道。位于日本静冈县热海市伊豆山顶上的佛堂“兴亚观音堂”，就因为同样供奉着战殁者灵位而被誉为“小靖国神社”。该观音堂由旧日本帝国陆军大将松井石根（1878～1948）于1940年出资建成，用以祭奠“大东亚圣战”战殁者。
　　对于旧日本帝国陆军大将松井石根，国内民众并不陌生。松井是日本攻打南京战役时的最高责任人，对于未能有效制止部下发起的南京大屠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国际远东军事法庭上，松井被指控在充分知晓的情况下对部下的暴行“置若罔闻，或没有采取有效办法来缓和形势”。
　　在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以绞刑前，松井曾向巢鸭监狱的佛教训导师花山信胜透露了在得知部下犯下暴劣行径后的反应：“慰灵祭结束后，我（松井）在部下面前气愤得老泪纵横，原因是部下的暴行玷污了光耀庄严的天皇威严，玷污了大东亚圣战。”显然，松井临刑前都还认为，日本陆军的暴行固然有错，但大东亚圣战没有错。
　　松井石根晚年居住的“无畏庵”现已被桃李境旅馆买下，但屋内的格局和摆设依然保持了松井生前居住时的原样。由于日本的历史教育对于发动侵略战争的介绍有限且片面，因此，从情感上而言，日本民众更容易也更习惯接受那些参拜靖国神社政要们的堂皇说辞：战殁者生于战争年代，被迫参战为国家献出了生命，殉国是崇高的牺牲，生活在和平繁荣时代的战争幸存者及其后代理应对殉国者表示悼念和感谢。显然，被侵略战争异化了的神道和宗教依然“合法”的存在于反战的和平年代。对此，日本民众有必要心怀警觉，不然，难免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下一场错误战争的牺牲品。
　　安倍不久前在日本国会演讲时称日中关系极其深厚，中国的和平发展是日本的一大機遇。话说的是好听，但我们必须听其言、观其行。为了建立一个和平美好的新世界，我们需要的不是漂亮的空谈，而是要真正地向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旧世界告别，要告别那个旧世界，就必须对19世纪以来支配着殖民主义行径的那些价值观进行彻底的批判和反省。